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48

青年点

“ 五七战士”

我们下乡不到几个月，队里又来了十来个“五七战士”，他们大多是全家插队。“五七战士”就是城里的一些干部带工资到农村定居，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和“斗批改”运动。可能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的指示吧。我想这些干部在单位一定是不受重用而下乡的，当时也没有明确这些人今后能否回城。

我们小队“五七战士”是田克义和佟英俊，他们俩都40来岁。田克义是沈阳来的，感觉人不是很实在。佟英俊是抚顺来的，人很老实随和，他儿子佟艳平长得很帅气，和我关系也很好。一队“五七战士”叫张捷山，是省委的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较高，也是“五七战士”的核心人物。四队的“五七战士”是金原夫妇，两口子都是朝鲜族人；四队还有一个“五七战士”是姓全的朝鲜族人。金原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原也是第一个被调回城的“五七战士”，据说是原日本战犯来中国访问，向周总理提出要见见金原所长，但没有想到金原却下乡了，结果金原被调往北京工作。金原的儿子金胜利身体很强壮，但不怎么爱说话。而金原的女儿金戈性格却很开朗，和知青处得也很好，和我妹妹关系很好。金原的妻子非常善良，见到我常说：“你妹妹那么小，干活又那么累，多不容易啊！”感觉她特别亲切。而金原特别能干，我记得冬天拉粪的时候，金原穿一身旧军装，脖子上系个白毛巾，拉满满一带车子粪快速奔走。我认为金原是“五七战士”中最能干活的人。三队“五七战士”徐明智是抚顺教育部门来的，儿子徐建设很老实。还有些“五七战士”记不清了。我村这些“五七战士”很聪明，刚到队里劳动一些日子，不知道是感觉累了，还是政治运动需要而不干活了，天天在一起开会。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五七战士”参与的大队“斗批改”运动终于有了成果，大队书记白雪伦被拿掉了，而把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滕祖义推上了书记宝座，成了大队的一把手。“五七战士”也成了大队新政权的“开国元勋”，在农村也显得很风光。农村普遍有排外的习俗，但“五七战士”的“功绩”使他们在农村站稳了脚跟。

二十、 忆苦思甜

下乡不几天，大队就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我们全体知青和社员都脱产半天，在大队俱乐部听了三队社员关玉林做的忆苦思甜报告。他声泪俱下痛说旧社会受尽苦难和剥削，亲人还被日本鬼子狼狗给吃了。我们很多人听了都哭了，大家都义愤填膺，恨透了人吃人的旧社会，恨透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更恨日本鬼子的残忍没有人性。忆苦思甜大会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中结束。过后听到一些社员议论说，关玉林常在公社和县市做忆苦思甜报告，也有人说关玉林的忆苦思甜报告和实际有出入，但我们对这些人的立场表示怀疑，并不相信。

搬入青年点不几天，小队在我们青年点也搞了一次忆苦思甜会。大家先唱忆苦思甜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接着大队民兵连长王志魁宣布由老贫农闫正沛做忆苦思甜报告。闫正沛旧社会一直给地主扛活，是一个老实能干的穷苦人。他讲到給地主扛活时很累，起早贪黑的，但说粘豆包管够吃，他是打头的还給酒喝。没下乡时候在市里也常听到和看到一些忆苦思甜的材料及教育题材，但給地主扛活还能吃饱饭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感到和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有出入，我们都很惊讶和不太相信。同时心里头感觉到他讲的这句话在政治上有点出格，不免暗暗发笑，有的同学还笑出声来。民兵连长王志魁是一个50多岁的革命退伍军人，为人很正直。他也敏感地感觉到闫正沛讲的有点走题，马上举起拳头高喊：“不忘阶级苦！”我们大家都举起拳头跟着喊“不忘阶级苦！”王志魁又接着高喊：“牢记血泪仇！”我们又跟着高喊：“牢记血泪仇！”喊过几遍以后，王志魁端来一簸萁黑乎乎的，用高粱糠做的窝头。每人两个，让我们吃下去。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口号声中，我们开始啃了起来。我咬了一口，感觉很粘也很难吃，看看大家都有难吃的表情，我想就是这么难吃，旧社会贫下中农也吃不着啊，一些忆苦思甜材料常写穷人没有饭吃而吃 “观音土”，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叫“观音土”，但毕竟是土啊。想到这些我就狠狠地吃了起来，并品尝这种难吃的滋味。勉强吃完了一个，第二个说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看看大家有很多同学连一个也没有吃完，我就没有吃第二个。

过后我们问队里的老农，你们旧社会吃那些东西是不是饿得不行了，为了充饥活命没有办法才去吃？老贫农祝华新说旧社会根本没有吃过，我们当时都很惊讶！我们疑惑的问：你们那时候生活不是很苦吗？祝华新说：生活最好的时候是张大帅的时候，那时候一爬犁粮食拉到清原县，换回的布匹都装不下；最苦就是六〇年，可他妈的把人饿坏了。我们听了觉得话好像有点反动，大家不免得面面相觑。

我们过后又问”打头的”闫正沛，地主都残酷地剥削穷人，怎么还能給酒喝啊？他说地主和地主不一样，有好的。我们听了都笑了，同时感觉他们说得虽然很实在，但总和我们一贯受到的革命传统教育区别很大，感觉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观念似乎有点问题。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地主都像电影《白毛女》黄世仁那样恶毒刁坏为富不仁，我们也坚信是这样。就又问：地主哪有好人啊？他却说地主也有好人，以前有个地主姓周，一到灾荒年就在家门前熬一大锅粥，穷人走过一人一碗，多要不給。我们说天下老鸹一般黑，怎么能有如此善心的地主？他却说这个地主和别的地主不一样，有主席思想（我们那个地方很多老农在当时对做好事和进步的人都称为有主席思想）。我们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幸亏从小到大受到多年的教育让我们坚信不疑，否则差点让他一句话的再教育就给颠覆了。

二十、阶级斗争

我们二小队在我们刚搬到青年点时还搞了一次阶级斗争会，把队里的“四类分子”都集中到青年点，告诉大家要认识哪些是贫下中农，哪些是地富反坏右，让大家认识阶级敌人的真面目。这些人是市里下放的右派分子王纯仁、曾秋贵，国民党残渣余孽詹铭，本村的地主分子高文甲和富农分子张国富。虽然把右派包括进去已经是“五类”了，但当时社会上仍习惯沿袭老的叫法。对这些人自然要批斗一番，有的也挨了几下打。其实“四类份子”很好认，他们干活几乎全是掏大粪，负责挨家挨户掏大粪积肥。

这些“四类份子”是队里最受气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特别是原不是本乡本土的“阶级敌人”，一有运动就批斗他们一番；平时人们也可以任意辱骂和取笑他们；社员不爱干的又脏又累的活就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这既能证明是响应上级号召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又能充分体现了贫下中农能管制“四类分子”的主人翁地位，也使那些生活非常困苦的贫下中农有一种“人上人”的感觉。下乡这些年没有发现和听到这些“四类分子”一丝一毫的违法行为和破坏行为，因为他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也因为5%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他们始终改造不好。

有一次我和队里的“四类分子”王纯仁单独在一起干活，我就问他：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放着好日子不过，为什么反党啊？王纯仁是一个身体瘦弱但又是个非常聪明和机灵的人，他说：你不知道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就给我讲：有一天早晨，因为吃饭和老婆吵架，老婆文化不高，他们感情也不怎么好。老婆生气把饭锅踢翻了，他气的没有吃饭就上班了。因为吵架他迟到了，这时候厂里领导让他到市里开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他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快开完了，会场烟雾缭绕，他的心情还在吵架上，心想这种生活不能过了，一定要和老婆离婚。这时候有人让他发言，他连什么会议内容都不知道，又来晚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什么说的。可是主持会议的说大家都说了，就差你了，你不说不散会，并告诉他会议内容是给党提意见，大家一齐鼓掌。他没有办法，想到他有两项技术革新厂里没有回音。就顺口说：党对知识分子重视还不够，希望以后能加强。大家马上一阵掌声后散会。会议后他回家和老婆又继续吵架，架还没有吵完，婚还没等到离呢？右派分子帽子却戴上了。我听完不禁哈哈大笑。他也笑着说：还真得感谢右派定得快，要是等离完婚再定，现在连老婆都没有了。多年后他平反回到市里我们还见过面，提到此事不免哈哈大笑。

二十一、 政治学习

  在青年点也常搞一些政治学习，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常组织知青进行学习。我记得有一次在青年点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家坐了一上午很累，快到中午了，锅里的大饼子都好了，厨房散发出的饭香让我感到饥肠刮肚的。我就说：都饿了，休息吃饭吧？“五七战士”金原却说：“还没有到点儿，毛泽东思想就是粮食！”那时候舆论经常讲毛泽东思想是粮食，是方向盘，是黑暗中的指路明灯，是精神上的原子弹。但我不知道金原是有情绪这么说还是引用不当，就生气的小声嘀咕说：那就多印毛主席著作不用种地了！吃饭时知青王XX一边从锅里拿大饼子一边哼着朝鲜族歌曲《离别》中的一句：“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比月色浓。”金原听到马上严肃地说政治空气要浓，唱什么“情比月色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不唱革命样板戏呢？   

在学校有时候政治学习大家还是很热心的，能很投入地进行发言和学习。但在农村干活很累，坐在青年点炕上就有点东倒西歪，谁都想靠一会歇一歇，有时候还会有人打呼噜。特别是和社员在一起学习时，社员普遍表现学习劲头不足，我们也只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所以在青年点的学习劲头比在学校学习劲头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