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22）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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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串联途中，我们接触到一个新概念：即所谓“造反派”。初听到“造反”这个词汇，我开始感觉有些惊愕，一时理解不了。心想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岂可轻言“造反”？你造谁的反？搞不好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

    不想随着运动的深入，伟大领袖发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指导运动的主旋律。斗争锋芒也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向“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遂成为被高层领导认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此时，“造反”成为一种时尚，不管是什么观点的群众组织，都公开宣称自己是“造反派”，而持对立观点的组织则被攻击为“保守派”，简称“老保”。

    从北京回来，校园里的人稀稀拉拉，大部分师生都行进在革命大串联的征途之中。原来的所谓“牛鬼蛇神”，已经没人看管，各自回家。

    学校的原有秩序已经打乱，留校老师们不再去教研组坐班，而是选择观点一致的聚集在一起，讨论形势，写大字报。

    办公室的桌椅任由搬动。先期回校的一些老师和同学捷足先登，占据教室和一些老师办公室，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大部分人还在游移观望。

    一些观点相近的战斗队开始互相间串联，交换看法，不再接受校文革领导，校文革只负责为串联学生开介绍信，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

    校园里大字报栏陆续贴出一些观点相左的大字报，其中有些是早期被打成“牛鬼蛇神”老师们的自辩和少数学生为他们鸣不平的呼吁。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运动初期就被领导抛出来的“活靶子”，遭受各方大字报几个月的的轮番轰炸，早已经声名狼藉，要想自证清白十分困难。相当一部分群众不认同他们的无辜，言谈话语之中间依然视若异类。

    自上而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运动前期设置的层层关防，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随着旧秩序的全面失守，人们运动中的角色也悄然发生变化。有人公开质疑领导运动不力的“校文革”和业已撤离的工作组，一部分人再次提出应该为运动初期在资反路线影响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落实政策。

    但是也有部分师生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正当诉求，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右派翻天”，趁机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当年时髦的说法叫做“别有用心”。围绕着给这部分老师落实政策的不同看法，群众运动的政治分野初步形成。

    我们在校园里见到了王东老师，他是校文革的成员，自然是站在校文革的角度上说话。王东告诉我们，学校现在情况很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乘机翻案，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校文革这几个人，真实的目的就是想篡夺学校领导权，他指的主要是那些前期受到批判的老师。

    王老师文革前是我们班辅导老师，我又是他比较看重的学生，一向关系非常好，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和他站在一起。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们（也包括王东老师）确有些一叶障目，眼睛只盯着一些人的“别有用心”，而看不到运动的宏观方向。再说，“别有用心”的人也有造反的权利呀。站在“革命路线”的理论高度上认识，我们的认知无疑是错误的。被称为保守派，其实不冤枉。

    在王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非常反感，一心想着如何组织力量和他们进行斗争。我和张成、刘亮商议，也成立一个战斗队，便于更好表达我们的意见。当时手边正好有一颗解放军的红星帽徽，就取名“红星”。

    王老师本人是校文革的人，不可能公开参加我们的组织。刘亮当时说了句笑话，说那你就给我们当顾问吧，后来被造反派们当了真，操纵保守学生组织，成为王东老师的“罪行”之一。

    我们串联了班上几个关系不错的男生，搬来几张两层木床，用黑板把教室隔开一半，又找了办公桌椅、钢板、蜡纸、油印机，写了篇《学校当前形势和我们的看法》，公开宣示自己的立场，战斗队就算开张了。

    宣言贴出去，观点相同的人就会找上门来串联，我们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叫做《红星报》，由我主笔和刻印，另外一些同学负责印刷、投递和信息收集。一般白天编印，晚上出去塞到人家的门缝里。神龙见头不见尾，更多出一分神秘感。

    郑州大学造反派学生来我们学校串联，召开过几次“煽风点火”的大会，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已经成型，叫做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批判校文革，认为他们压制了群众，顽固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委”的许多过激观点和做法我们并不赞同，所以不相为谋。后来“造委”采用暴力手段，抢砸了文革办公室，封了他们的门，还夺了校文革的印章，把校文革的几位老师和学生挤兑的无处存身，我们对它的逆反，又多了一层悲情成分。

    两派的骨干都在积极串联，拉拢观点接近的群众入伙。因为观点不一样，我们也采取各种斗争手段，包括写文章。我也曾刻意学习鲁迅先生的文风，使用犀利刻薄的言辞，投枪亮剑，讽刺、挖苦、攻击那些所谓“别有用心”的人。

    我前面说过我们在北京串联的时候，曾经和几位年长的女老师有过交集，人家对我们也很照顾。由此渊源，回学校以后，其中的女老师就来找我们串联，苦口婆心地劝说，想趁机把我们拉入造反派的阵营。

几位女老师都是造委方面在教师队伍中的中坚，对校文革的逆反情绪很强烈，表现得很激进。而我们最初的观点倾向并不明显，所以她们想极力争取我们。

    我当时出面接待她们，因为明知认识不同，态度也只是虚与委蛇，对她们提出来的观点并不置可否，只是由着她们说。

    谈话中，她们也说了一些不方便在公众场合下说出来的体己话，没想到我们把这谈话的主要内容用大字报公布出来，狠狠地摆了她们一道，自己还认为是“智取”。事后想想，做的是不厚道，但也是派性使然。

    这件事搞得当事女老师很难堪，而我们却在对立面赢得知名度，这篇大字报竟成了我们加入本派组织的“投名状”。多少年后，当事的老师说起此事依旧耿耿于怀，衔恨不已。作为学生，我或许有些歉疚，但是当时观点决定一切，连亲属尚且可能反目，实属身不由己，也是老师们自己太盲目了。

    一天下午，高中部的几个同学找到我们，约请我们晚上到后院防空洞（高二一班的“前哨”战斗队）开一个联席会，我代表大家去了。看见有二十几位战斗队代表出席，大家的观点比较接近，所以气氛融洽。

    主持人介绍了当前学校的形势，提出为了遏制“造委”不断膨胀的嚣张气焰，揭露一些人“别有用心”的阴谋，我们也要成立一个全校性组织，以便协调行动。

    取得一致通过后，大家开始给这个组织想名称，既要有特色，又要有针对性。一位同学提出“红色造反委员会”这个名称，简称“红造委”，赢得一致赞同。

    “红造委”对应“造委”，突出一个“红”字，显示出其组织的基本政治色彩，暗讽造委方面人员政治面貌复杂。这个名称其实也暗合我的想法，不过我没有说出来。席间有很多都是我很熟悉的同学，知道我“笔头”来的比较快，大家委托我即席执笔起草一份成立宣言，在座的都算是发起人。

    红造委成立后，搞过几次“革命行动”，抢砸了铁路局“红旗战斗小组”等对立面组织，我们在“战斗”中也有过不少“缴获”，纸张、油墨、钢板，蜡纸、压辊式油印机装备充盈。

    每次行动后，大家心里都会产生一种亢奋，以为这就是所谓“造反派的脾气”。我们搬到了一间新落成的教室，队伍不断扩大，一些女生也参加进来，人多时将近二十人，还选了一位女同学当头头。

    王伟回来后，参加了红星战斗队，我们上学的时候同桌，原本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上自然比别人更近一层。王伟同学很有意思，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理财能手，我们小团体的物资全交给他管理，他打理的非常精细，不时会因为物资出入盈亏和我们这些大手大脚的“马大哈”产生争执。

    改革开放后，他属于率先“拉出来自己干”的那一批人，由于产品对路，经营得体，公司做的很大，如今身家不菲。

    我在上学时候，体态稍胖，且动作笨拙，好事的同学非得说我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汉奸司令汤炳会，给我送了个“汤司令”的雅号。

    叫的熟了，为表示亲热，人们索性把汤字省略，简称“司令”。特别是王伟，人前人后喜欢以司令相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就是这伙人的司令，其实是一种误读。以至于造反派取得全面胜利后，开始对我们这些人进行清算的时候，还曾为我的“司令”身份纠缠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