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离开我们了。 但妈妈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她还在背着挎包行走在珠乡的山村田垌中,一边参加剿匪战斗,一边为支援大军解放海南而征集粮草;她还在拿着讲义夹,在烛光中为部队战士补习文化;她还在披星戴月的下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辅导农民上夜校,学文化脱盲;她还在打着雨伞,冒着风雨烈日去学生家中走访;她还在带领师生们到乡村去参加农忙;她还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备课写教案;她还在伏案疾书,一次又一次的写入党申请书…… 妈妈出生在一个乡村的世医家庭,这是一个书香氛围浓厚的古村落,家家户户都以能出读书人为荣耀。但妈妈因为母亲早逝,家庭贫困,无法得到正常的读书机会,因此很早就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一边去帮人打工,一边坚持读书。读书期间,她报名参了军,在武装部做文化教员。 1949年12月3日合浦解放后,接着就进入了支援解放大军解放海南岛的支前工作。而当时合浦的匪患严重,全县大小股匪50余股,县境内土匪总数超过6000人。这些土匪趁大军集中兵力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无暇顾及地方剿匪的机之,猖獗活动,到处抢劫,勒交钱谷,造谣恐吓,迫人参匪。还在水陆交通线拦截客商,强行“收税”。股匪不断的袭击人民政府运粮船只及政府的交通员,破坏对解放海南岛的支前工作。这些土匪还互相勾结策应凶进攻各区乡人民政府,时全县48个乡政府中有14个被匪围攻,其中4个被攻陷。穷恶极的土匪杀害政府工作人员、民兵及其家属,甚至剖腹取肝。 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保证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合浦支前指挥部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把剿匪和征粮结合起来,组织剿匪征粮工作队,实行武装剿匪征粮。母亲本来是武装部的文化教员,有专职的工作岗位,不用上前线,但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报名参加了剿匪征粮工作队,被分配在陈铭壁(新中国建立后,连任合浦县第一至第三届人民政府县长)带领的征粮分队,开始了惊险的剿匪征粮战斗生活。妈妈就是这样在时代的洪流中,走上了投笔从戎的道路。 剿匪征粮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乡镇,配合区中队等地方武装开展防匪反匪清匪工作,广泛发动群众交公粮,采购船只竹木、马料谷粮,还要配合开展税收工作。由于当时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是以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为主,还没有对合浦的土匪展开清剿,剿匪征粮工作队在农村遭到土匪的偷袭是难免的。虽然队员也配备有一定的武器,但由于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加上经常和钱粮打交道,更加容易成为土匪偷袭的目标,在深入到山区乡村的时候,更是危机四伏。因为不但要面对土匪的偷袭,还会随时遇到意想不到的突发性危险状况。有一次,妈妈所在的工作队发生了集体急性屙呕的现象,重症者吃进什么就屙什么。当时曾怀疑是土匪投毒所致,但在征粮任务紧迫,身处山区的情况下,工作队员们一切以征粮为先,自找山草药应急,坚持着去完成任务。正是有了这种舍生忘死为革命的初心,在全县人民同心协力的支持下,按时为解放军征集到了大米450多万公斤,马料谷70余万公斤,船只400艘,船工700余名,还有修船工、码头工近2500名,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渡海作战。 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渡海解放了海南岛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3个团先后开赴钦廉地区,与原驻合浦的广东省军区二十四团一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对股匪开展清剿,至1951年初就基本肃清了匪患。 剿匪征粮工作结束后,工作队员们有两种安排选择,一是在政府部门安排工作,二是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择优安排。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青年人,很看重对文化知识的追求,而且,当时由组织保送读书,可享受免费待遇,还有一定的生活补助,妈妈和相当一部分征粮工作队员都选择了读书,由政府保送进入师范学校学习。
师范毕业后,妈妈被安排在县城中心小学任教,不久又调任城郊小学教导主任,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终生职业。妈妈的教书生涯在学生、家长中有许多口碑传诵,其中的两件事至今提起仍感人至深: 1955年,学校里一位老师的丈夫,因“反胡风运动”致死,留下的遗孀一人抚养四个孩子生活,境况十分艰难。在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处境中,妈妈多次从经济上资助这位老师抚育子女。直到六十一年后的一天,也就在妈妈去世前的两个月,这位老师的儿子登门探访时,还对当年妈妈资助他家的情景记忆犹新,感叹不已地回忆说,当年父亲因“反胡风运动”去世后,别人都不愿靠近,只有苏老师(我妈妈)还敢于在生活上不间断的接济他家。有一次,他亲眼见家人拿着我妈妈的储蓄本去取了钱后,本子里就只剩下几分钱了,这是多么难得啊,这一情景成了他终生中难忘的记忆。关于这一件事,此前我从未听妈妈提及过。当我就此向她老家求证时,妈妈只是平淡地说:那时候她们一家苦啊,又无人敢亲近,大人可以捱,小孩子就难捱了。我在生活上帮她们一下是应该的, 妈妈在调任城郊小学教导主任之初,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引发饥荒困难时期,不少学生家中都有亲人因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妈妈不但经常深入到学生家中探访,还尽自己的能力予以资助治疗。其中有一位叫大妈的家长因身患水肿集中治疗,家中小孩子无人照管,妈妈了解情况后,立即把正在学校读书的大妈女孩接到家来承担起照管的义务,直至该家长痊愈后,还一直承担这位女孩的读书生活费用,至读中学毕业。后来这位家长就认了妈妈作干女儿,她的子女也就一直与妈妈以兄弟姐妹相处,直至妈妈退休后的几十年间,相互往来问候仍不间断。这种友爱之情,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 正当妈妈全心全意地投入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并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母亲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经过了没完没了的批斗抄家之后,又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造反派们还以学校不是“走资派的避风港”为由,将妈妈赶出校门,押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改造”。就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妈妈得到了乡亲们(时称贫下中农)的收留和帮助,不但提供生产队的工具房给我们居住,还以妈妈教学效果好,有利于提高贫下中农子女学习成绩为理由,反复向“革委会”提出要我妈妈回校教书的要求,经过了乡亲们一年的争取之后,“革委会”同意让妈妈回到学校教书,但又规定星期天和没有课的时候,都要到就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 妈妈回到了学校,重新拿起教案给学生上课时,大部分的老师都还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造”。而给学生上课的大多是临时从生产队或工厂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来当“工农兵老师”,他们之中有的连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们根本就无法完成课本知识的学习。为此,妈妈主动为这些“工农兵老师”补习备课知识。而这些“工农兵老师”中,有些曾是揪斗妈妈的造反骨干,但妈妈不计个人恩怨,全力全责去辅导他们,他们也认真的向妈妈请教,还成了好朋友。没想到,妈妈这样做又成了“毒害”、“腐蚀”“工农兵老师”的罪恶行径,再次被赶出校门,下放到了连公路都没通,离县城100公里外的偏远渔村。 即便如此,妈妈还是无怨无悔,坚定执著地“相信党 、相信祖国”,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只要政治环境稍有宽松,母亲便会锲而不舍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尽管其中也遭受了不少冷遇和讽嘲,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直到国家的开放改革进入了政治体制的层面,而她也已经退休之后,才实现了她用大半生去苦苦追求的政治目标。 妈妈入党,是退休以后的事。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
妈妈退休后就从学校搬到县城和我住在一起,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上街买菜,回来后用心细致地炮制各式菜肴等小孙子放学回来吃,这已经成了每天的规定动作。然而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她今天要回学校开会,没有空去买菜了。妈妈退休已经好几年了,按惯例只有在教师节才回去参加例行的活动。而且,母亲退休前教书的学校是公馆中学,离县城有100多里路,为了照看孙子的生活,因此妈妈回校的次数也不多。是什么活动如此的重要,让她放下每天的规定动作,跑到百里之远去开个会?下午下班到家,妈妈也刚好回来了。虽然经过了来回100多公里路的颠簸,但她没有丝毫疲倦的样子。吃晚饭的时候,她老人家很正式庄重地对全家人宣布:“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今天回学校开会就是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听了妈妈的话,我突然醒悟过来,这可是对她老人家几十年来的信仰追求的肯定和慰藉啊,虽然这种慰藉来得太晚,但我知道,这是一代人的信仰坐标,母亲经历大半生的执着向往与坚韧追求,才完成了这一信仰坐标的攀登历程。 生活的磨难,铸造了母亲的坚毅、乐观和热心肠。时代的风雨,浇铸了母亲的刚强开朗、不屈不挠的追求信念。母亲的形象,在就这样充满着自信和活力,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为永恒的励志图腾。 正是因为有了妈妈这种信仰魅力的影响和激励,我们一家祖孙三代都成为中共党员。这正是他老人家最希望看到,并留给子女们的珍贵财富。 安息吧,妈妈,天堂没有疾病困扰,没有世俗牵挂。 我们来生再续母子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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