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可口可乐·洗脑

望见马克

经历可口可乐·洗脑

原来高老板要高升了，去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总部任副总裁。

可口可乐公司的机构是这样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亚特兰大。北美洲本土的生产厂家和销售公司归总部直接领导。

全球其它制造商和销售商分别隶属于各个大区的领导。全球划分十几个大区，如西欧区，南美区，中国区等等。中国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这样划分是依据销售市场的地域而定，和行政区域没有关系。

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后来搬到上海）。公司总裁陈奇伟（英籍华人），由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聘用委派到中国区。新的董事局成立后，陈奇伟调任他的得意门下高老板任副总裁。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总经理的空缺，由可口可乐杭州公司总经理原贵文接任。

谁做总经理都可以，答应我的条件是不能变的——我想。

我找到了高老板，请他为我加入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所答应的条件，给我一份书面文字材料。高老板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以可口可乐的名义作证。这样信誓旦旦的答复谁都得相信。我无言对答。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依然在喜来登大酒店，高老板把我介绍给新来的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总经理原贵文先生。同时把我和高老板的君子协议一并讲出来，大家都心明眼亮，共同遵守。

那么当时的房子在哪里了？如何分到我名下呢？大概什么时间？在高老板向原总经理介绍情况时我才弄明白。原来，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是中美合资企业，美方占股权的49％。中方占51%。中方股份由三方组成，原天津山海关汽水厂是其中一方。这个厂是国有企业，在合资前曾经为员工建造了一幢楼房。在谈判建立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时，已经确定，分配这栋楼房，由新成立的公司运作。高老板答应我的房子，就在这栋楼里。至于如何分配给大家，如何分配给我个人？这是后话。用高老板的话说，分给大家了，自然就分给你了。

分房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工程，不能仓促而就，还要等段时间。这样使我感到，着急是不行的。我不可能先拿到房子再上班，而是先上班，再说分房的事情。

既来之，则安之。我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获得一套房子，我将不遗余力地为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工作。就这样，我就从高等学校来到了中美合资企业。

1992年12月，我来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报到，当月公司就兑现了除房子问题以外的其它条件。工资按部门经理职务发放；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以及培训问题等全部兑现。

报到的第一天，原总经理就说，你来自高等学校，那是国有单位，在那里工作既是铁饭碗，又吃大锅饭。我们是合资企业，情况大不相同。所以你有必要先参加我们可口可乐公司对你的培训。明天就出发，先去可口可乐上海公司，再到可口可乐杭州公司，由专门的人员给你讲座，指导。他们都是实践多年的老可乐，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原总经理说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听起来非常费力。比听蹩脚的的英语还难懂。合资企业，他发音为“科技企业”，把九月九说成“狗也狗”……上面一番话说穿了，就是洗脑筋。

原总经理比我长几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从小家境贫寒，和大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员一样也经历过艰难困苦的日子。那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全靠自己奋争，才勉强读了专科。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他那时参加工作就在私人企业、家族企业打工。其人办事认真，好学上进，逐渐积累了一套自身觉得管用的经验。后来，被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招募。七十年代末期，可口可乐首先在中国南方登陆。那时的可口可乐汽水都是从香港通过火车托运到深圳，然后北上广州——上海——北京。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市场上看不到可口可乐，只有在高档饭店，如北京饭店、首都饭店那些对外国人开放的酒店才能见到。市场迫切需要可口可乐汽水，所以国家同意就在广东佛山等地建厂，同时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派香港人北上参与管理，这样原总经理就进入大陆内地了，他是最早来大陆打工的一批管理人才，十多年来早已熟悉了解大陆的国情社情和人们生活习惯。因此，他体谅大陆人，丝毫没有看不起大陆人的心理。相反，为了做好工作，他和下面员工打成一片，甚至于到员工家做客吃饭，还带着他的妻子女儿在中国大陆的员工家庭忆苦思甜，开阔眼界，体察民情。应该说他是一位很称职的职业经理人。

我听懂了，先去培训，然后再工作。于是一周之内让我成行。

说走就走，飞机票早就买好了，两天后出发。第一次坐飞机，心里好紧张。一九九二年年末，中国民航经常出事故，总有死人的事情发生。家父听说我要坐飞机出差，吓得夜里都睡不着觉。但是在原总经理他们看来，越是事故频发的时候，越是企业加强管理的时候，也越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时候。这是我进入公司学到的一种新观念。

出发那天， 天津大雾弥漫，严重影响了机场飞行。原定是早上七点的飞机，大雾一天没散。班机起飞时间一拖再拖，直到晚上七点宣布取消这个航班，次日再说。第二天早晨大雾依旧，直到中午时候，太阳稍微探出头来，能见度刚刚到600多米，我们乘坐的飞机利用这个机会飞上了天空。

“爱咋地就咋地吧”，我尽管心里嘀咕，脸面上也得撑着，强作镇静。看到那时孩子玩的手动游戏机能吸引人的注意力，我就把儿子的掌上游戏机带到了飞机上。（当时飞机上还允许，后来说对飞行的起落有影响，就禁止了）真管用，正在聚精会神十分上瘾的时候，飞机已经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了。

上海。南京路上波特曼大酒店。餐厅的一角。

可口可乐中国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人力资源经理张海鹏宴请我这位新兵，为我接风，对我教练。我们边吃边聊，通过谈话，我的思想受到一次洗礼和升华。当时我就萌发了一种思想：给外国人干活，就要听外国人的。在外企工作就要听老板的。他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没有商量的余地。后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我接受培训的时间非常零散，不是大块集中的时间，也不是平常坐在教室里听讲，老师面授，答疑，而是在日常工作和接触中探索发现问题，学习一些新思维、新技术、新理论，思考一些新问题，甚至于一些新的言辞术语。我感觉耳目一新，收获很大，思想很开窍。在上海呆了4天，分别向领导层，职员和具体操作的工人学习各种知识。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的教诲。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在日后我工作遇到麻烦时，张海鹏经理给了很大很及时的帮助。

紧接着去了杭州，那是原总经理曾经呆过的公司。总经理助理亲自接待培训我。第一堂课是晚饭后他们白领人员带我参观杭州西湖畔的“红灯区”。这也是培训内容？这也要转变陈旧观念？我自己琢磨。当然仅仅是参观而已。这样的举动也启发了我：公司的管理者是管住8小时之内在公司的工作范围里员工发生的事情，8小时之外，是员工自己的时间，部门经理无权干预。

第一次接受外企培训，我感觉，发现他们讲的内容并不多，更多的是启发我们个人的思想、认识、悟性及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