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知青岁月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我是1968年9月16日到内蒙古临河县上山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屈指算来已有四十六个年头。2012年为了纪念我们上山下乡四十五周年，我写过一些上山下乡的回忆文章，取名“我的知青岁月”。由于没有做系统的筹划，只是反映知青的生活片段，因此每篇都另加了小标题。现在贴在这里，只为留下一些纪念。

1968年9月16日，是我们上山下乡的开端。从这一天起，我们就是一个农民，开始吃农村饭了。在城里，我们是每天看着母亲用炉火烧菜、做饭，自己很少动手。现在一下子面对柴锅、土灶、风箱、柴火……，做饭简直成了一个天大难题。下乡第一年，生产队了解我们的难处，对我们很是照顾，为我们派了一个大婶，专门帮助我们做饭，吃饭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这一时期，我们也开始熟悉做饭的门道，特别是烧柴、点火的窍门。

第二年，做饭的大婶就不再来了，我们开始自己点火烧饭。我们知青小组对做饭进行了安排，全组五男五女共十个人，男女搭配分为三个小组，其中两个小组为三个人，另一个小组四个人。我、大可和一个女生分为一组，三个人各有分工：大可比较会做饭主厨做菜，我负责做主食，那个女生主要是烧火、拉风箱。虽有分工，三个人还是互相帮助，共同完成做饭一个任务。

原来在家时，我常帮助母亲做饭打打下手，学会了擀面，切面，因此经常给大家做面条吃，改善生活。但是要说做菜，那可麻烦多了，为此大可真是动了不少脑筋。农村的饭秋天里还算好做，队里分回的土豆白菜是看家菜，自留地里长的茄子辣椒是时鲜菜，菜谱还算丰富。冬天虽然仍以土豆白菜为主，但入冬年前宰杀了猪肉，就可以开大荤了。最不好过的当属春夏交接的时节，俗话说“青黄不接”。那时猪肉缸里已经见底，用白菜积的酸菜已经吃光，土豆也差不多吃完了，有也长出了芽子，自留地的菜还没长成，吃菜就成了大问题。

大可是个细心的人，总能想出一些办法，做一些菜肴，为大家增味、下饭。记得他从地里挖来准备喂猪的苦菜中，挑一些嫩的苦菜，用开水抄出来，拍上蒜兑上醋，一拌就调制出一道美味的凉菜。更有甚者，一次在西瓜下来的时候，他见大家吃瓜时剩下的瓜皮很厚，就动手把瓜皮收起来，削去外面的黑皮，切成瓜条，用盐一杀，炸一点花椒油，做成了一道凉菜。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没菜的日子里，有这样一道清香脆爽的菜肴，也是一种享受。至今有时还想起那盆凉拌西瓜皮，还感到那一种别样的清新爽口。大可是好样的，他的能耐是多面的，不仅会武术，还是一个好厨师。这可是个小秘密呦！

我们一起做饭的日子经历了两年多，后来我就离开了农村。但每每闲暇时，我常常想起那一段日子，会有许多感触：下乡锻炼了我们，烧火做饭也锻炼了我们，它不止让我们增长了做饭的本事，还使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认识，增强了生活的勇气。我怀念我与大可同炊饭的历史，也怀念那盆凉拌西瓜皮……。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11 19:59:00的发言：
老茶的知青组所在的农村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生产队秋天还能分点白菜土豆什么的，我下乡的地方土地太贫瘠，因而粮食产量很低，所以队里舍不得用农田种菜，那几年青年点的饭菜都是怎么糊弄过来的真的是一笔糊涂账。

我们插队的地方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讲的就是这里。当地农民生活不算富裕，但是吃喝可以满足，我们插队到这里，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感谢“千帆过”点评。老茶有礼了！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2 8:39:00的发言：

下乡开始学做饭，

大可手艺真是全，

难忘凉拌西瓜皮，

解决当时大困难。

“龙行天下”版主辛苦了，感谢你赐玉鼓励，老茶诚当努力。问候龙版主。

牧羊海（当地把湖都称为海子）是一个河套黄灌区因泄洪形成的湖，水量有北京龙潭湖大小。海子边上没有住家，只有牧民放的牛、马、羊，不时从这里走过。

我们承建的兵团房屋就在牧羊海的旁边，一砖到顶，砖木结构。十月份，我们去的时候，墙体部分还在砌筑中。我们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做和泥、递砖等小工的杂活儿。随着墙体和架板的的升高，递砖就越加困难。在架板下，你要把砖一块块的抛到五、六米高，才能让上面的师傅接住。一天下来，不要说胳膊有多疼，就是手掌都磨出许多水泡，甚至磨出了血。这个时候你不能喊疼，还要装出没事的样子，用破布包包继续工作。房屋封顶上大泥的活儿，也是小工子的苦活。首先要把土、草、水三者搅拌在一起，搅合均匀，就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恨不得脱下鞋，直接用脚搅拌，但在深秋时节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泥和好了，还要把这粘粘的泥巴用铁锨搬到房上。在房顶和地面之间的架板上放一个泥槽，通过两次传递，将泥搬上房顶。这个时候是非常要紧的，泥的用量很大，不能有半点耽搁。一次上泥下来，自己就累的上气不接下气，恨不能把心脏跳出来。工作的苦累是难以想象的，为了赶工期，工作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每天天一亮就起床，不用洗脸，在野滩里方便一下，就开始干活。等做饭的师傅做好了早饭，再回来吃饭。就这样，除了吃饭、方便，一直要干到晚上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工作不少于十二小时。

劳动异常艰苦，但生活十分简单。早饭一般是糜子米饭，刚来时，还有从队里带来的茄子、土豆，做一些菜，算是丰盛之极了。后来因周围也没有人家卖菜，就只能干啃米饭了。中午一般是蒸馒头，一人一个，大约一斤二两一个，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大馒头。晚上一般是吃汤面，面里除了有盐，出锅前呛一点油外，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也未必能吃饱。吃饭要排队，顺序到锅前盛面。为了能多吃一点，有人刚盛完就又站到队尾，边站队，边往嘴里划拉，一点不怕热面把嘴烫起燎泡。我们知青吃饭慢，总是吃不饱，刚吃一碗就没面了。后来我们吃面就改用了饭盆，第一次少盛，第二次打满，就能吃饱了。在工程期间，我们也打了两次牙祭。一次是从牧民手里买了一只羊，炖了一锅羊肉，每人一大碗，大约有三斤。我们几个知青一顿就干掉了。还有一次，附近的老乡家死了一头猪，被我们以低价买了回来，炖了一锅，大约人均一斤半肉。看着白花花的猪肉，没人说病猪长短，也不觉油腻，只有香味，我们也是一顿就报销了。艰苦的生活撑大了肚子，这一年我的体重居然突破了160斤，是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

我们住的是用柳木椽子搭成的窝棚，面积不小，二十几个人都能挤在里面。窝棚中间有一人高，利于人们走动；两边低，正好躺下睡觉。四周用柳条靶子围挡，透风很好，只是夜里有些冷。棚子上面没有防雨材料，铺了一层土，只能遮挡一点风寒。一天下了一场大雨，工程无法进行，大家只好躲在棚子里避雨。谁知雨下得越来越大，棚子里面变成了一片泽国。大家没有去处，只好个人抱着自己的铺盖，蹲在铺位上祈祷老天，快快停雨，出太阳吧……。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使我们忘记了观看牧羊海的美丽景色。一天轮到我去捡牛粪，我才走近牧羊海，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容貌。牧羊海这是个放牧的好去处，经常有牛、羊从湖边走过，留下大量的牛羊粪。晾干的牛粪是十分好的柴火，易燃、火旺，我们每天做饭就用牛粪烧火，没有什么气味。但是捡牛粪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要辨别清楚那滩牛粪是干的，那摊是湿的，真要有一支慧眼。一开始下手就抓，往往摸一把稀屎，恶心的连饭都不想吃了。我边看风景边检牛粪，一会就捡了满满一小车。这一会儿自己感觉是最惬意的了。

经过两、三多月的苦战，终于在年底前完成了全部建筑工程。看着自己盖起的房屋，想着这些日子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心里一阵阵酸楚、一阵阵甜蜜。是痛苦多，还是骄傲多，谁也说不清楚？生产队的大车来接我们了，我们告别了平地建起的砖瓦房，告别了这本没有人烟的牧羊海，想着这房屋即将迎来的新主人，我想我们该换班了。尽管这里依然艰苦，但目前他们绝没有我们那样艰难。兵团战友们，看你们的了。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12 22:24:00的发言：
老茶的文章很吸引人，那吃面条的情景我也相当熟悉，出民工时吃饭和抢饭一样。拾牛粪那段看的我不由得笑出来，真是逗死人了。谢谢老茶对纪实的大力支持。

版主何必客气，老茶讲自己的真实故事，也是自己的一种心情释放。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3 7:45:00的发言：

牧羊海边盖房屋，

劳动量大生活苦，

拣拾牛粪要精心，

任务完成心中舒。

读过龙版主的配诗，使我有了信心，争取写更多的回忆文章，与大家共享。谢谢龙版主！

1969年夏天，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刚刚组建，要接纳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急需建设一批住房。当时，我们生产队有几个干过建筑工程的泥瓦匠，平时在生产队就是砌墙盖房的好手，因此，生产队马上应下了工程，并组织劳力奔赴工程现场。

我们生产队包揽的工程在五原县北，牧羊海子附近，是给兵团二师十六团四连（是不是四连已记不清）盖四栋宿舍。第一批盖房人员已经先期出发，大可、凡阳已随第一批人员到达现场。为了在入冬前顺利完工，“十一”前后，队里派我和乃昌再去增援。由于同去的马车还要拉一些生产、生活物资，叫我和乃昌坐火车自行到五原工地。

第一次独立出门，我俩别提多高兴了，队里把我们一送到临河县城，就独自行动了。首先到火车站买了从临河到五原的火车票，开车的时间是半夜，我们就在候车室等侯。临河到五原只有50-60公里，坐火车大概一个小时。我们顺利的坐上了火车，凌晨三点左右就到了五原车站。小小的五原车站仅有几栋破房，一眼望去外面一片漆黑，站房简直就像一个孤零零的小岛，给人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这是哪呀？心里登时有些发毛。还好车站里驻留着不少的人，听口音大都不是本地老乡。凑近聊聊，知道他们中有人去十六团，并准备天一亮就出发，步行回团部，大约有四五十里地。问有没有汽车到达，他们说九点钟以后才能开车，另外也不能直接到团部，还得走。权衡了半天，我们没有行李、物品的拖累，决定跟他们一起走。

至今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反正天亮了，我们就和那五、六个刚刚结识的兵团战士出发了。我想当时那几个兵团战士和我们大概有一致的想法，为了节约几个钱。都是没有钱的穷学生出身，仗着年轻，就做出了冒险的决定。事实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而且对困难考虑的并不充足，接下来的行程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考验。

穿过五原车站边上的庄稼地，就进入了满是坑洼的草甸子，远远望去无边无垠。有的地方茅草很高，人走进去只露个头；有的地方泛着盐碱，没有一株茅草；有的地方还有水，必须绕道行走……。我们俩完全不知东南西北，凭着对前面几个人的绝对信任，一步不离的紧跟在其后面。一路上基本上没有见到别人，我们不敢说笑，不敢逗留，生怕被遗留在这荒芜的原野上。此时刚出发时的轻松愉快，已全部抛到九霄云外了。更让人麻烦的是临近中午，天上还下起了雨，两手空空的我们只好走在雨水之中。草甸上竟是胶泥，雨水一泡，顿时就像一个溜冰场，不小心就会被摔倒。前面的人明显放慢了脚步，大概他们也迷路了。好在雨下的时间不长，路上尽管一样湿滑，但没有雨水的伺候，还是很美的事。

此时，肚子也开始闹革命了。从昨天晚上吃过晚饭，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前面的路究竟有多远还是未知数。前面的几个兄弟也准备不足，身上也没有干粮，此时也饿得呱呱叫。原来以为中午就可以到团部，谁知半路上赶上雨，又有些迷路，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天阴的很沉，草地依然茫茫无边，只有忍着饥饿，跟着他们默默前行。不知走了多久，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宽的小路，于是加快了步伐。

日落时分终于走出了草甸，看到了一排排的房屋，房屋上面还升起一缕缕炊烟。前面的人高兴的叫了起来，“团部到了”。到了团部，那几个哥们儿立刻作鸟兽散，我们又陷入两眼一抹黑的处境。顾不上肚子的饥饿，去四连怎么走，赶紧打听吧。到有炊烟的房子跟前打问，一个战士说“四连呀，在牧羊海子，还有二十里。”看看已经日头西下的天边，没有向导，一路荒无人烟，再走二十里，这绝对是办不到了。此时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我们想一切从现实出发吧，先解决肚子问题吧。

我们找到厨师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卖给我们一些饭菜，以解一天的饥饿。炊事员说不行，菜都吃完了，饭都是有数的，不能卖。我说，“我们是给你们盖房的民工，一天没吃饭，晚上赶到这里，就卖给我们二斤馒头吧，我们有全国粮票。”他们又找来司务长，又向他讲了一遍。司务长说，“全国粮票也不行，粮食是按比例供应的。你们要吃馒头我都没地找白面去。”不过司务长还算通情达理，多收了我们一些粮票，卖给我们二斤馒头。捧着二斤馒头，我俩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就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一天水米没沾牙，尽管没有菜，有了十个白馒头，那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

我俩边吃馒头，边合计着今晚的行踪。天已大黑，就是熟路走二十里也不容易，更何况不知道路呢！于是决定就在这住下来，明天一早再走。可是住在哪呢？十六团已经盖好的房屋有两三栋，我们要求借助恐怕是不会答应。未完工的房子倒有不少，有的刚起墙，有的快封顶，怎么住呀？我们看了一下，选了一间里面堆满枳机靶子的房子，虽无屋顶，但枳机靶子铺在地上不会很潮，就将就一晚吧。

近十月的内蒙古，夜晚已经很凉，在一个没有房顶的围墙里，没铺没盖，我们不顾一切的躺下了。实在太累了，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已经走了十几个小时，怎么也走了一百里，这不赶上红军过草地了吗？我们俩说着说着就进入了梦乡。

早上的凉风把我们吹醒，看看天已亮了，马上来了精神。走，出发！我和乃昌没有再向司务长讨要早饭，问了一下行进方向就上路了。迎着朝阳一路东去，一路急行，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队的社员和已经盖了半截的四栋房子。亲人见面分外亲热，大家听我们讲述了一路的劫难，最后的评价是“两个笨蛋”。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13 15:25:00的发言：
为省俩钱走了上百里路而且是雨中，放在今天怕是谁都不会干的。正是当年的苦锻炼了我们，使我们的耐受力超强，能直面以后的人生风雨。

正是少年不省事，才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正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才锻炼出不畏艰苦、勇于拼搏的精神。谢谢“千帆过”版主驻读，老茶谢过！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13 20:25:00的发言：
在草甸上行走，容易迷失方向，大概走了不少弯路，才艰苦跋涉了一天。和我同一大队的知青，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公社插队，如果到公路上坐车，需先坐车到县城，再换乘去那个公社的班车。为了既节省车费又能与兄弟见面，他决定走山间小路。向村民了解沿途的路线后，就一人上路了。结果在半路迷了路，夜幕降临后，只好忍饥挨饿在山上的大松树下蜷缩了一宿，第二天才到达。后来，他还邀请我一齐同行，去那个公社。从早晨出发，直走到天色漆黑才到，如果路况不熟，难免要在山上过夜。山路大概比草甸好走一些，至少没有泥泞的路面。

当年内蒙的农村地面宽广，多是土路，交通闭塞，出门坐大车、毛驴车已经算高档了。没有熟人带路，难免走冤枉路，我们这些人都有过迷失的经历。现在就好多了，公路四通八达，拖拉机、汽车来往穿梭，要迷路都难，时代不一样了！谢过“麻沙老农”！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4 8:13:00的发言：

盲目出发上路行，

跟着他人雨中拼，

饿得半死得馒头，

次日终于见亲人。

说起吃馒头，真是叫人感慨万千。当时有粮票，还要按比例，细粮只有40%，其他都是玉米面、糜子米，因此花钱买了人家馒头，还要感恩戴德。不过真要是没有那二斤馒头，我俩就更惨了！谢谢龙版主的赋诗。

1968年是我们上山下乡的第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全国只上演那几出样板戏，文化生活异常匮乏，而在农村文化生活就更无从谈起了。我们下乡的内蒙古临河县丹达木头公社，当时还没有电。老乡们只靠煤油灯照明，每到夜晚村里一片冷清，大部分人家都早早睡觉了。当然也有一部分社员无所事事，就摆起了宝盒，进行赌博。

面对这些情况，我们知青小组怀着对毛主席一片忠诚，和农村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的紧迫感，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并决定在春节期间排演一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文化革命开始，每天都在听样板戏、学样板戏、唱样板戏。因此《红灯记》的唱词、道白，人人都可以背下来、唱出来，只是各个角色由谁来演，道具、服装怎么筹备，演出如何组织，对于我们来说还真是不小的问题。

我们的倡议得到了生产队的大力支持，通过亲戚朋友找来了铁路用的手持信号灯和大沿帽，为《红灯记》的排演拿到了关键的标志性的道具。我们知青小组也发动大伙翻箱倒柜，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选择合适的衣服准备好装备。

现在想起来，演员安排真是太妙了。康大可有武术功底，扮演李玉和是当仁不让的。他戴上大沿帽，一手举红灯，一手插在腰间，就是一个钱浩梁。何碧碧自身老成谦和，扮演李奶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她的唱委婉清新，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李铁梅由郑玲扮演，也是不二的选择。她梳了一条大辫子，穿上一件碎花的中式小袄，完全变成了一个乡村小妞，透着活泼与灵气。何正治扮演鸠山的形象更是演绝了。没有和服，何正治将一块绿色军用毛毯围在腰间，上身穿一件白衬衣，眼睛上架了一副眼镜，鼻子下面还贴了一撮八字胡。真是活脱一个鸠山形象，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可。王阿媛、王正琪、何凤纯、赵乃昌、孔凡阳和我都是群众演员，演的角色也不固定，随叫随上。刚演完磨刀人，接着就又演鬼子甲，又没有服装变化，简直成了活报剧，惹得大家一片欢笑。

正式演出的那天，生产队借来了汽灯，把个会议室照的一片光明，彰显出生产队对我们这项演出的重视。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把小小会议室挤的水泄不通，社员们热切的观望着这群侉子（是老乡对我们知青的昵称）上演的样板戏。全体知青不分主角、配角，一起上阵，参演了这样一出令人回味的样板戏。尽管条件简陋，水平有限，但在当时的确引起了较大轰动。社员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谈论这群侉子的一招一式，令人捧腹不已。记得当年我将我们排演《红灯记》的细节讲给母亲听时，母亲都笑得合不拢嘴。

上演《红灯记》使我们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勇气，也扩大了我们知青在社员中的影响。记得政治队长韩宝权说过：知识青年是从北京来的，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他们还知道毛主席的生日，他们的觉悟很高……。可见大家对知青的评价十分优秀，在社员心中的地位相当高。借着《红灯记》的余威和队里的支持，后来我们还自编自演了二人台《喜送战备粮》等节目，编写了一些打夯时唱的号子，虽然其中内容已记不大清楚，但热闹欢快的场面时时还进入我们的脑海中。

尽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现在人看来，实在幼稚可笑。但我要说，这些就是知青的历史，这些有我们的青春在里面，因此值得我们回忆和记忆。

谁知雨下得越来越大，棚子里面变成了一片泽国。大家没有去处，只好个人抱着自己的铺盖，蹲在铺位上祈祷老天，快快停雨，出太阳吧……。

我曾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插队，这种经历我也有过，深有感触。

以下是引用孙伯江在2014-3-14 16:28:00的发言：

谁知雨下得越来越大，棚子里面变成了一片泽国。大家没有去处，只好个人抱着自己的铺盖，蹲在铺位上祈祷老天，快快停雨，出太阳吧……。

我曾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插队，这种经历我也有过，深有感触。

又遇到老乡了，俗话说“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共同的人生经历使我们有了共鸣。感谢“孙伯江”跟帖鼓励，老茶有礼了！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14 20:29:00的发言：
一个知青小组就能演出《红灯记》，人才济济。当年农村文化生活极其缺乏，插队几年就看过一场演出，是县宣传队下乡进行歌舞表演，简直就是盛大的节日。

“麻沙老农”所言极是，当年的农村文化生活简直是零，有人唱个歌，就是个热闹，谁能不高兴呀！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5 8:54:00的发言：

知青学演样板戏，

全员出动真积极，

又编更多小节目，

影响深入到村里。

当年我们知青有这样的热情，现在想起来也让人心热。感谢龙版主的小诗，老茶不胜感谢！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15 20:40:00的发言：
知青为当时还很闭塞的农村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排演文艺节目是他们最擅长的内容。老茶他们排演《红灯记》的场面我闭眼也能想象的出来，因为那台戏我们也排演过。

我们都经历过这一段生活，已经记忆在自己的骨髓里了，因此现在也能历历在目。感谢“千帆过”版主鼓励支持！

从牧羊海回到临河县城，我们听说组里一位女知青有事当晚要回北京。自从去牧羊海已经有两、三个月没与她们见面了，于是决定我们先不回生产队休整，送一送这位女生。回京的火车要半夜才到，我们决定利用下午的时间，去县知青办去看看。

知青办是我们知青的娘家，县知青办的张主任更是个热心知青事业的好人，对知青非常和蔼、热情。记得有一个一九六五年下乡的老知青叫张宋，因受刺激得了精神病，平时到处流浪，生活不能自理，饥一顿饱一顿，无冬无夏都是一身破皮袄，十分可怜。张主任为他费了不少心，只要在街上见到他，就会领回自己家里，让张宋吃一顿饱饭。

我们到知青办，照例受到张主任的热情接待。大家也不客气，在他的办公室里聊聊这、看看那。桌上的一堆报纸引起我的兴趣，胡乱翻了一遍，突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过了期的旧《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还是内部发行的刊物，够级别的人才可订阅，一般人是根本看不到的。出于好奇，我把这张旧《参考消息》收入了囊中，想拿回去好好看看。谁知它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吃过晚饭，我们就赶往火车站。火车要夜间23:46才进站，有的是时间。大家围坐在候车室里，天一脚、地一脚的聊起来。聊累了，大家就坐在椅子上休息。我想起了那张《参考消息》，就拿出来有滋有味的看了起来。借着候车室昏暗的灯光，我正一页一页的翻看着，突然一只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声音很轻，但很坚决地说了一句：“你跟我来。”我茫然的看了一下说话人，原来是一名警察。他面无表情的向我做了一个手势，扭身就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怎么了？为什么叫我跟他去……？一连串的问题从我心头闪过。我看看一路劳累纷纷睡去的同伴，无奈地、默默地跟着这个警察走进了公安值班室。

值班室有五、六平米大，一张二斗桌、一把靠背椅，墙上还挂了一面镜子，简洁而庄重。我走进值班室，那个警察竟一言不发的坐到椅子上。我怯怯地问：“警察同志，你有什么事？”忽然他站起身，关上了门，然后命令似的说：“站好了！”我头皮一震，立刻感到坏事了，我被抓起来了，可是为什么呀？我低声问，“我怎么了？”他根本不理睬我的问话，一句一句的问道：“叫什么名字？”“年龄？”“籍贯？”“从哪里来？”“坐的什么车？”正是秀才遇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没有办法，只好一一作答。当我回答是坐毛驴车来的时候，他指指我的头，冷笑道：“是爬火车来的吧！”我抬头看了看对面的镜子，镜子里的我也确实够吓人的。在牧羊海干了两三个月，没有剃过一次头，没刮过一次脸，头发长的可以梳小辫，胡子拉碴的就像一个要饭的。于是我解释，我如何在五原牧羊海干工程，生活如何艰苦；今天又如何未回队，来送同学……。警察半信半疑，指着我手中的报纸说：“这是哪来的？”我如实说：“是从知青办拿的？”他说：“是偷的吧！”我说：“真是拿的，怎么会是偷的呢？”这时，他瞄了一眼报纸的日期，确认是一张已经过期的旧报纸，才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知道《参考消息》是什么人看的吗？你怎么可以在公开场合大模大样看参考呢？”原来是这样，我赶紧承认错误，说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不应该在公开场合看保密资料，以后再不敢了。警察大概也觉得我不是他想的那种人，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是北京人，看你这蓬头垢面的样，像盲流似的，多给北京人丢脸呀！回去把这头发、胡子收拾收拾，出来就像个人样。”我赶紧说：“是，是，回去一定先理发刮脸，不给北京人丢脸。”警察说了声，“把报纸留下，你可以走了。”

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审讯结束了，我被宣布“无罪释放”了。但这么一折腾，我此时心里有说不清的酸楚与委屈，眼泪都要掉出来了。我默默的从值班室走出来，看见大家焦急的样子，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大家不禁感慨，以貌取人，真是害死人。

两年后，我从农村被选调到临河火车站，当上了一名铁路职工。在日后的工作过程中，与铁路公安的几个警察也混熟了，其中就有曾经审问过我的警察。当与他谈起那段往事时，他只是笑，却不肯承认有那段往事。我想，不认就不认吧，我也没有必要强求他承认的意思，毕竟那是他们的工作，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16 21:20:00的发言：
那年月阶级斗争的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老茶当时的形象再拿张《参考消息》大模大样的看，警察不查你查谁？记得有一年我的一个同学回家在转车的时候被警察扣住查问几个小时。后来才知道是他带的手提袋惹的祸。我这个同学很好学，手提袋里有几本书和他的数学笔记，警察就是冲这些东西把他扣了好几个小时。原来上面有协查通知，说是我国的一个军工专家出差时物品被偷，其中有机密材料，好像有什么运算公式之类的。等到弄清楚放他走得时候，已经错过了换车时间了。结果在车站蹲了一宿。你说找谁说理去？

看来我的经历不是孤立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因此在当今的时代，我们才感到多放松、多自由，故此更要珍惜。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17 9:25:00的发言：
六七十年代看《参考消息》是身份的象征，报头下方有8个小字：内部刊物，注意保存。我所在的大队订阅了两种报纸，一张是本省的《福建日报》，另一张就是《参考消息》。大队虽然有通讯员，但是他只是业余兼职，平时都要参加劳动赚工分。乡邮员每次都是把报纸扔在大队部的桌子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村民看过报纸。住在大队部的是一个公社干部，作为工作组住在我们大队，这两份报纸几乎成了他私人物品。和我同吃一锅饭的一位知青，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经常去大队部找报纸，有一次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参考消息》，工作组干部从大门外进来，走到知青面前，满脸不屑地说：“拿来。”就把《参考消息》拿到房间里去了，只剩下《福建日报》在桌子上。看他的表情，知青似乎没有资格看《参考消息》。

当年报纸的缺乏，让人对一切消息参考都充满了新奇感。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传媒出现，新闻消息比比皆是，如今报纸已少人问津了。新闻消息公开了，传媒手段更新了，这是因为社会进步了。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7 12:38:00的发言：

收工回来送同学，

拣张报纸把闷解，

由于形象太差劲，

警察抓来训一遍。

以貌取人历来是人们认识人的最先手段。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吃亏方知自己无知。谢谢龙版主的批注。

这是围绕年终分红发生的几件小事，事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都发生在一个年度里。

四则加减乘除，三更不能算成。可恨旧学教育，培养如此呆生。

词中记述的是那一年分红前结算总账时发生的事情。当时的会计是村里的一位青年，叫朱喜寿，为人老实憨厚，但知识文化较低。生产队为了尽快完成年终决算和在知青中物色新的会计（后一点被实际证实了），请我们知青也一起参与决算工作。那一天晚上，在知青的大炕上，坐了两个队长、保管、会计、和我们全体知青，炕桌上摆了两、三盏煤油灯，显示着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大家纷纷围坐在炕桌边，有的整理票据、有的拨拉算盘，盘算着一年收成，为决定全年分红做数据准备。从吃过晚饭开始，到星移斗转半夜时分，算盘拨拉上去又拨拉下来，票据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也没有核准全部数据。队长烦的一个劲地抽烟，会计急得直挠头发，我们羞得只顾低头拨拉算盘。实在太晚了，队长不得不宣布，大家休息吧，明天再说。我参与了这一晚的活动，感到很没面，于是写了上面一首词，宣泄自己心中的愧疚。词中含有典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色彩，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脱离实际的文化教育。

河套地区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其他主要经济作物就是甜菜，因此甜菜收入是粮食收入外的主要经济收入。向收购站运送完甜菜后，生产队派会计朱喜寿和我一起去县城结算甜菜款。朱喜寿领着我到收购站先和人家对了帐，然后当场结算现金，共计三千多块钱。当时还没有百元大钞，三千块钱就是三大捆呀！说实话，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点钱时眼睛都绿了，“我的妈，这么多钱呀！”朱会计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 “干了一年，这还多呀！”说完，他打开一条羊毛口袋，把点好的钱往里面一扔，卷好口袋就张罗我：“咱们回吧。”我跟在他的身后，一路走，一路琢磨他的话。是啊，在当时三千元对一个人是不少了，但对一个队实在是太少了，我感到自己的眼界实在太狭小，太可怜。

分红那天，队长安排我们几个知青参与分红工作。由会计叫一个人的名字，宣布分红的数额，管钱的（是谁现在已想不起来了）把钱数好，交给我清点、确认后，再交给队长，由队长移交给分红人。按着这个看来十分完美的程序分下来，很快就分发完了。但这时发现，竟然少了五块钱。一共就三、四十户人家，分红总数也不过一、两千块钱，经过三、四个人的手，怎么就出错了呢？我们认真地回想数钱、分钱的过程，查找分红名单的的有用线索，突然觉得在给范老师（该人曾当过学校教员）分红时可能出了差错。当时朱会计喊道范老师——二十元，管钱的嘴里说着“四五二十”，就把钱递给了我，我也复诵着“四五二十”，把钱递给了队长……。是不是当时没有过脑子，把五张五块钱点了出去呢？队长回忆了一下，觉得有可能。说：“范老师这人挺老实的，赶紧去问问。”我们赶紧赶到范老师家，说明来意，范老师说：“钱拿回来就放柜子里了，我拿出来你们再数数。”于是打开红躺柜，取出一个布包，拿出还没捂热的钱。我捻开一看，整整齐齐的五张五元钱，就错在这里。范老师还要解释，我们马上说，“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粗心了”

从范老师那里拿回五元钱，让我无限感慨：一方面感慨范老师如此憨厚老实，没有给我们找麻烦，还安慰我们，他们太朴实了。另一方面感慨老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只拿到了了二十元分红款，多给了五块，还立马收回了，实在太穷了。二十块钱，在大城市可能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而在农村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差距太大了。

回想下乡的三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每年分红一个工都在三、四毛钱之间。最好的一年是好像是四毛六分钱，刚去的那年可能是三毛四分钱。但这在我们其他知青所在的队中，也是中上等的。记得我们公社东方四队有一年分红一毛四分钱，社员干了一年，分了粮食一算账，倒欠队里不少钱。

我们组知青过的是集体生活，每年分红归知青小组统一安排，每个人的零花钱基本上靠家里接济，实际上每个人还做不到经济独立。我71年10月因选调离开了生产队，那一年年终分红时，组里把我的分红钱全给了我，共计120元。拿着最后的分红，我立马添了五元，到供销社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做了纪念。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17 20:14:00的发言：
一家人忙活一年，年终分红二十元，这种情况在当时还真不是个例。

分红是一年农业生产的总结，分得上分不上，分多分少，直接关系社员的一年生计。当时干一年一家分三、二十元的地方真的很多，说明当时农民的生活还是很穷的。谢谢“千帆过”版主跟帖支持！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8 8:01:00的发言：

年终分红账目繁，

知青参与也为难，

社员忠诚皆老实，

最后分红把表添。

我用最后一年的分红钱买了一块上海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但是天长日久，我已把那块表搞丢了，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18 8:55:00的发言：
看了《分红二三事》的生动描写，想起当年分红的往事。农村最需要擅长打算盘的能手，不过，知青在学生时代一心只想学好数理化，我们大队有的知青甚至不会打算盘，贫下中农感到不可思议。分红是全队乡亲最开心的聚会，因为辛苦一年，工分本上的数字终于可以兑换成真金白银了。我们小队每天工分收入在1元以上，收割水稻农忙时，每天工分还会翻倍。因此大多数家庭都有数百至数十元分红，少数只有1个劳动力而人口众多的家庭，扣除一年的口粮款后，倒欠队里的钱。这些人拿着自己的私章，在队里的账簿上盖上章，表示认帐，就万事大吉，实际上没人指望他什么时候能把欠帐还清，因为一年一年越积越多。山村民风淳朴，大家和睦相处，认为让每个人吃饱饭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年的农村确实缺少有文化的人，我们队里的朱会计其实只有初小毕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豪的说：知青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感谢“麻沙老农”热情支持。

就要下乡了，细心的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堆生活用品，从洗的涮的到缝的补的，一应俱全。一天母亲忽然买来一把“双箭”牌理发推子，说：“农村没有地方理发，带上它自己学学，你们几个小子可以互相理一理。”知道母亲此时对我一人在外不放心，于是乖乖的爽快的答应着。

到了农村，才知道母亲的想法多么正确。看看老乡们的脑袋，就明白这里没有理发店。他们的头发有的是用剪刀绞的，有的是用剃刀剃的，甚至还有人用镰刀刮的，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求发型，只求方便。

随着大家头发的增长，理发学习班正式开班了。大可、政治、乃昌、繁阳都曾是我的试验品，当然我也多次沦为他们的试验田。在不断互为实验的过程中，大家逐步提高了理发水平，只是由于没有专业人员指导，发型比较单一，平头为统一发型。

尽管如此，看到我们知青自己理发，陆续就有老乡找上门来，要求帮他们解决头上的问题。好在他们的要求不高，我们也来者不拒，我们的理发事业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平时你给我理理，我给你理理，本来不觉得有什么，但到了过年可就是大事了。

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快过年了，人人都要收拾一下，理发自然成了一件大事。我记得当时我们总结过年的两件最累人的事：“春联写的手抽筋，剃头剃的手臂酸”，那真是真实的写照。当地贴春联，门上要贴，窗边要贴，正房要贴，凉房也要贴。此外在房梁上、猪圈边、粮仓外、柜门旁还要贴方子、贴福字。算下来一家就要写几十条，我们一下都成了书法家。而理发，从过小年就开始忙，一直要忙到年三十。记得有一年除夕，早起就开始有人理，大家轮换着干，一天理了二十几个脑袋。

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的理发水平越来越好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后来离开了农村，有了儿子，我还一直坚持给他理发。直到儿子上了中学，突然有一天说，“同学问我，你的头在哪里理的？他也想去理一个……。”我感到儿子长大了，我这理发铺也该停业了，应该让孩子自己去打理自己了，从此儿子就自己去理发店解决脑袋的问题了。

通过理发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除了理发手艺，还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忙里偷闲统筹安排，学会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匪浅，受益终生。回想当初母亲执意要我带上理发推子，她不光是交给了我一把推子，还领我走上人生道路，令我没有荒度一世，虚度一生。此时我应该感谢母亲，愿母亲在天之灵能感知我的心，听到我的心里话：母亲，你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生活的的钥匙。母亲您是最伟大的！

以下是引用孙伯江在2014-3-18 17:15:00的发言：
想当年，我们知青集体户也是没有油和菜，吃饭就盐粒。长此以往，大家严重缺乏营养，只要蹲下再坐起来，两眼就发黑。

我们在农村时吃的是胡麻油，队里的胡麻熟了统一交到大队油料加工场加工，社员在加工厂领取胡麻油。按固定一般社员每年每人三斤胡麻油，我们知青每人多给一斤，但还是不够吃。每次回北京，我们都要爸爸妈妈给买一些大油，炼好后带回来一起吃。这样的生活，营养缺乏是肯定的。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19 8:16:00的发言：

母亲备了理发推，

下乡常用众恭维，

年节更是好辛苦，

服务为人毕生辉。

理发是人人都要做的事，因此通过理发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至今我们想起来都觉得很有收获。感谢龙版主的好诗。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19 8:48:00的发言：
下乡预备好理发推子，悠悠慈母心，富有远见，不仅为知青理发，还能为村民服务。想当年，我们理发一般在赶墟（赶集）时解决，集市所在的村子有个理发店。不过全村的老少爷们没有人进理发店，他们等人上门服务。这种走村串户的理发师，由学过手艺的村民充当，定期到各家各户为男人理发，收费低，而且年底才一次性收取费用，受到村民欢迎。

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你们那里定期理发、年终收费的形式也很特别，值得推广。感谢“麻沙老农”的介绍。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0 11:26:00的发言：
我们也有一套推剪的，给牧民理发很受欢迎！

一天，民兵队长徐松山通知我们几个知青（当时知青都是基干民兵）到西沙窝，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到了地点，徐松山神神秘秘地说：“老沙马死了，防疫站说是‘鼻疽’传染病，叫我们挖坑深埋。我们的任务是挖坑掩埋尸体，现在就行动。”于是大家舞起铁锹，一会儿功夫，在沙窝中就挖了一个不大的坑。等运送老沙马尸体的车子一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已经被剥了皮的一堆马肉扔进了坑里，然后迅速填埋沙土，一会儿就完成了任务。

老沙马是一匹使役了二十多年的老马，性情温和，身材高大，皮毛深褐，因背部有一片鸡蛋大小、灰白色斑点而得名“老沙马”。老沙马天生一副好身材，一直是驾辕的好手。记得我们知青刚来到临河时，就是它把我们和行李从县城迎进村的，和我们知青十分有缘。说到有缘，老沙马和我个人还有着更深的联系，可以说，我和它同时经受过一次磨难。

那是在此前不到一年的某一天，生产队接到大队的派工，要给大队小学运送几车土坷垃（当地盖房用土坷垃垒墙），维修校舍。车倌朱志学和我接受了任务，就到大队去拉坷垃。车倌朱志学是个很有经验的车把式，对人十分和蔼，尤其是对我们知青有着慈父般的情感，处处能感觉得到他的关心与爱护，我们都叫他朱二叔。在坷垃地装坷垃时，朱二叔叮嘱我，路不远，就装两层，省得杀车（即捆绑）了。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往车上装坷垃，很快就把大胶车装满了。

从坷垃地到大队学校有一里多地，途中要穿过一条水渠，水渠上架着一座小桥。小桥高出地面一米左右，因此形成了两面坡的罗锅桥。我和朱二叔坐在胶车上，一路走一路聊，气氛十分融洽，眼看来到了桥下边。在前面拉套的两匹马走上桥的最高处时，朱二叔迅速跳下了胶车，吆喝着三匹马奋力爬上高坡。这时，前面的两匹马拉紧了套绳，老沙马也快步冲了起来，胶车顺利地爬上了桥的最高点。

就在胶车从桥上慢慢滑下来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胶车冲下小桥时速度太快，还是老沙马年老体衰难以胜任肩上的重负，突然老沙马摔倒了。我一直坐在满载坷垃的胶车上，老沙马突然摔倒，使我屁股底下的的两层坷垃顺势滚向前方，我也随着坷垃的滚动，摔在了车下，左脚还伸到了车轱辘下面。此时胶车巨大的的冲力向坡下继续滑动着，胶车轱辘急速的从我左踝骨上面滚了过去，脚踝部顿时感到一阵麻木和疼痛，我倒在了马车下面。

老沙马的突然倒地，让朱二叔也感到意外。眼看着老沙马被胶车拖动着在坡上滑动，坷垃噼里啪啦的砸在老沙马身上，更为要命的是老沙马被身上的绳索卡住了脖子，压得老沙马已无法脱身，在车辕下气息不畅的吐着粗气。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刻，朱二叔已没了往日的平和，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我的名字，“小章，快来帮我扶一下车辕，老沙马要憋死了！”

我当然知道现在需要做什么，立刻奋力的站起身，踉跄着走到车辕跟前，使出吃奶的劲用双手往上搬抬车辕。但此时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一发力自己就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上。朱二叔隔着车辕看了我一眼，二话没说迅速从腰间拿出一把赶车人必备的快刀，麻利的割断了尅在老沙马脖子上的绳索，把老沙马从辕下牵了出来。看老沙马没有什么危险，朱二叔又快步走到我身边，问我怎么样了？我瘫坐在地上，此时左踝部已经开始肿了起来，我试着动了动腿，感到有些麻木。我说：“可能是腿断了。”朱二叔拦了一辆马驴车，安顿要把我送往大队卫生所。

大队卫生所其实也没有什么医疗设备，连医生都没有，只有一个兽医马在峰在那里应付。马在峰一手拿着听诊器，一手微微挪动我的脚踝，似乎想听到有没有骨头碎裂的声音。我知道在农村是没有医疗条件的，这只能回去静养。就这样，在同组的哥们儿、姐们儿伺候下，我在知青的土炕上静养了两周多，就开始下地干活了。年轻时总是不在意，当时没作任何检查，但随着岁数增长，阴天下雨受伤部位就会感到疼痛。经过照x光片，才知道是小腿骨头骨裂，虽然骨头没断，但现在老了，骨裂部位已有明显骨质增生。

在静养期间，听说老沙马并没有外伤，还能继续拉车负重，真的比我有出息。但是从那以后，老沙马不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直至日渐消瘦，最后死去，这大概不过一年的时间。

我与老沙马有这样一个生死情节，他的去世让我十分感慨。在掩埋了老沙马的第二天，我们又来到西沙窝，准备凭吊一下老沙马。但现场的情况叫人莫名其妙。昨天隆起的沙堆，现在已经不见了踪影，老沙马的尸骨哪去了呢？

回想民兵连长徐松山在掩埋老沙马尸体时说的话，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向，但没有按要求深挖深埋，这似乎有什么伏笔？后来听社员私下议论，“鼻祖病就烂鼻子，跟肉有什么关系呀？”言下之意，肉是可以吃的，莫非有人把肉吃了？

当时农村的耕畜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使役中的耕畜每年都有登记。耕畜老化死亡要经防疫部门检查批准，确认没有传染性疾病的方可宰杀食用。但是牲畜属于集体财产，在生产力低下的农村，一头牛、一匹马的死亡都是很大损失，将骨肉直接丢掉了、掩埋了，农民肯定无法接受。如果能宰杀、分食了，似乎还可达到一定的心理平衡。

是这种心理使然吗？不得而知。不过，此后生产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从此不了了之。老沙马之死终于成了一个迷。

以下是引用老茶在2014-3-20 14:09:00的发言：

龙版主原来也是在内蒙插队的吗？是牧区？在那个梦？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1 8:52:00的发言：

温顺勤奋老沙马，

伴随楼主遭灾大，

小伙骨裂老来罪，

老马内伤病逝它。

原来是锡盟的老乡，倍感亲切。龙版主的小诗信手拈来，字字真切，句句用心，老茶不胜感谢！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21 9:19:00的发言：
辛劳一生的老马，可以说是农民最忠实的朋友。马在我们这里是珍稀动物，难得一见。生产队有几头犁田的水牛，农民对耕牛有特殊的感情，春耕大忙时要加餐，除了吃草，还要吃大米稀饭。

“麻沙老农”一定是在南方务农，多水牛，少骡马。给水牛吃大米稀饭确是第一次听说，看来水牛和骡马的饲养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谢谢您的介绍，老茶不胜感谢！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2 9:23:00的发言：
我们草原上好像和你们相反：马牛羊骆驼都不少，可全队只有一只小毛驴。

河套地区的毛驴最多，套毛驴车拉运东西也很方便。骡马和牛属于大牲畜，相对要少一些。牧区应该是以放牧为主，毛驴就较少见。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是最能引起河套人自豪的古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星罗棋布的水网体系密布在河套的村村寨寨，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给八百里河套带来了绿色生命之源。但黄河在提供不尽的水资源的同时，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给享受水资源的人们带来无休止的清挖渠道的水利工程。大的渠道（如永济渠）由水利部门按计划组织劳力清挖整治，而小的渠道由各队自行挖补清理。这是一项经常性的水利工程。

1968年秋，我们刚到生产队不久，就赶上了这样一次清挖韩家渠的劳动。韩家渠是我们村最主要的灌水渠道，东边连接永济渠，西边直到西沙窝，全长三、四里，覆盖了全村两千多亩良田，是全村庄稼的生命线。正是枯水期，渠道里已经干涸，要抓紧这段时间清理渠道。政治队长韩宝权一马当先下到河渠中，一边大步流星的丈量着步数，一边用铁锹在渠道中留下记号，一人一段分配清挖任务。我们是新兵，当然得到了一些照顾，少分一点清挖任务。

清挖渠道，看似十分简单的劳动，我们并没有看在眼里。当年学校组织在南口劳动时，我们挖过果树沟，那挖的全是石子，在这儿挖渠又能怎样呢？事实证明，还真不一样。由于河套平原是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细腻，没有沙石。当地挖土用的铁锹多是西锹——一种锹头与锹把一样平直的铁锹，清挖带水的湿泥十分锋利快捷。但是它和使用一般铁锹用力是不一样的，刚使用时很不适应，再加上我们使得都是队里新买来的新锹，大家的手立刻经受了考验。第一天劳动，我就打出了好几个水泡，我的挖掘速度也跟不上，要不是挨着我的朱喜寿帮忙，当天就挖不完了。

第二天挖渠的工作继续，为了不叫大家担心，我特意用布条对磨出水泡的手进行了包扎，外面还戴了一双线手套。在深深的渠道里，我咬着牙一锹一锹地往渠畔上扔，手上时时感到疼痛，后来还觉得有水流了出来，我都没敢看，只是悄悄的忍者。

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渠畔上，男的抽烟聊天侃大山，女的互相抱头掐虱子，我则躲在一边准备整一整浸满血水的手套。队长韩宝权对我不合群的举动有所察觉，就大声的喊我，“小章，过这边来。”被点了将，我只好边整理手套，边答应着走了过去，坐在他身边。韩队长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的手，说：“你还带手套呀！叫我看看，是不是打泡了？把手套摘下来吧。”我试着往下脱手套，但由于血水的粘结，使我不能顺利地把手套摘下来。韩队长分明看到了白手套上的血色，他摆着手不叫我继续脱手套，牵过我的手细细的查看手套里面的手，说道：“看这孩子，这手哪还能干活呀！别干了，快歇了吧。”我倔强的说：“韩队长，没事，锻炼锻炼就好了。”韩队长说：“不行，锻炼也不是一天的事。这样吧，队里刚敲（即阉割）了一头驴，明天你去压毛驴吧。”说着就不由分说的叫我回家休息，准备明天去“压毛驴”。

按当地的说法，阉过的毛驴必须压腰，方有利将来的使役，否则阉过的毛驴腰部拱起就不能干活了。压毛驴就是人骑在毛驴上走长路，以达到防止拱腰的目的。这种活在农村一般都属于老年人的活计，叫一个十七、八的大小伙子干这个还真不多见。但既然接受了任务，就没办法退缩，坚决执行吧。

第二天清早，我从饲养院牵出那头阉过的叫驴，队长建议我去一趟临河县城，并叮嘱我尽管骑，越骑的时间长越好。有两个社员还求我顺路捎酱油醋，我也愉快的答应了。刚开始这驴还是很听话的，我骑上后顺顺当当的往前走。我坐在驴身上优哉游哉的好不快活，但手里的缰绳始终抓得紧紧的，生怕它不顺心，把我甩在外面。进城的路走得还算顺畅，到了县城还未到中午。我赶紧把驴拴在社房（大队在县城开设的车马店）的牲口棚里，打开驴背上的草料，让驴吃着。我马上上街去打酱油、醋，同时解决自己的午饭问题。

晌午已过，一切按部就班的做完了，我回到社房牵上驴就打道回府了。沿临陕公路一路下来，在一个叉路口，毛驴突然拐弯了，我怎么吆喝也无济于事。我赶紧从驴背上跳下来，拉紧了缰绳想让它走回原路上去。它突然发起了驴脾气，死活不听我的指挥，执意要走这条小路。我抡起缰绳抽打它，它还撂起了蹶子，把我搞得毫无办法。路上没有人，我也拗不过它，只好任其行走。此时我再想骑到驴背上，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他一路小跑的在狭窄的小路上劲走，让我好一阵追赶。我只有一个信念，不管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放开缰绳，不能把你丢了（其实是把我丢了）。

就这样，和毛驴厮打了一路，好容易进了一个村子，见到一位老乡。我拽住驴，向老乡打听永胜十队怎么走？老乡看着我狼狈的样子，笑着说，“过了这条渠就到了”。果然走过前面的小桥，就看到了我熟悉的村容村貌，二十多里路仿佛一点都不远。回到队里，我讲起我的压驴经历，老乡们笑成一堆。他们说，老马识途，老驴认路，你不用管他，一定会回来的。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23 16:17:00的发言：
看了《老沙马之死》和《挖渠与压驴》，感到老茶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对老沙马的感情，手磨破了也坚持挖渠都说明了这一点。

"千帆过"过誉了，老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子。至于那段感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谢谢千版主鼓励支持！

以下是引用张永柱在2014-3-23 16:49:00的发言：
都是当过知青的，所以读起来就特别亲切，象是昨天的事情！

您说得对，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读懂我们自己的故事。谢谢“张永柱”兄的留言，问好！

以下是引用闲人一个在2014-3-23 19:21:00的发言：
篇篇不拉地读过，都是我们体验过的知青生活，读来倍感亲切！

“闲人”兄到这里来观看并留言，老茶不胜感谢。向“闲人一个”问好！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24 8:45:00的发言：
知青的劳动过程记叙得生动有趣。当年知青初次参加劳动，双手磨出血泡，许多人都经历过，而压驴倒是第一次了解，增长见识。

压毛驴的事，我也是到了河套农村才知道和经历的，此后在别处都没有听说过。我想一方水土有一方的习俗，有没有道理都很难说。谢谢“麻沙老农”坚持和支持。老茶不胜感谢！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4 9:53:00的发言：

跟着大队挖大渠，

双手起泡血流巨，

队长改命压驴去，

走时顺利归途急。

1968年9月18日是我们下到农村的第一天。由于为我们盖的房子还没有完工，我们五男、五女十个知识青年，分别派驻在两个社员家里，其中五个男生被分配在贫农邹大的一间房子里。房子不大，一间房屋半间炕，五个人住进去显得十分紧凑。

由于难以克制的旅途疲劳，刚吃过生产队为我们安排的接风饭——炖羊肉，听过生产队队长韩保全做的动员报告，我们就急迫地想找个地方早点休息。简单收拾完随身用品，各自找好地方，就都顺着炕沿齐齐的排成一排，钻进被窝，准备享受上山下乡的第一宿睡眠了。

尽管很疲倦，但初来乍到的兴奋让人无法马上入睡。煤油灯跳动的火焰照映在小小的房屋里，使每个角落都富有了神秘感。大家或躺或卧在土炕上，身子底下感到十分坚硬，难以找到最为适宜的卧床角度。于是大家索性打开话匣子，议论了起来。有的说今天的接风宴如何难以下咽，羊肉的膻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有的说韩队长自己说没文化，可是讲起话来又头头是道……。

就在大家说得热闹的时候，突然屋门外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大家立刻收住了话音，面面相觑地看着大门，生怕自己刚才不太谨慎的话语被来客听到了！大可有经验的说了声：“你是谁？”外面的人说：“我是你们老乡，北京的知青。别怕，开门吧！”大可下地把门打开，来人迅速的闪进房屋，惊讶的说道：“这么早都睡下了？我也是北京的知青，听说你们也是北京知青，过来看看你们。”大家对眼前的不速之客感到很神秘，但既然是北京的老乡，就不能不欢迎，于是准备坐起来穿衣服。来人说，“别，别，都是男的，就这么聊两句，我一会儿就走。”既然如此，大家也不客气，就趴在被窝里开始聊了起来。

来人自报家门：“我叫滕德利，65年来临河插队的。我在永胜七队，离你们十队有一里多地。”于是大家特感兴趣的询问其插队的情况。他直言说：“哥几个是不是头脑发热，怎么想起到这插队来了？我们就是试验品，你们还来当试验品？”我们问：“你们中的一个知青代表×××在北京给我们做过报告，说这里河网密布，麦谷飘香，驴骡满圈，牛羊满坡，难道都是假的吗？”他笑着说：“听她胡咧咧，她是县里竖起的标杆，你们都让她骗了。我们来了三年了，一个工挣几毛钱，到现在经济不能独立，年年还要家里接济，你说爹妈烦不烦你？时间长了，你抢了老乡的饭碗，老乡烦不烦你？天天这样，你说自己能舒坦嘛！”听他的一番言论，我们着实震动不小，大家一下没了睡意，想再和他多聊聊。谁知他戛然而止，向前欠了欠身说道：“你们刚来，就打扰你们，实在不好意思。时间长着呢，等有时间咱们再聊。”说着就推门走出了房门，都没等我们爬出被窝给他送行。

他说走就走了，我们却完全没了睡意，接着炕头会议就开始了。大家议论来议论去，从文化大革命决策中心带来的阶级斗争意识占了上风。大家总的认识是：这个人怪怪的，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与阶级斗争新动向进行斗争。这就是我们知青到农村的第一夜，它真的不平静。那一夜我们尽管很乏、很累，但睡得很晚，睡得很轻……。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给正在积极投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以极大的动力。参与生产队的政治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我们的革命热情达到了顶点，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得到了社员的好评。我们觉得我们的路是走对了，要坚决地走下去。在当时的环境下，为我们第一夜接风的北京老乡——滕德利，成了我们不折不扣的反面教员。尽管我们之间没有直接冲突，但一直和他保持着距离。

随着岁月的流失，政治的变革，实践的教训和切身的感受，我们对知青的上山下乡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新的理解。大家不再为当初的冲动辩解，更为理性的看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特别是对滕德利本人，我们经过不断的交往，感觉他是一个十分善良、诚恳、实在的好人。细细品味他当时给我们致的欢迎词，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只是表达了他自己对几年知青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实践也证实，他的意思反映了当时知青的真实情况，完全是真情实感。后来我们彼此的交往增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曾风趣地说：“当年你们差点把我当成阶级敌人。”

滕德利于1975年办理回京手续，那年初冬回到了北京。后来他还多次从北京返回农村他插队的地方，心里不时惦记着那里的乡亲们。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许多不舍的东西。

他准备回京时，我独自为他送行，我们喝了很多酒，畅谈到夜阑人静……。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24 20:18:00的发言：
北京老知青滕得利在老茶下乡第一天星夜来访，可见他那份乡情之深。他和刚来的小兄弟们讲述了他下乡后的真实情况，是认为老茶他们是“娘家人”，可以无话不谈的。可惜这个道理也是老茶他们经历过几年的艰苦农村生活磨练之后才明白。

“千帆过”版主说得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了共同的经历，就有了相互的理解和尊重。我和滕德利的交往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25 8:42:00的发言：
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人，容易把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异己分子。看了文中的《浪淘沙》，想起同大队的一位知青，他的父亲在大学任教，由于家学渊源，虽然初中都没念完，却会填词。有一次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一首《清平乐》交给我，并在上面注明，请“斧正”。不过，我对诗词是外行，不懂得唱和。40多年过去了，只记得最后一句：“青云之志倍切。”

好友的一句“青云之志倍切”，“麻沙老农”至今记忆犹新，可见均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感谢“麻沙老农”热情的回忆，使我感到朋友的浓情。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5 8:58:00的发言：

夜半来了老知青，

对着新人讲实情，

一帮小伙还不信，

后来明白亲密行。

1968年12月16日是我们上山下乡三个月的纪念日，大家决定利用农闲时节去陕坝逛一逛，同时照一张“全家福”。陕坝是杭锦后旗旗政府所在地，傅作义的老家，是一个有几十年人文历史的老乡镇，当然要比临河热闹多了，老乡要买个针头线脑、办个大小事宜都要去陕坝。我们村里到陕坝大约有三十多里地，当时农村还没有通公共汽车，要去陕坝只有骑自行车比较方便。我们当然没有自行车，但可以向老乡借用。

需要几辆车呢，大家一统计发现，女生中有一个会骑自行车，男生里有一个不会骑自行车——这个人就是我。如果借五辆自行车，两个人一辆，就是四个男生带四个女生，还要有一个女生带一个男生。这显然是不可行，一方面那个女生骑车技术也不很熟练，自己凑活骑，从来没带过人。另一方面，我一个大小伙子，还要让一个女生带，这也太丢人了！面对尴尬的局面，我真是有些无地自容。

这怪谁呢？原来在北京时，家里一直没有自行车。还是在我快下乡时，大哥才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大哥对新车十分珍爱，视为心爱宝贝，上班下班都要擦拭一遍，容不得有一点污渍。我当时有心拿哥哥的自行车学学骑车，但始终没有勇气，生怕给哥哥的心爱之物弄坏了。现在可好，要一个女生带着自己去三十里外的陕坝，真的无法接受！

我该怎么办呢？当时自尊心驱使我做了一个到现在都觉得充满自豪的决定，自己骑车去陕坝。男生女生对我的决定都非常惊讶，觉得是不是太冲动了?会不会有风险呀？我说没关系，我这么高一个汉子，就学不会骑车了吗？实在不行，就是推车也要走到陕坝，不能拖大家的后腿。事实证明，说的总比做的容易。

豪言发了，真正实现豪言就要承受艰苦的考验。早上出发时，大家围在我的左右，七嘴八舌地指导我如何滑行，如何上车，如何蹬轮等基本动作。我也耐心的听，认真的记，并积极地进行滑行训练，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身体重心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左晃晃、右晃晃，就是不能走一条直线。而且越急越悠不起来，心想这得什么时候学会呀！在大家的建议下，我决定直接上车骑。先跨坐在车座上，一只脚蹬起来，另一条腿再踏上脚蹬子，然后走起来。试了两次，感觉不错，自己觉得再试试就可以走起来了，于是我招呼大家在前面先慢慢走，我殿其后，一定能追上大家。

就这样，四个男生带四个女生和独自骑车的一个女生组成的车队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开始了试验骑行。试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晃晃悠悠地骑起来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呀，原来骑车也不难。但就在我暗自高兴的时候，自己来到了西沙窝边的小路上。这里路面不足两米宽，一面是崛起的沙丘，另一面是长满柳树的深沟。路面上的细沙使车轮承受了较大的摩擦力，前轮在沙子上晃悠了两下，整个车子就直直的冲向三米多深的深沟里。我完全失去了对车子的控制，任由自行车滑向沟底，干枯的柳枝劈里啪啦地和我来了一个完美拥抱。不过，由于坡道上都是沙子，我又穿着棉衣，尽管来得很突然，自己吓了一跳，但是身上、车子没有什么损伤。我麻利地爬出深沟，看看没有人看见，赶紧掸掸衣服的沙尘，就又跨上自行车开始赶路了。

前面的路越来越宽，我一会儿推车，一会儿骑车，感觉到车子已经慢慢听我使唤了，到临陕公路我终于和前面等待我的战友们会合了。我问他们：“你们等了多长时间？”他们安慰我说没等的多长时间，并祝贺我可以自己骑车了。虽然路上和自行车摔跤、打滚有些劳累，但可以和大部队一起出发了，兴奋之情无法掩盖。直通陕坝的临陕公路全是柏油路，骑起来要舒服的多，我撒欢的猛骑了起来，逗得大家一阵欢笑。

就在我们兴高采烈到达陕坝城的时候，由于路上的车多，在一条小沟前，我又出事了。为了避让车辆，心里一慌，前轱辘不偏不倚地塞进一个小沟里，接着我就结结实实的摔在坚硬的马路上。这一次真的摔得很重，身上穿的绒裤、单裤全部撕裂，膝盖还渗出血来。再看手上，因车把着地，手掌也擦破了一点皮。在大家的搀扶下，我慢慢爬起来。看看地上的小沟，真纳闷满条路只有一条沟，怎么就让我赶上了呢？心想，这就是乐极生悲了！

我们在陕坝照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知青全家福，一起吃了饭，接着顺利的返回生产队了。从此我不再是不会骑车的人，真正走入骑车人的行列。

1978年单位照顾我给了一张自行车票，我买了生平第一辆自行车，成了一个有自行车的人。1992年回到北京后，自行车更是成了我的贴身伴侣，送我上下班，送我上公园，帮我办了不少的事……。自行车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回想学骑自行车的经历，感到尽管当初摔了几跤，流了点血，也是值得的。现在自行车对于我，已经不光是交通工具，也是健身工具，有几天不骑都觉得缺点什么。四十多年，一路骑下来，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真是受用终身。

骑自行车不用学，直接上路勇往直前，确实少见。当年我们村距离公社38里，基本靠步行。

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3-26 20:18:00的发言：
老茶骑车零起点就敢骑到三十里以外的陕坝，往返可就是六七十里了，的确不是谁都有这个胆量。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了男儿当自行的想法，其它的都不在话下了，老茶是典型的想得到就做得到，佩服。

老茶学骑车纯属被逼无奈，但是经过这一次锻炼，使自己有了一股战胜困难的勇气。也算一种收获吧！感谢“千帆过”版主一直以来的支持、捧场，老茶不胜感谢！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7 8:07:00的发言：

为了陪友去陕坝，

学习骑车浑不怕，

路上虽然摔了跤，

总算技术掌握啦。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27 8:25:00的发言：

骑自行车不用学，直接上路勇往直前，确实少见。当年我们村距离公社38里，基本靠步行。

其实平时我们进城也多是赶毛驴车或步行。因为是大家集体出行，社员也积极为我们提供车辆，这才决定集体骑车去陕坝。这样，才促成了我学骑车的愿望，并成就了今日这一段回忆。

“小章，给我儿媳打一只催生针！小章，给我儿媳打一只催生针！……”

这是四十多年前一个老乡嘶声的呼喊。这呼喊曾使我撕心裂肺的震颤，这呼喊曾让我痛心疾首的愧疚，这呼喊有时会在梦里响起，让我不能安眠，这呼喊成了我心中深处的痛。

讲这段故事先要讲一讲当时农村的医疗情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普遍，像我们插队的内蒙古边疆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记得当时丹达公社只有一个卫生院，医院里只有一、两名医生，医术当然谈不上高明。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天津支边医疗队来了几名大夫，总算充实了公社医院的医疗力量。我们生产大队当时设有卫生所，有一名人医、兽医兼做的二把刀大夫，平时很少给人看病，主要工作以劁猪为主。至于生产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医疗设施，社员有病一般要到公社卫生院或县城医院诊治，这就是当时我们所在农村的医疗现状。

１９６８年我们来到生产队，深感老乡缺医少药的困难，主动向生产队提出队里设立卫生箱的设想。从公社医院购进一些药物和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由我们知青负责送医、送药、打针、针灸等简单的医疗活动。实际上就是当时农村非常流行的“赤脚医生”。生产队对我们相当信任，给予大力支持，为建立小药箱提供方便。小药箱建立了，我们知青小组大部分人都参与了为老乡送医送药的活动。为了方便老乡，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有钱没钱，都热心为大家服务。有的老乡没有现钱，拿自己家的鸡蛋来换药，大家也都积极给予解决。那几年，真的做到了老乡小病不出门、大病有处问，给老乡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时我也参与了送医、送药的活动，自己花钱买了一些医书，重点自学了一些中医知识和针灸技术。在学习针灸过程中，身边的同学就成了我的实验对象。记得我们村有一个哑巴，大约有四十多岁，由于小时候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成了聋哑人。当时报道通过针灸使聋哑人开口说话的事例很多，受其影响我也想大胆试试。但如何准确地找到穴位，有效地发挥针灸的作用，心里没有数。见我有难处，战友们主动要求在自己身上试针，使我取得了一些施针经验，让我十分感动。在征得哑巴的同意后，我给哑巴针灸过几次，后来因为哑巴不愿意坚持治疗，才中断了针灸。经过一段实践，我的针灸技术有所进步，对于一些常见病（感冒、急性肠胃炎等）较有疗效。这种不用花钱也能治病的医疗手段，受到老乡的欢迎，我也因此成了老乡家的常客。当时卫生员是不脱产的，除了进药、给老乡送药外，一般不耽误生产队劳动，遇有突发事件，要随叫随到。

１９７０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上，我们正在门前洗漱，突然看见我们前排房上有人走来走去。原来是杨木匠的儿子杨五正用水瓢往自家烟囱里浇水。大家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他媳妇要生了。按照当地习惯，如果产妇生产困难，孩子不能顺生，往自家烟囱浇水以利孩儿顺利降生。听着这离奇的说法，大家边说边笑的议论了半天，觉得这是哪挨哪呀。当时农村生小孩，多是请一些有经验的接生婆来接生，没有叫卫生员接生或帮忙的习惯，所以我们到点就跟着队长下地干活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正在地里锄地，突然一个老乡对我说：“杨木匠到处找你呢，他家儿媳妇生不下来，让你给打一针催生针。”让我打催生针？我一下就蒙住了，我哪有催生针呀？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该怎么办呢？听完老乡的话，我一下犯了愁。我扶着锄头呆呆地看着田垄，思想好像断了路，不知道应该做点什么。这时，杨木匠从地垄那头正在向我打招呼，高喊着：“小章，给我儿媳妇打一只催生针！小章，给我儿媳妇打一只催生针！……”看得出杨老汉一路跑来已经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我来不及多想，赶紧向他喊道：“知道了，我马上就回去。”

杨木匠，年近六十，干了一辈子木匠活，平时不言不语的，可是这次的确着急了。瘦削的面庞带着由衷地恳求，眼睛里似乎还含着泪花，让谁见了，都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请求。那是一个长辈对孙辈的期待，对儿媳生命的担心。我本想说，我没有催生针，我也不懂怎样处理难产？我去了也没用！但我说不出口，此时必须承担起一个被求助者的责任。我没有犹豫，安慰他说：“您别着急，我这就跟您回村想办法。”我说这话时其实心里没有一点想法，只是为了安慰老人，让他不要着急。

我和杨木匠一溜儿小跑地跑回村里，在知青房屋门前我跟杨木匠说，“你先回去，我回家拿点东西就过去。”把杨木匠打发走了，我的心简直乱成一团，想不出一点对策。此时我非常后悔，因为走得匆忙没有叫上一个女生和我一起回来。如果有个女生，或许会方便些。来不及多想，我进屋后立即打开我的那本厚厚的《赤脚医生医疗手册》，赶紧翻到产科章节，寻找有用的资料。说实话，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平常对妇产科章节都羞于翻看，要迅速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谈何容易？我快速翻了几页，抬头看看杨木匠家房顶上还在往烟囱中浇水的杨五，心里就一阵紧张，这水好像浇在我的头上。我想生命关天，不能耽误时间，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拯救生命。我想，针灸我还比较熟悉，看看是否可以用针灸的方法帮助产妇止疼，以达到顺利分娩的效果。于是我查看了一下针灸方面的有关穴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拿上针灸盒准备走出门，去迎接一场拯救生命的战斗。

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杨木匠快步跑到我们门前，他高兴地告诉我：“小章，不用去了，小孩生下来了，是女孩。”我问：“母子平安吗？”杨木匠说：“平安，小章你不用去了。”说完就走了。听了这话，我如释重负地瘫坐在炕沿上。心想谢天谢地，这紧张的战斗终于结束了，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呢。真是苍天有眼拯救了这一对无辜的母女，也拯救了我这个无能的卫生员。

从此，杨木匠那用嘶哑声音喊叫的话，“小章，给我儿媳打一只催生针”就成了老乡们谈话的噱头。对此我心里明白，那只是一个玩笑，常常付之一笑，不动声色。其实心里十分矛盾、十分拒绝、十分委屈，十分愧疚，它已经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四十多年过去，每每想起这段故事，都激励我做人要求实，做事要求精，永远不做后悔的事。

以下是引用叶飘零在2014-3-27 14:22:00的发言：
看见“老茶”朋友的名字的第一反应是：又值采茶的季节了，难忘那连绵的茶山，绿油油地一片茶树，身背大竹筐上山采茶的当年；难忘乡亲们手把手地教我怎样两手并用采好茶、采快茶的情景。真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想念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们！

没想到“老茶”这个名字让您产生这么多的遐想。看来“叶飘零”是在南方什么地方下乡的，对茶比较敏感。我起“老茶”这个名字，其实只是因为自己爱喝茶，对茶叶又不很讲究，于是就起这个“老茶”的昵称。谢谢您的关注，老茶向您问好！

以下是引用叶飘零在2014-3-27 15:11:00的发言：
谢谢老茶朋友放大了字体！我是福建知青，我正纳闷内蒙也种茶树吗？原来如此。谢谢老茶朋友回复！问好！

放大字体是应该的，何必客气！您原来是福建知青，天下知青是一家，又多一个自家人，十分高兴！问候叶飘零。

以下是引用麻沙老农在2014-3-28 8:42:00的发言：
印象中七十年代针炙能让哑吧说话，曾轰动一时，号称千年铁树开了花，不过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村民往烟囱浇水，最后母子平安，皆大欢喜，他们是不是更加相信土办法有效？

家里生小孩时，往烟囱里浇水为的是尽快破水，顺利生产，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在医疗相对落后的边缘农村，当时的迷信作法还很盛行。实施接生的一般都是当地的接生婆，没有什么卫生标准，完全按照各自的经验进行操作。因此能够顺产的就算运气好，遇到特殊情况，就可能有生命危险。这就是当时农村的卫生状况，不堪回首！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4-3-28 10:29:00的发言：

自行学医有小效，

村民信任不得了，

遇有大事来求助，

更知精益求精好。

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次尴尬事件，它不只令我害羞，还令我进退为难。但她也告诫了自己，以后做任何事都不可马马虎虎，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尽全力而为之。谢谢龙版主的总结。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房间里一片沉寂。大约十二点多钟，突然有人轻轻地敲打我们男知青宿舍的房门。接着有人轻声地叫道：“小章，小章，”声音虽然很小，但还是把大家都叫醒了。睡在我身边的乃昌推了我一把，很确定的说：“外面是乔五小，叫你呢！”我赶紧打起精神问道：“乔五小，有事吗？”乔五小在门外说：“我大（当地把爸爸称作大）闹霍乱子，请你给看一下。”“霍乱子”是当地对上吐下泻的习惯说法，其实就是急性肠胃炎。我说：“好，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外面乔五小答应着，就没了声音，我想他一定走了。

我赶紧穿好衣服，下地点上煤油灯，从药箱里找出几片药和针灸盒一起放进兜里，然后吹灭了灯，对已被吵醒的几个哥们说：“我走了，你们好好睡吧。”不等回答，我就溜出了房门。

此时，月亮从云缝儿里爬出来，把院子里照得一片雪亮，远处的水井、树木、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突然从柴火圈边站起一个人来，对我说：“走吧，小章。”我十分诧异地说：“我不是叫你先走嘛，看你吓我一跳。”他笑了笑说：“这么晚了，我哪能先走呀！”说着拍了拍我的肩，就上路了。

我们生产队共有三个比较集中的圪垯（生活集聚地）。我们知青所在地居住的人比较多，以韩姓为主，因此叫韩家圪垯；村西头有几户人家，人数最少，叫西圪垯；村南面的乔家海子边上住着十来户人家，以乔姓为主，所以叫乔家圪垯，乔五小就是乔家圪垯的人。

韩家圪垯到乔家圪垯仅有一里路，中间除了要过韩家渠，还要穿过一片庄稼地。韩家渠紧临韩家圪垯，当时正是淌水季节，渠里还有挺深的水。渠上有一颗碗口粗的树干，横搭在大渠上，这是韩家圪垯去往乔家圪垯必走的独木桥。我和乔五小顺利地走过独木桥，前面是一条两米多宽的土路直通乔家圪垯，在月光下十分显眼。在土路一侧有一个坟圈，坟圈中有几个坟堆，还有几个尚未下葬用泥土封砌着的棺木。按照当地的习惯，如果夫妇双方只有一方去世了，去世人的棺木暂不入土，先将棺木安放在坟地的地面上，用砖或土坷垃封好，待另一方也去世时再一起下葬。平时下地干活、到乔家圪垯办事，经常从坟圈旁走过，早已司空见惯了，再加上和乔五小一路聊一路走，对坟地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来到了乔五小家，我給乔老汉查看症状，询问病情，可以判断就是急性肠胃炎，决定先做针灸治疗。我让乔老汉躺好，取出银针，就开始扎针、醒针。经过各种手法施治，几针下去，乔老汉的腹痛、恶心有了好转。我又拿出准备好的药留给老汉，嘱咐他按时把药吃了，就准备起身回韩家圪垯了。乔五小看到父亲没什么事了，就要送我出来，并执意送我回韩家圪垯。我说：“你也跑了半夜，该早点休息了，我自己能走。”他说：“走坟地，你不怕？”我笑着说：“天天走这条路，怕什么？你放心吧。”说着就往外走。我们知青和乔五小差不多是同龄人，经常在一起干活劳动，十分熟悉，听了我的话他也没坚持，就回屋休息了。

我踏上回韩家圪垯的路，抬头一看才发现，此时天上的云彩已严严实实遮住了月亮，远处的景物模模糊糊，脚下的路也不十分清亮。心想月亮怎么这么不给力，让我摸黑回宿舍。眼看就要到坟地了，突然想起乔五小临行时说的话，“走坟地，你不怕？”我下意识的往坟地方向望了望，我突然发现坟地上有些异样，几缕白色的东西在飘动，似乎在招呼着谁？我的心一下就紧了起来，马上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想加快步伐冲过去，突然又听到身后传来有节奏的唰唰声，我停住脚步，回头看没有人，刷刷声也停了。我心里感到有些不解，强制自己镇定下来，于是蹲下身查看着四周，什么也没看见。我决定不走坟地边上的大路，从地堰子上兜一圈绕着走到韩家渠。

割完庄稼的地里刚刚浇过老秋水，地里面还有积水。经水浸泡地堰子有些松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地堰子，耳边被后面的刷刷声追赶着、骚扰着，紧张的心境已完全不能自持。此时没有别的想法，我只想早点走出这片田地，跨过韩家渠，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终于绕到韩家渠边，看着渠水，突然感觉大渠变得特别宽。来不及多想，我快步踏上了独木桥，平时三四步就可以走到对岸，今天在桥上竟然多倒了好几步。眼看就要走上对岸了，一只脚却像被人拽了一把，踏到了桥下，好在前冲力较大，虽然一只脚落了水，还是攀上了对岸。我爬起来，不顾一切的跑向我们知青的男生宿舍。

我惊慌失色的举动惊动了屋里所有的人，大家睡眼惺忪地问我出了什么事？需不需要帮忙。我说：“吓死我了，今天我被鬼跟上了。”于是我把回来路上遇到的情况和大家说了一遍，大家都说我是自己吓唬自己。看我一条腿湿漉漉的样子，乃昌说：“天都快亮了，赶紧洗洗睡吧。”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脱了裤子擦了擦脚，就钻进了被窝。

天真的快亮了，我却没有一点睡意。我思来想去怎么也不明白，究竟是我出了问题还是真的遇上了鬼……。于是决定明天一早要到现场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清晨，顾不上洗漱，我毅然跑到韩家渠旁，在阳光的照耀下，亲眼目睹了我自己一只脚滑入大渠的痕迹。接着放眼望望那大路边上的坟地，只见棺木堆上和平常一样长着一簇簇的枳棘，在一棵枳棘上却挂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纸条，显然那纸条是人们祭奠亡者招魂幡上的飘带，或许是风把它挂在了枳棘上面，我夜里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可是我走路时明明听见有人跟着我，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回到宿舍向大家询问时，乃昌笑着指着我的裤子说，“你穿的是条绒裤子，肯定是裤子发出的声音。”我在地上走了几步，果然是裤子发出的唰唰声，而且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这次我笑了，原来真是自己吓唬自己。

我曾经十分自信自己的胆量，但这一次让我很没面子，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怕鬼？

深更半夜到村民家服务，这样的知青，贫下中农应该很欢迎。

老茶朋友的《我的知青岁月》刚上来的第一篇“凉拌西瓜皮”，我就想说话了，后因事耽搁了。插队时村里也种了西瓜，馋的终日想吃东西又没什么好吃的知青，未等瓜熟就有人夜里去摘瓜。看瓜的是队里的一孤老头，要瞅准他钻进草棚里去睡时才能动手。一天晚上我跟去了，不想吃那半生不熟的西瓜，是想把西瓜皮拿回来当菜吃......

虽时过境迁可西瓜皮却刻骨铭心，每当西瓜上市我不一定很想吃，可那偷瓜和吃西瓜皮的日子会让我感慨、沉思、怀念！前几年我乘家里没有人，一个人在家偷偷地怀念了一把西瓜皮，吃的是西瓜皮，怀念的是那永远不能忘怀的岁月！谢谢老茶朋友的西瓜皮！

当年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大队成立了妇女耕山队，连队名都学到家了，“虎头山民兵妇女耕山队”，要求全大队女知青都得参加。因为是“民兵”，岂有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女儿加入的？！为此我不惧几十里山路多次上山去“玩”，恰逢县里要搞汇演，就这样我竭尽全力，除齐唱、二重唱外，还自编舞蹈《伟大的北京》、对口词《虎头山上女民兵》等，最成功的是自编的小话剧我女扮男装，演一个即将应征入伍的农村青年。耕山队为公社争得了荣誉，就这样我赖下不走了，当然前提是挺受欢迎的。

插队前妈妈和左邻右舍大妈的头发就是我剪的，那时没有什么发型讲究，凭着心细能剪整齐就好，既省钱又方便。由于家庭的突变，一家人被赶出了城市来到我插队的山区，爸爸被监督改造。从此我又多了件事，除了为妈妈剪发，还得为爸爸、弟弟理发，后来又得自己做衣服。久而久之竟声名在外，也就有了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理发、裁缝，心中不禁窃喜，“为人民服务”练的是自己的本领，而且他们还得管我吃饭，尽管我一再客气最终不也吃了，多好的事儿呀！《一把理发推》勾起多少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