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鲇鱼山纪事（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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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部分人不用下工地干活，这就是营部财会人员和物资管理人员。供销社干部徐耀林同志，是营部的会计。那时他有三十五六岁年纪，留着背头，说话有点拿腔调，整日手里摇着把折扇，纺绸衬衫穿得忽忽闪闪，有点像过去财主家的阔少，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很多青年民工都看他不顺眼。 营部房屋建成后，外墙用白灰粉刷，然后就想按当时的惯例，美化一下。于是营部抽我去做这个事情。我把院子墙壁整体规划一下，标语以外，做了几个专栏，用广告色勾画出来，图文并茂。 午后天气很热，骄阳如炙，周边没有一丝的风。我头上戴了顶“帽壳子”（当地的一种草帽，形状有点像满清官员的凉帽），在烈日下作画，身上的汗衫很快就湿透了。但是对我来说，早就习惯了，比起在工地干活，已经轻松多了。 忽然我感到身后一阵凉爽，回头一看，徐耀林同志拿了把打芭蕉扇，在太阳底下为我打扇，他自己的脸上还挂着汗珠。这个简单的动作令我十分感动。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发现耀林同志接人待物还是很坦诚可交的，原来对他不好的看法顿时没有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有一天，徐耀林向我透露，营部临干尤金保同志保抽到指挥部工作去了，营里几位领导都有意叫我接替他的工作，问我想不想干。我当然愿意干，抽出来当临干，属于脱产管理人员，每个月能拿十九块五毛钱的补贴，生产队记工分不变。不管刮风下雨，工资稳拿，在当时当地是很多人都愿意争取的机会。 过了几天，我发现营部的几个人都主动和我搭腔，连部领导也不再给我安排工作，我想那事也许差不多了。终于，赵春才教导员找我谈话，他首先表扬了我的劳动表现，又告诉我，要抽调我到营部担任临干的决定。从此我开始了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临干生涯，直到招工回城。 后来，赵春才同志调回公社工作了，由谢治国同志接替他的工作。那时还不时兴迎来送往这一套，其他人仍旧照常工作。临走那天，我看教导员精神显得困乏，就想用自行车帮他把行李送到汽车站，他执意不肯，因为他觉得回家是个人的私事，不应该麻烦别人，终于他还是自己扛着行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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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营部要求，我卷着铺盖搬到了营部宿舍，头天晚上，李希平连长特意吩咐加了几个菜，搞了点酒，算是为我践行，作陪的有连队里几个比较有头有脸的老人。席间大家说了很多热情的话，有些醉意熏然的连长红着眼眶一再叮嘱我，将来如果高升了，一定不要忘记他这个老哥哥。 我的宿舍安排在营部会议室旁边的一个房间，住两个人，因为先前的临干尤金保已经抽到指挥部工作，我就住了他的床位。与我同宿舍的是刘楼大队的民办教师王朝元同志，他也是营部临干。 临干就是工地雇佣临时工作人员（包括干部和工人）的统称，以农代干、以农代工，社员身份，做干部或工人的工作。通常在营以上机构设置，没有定员，根据需要选拔，时间长短不一，一般是任务完成后复员回生产队。 鲇鱼山水库工地的临干们享受每月十九块五毛钱的补贴工资，在生产队里按满勤记工分，工作期间，也享受和工作人员同等福利（如病事假、夜班补助、劳保用品等），在当地的农村青年，能抽出来当临干，实在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如果遇到机会，长期临干还可以转正留用，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或职工。 水库工地上临干很多，其中也包括大量临时工。营部、团部、指挥部以及各专业技术施工单位都有，大多是上过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和有些专业技能的人。 临干们工作的岗位，除工地施工人员外，电话班的接线员、广播站、宣传队的宣传员、卫生院的部分医生和大部分护士、食堂的炊事员、指挥部的检验员以及各专业大队及加工厂的木泥水电技工、拖拉机手，指挥部、团部两级的各类勤杂人员，也多由临干充任。临干是水库工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临干们岗位不一样，手里掌握的职权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都一样的，就是每月十九块五毛钱的工资待遇。当时工地上流行一个讪语，问某人是干什么活的，回答：十九块五，对方马上明白了，噢，他是临干身份。 营部有个小食堂，一个外号叫张胡子的民工负责做饭。张胡子做了一二十年饭，很讲究卫生，厨艺也很好。营部食堂实行售票制，买饭票吃饭，一个月伙食费大约八九元钱。 因为离得近，我选择还在原来连队吃饭。按规定，我们做临干的，因为享有补贴，如果在连队吃饭，一个月要交九元钱伙食费，不能白吃。 第一个月我规规矩矩地去交伙食费，连里领导坚决不收，甚至要和我急眼，无奈，只得给他们买几盒大前门香烟，算作答谢。 那时候普通民工抽烟一般是当地出产的大铁桥，每盒一角一分，条件好一点的抽先锋牌或黄金叶，每盒大约一角五到两角左右，应酬办事一般用三角二分一盒的三门峡，顶级烟是三角五分的大前门。三门峡和大前门都是有锡箔纸豪华包装的，能吸大前门更相当于现代人们嘴里的土豪，是阔绰消费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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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元高中毕业，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知识青年，性格热情爽朗。他个子不高，身板墩实，说话声音洪亮，据他说能挑一百七八十斤重物走几十里山路。当地交通闭塞，车辆不通，运输主要靠人力肩挑，能挑能走是年轻男人必须具备的本领。 王朝元是共产党员，主要在政工组工作，也轮流下工地领工。我因为年轻，又是个知识青年，还是干老本行，当通讯员。主要任务跟随教导员和营长下工地。有时营里战线拉得很长，我还要跑前跑后，到各连工作面传达领导指示。时常骑自行车到团部取文件报纸，送材料，也帮朝元分担些宣传上的工作。 朝元虽然年轻，已经有三个小孩，妻子也在大队小学教书，家里负担很重。所以一有机会，他就想请假回家，营部同志们也都体谅他，尽量给他提供方便。 由于加强工地管理的需要，我的朋友俞显友也被抽到工地，他是当地的老高中生，比我们大几岁，担任过大队会计，住在我们大队的关田冲生产队。关田冲也安置有我们学校的一个青年组，我们经常过去玩，彼此很熟悉。 在当地农村青年中，显友属于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听说就是因为家里成分高些，所以才没有争取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显友来到营部被分配到生产组，主要工作是下工地领工，负责测量土方，记录各连当天完成的工作量。 显友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为是临时人员），撞一天钟就要把它撞响。”很得谢教导员的赞许，时常引用来勉励我们这些“临干”。 此时，我们营部的组成为：两位领导、两位管理人员、三位临干、两位医务人员、一位炊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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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6 06: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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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6 08: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