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20）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挚友张成

29

    张湾子的知青队友，绝大部分是初中一个班的同学，又多是文革时期同一派的“战友”。我们班素有分男女界限传统，一般男女生之间不大往来。后来闹派性，互相知道的，多是对方的一些短板和不负责任的八卦传闻，所以才下乡的时候，我们坚决不愿意和本班的女生分在同一个生产队。

    下乡插队的两三年，虽然在漫长人生中只是短暂的一刹那，广阔天地里共同经历过的峥嵘岁月，也许只是求索旅途上的偶然相遇，然而在我们毕生记忆中留下的痕迹，那就是缘分。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当年一道插队的队友们，已经循着各自发展轨迹，进行了自我价值的更新，有人经过深造和长期实践，成长为省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有人在大中型企业几十年砥砺前行，进入高管层面，还有人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是身家不菲的成功人士，当然，也有人像我一样，眼高手低，一事无成。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岁月的尘埃几乎覆盖了当年的所有痕迹，包括我们曾经熟悉的山水地貌，风物人情。所能留下的，只是记忆。然而对我来说，在那土阶茅茨环境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宛若昨日，每每依稀在目。

    数年插队知青的生活，有人称之为“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津津乐道，有人却以为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刻骨铭心，我想，无论是充实、苦涩、甚至惨痛，这些感知也许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只是个人的境遇不同，所站立的角度不同。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许多愿意讲的故事，是所谓业绩，也会有许多不愿意讲的故事，是所谓隐私。

我在张湾子插队整整三年，其间有一年零八个月是在鲇鱼山水库工地上度过的。实际上在队里生活和劳动的时间并不长，和队友们的交往也是亲疏不一。关系近一些的，可能了解多一些，关系不那么密切的，也只能一笔带过。所以我所能记录下的生活片断，是十分有限的。

    我原本是个嘴皮刻薄的人，得了理便不肯饶人，没有理也想要搅出三分理，对周边同学取个外号，调侃个噱头更是家常便饭，坦率地说，我虽然希望得到别人尊重，但是不却懂得尊重别人。随着年齿和阅历的增长，朝夕相处的队友和跌宕起落的生活经历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这便是宽容和理解。

    写文章是绕不过人这个环节的，几十年走过的路，我对人生的最大感悟，除了对众生需善待以外，就是叙述往事一定要保持诚实客观的写实态度，不要随意地妄下定语，也不要以个人的视角去解读自己并不了解的人和事，随意臧否。

    翻阅旧日生活的相册，不过是梳理个人对过往年华的追忆。遑论得失成败，只是个人见识，不可以一叶而障目。

30

    张成是我这一生中交往最亲密的好友之一，五十多年情谊，说是兄弟，毫不过分。我和张成是初中的同班同学，他年龄比较小，人又老实，我们最初的交往并不多。文革初期，疯狂的极左思潮把一部分人打入另册，因为同是“黑七类”的缘故，我们走到了一起。

    张成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铁路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还有一姐一妹。那个时候，希望男孩子能支撑门户的人家应该不少见。

    大串联开始后，班上的“红五类”们都跑出去了，我们这些非红五类的学生也没说不允许串联。为了途中交涉方便，我、张成、王伟、刘亮在一个红五类出身同学金喜的带领下，踏上串联征途。

    金喜这个人，说起来有意思，优点很多，毛病不少，他长得五大三粗，一些琐事上却心细如发，在班上男女生中的口碑都不算好。当然，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鸡毛蒜皮的糗事，如今看来不过是小孩过家家一般，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矫情。

    金喜人很热心，也还仗义，也许自己混的也不太好，对于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显得比别人更有包容。当年去北京的人很多，我们这些人的身份不好，不敢贸然前往，于是我们选择了首行的目的地，上海。

我去金喜家做出发前准备的时候，金喜说，我们出去总要有个名头，人家都戴个红袖章什么的，我们也做个标志吧。根据金喜的意思，我们当然不能叫做红卫兵（因为出身条件达不到指标），当时还不兴成立战斗队，我们要去的上海方向正在东南方，那就叫个“东进南下学习小组”吧。

    金喜找来一块红布，剪成几个小块，用黄广告色写下“东进南下学习小组”几个字，发给我们，用别针钉在胸前，总算也沾上点红色。金喜其实很有艺术细胞，楷书和隶书都写得漂亮，在我们班上是数一数二的。

    用我的视角来看文革初期的社会秩序，是乱中有序。说乱，指各种机构都停止了正常工作，领导干部靠边站了，基本上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在“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名义下，随意揪斗、抄家、破坏文物的行为时有发生，凡受到运动冲击的人，人的尊严和身家安全都失去保证，的确是乱象横生。

    另一方面呢，虽然社会的管理机器陷于瘫痪，学生大串联又是一场空前的无序流动，当时的人们好像都还能自觉地恪守一定底线，风气尚好，各种刑事案件也很少听说。比起后来的造反派掌权时的局面，自不可同日语。

    因为我姥姥家住在上海乡下，我曾多次到过上海，所以这座城市对我，不觉得有那么新奇。虽然市区宏大，对我们来说，可以去的地方并不多。

    串联规定不准游山玩水，我们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市区很多旅馆、学校、电影院、甚至机关单位都改做了红卫兵接待站，凭着学校介绍信就可以登记入住。北火车站设的有总接待站，在那里登记分配住宿地点和领取公交乘车证。

    我们住的好像是哪个机关大院，睡觉是稻草地铺，被褥由各旅馆里送来，每天收费两角，没有钱的可以写借条挂账。接待站每天供应一顿午餐，吃的是大米饭大锅熬白菜豆腐，间或有一点肉星。

    我们当时年轻，什么苦都吃得，所以感觉不到条件太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到大学里看大字报，随手拿着笔记本，把相关的内容都抄下来，准备带回去汇总。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金喜把我们分成两拨，分头行动，我和张成一拨，金喜带着王伟、刘亮一拨。从那时开始，学校里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直到下乡落户，我和张成就没有分开过。

    一天下午，我和张成从一所大学出来，路过南京西路国际饭店门前，饭店临街的外卖部正在卖面包，两角钱一只。我和张成每人买了一只，走着吃着，忽然灵机一动，想起语文课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新战士童阿男的一句调皮话：“我不过到国际饭店吃了顿饭而已！”

    我们虽然只吃了两角钱一只的面包，谁能说不是国际饭店的饭呢？所以回到驻地后，学着书本上的话向金喜们炫耀：“我们不过到国际饭店吃了顿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