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三十一）

无锡知青朱兆中

（续前）   政治生活与思想变化

   我到营部工作后，有几次政治活动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第一次是批林批孔及评法批儒运动。这场运动其实早就开始了。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报刊上就不断出现批判孔子和儒家的文章。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等等。

    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文件也给我们知青传达了。营连也都进行过评法批儒的活动，听过儒法斗争史的宣讲。

   1974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广泛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文章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1974年6月以后，批林批孔运动转向评法批儒。报刊上刊载了不少署名“梁效”、“池恒”、“罗思鼎”等的评法批儒文章。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社论提出要学习历史，要读点法家的著作，说：“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儒反法的”等等。之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一些工农兵评法批儒的事件和文章。在全国掀起了“评法批儒”的浪潮。  

    我是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的末期，担任了营部的书记员。其实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知青来说，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不怎么关心。传达中央文件，营连开会宣讲儒法斗争史，大家听听就过去了，谁也不当一会事。但是我当了营部书记员以后就不能象过去一样了，必须关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还要对此有所了解，才能胜任书记员之职。所以我到了营部工作后，立即翻看了前几个月的报刊上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方面的文章，对这个运动做到大致心里有数。到1974年10月下旬，我们一营还在批判林彪，宣讲中央23号文件，给知青讲解辽沈战役中林彪的错误；同时又开始学习法家著作。不过学习法家著作具体的篇名内容已经忘记了。我只是记下了。“10月26日早上学了法家著作”；“10月27日、28日晚上学习法家著作”；“11月4日上午学习法家著作”等等。估计是学的韩非子等人的文章，因为后来我还写了一篇“试论韩非的思想基础”的文章。

    1974年12月8日我看《东周列国》一书，还写下了：“可用儒法斗争之目光去观也！”的观点。第2天又写道：“夫诸侯混战，是为利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殊死争斗，其国民皆附于前者，孰为无义耶？”可见我当时受到儒法斗争史观点的影响之深。真正抛弃儒法斗争史的观点，要到我进了大学，学了更多的古代文论和哲学、历史之后才能做到。

    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我的收获是读了点古文，抄了点诗词。如读了韩非子等人的一些文章，抄了曹操的《龟虽寿》、《观沧海》等。买了几本当时出版的古文，其中有一本公孙龙的著作，有“白马论”“坚白论”等文章。我还同孙营长、惠立人、方胜源等人讨论过“白马非马”的观点。这些事情我至今仍有印象。

    第二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1975年2月份开始，报刊广播等舆论媒体就越越来频繁地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公布了毛主席的一些新的谈话，里面有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等等。让人感到耳目一新。2月13日年初三，晚上我看《红旗》杂志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一文，在日记上写道：“写得很好，有所收获。”。2月17日营部第一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33条语录。我看了就感觉到好象要开展新的政治运动了。3月3日我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当晚我在日记上写道：“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的开始。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写得深刻有力，有必达之情，无难显之隐。逻辑性强，因而雄辩。”3月4日下午传达中央1975年5号文件，内容是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晚上同小惠、老方等人略谈理论问题，有所争论，越争越明，好事。要钻研理论也。”（3月4日日记）我们基层的政治学习和活动从评法批儒全部转到了这个新的内容上来了。3月5日营部组织学习理论，但我轻狂地认为学得“不够深入”（3月5日日记）。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我从3月16日探亲回家，此时还在家中，直到4月9日回一营。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已经是4月中旬了。4月13日、14日营部会议都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容，也包括学习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我印象较深的是文章中提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观点；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阶级分子一批批地产生，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在某些方面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要打掉资产阶级的“土围子”等等。大约记得当时读了这篇文章的感觉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很是严峻。1975年4月16日就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写了一篇理论学习汇报，给团宣传股。

    4月21日晚上，我们五名营部工作人员（书记员、通讯员、植保员、卫生员、售货员）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定下制度，每十天二个晚上学习。营领导来跟我们打趣。我们学了二段语录就结束。这个制度没有坚持多久就淡化了，消失了。

    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因为毛主席的讲话，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给我思想上的冲击力很大。我认真学习领会这些文章，当时认为这一理论是有说服力的。二是因为去团部办的学习班当了一会教员，讲了一课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975年5月24日接到团部电话，要我参加团举办的连干学习班，去讲一课。这次连干学习班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我去讲一课，我心里有点惶恐，也有点兴奋。我以前从来没有去给人上课的经验，从来没有研究理论的经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刚开始接触。怎么去给人们连队干部讲课？也不知道团部政治处怎么想的。

    5月25日上午我到团部政治处报到，丁股长热情招呼，查付主任叫我先看材料，作准备。于是我就住进了团部招待处。看到政工简报上有一个材料，讲一个姓汪的人，订了一个发家致富的计划，计划订得可谓详细周密。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了，正好印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可以用来作讲课的案例。到了傍晚，我去买了20斤饭票，5元钱菜票。然后在团部机关食堂吃了一碗面条，感觉这里的饭食比我们基层连队的要贵，就在日记上下了一句“机关食堂的伙食开销较大。”（75年5月25日）的感慨。

    5月26日上午，我参加了由李副师长、王副政委、查副主任主持，还有徐干事等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研究连干学习班怎么办的问题，确定了办班的内容、时间、人员、教学等问题。要我执笔写出一份办班计划。会议确定要讲的几次课的内容和担任讲课的人员。学习班主要学《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我要讲的是理论性较强的第二课，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现在想来当时我正是无知者无畏，那个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就我那时的理论水平正确理解尚且不足，遑论去给别人讲解了。但我居然没有推辞就应承下来了。当天下午，我把学习班的计划写好，交给查副主任。

    5月27日上午我到查副主任处开会，研究如何讲课。此后几天，我就一直在埋头准备讲稿。还帮着查副主任做些杂事，如打电话给各营上报参加学习班的人员名单等等。耽搁了不少时间。（未完待续）

龙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