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专家常讨论两个问题:如果1942年中国军队没有炸断惠通桥,日寇会不会真的在10日内拿下昆明、直扑重庆?如果1944年滇西反攻时中国军队没能抢修惠通桥,松山会不会继续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钉子,让收复国土的过程更加漫长?
历史无法假设,但学界公认,惠通桥改写了中国抗战的历史。
1944年7月8日,卫立煌将军视察怒江西岸后返回。(资料照片)
一道难越的天堑
惠通桥炸毁后,日军被阻在怒江西侧长达两年,日寇“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野心就此破灭
水泥桥塔,斜拉钢索,桥面不足5米宽,如果没有桥头那块“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惠通桥看起来跟西南山区那些过河桥没什么不同。如果非要说不一样,那就是惠通桥西头还保留着一座一人多高的碉堡。
“惠通桥西岸可达缅甸,东岸可达昆明。当年,日军就是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对惠通桥发起了攻击。”站在墙壁斑驳的碉堡前,龙陵县委宣传部部长董斯璇讲述起70多年前的故事。
1939年,中国抗战进入最黑暗的时刻,国土大面积沦陷。中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被日军封锁殆尽,只剩下偏居大西南的一条滇缅公路,成了外国援助中国战略物资进来的唯一“输血”通道。
原建于明代的惠通桥就是这条通道上的咽喉。1935年,新加坡华侨梁金山慷慨捐资,将旧桥改建为新式柔型钢索大吊桥。新桥落成那天,梁金山还运来一头大象踩桥,让周边村民兴奋了好几个月。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长仅205米的惠通桥会在数年后成为援华物资通道的关键节点,并决定一场战争的走向。
抗战开始后,惠通桥就不曾太平过。1940年10月至1942年2月,日军为破坏滇缅公路运输,曾先后出动飞机168架次,对惠通桥进行了6次空袭,每次都使桥梁部分受损,负载力下降,最终每次只能通行一辆载重7.5吨的汽车。
1942年正是滇西抗战的紧要关头。5月3日,中缅边境要地畹町失守,云南遮放、芒市、龙陵等地被日军占领,中国远征军被迫撤离。当时的一份美军侦察机报告中写道:“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军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再不设法挽救,大约10天左右日军就可到达昆明了。”而昆明紧邻陪都重庆。果真如此,则中国危矣。
远征军在撤退中炸掉了通过的每座桥梁,怒江上仅剩下惠通桥连接两岸。5月2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给大桥留下一队宪兵和工兵,并授权宪兵队长张祖武接管大桥,一旦情况紧急立即炸桥。张祖武立即率领几十个士兵将炸药埋在桥上,做好了炸桥的一切准备工作。
5月3日、4日,隶属日本“南方军”第15军的机械化部队第56师团坂口支队3000多人到达离惠通桥40余里的松山一带,因为担心中国人毁桥死守怒江天险,决定隐蔽奇袭,得手后再闪击猛进。
5日上午,日军伪装成难民来到了惠通桥头。此时的惠通桥西岸来车络绎不绝,散兵难民混杂抢行,商车军车推拥争道,人心惶惶,乱乱哄哄,张祖武正率领手下勉力疏通。混乱中,士兵开枪以维持过桥秩序。
枪声一响,混在逃难人群中的日军便衣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于是举枪射击开枪者,试图占领桥梁。在一片突如其来的枪声中,张祖武下令炸桥。
那一声巨响,令如今97岁的南侨机工罗开瑚记忆犹新。炸桥那天,他正开着车往惠通桥赶,沿途听到了要炸桥的消息。他一路急行,即使遇到堵车也不下车休息。“中午12点多,我刚过惠通桥,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回头望去,江面上腾空而起几丈高的水柱,惠通桥消失在浓烟之中,车辆、人流纷纷落入江水,很多人被激烈的水柱压翻下去再也没有起来。”罗开瑚劫后余生,庆幸不已。
危险并没有过去。惠通桥炸毁后,日军第56师团的坦克、卡车仍沿滇缅公路源源不断涌来,在峡谷中排起长龙,并准备搭浮桥强渡怒江。关键时刻,机头画着鲨鱼大嘴的飞机呼啸而来——“飞虎队”P40战斗机及时赶到。
据滇西抗战史专家戈叔亚研究,赶到的是飞虎队王牌飞行员泰克斯·希尔。他往下以60度角加速俯冲,向公路上的日军投下了巨型炸弹,炸跨了山崖,直接堵塞了滇缅公路。希尔和战友从空中给日军造成巨大杀伤,绵延的车队成了活靶子,日军伤亡惨重,无力组织过江,惠通桥度过了危急时刻。
从此,日军被阻在怒江西侧长达两年,始终未能越过怒江天堑,日寇“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野心就此破灭。
一群搏命的英雄
1939年至1942年间,南侨机工成功抢运了50多万吨军需物资和15000多辆汽车,占当时国际援华物资总量的90%以上炸断的惠通桥把日军阻挡在了怒江西岸,也把300多名来不及过江的南侨机工留在了日占区。
在中国抗战史上,南侨机工是一群为了祖国连命都不要的英雄,也是一群曾经被遗忘的抗战者。
抗战期间,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的陆上物资生命线。由于当时国内缺乏汽车驾驶人员,1939年,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服务。公告得到了3192名爱国华侨青年的积极响应,其中有司机、工人,也有工程师、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只是为了报效概念中的祖国就毅然放弃了喝咖啡、吃面包的生活,投入到抗战的硝烟中。
回国后,他们组成了二战中最大的运输车队,抢运物资。当年的滇缅公路路面狭窄,经常塌方,不少机工们连人带车坠入山谷,连遗体都找不到。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1942年,一趟车队遭遇日寇飞机轰炸,一位姓陈的华侨司机头颅被炸飞,但身子却端坐在驾驶座位上,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1939年至1942年间,南侨机工成功抢运了50多万吨军需物资和15000多辆汽车,占当时国际援华物资总量的90%以上。而1000余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路上,没有一个逃兵。
1942年惠通桥被炸断后,无法撤回的南侨机工放火烧毁卡车和物资。他们中的部分人冒险泅水渡过怒江,部分人就地参加游击队,还有相当一部分惨遭日军杀害,魂断异乡。
“我父亲就是那会儿被日军抓住并被活埋的,那时我刚出生不久……”70多岁的叶晓东对父亲陈团圆完全没有印象。一直到15岁那年,他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现在,他是南侨机工纪念碑管理所的所长,守在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小城畹町,守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为人们讲述南侨机工的故事。
纪念碑后面有一座黑色大理石石墙,上面用黄色的字迹刻着近3000名机工的姓名,其中包括了他的父亲陈团圆。叶晓东经常用粗糙的手指抚摸父亲的名字,想象父亲的样子。
“关于父亲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叶晓东眼角已经有些湿润,“我曾经去父亲遇难的地方寻找遗骨,但没有找到。现在也只能在这里给他和他的工友们守墓,希望更多人能了解这段历史。”
来到怒江东岸的南侨机工命运同样悲惨。国民党政府对这些不再需要的机工们进行了冷酷的“遣散处理”,一部分南侨机工参军成为运输兵,部分机工留在滇缅路沿线村庄。还有很多人浪迹昆明街头,沦为乞丐。有的成为路边饿殍,撒手西去。直到抗战结束,经过陈嘉庚等多方努力,1000多名南侨机工才得以“复员”回到南洋,1000多人留在了国内。改革开放后,南侨机工的不朽功勋才重新被提起。
据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张云鹏介绍,目前全世界健在的南侨机工还有12位,国外5位、国内7位。这一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特殊群体也得到了历史的承认,投资4000万元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馆已在畹町建成,各项研究工作相继展开。
一首不屈的战歌
中国军队兵员和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惠通桥运往滇西战区,加速了中国远征军胜利和日军覆灭的进程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惠通桥正在进行翻修。锈红的钢索拉着吊桥,晃晃悠悠,像一道弧线扎入了对岸的绿树丛中,把桥塔上的红五星衬得格外显眼。这已经是多次大修后的样子了。
惠通桥最著名的一次大修发生在1944年。此时日寇颓势已现,中国远征军准备向盘踞滇西的日军发起反击。
桥下的怒江水看似平静,实则深不可测、水流湍急。修桥的工人告诉记者,老辈人都说,当年日军的坦克掉下去,连个泡都不冒就沉底了。因此,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为进攻松山,不得不强渡怒江,实在是无奈之举。所幸当时日军已经收缩在松山附近,怒江沿线几乎没有布防,当天渡江十分顺利。只有一名叫邓超的士兵,因为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牺牲。
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这场战役远比预想的要艰苦,原计划一个团、数日之内就能拿下的松山最终打了近百天,中国军队先后投入兵力近6万人。要继续增运军火物资和兵员支援前线,就必须修复惠通桥。
6月18日,国民政府桥渡工程处在原桥处抢修人行便道,同时修建东西两岸码头,为修复吊桥做准备。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老照片珍藏着一张老照片,是1944年7月8日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和美军哈里·凯恩上尉走过刚刚抢通的惠通桥时拍摄的。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因东岸被炸毁的桥塔还未恢复,此时的桥面仅3根钢索承重,上面铺着木板,连护栏都没有,承载力仅供人行,车辆无法通过。即便如此,惠通桥也在发挥作用,大量的武器、弹药以人背马驮的方式,由此运上松山前线。
8月1日,为了支援战事胶着的松山战役,中国军队突击复修吊桥:东岸被毁桥塔用木橼代替,钢缆、纵横梁全部更新,直到8月18日才竣工。
惠通桥刚于18日恢复通车,日军就两次派出飞机轰炸。但此时中方防空力量已经加强,日机并未损伤吊桥,仅炸毁过江钢索1根,炸死桥技工1人。自此以后,日军在滇西战场节节败退,再也无力空袭惠通桥。中国军队兵员和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惠通桥运往滇西战区,加速了中国远征军的胜利和日军的覆灭进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个月后惠通桥也修复完成,继续保证怒江东西两岸通行,一直到1974年下游400米处的“红旗桥”建成后,惠通桥才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不再是交通要道,但今天的惠通桥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兵,尽管换上了笔挺的新装,骨子里却依然萦绕着不屈的战魂。
文章作者为——经济日报记者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