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向我提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谁来资助我的事业？
答案很简单：我自己以我的工作。
这些如何付诸实践，我可以用我在第五大洲旅行的例子加以说明。
我与一家电视台签订了一个将播出这次旅行节目六个半小时的合同，相应的酬金我在启程前和旅行中各收到了三分之一。演播组至少由3人组成：导演、摄影师、操作灯光和录音的舞台助理等。这3个人的任务我1人全包了，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事。此外，我按约每周为好几家杂志各写一篇文章，至少还需附加一幅照片。为了给有些单位讲课，我还得准备一些幻灯片，用两架摄影机在旅途中创作和摄影至少是两个人的工作，人种史学资料的购买、收集、整理、包装和付邮至少也应是两个人——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这些我也全包了。
在我的“趣味旅行”中，我完成了7个人的正常工作量。为了得到一笔旅行的物质基础，这是必要的。不过我应当实说，如果我没与两家航空公司作互利的专门安排，那些仍然不够支付我的全部费用。两家航空公司承担了我的运输；我在电影、电视、文章和书中为他们做广告。我从未凭空要求任何人“无偿赞助”我的旅游，我甚至不相信真有这种事。
许多人惊奇，我怎样吃得进猴肉、蛇、蜥蜴、蛆虫、昆虫和其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土著人才吃的东西，我的胃如何能承受？实际上我们的有机体全不知我们吃进了什么，它在构成实体中接收的被消化的食物是诸如脂肪、蛋白质和淀粉等等。对于那些叫不上名的东西吃进去时感觉到像蛋黄酱三明治，还是像蛆虫，我们的审慎只是凭偏见来判断的。臆断会保护我们不吃进有害的物质，不过，成熟的人应该依据建立在生活经验上的理智行动来校正那种本能的防护。带着好奇心探险的旅行者，应该放弃在家里形成的许多习惯性的偏见，只保留少数的必要部分。
我曾经听到有些人说：“如果我要饿死，我也吃得进他吃过的那些鬼东西。”而我的秘密是，我从未等待着饥饿来强迫我那样做。为了我的爱好，我吃过其他许多人没吃过的东西，就这样我才愉快地应付了那些艰难环境。
1972年到1976年底，我成了塞尔维亚东北部苏博蒂察的一家博物馆学者。其后我在萨格勒布的大学里研究博物馆学，并且取得了那门学科的硕士学位。适逢芝加哥人种史学国际大会之际，我周游了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在哥本哈根的博物馆学大会上，人们选举我为人种学博物馆国际委员会秘书，并于1977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下一届大会上选举我连任。
1977年在苏联期间我游览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接着到尼日利亚出席了在拉各斯召开的非洲黑人文化节。1978年春由于拍摄一组电视节目的需要，我用两个月时间首次访问了赤道几内亚和厄瓜多尔群岛，还重访了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
这么多年的漂泊和奔波，这么多年的旅游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客观地说能明确指出的不太多。14本书和数百篇文章传播到那些遥远的国度和人民中，以及人力难以达到的更广的范围。我给几家博物馆捐助了人种史学资料，还尽我所能使几百件文物绝处逢生。
不可触知的后果是善与恶的启示，创造性的乐观主义的启示，对于动物和物质也是卓越的全人类同情心的启示，这些都蕴含在我的这部没按常规叙述的惊险长篇中。只是由于我的发现，这些故事才从我的视角里寻找出路。
在我的办公室或家中，在街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常会对我说：“欢迎你旅行归来。你还会再旅行吗？”
不，我不会放弃，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对于一个有使命感的旅行者，行程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
我为什么要停止旅行呢？难道火地岛背后的那轮夕阳不够销魂吗？难道土著人的握手不够热情吗？
发表于 2017-12-16 23: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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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7 09: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