张湾子纪事（6）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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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快熟悉了周边环境。因为张湾子是半山区，生产队人口比较少，田地也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山林。绵延的小山岗上，长满了没有成才的马尾松，山沟一带大片毛竹没人采伐，也没有利用，任其自主蔓延。山坡上长满可用作烧柴的毛栗子灌木丛，队里也开辟有少量的茶园，桐子林，因数量少而形不成产业。

    张湾子在我们大队里，属于小而穷的生产队。每年两季水稻，基本没有副业收入。由于张湾子历史上地僻人稀，山路崎岖，交通闭塞，物产也不丰富。有钱有势的大地主没有，全村大约有四十户人家，男女老幼将近一百五十口人。村里只有地主分子一名，带帽的坏分子两名，中农三户，其余全是贫农。

    说起这位地主，解放前家里有五斗水田。当地习惯以育种数量计算田亩，一斗田大约相当一亩。地主本人好吃懒做，是个二流子，而且患有严重的腿疾，（橡皮腿）走路拖拉着挪动，看着令人发怵。由于这地主无钱无势而且无能，村里人谁也看不起他。混到四十多岁，都没能接上个“屋里人”。

    据说微薄的佃租养活不了他，无奈时经常在十二里路外的集上讨饭。土改了，他回到村里。村里田少人多，平均占地很少。他一口人占有五亩田，大大超过当地人均线，加上本人不劳动，人缘也差，收租吃课，所以就被划了地主。

    两个坏分子，一个解放前干过土匪“小炮队”，据说双手能打枪，翻山越岭健步如飞，另一个解放后表现不好，经常讲怪话，还犯过作风错误，被戴了帽子。

    生产队名为张湾子，实际上村里并没有人姓张。队里包括有程、陶、刘、高四大姓氏，其中以程姓居多。农村，特别是相对闭塞的地区，原住民世代聚族而居，宗族关系始终是一个相互联系纽带。经过阶级教育，特别是文革“破四旧”，宗族观念受到批判，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同一姓氏的族群，有一个相约而成的“谱”，多数不见诸文字，而是口口相传，世代赓续。通常姓名的第二个字是辈分，所以同宗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根据姓名，就能理清相互的宗亲关系。

    当地人起名字，喜欢用“招财进宝、忠厚传家”一类吉祥语，文化资源匮乏，各家通用，所以村子里老一辈重名不重姓的很多见。各姓之间，因为亲戚交集，长幼之间也有称呼。村里人相处和睦，没有明显的宗族矛盾。

    另外，队里还有两位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老人，一位尚可以做些照顾性的劳务，一位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由生产队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

    初来乍到的知青们多数热情奔放，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满满地正能量。到队里不久，就听到有些社员传说有知青舍身救水牛的笑话。某知青发现队里的水牛掉到水塘里，为了不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他马上奋不顾身地跳下水，把那硕壮的水牛使劲往岸边推，你想一个人的力气哪能推得动一头牛，最后牛没有救上岸，他本人还是被贫下中农捞了上来，因为他不了解水牛有泅水的习性。

    我们在张湾子安下了家，为了表示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休息时间，主动去社员家里串门，访贫问苦，学雷锋，做好事，我选择是帮助贫下中农家里挑水。

    虽然湾子里有水塘，但是社员们吃的都是井水。山区地下水位很高，挖一口井不费事，不过一两米深，井底铺上粗沙子，主要是起过滤作用。边沿用石头砌一下，不一会就能渗出清水来，所以村里的水井都不深。

    我挑着从社员家借来的一副大木桶，摇摇晃晃地走到湾子边上的井里汲水，倒到社员家厨房的水缸里。我学着当地农民的样子，倒水的时候桶不脱钩，从肩膀上直接向缸里倾倒。不想那树杈做的钩子的角度没有掌握好，一只水桶“啪”地掉进缸里，把水缸砸了一个大豁子，水流了一地。好在缸里水不多，厨房的土地面慢慢慢可以渗透下去。

    当事的户主大度地表示不介意，明天再到缸窑上买一口回来。但是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要赔”的原则，我了解到水缸价格，当时即拿出五元钱，赔给那家社员，好事做成了糗事。

9

    固始男人特别呵护闺阁中的姐妹，女孩子们脸皮薄，就是嘴头子再损的人，自家的姐妹也决不容许别人以轻薄的口吻说三道四，品头品足。正经男人们一般也绝不随便议论别人家待字闺中的小姑娘，特别是当着她本家的长辈和兄弟。

    一旦出了门，做了人家的媳妇，在婆婆家就放开了。特别是一些号称“老表”辈的“缺薄”（当地方言，指言语轻薄，不积口德）人，斗个嘴，占个便宜，以为常事。厉害的媳妇们反唇相讥，动口又动手，反倒令他们退避三舍。

当地对妇女的统称“小女子”，也有人称呼男社员为“小男子”。未出阁的大姑娘多被人称为“姐子”，张姐子、李姐子、陈姐子，这姐子和自家姐妹的意义不同，相当于城里人的“姑娘”、“小姐”，是一种比较庄重的称谓。嫁了人的媳妇，则被称为“后边人”“家里的”，入了俗套。

    姐妹出众，是他们潜在的荣耀，我们亦然。村里的妇女们知道我有个妹妹下放到陈淋子，她们和女生们聊天时也好奇地打听我家老妹如何如何。每当这时，我也会和当地男社员一样，护着二妹，不让别人随便议论。

    我和二妹同一批下乡，我到张湾子插队落户，她去了陈淋子的新建队。说来惭愧，我因为从小不好好上学，蹲过班，二妹学习优秀，跳过级，所以我们两兄妹同在一届。几乎在所有人眼里，二妹都是个好女孩。她恪守本分，循规蹈矩，在家里，是听话顺从的乖乖女，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虽然经历过文革的锻炼，她绝对不属于那种风风火火，刻薄犀利，敢打敢拼的“小辣椒”。

    下乡的时候，领队老师说为了照顾亲属关系，要安排我们两人在一起插队。我深知插队的人当时成份比较复杂，人际关系也暗藏诡谲。所以当时我向领队提出接受插队的条件，就是二妹必须安排到新建队。我觉得女孩子生活在集体氛围中，会相对安全些。我呢，也可以隔上一两个月，去看她一次。

    新建队的知青，我大部分都认识，有的同学在学校时关系还不错。每次我去，他们都很热情。通常我不在他们那里吃饭，说完话就走人，她们是集体伙食，谈不上什么好的招待。

    其实有些情况也并非如我当初所想，新建队沿袭了学校的传统思维，其中包括一些学生中的极左思潮和派性纠葛。他们的组织架构掌控在少数人手里，少不了拉帮结派和勾心斗角。入党入团招兵招工，政审评议，也时常会闹出一些乌龙，搞得一部分人心情很压抑。不像我们，完全摆脱了传统梏桎，只要不在乎挣工分，劳动和休息都完全由自己掌握，尽情呼吸着广阔天地的自由空气。

    新建队所有农活都是知青自己干，劳动强度很大。知青们身体条件有差异，但是互相攀比，谁也不愿落后，听说她们女知青到山里挑柴草，挑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走十几里山路，叫我们早就累趴下了。其实，二妹在新建队干的很辛苦。

    我是个粗心的人，父母都工作，家庭经济条件尚可，养成自己对家里缺乏责任感。下乡后，一副浪迹江湖的姿态，独往独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时想不起来照顾二妹。只是偶尔心血来潮，把她约出来，到集上去“改善”一顿。

    当地甲鱼十分便宜，农民们多不习惯吃，集市上卤熟了才五角多一只，绝对是野生的。问起二妹，居然没有吃过，于是特地买了两只，让她见识见识。

    母亲经常埋怨我不知道顾家，我探家的时候，只是把生产队发给我的一个月口粮扛到粮管所换成了粮票拿回家，什么也没有想起给家里带。在新建队的二妹虽然是个小姑娘，每次回家时都背着不少大米、板栗和当地土特产，一次还带回两只固始老母鸡。

    二妹在农村吃苦耐劳，表现的比我要好，因为父亲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所以在新建队进步也非常慢，虽然她自己特别努力，以致我离开农村的时候，她还滞留在队里。直到临近“撮底”的时候，她才被铁路系统招进了师范学校，以后成长为一名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