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鲇鱼山纪事修改（14-16）
14 营长汪明清，原来是公社的一个职能部门的中层干部，头上常年戴一顶发黄的军式制帽，穿一件几近褪色的蓝制服，看上去有四十开外的年纪。饱经风霜的面容上，深深的皱纹为他刻划出生活的艰辛，记载着他的人生跌宕。 按照当时的习惯，我们称呼他老汪。老汪常年在外领工，转战过许多工地。面对复杂的问题能大刀阔斧，坚决果断，雷厉风行地处置，现场管理经验十分丰富。 我们刚到工地的时候，人地生疏，秩序有点混乱，所以，经常能听到营长的大嗓门吼来吼去。也许是受那个时期阶级斗争主旋律的影响，也许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学来的，老汪在吼人的时候最常用的两句话就是：“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这在当时是火药味很浓的用语，加上老汪瞪着那双凶神恶煞的大眼睛，具有很大恫吓性。 但是说得多了，竟成为他的一个噱头。调皮的青年民工们玩闹的时候，也常常学着他的腔调，用夸张的语气互相戏谑：“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老汪领工经验很有一套，指挥调度得当，里里外外，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家熟悉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唱词，所以教导员谢治国同志亲切地称呼他“一把手”。时间一久，“一把手”在工地上叫开了，上上下下，不管年龄大小，都叫他“一把手”。 我到生产组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跟着“一把手”跑工地。渠首工程下马后，我们营的工作面调整到库区，离宿营地比较远。营部配了几辆自行车，上下班民工们排着大队，举着旗帜，唱着歌行进，我们领工人员则可以骑着自行车随行。当时我背着一个很大的绿帆布挎包，里面装着皮尺、卷尺、记录本、工作票、手电筒和水壶，紧随着“一把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跟班。 “一把手”喜欢带着我下工地，因为我是个外地知青，没有什么畛域观念和顾忌，不像其他临干，都是各大队抽上来的，在工地纠纷中，感情投入往往会有所偏颇，容易引发民工中的意见。我看得出来，“一把手”虽然是当地农村土生土长的干部，他对农民群体中存在的小农经济狭隘意识和小生产者斤斤计较的局限性是深恶痛绝的。 后来施工，“一把手”自己坐在一边，叫我出面去应对问题。一开始，我有点胆怯，时间久了，理顺了各种关系，也就得心应手了。有时“一把手”留在营部，叫我自己带着队伍去工地，我知道，他是在刻意地培养我。 现场施工员的工作很繁琐，除了调度生产任务，监督施工安全外，还要负责对个各连队当班完成工程量的验收核算，这是一项看起来权力大而实际上比较敏感的工作，搞不好容易和带班的连队干部发生争执，甚至被他们投诉到营部领导那里，显友他们几个本地临干都遇到过这种麻烦。我的知青身份，在民工们眼里，相对比较超脱，只要自己心存公平，产生这类矛盾的机会就少一些。 处理问题多了，我和各连队领导们逐渐建立起友谊和互信，自己的现场协调指挥能力也提高不少，有了自信，工作上也更放得开。“一把手”给我起了个没有贬义的雅号叫“贾干部”，一则是我姓贾，再则身份是个临干，谐音谐意，叫“贾干部”都说得过去。后来一段时间，工地上下都称呼我“贾干部”，连团部的领导，宣传队的女演员都知道了。 15 进入库区后，我们营首先接到的任务是“备土”，所谓备土，就是准备大坝土芯的用土。在广袤的库区外围，红旗招展，七八个营部展开，任务都是备土。 备土的过程，在指定的区域内（原来都是水田），先铲去上面的浮土和草皮，然后用方头铁锨把下面的胶质粘土翻上来晾晒，这个过程叫“采土”。一块地可以多次采土，收了一层，再采一层，直至土质不能使用。 指挥部有专业人员把采得的土质取样送到实验室测定，如水分含量达标即可以收土。民工们用板车把翻晒后的土料转运到指定场地，场地使用的多半是已经采过土的废墟。转运的土料按照规定尺寸，堆成巨大的反斗形土堆，称之为“土牛”。 土牛是大坝土芯用料，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土牛形成后，经过验收，盖上篷布备用。有时堆放时间过长，还要掀开篷布，进行通风，如果篷布发生漏水，则要挖开翻晒，然后重新封好。 “土牛”交上去以后，便由料场专人进行管理。管理人员根据完成的时间，进行编号：一号牛、二号牛……用土的时候，也会根据时间，决定先后次序。其中每一个过程，都有指挥部技术人员跟踪检测，水库工程对质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备土期间，我们营完成了十几座土牛，近两万立方的工程量。 16 备土任务完成后，我们营又转战“备料”工地。“备料”就是开采风化石材料。当地丘陵地形属于石灰岩地质，长时间风雨侵蚀剥离，使这些山包石质疏松，成为风化石。风化石加以外力，极易粉碎成砂砾状颗粒，在水和压力的作用下，形成坚硬的板结，大坝上用它来做外层填充，称为“代替料”，需用量非常巨大。 给我们指定的采石场是河边一座被称为“狮子头”的山包群，山包下是近百座明清时期的墓葬，上级要求我们，把连带几座小山包都打掉，以获取充足的石料资源。当时采石的方法是，浮面上用锤打钢钎撬，山体则采取打炮眼爆破。 采石场是靠近河滩的一片裸露丘陵地，大小二十几个山包，最高处也就百十米，区域内基本上没有什么高大树木。进入工地后，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清除了山体表面的土层草皮，把一些松动的石块全部橇下去，然后进入爆破作业。当时我参与了现场协调指挥，所以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导火索、雷管、炸药是爆破的三要素。在工地上，雷管和导火索由上级配发，炸药则是各营连自制。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公布过土制火药“一硝二磺三木炭”，工地上的民工们很多人都会根据这个配方自己动手制造炸药。 一硝就是硝酸铵，是一种化肥。二磺就是硫磺，可以买到，三木炭，一般用锯末代替。炒制炸药的把式们在山坡通风处挖一个土灶，支上一口铁锅，对以上三个组分按一定比例混合，加热炒制。有时温度太高，锅里的物料燃着了，只需果断地把锅掀翻，人员散开，任由锅里的物料自行烧尽。然后清理现场，重新开始。 炒制的炸药填放到打好的炮眼里，埋上雷管和导火索，就可以点火放炮了，当时有开山任务的各营都是这样炒制炸药。 听说别的营有民工用自制炸药到附近的河边崩鱼，曾经出过事故，受到指挥部通报。他们把炸药装在玻璃瓶里，连上雷管导火索，就在手上点燃，在导火索接近临爆点时，迅速把瓶子甩到河里，爆炸后形成的巨大冲击波，把一些鱼震得当时就翻肚了。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炸药瓶如果甩出去早了，河水会把导火索浸灭，土炸弹就打了水漂，甩出去晚了，瓶子在手中爆炸，就会造成人身伤害，听说外县有个民工把手都炸掉了半个，团部严禁民工使用炸药到河里炸鱼，各个营部把雷管和导火索控制的很严。 再说打炮眼。放炮的威力取决于炮眼的深度、排列的密度和装药多少。放炮的数量根据取石的需要自定，没有统一的规定。 在山崖上打炮眼是最艰苦的工作之一。那时没有电锤，全靠人工。打炮眼两至三人一组，一人掌钎，一至两人操锤。掌钎的人要手眼灵活，手要把稳，移动钢钎时不可乱动，否则，落下的锤头很容易会打在手背上。还有的要在崖壁上打钢钎，撬石头，用绳子把人悬在半空中，不是很机灵的人根本无法胜任。 操锤的人更要有技巧。工地上的大锤一般重八到十二磅，锤把用三片毛竹片制做，软的。抡起来的时候借助毛竹片的弹性，不仅可加重锤头的着力度，还可节省力气。但是眼神要准，锤头必须打在钢钎头上，否则，不是砸着自己的腿，就是砸着掌钎人的手，干这个活，千万不能走神。 记得我当时写过一首《陡壁打钎歌》，属于战地宣传鼓动的口号式作品，用的多是当年的豪言壮语，投在团部的油印小报上，歌词大概是这样写的： 水利健儿英雄汉，陡壁打钎不怕难。 胸怀朝阳力无限，越是艰险越向前。 当年挥戈开南干，而今跃马鲇鱼山， 移山造湖多壮志，战天斗地赋新篇。 狮子头上红旗展，史灌河畔人气喧。 七县会战修水库，万马千军战犹酣。 披星载月五更寒，凌空作业绳索牵。 锤钎叮咚回声响，炮声轰隆奏凯旋。 汗迹斑斑透衣衫，烈日炎炎视等闲。 战士不怕苦和累，歌声响彻大河湾。 “南干”指的是梅山水库南干渠，南干渠贯穿固始县境内七八个公社广袤的平原丘陵地区，连通多条支渠，规模宏大，是当地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 我在工地上和民工一起打钎，最初的时候，锤头经常把自己的小腿打得红肿好高，掌钎的时候，手背也挨过很多锤，收工以后，营部的同事们关切地用热水和香油帮我料理，不过我还是练出来了。 最后就是点炮，每逢上下午收工后，大队民工撤离，就到了放炮时间。一批填装多少炮眼必须有准确的数，营部以发放的雷管控制，爆破中有专人核对引爆的数量。导火索按规定长度截取，以便引爆的时间不要有太大差异。 装填完毕后，每只炮眼留下两名炮手，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在爆破现场，哨音就是命令，现场指挥第一阵哨音，所有炮手各就各位，第二阵哨音，主炮手点着手里的香烟，但不许点炮，第三阵哨音，点着导火索，迅速向预定安全方向撤离。 爆破场面十分壮观，随着一炮始发，百炮齐鸣，顿时乱石崩云，惊涛拍岸，有的石块飞到河里，激起朵朵浪花。面前土石翻腾，天地一片昏暗。风暴过后，归于寂静，举目看去，半个山包削掉，原来的漫坡变成了峭壁。 爆破区拉有安全警戒线，各个路口，都安排民工用板车或人墙封锁，哨音响后任何人不准进入。爆破完毕后，各连工地负责人报告本单位炮眼引爆数量，如有哑炮，爆破结束五分钟后组织专人排炮。所谓排炮，就是检查炮眼情况，拆除雷管和导火索。完成排炮，确认无遗漏，才可以撤除警戒。 排除哑炮是一项有危险的工作。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熏陶，每次排炮，我都要坚守在一线，检查落实每一项安全措施，直到所有哑炮排除后才随最后一拨人撤离工地。人们对我不乏赞扬之词，而我觉得作为工地指挥人员，就应该这样干。 “一把手”交给我这项工作，确实锻炼了自己的能力，那时候我带着营部的马蹄表，脖子上挂着指挥哨，在一些连长、指导员们的簇拥下，指挥若定，就像一场战役的前线指挥官，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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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7 06: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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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7 08: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