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棱镜看知青的上山下乡（一）

迟来的风

      
        写在前面的：2018！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知青老三届上山下乡五十周年这个既值得纪念，又让人深思且感叹的时刻。斗转星移，光阴荏苒，转眼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们已过花甲之年，在向着奔七冲刺。当年的那些往事，早已是尘封如烟。而那些曾经的时光，却依然如风如电。那些因之的伤痕，在深深的心底已无法复原。那些曾经的美丽，仍然似水流年。而那些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留下多少青春的纪念。岁月如梭，往事若梦！如今，迈入老年的知青朋友们，或因为忙于子孙、“享受”生活，或因为疾病，或因为随着时代思境变迁，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坎坷岁月，大多已看的较淡。所以，当下人们对生活的选择，反映在社会中的表现也就各有其道，各有其趣，当然也各有其责。而对于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与错，以及知青的上山下乡对于那个时代国家当时的现实作用到底如何，毕竟还是需要有人去探究、去论证、去判定的。这不光是专业史籍工作者的职责，我们不负岁月的知青人，也有一份责任和担当。不然，共和国发展道路的对与错如何启人警世？人们又何须去借史鉴今！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国家与政府始终对知青的上山下乡没有一个正面而正式的评价，导致了社会和舆论界对其的评论成为一个观点纷杂、难以说服予人的话题。也正因为如此，那段历史的真实性就更需要执着有意的人去探究、去论证、去判定、去揭示，不然，当年上山下乡的那段关乎于知青自身的历史，会逐步的在人们的眼中模糊、淡化、消失，成为一段彻底被人误解的历史，那样，我们才真正对不起自己。由于此文议题较大、涉及面较广，所以难免在资料的搜寻准备上、论述的观点、措辞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和不足甚至失误，望读者给予指出，以商榷改正为鉴。
      

      另，笔者（中国知青网论坛昵称：迟来的风）注：本文分为三部分，（一）开篇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因解析；（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实生活与劳动；思想、情感及坎坷、作为（特别附加：知识青年的安置费问题）；（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与结尾。

                 用历史的棱镜看知青的上山下乡（一）
                                         作者：  风月

       第一部分标题目录：1.开篇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因解析   
       注：参考资料条目见第三部分尾后。

  第一部分
  一，开篇
       历史是前辕之辙，可以鉴往知来，它影响着后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看法与判断，我们应该认真的去面对，这就要求我们对它要有一个理性而客观的认知和对待。而在对历史的评价中，其背景的依据是非常重要的，在它方方面面的背后，那些错综复杂、表里虚实的事物都是我们要去了解、分辨、思考、判定的。我们只有认真地查看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去发掘它、认知它、揭示它，才能对历史中的事物做出一个更加客观、更加准确的解释和评判。这就是用所谓的历史棱镜来折射历史、分辨历史、判断历史，继而更客观的认知历史。
      

       在本文展开之前，首先要提示读者的是，因本文所直接涉及且易混淆的基本议题：《上山下乡运动》与《上山下乡》，它们两者之间有着很多的不同，在有些方面甚至是本质的不同。《上山下乡运动》是指文革前期骤然发起的一个外表政治色彩浓厚、针对全国城镇知识青年大规模扎根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政策的贯彻运行。而《上山下乡》是指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背景的推动下，投入到广大农村、边疆，在那里进行劳动锻炼、屯垦戍边，它浸融着知青的艰苦劳作、坎坷磨砺，映射着知青的青春和作为、牺牲和付出。
      

       20世纪的文革期间，所发生的那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的宏大、持续期间的漫长和跌宕起伏的历程，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震撼人心、催人反思的重大事件之一，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更因为这一代规模浩大的知青们，特别是他们的先锋老三届，又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所以世人对他们的关注与评价更是有加。尤其是在时代变革深入的今天，贯看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并知青在其中的人生演变，令人感慨颇多。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性等层面上看，一个甲子的轮回在价值观、人生观以及言论自由的转变上，可谓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基于此，人们对知青的上山下乡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刻。其无论对于社会、历史还是知青自身而言，都是一个既严肃、沉重、复杂而又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国家与政府又始终对它没有一个正面而正式的评价，导致一直以来社会和舆论界的评论在对其的涉及面和历史背景的真实性上都显得欠缺，成为一个观点纷杂、问题混淆、难以说清、更难以说服予人的话题。所以它们总是让人感觉其没有触及全或没有触及到根本的实质，难以使人尽然。还有一些浅薄妄为的论调总是爱以今天的价值观、人生观去评判历史中的事与物，这种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导致一些被迷惑的人们认同了这种误判。正是因为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论调，我们才要去翻开历史真实的每一页、每一处，揭开它不为人知的暗流涌动，用不可否认的事实说话，还原历史的实质，让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更加真实地分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委，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对它有一个更理性、更客观的评价。
      

       由于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占据着极为突出的位置，人们惯于以某个运动代指运动发生的历史时期，因而在评论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某些其它事物时，人们便会束手束脚。就像要评论文革时期的其它事物时，不难想象，我们将会何等的左右为难！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后者是指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所以，胡绳的提议可以说是正确评价“文革”时期相关事物的重要前提之一。对知青在文革时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评价同样如此，也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前提，同样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分析、评判。
      

       要想给知青的上山下乡一个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评价，我们就得从当时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防等主要的影响因素方面去对其进行多方合一的分析、判断。由于这些因素在文革十年中又有一些质的变化，所以笔者认为将文革中的知青以及他们的上山下乡，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来解释其发生的原因，能够更客观的说明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加真实全面地揭示奔赴上山下乡十三届的知青，在其上山下乡的真实原因和它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于国家社会的至关现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它到底是否具有其价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让知青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和认为去判断他们所付出的宝贵青春、艰难坎坷属于“没有任何价值的蹉跎岁月”还是对国家民族“有其价值应该担当而问心无愧的”。


      首先，对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原因究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还是经济的危境或者还有社会及备战的需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但主流的认为还是偏重于文革政治的需要以及极左思潮的推演，这也正是笔者将文革时期的知青分为前后两期来说的主要意图，这样更能客观的说明在文革的不同时期对上山下乡运动影响的不同至因。这是个关键而实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当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其历史中的作用到底如何？然而，促成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些关键至因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这些都需要对那个时代加以梳理，才能使其从纷乱中显出真实。接下来，我们就从当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四个主要方面以及其间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中进行分析对比，来分辨、来缕清知青前期和后期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与影响。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因解析


1，政治因素：
      建国以后，在当时国际、国内严厉的政治斗争历史背景下，除了苏联这个已经“变修”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带来的修正主义风暴外，西方国家把颠覆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了它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企图瓦解并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和平演变”，中国不仅需要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千百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毛泽东以自身的经历和认知，一直认为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由之路，以防止修正主义在他们中间产生。其实，改造知识青年的世界观、锻炼他们的红色革命思想，一直都是建国以来党的政治需要。而巩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没有把握，没有前辙可鉴。在实践中偏于政治斗争取胜的毛泽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大力发挥着政治斗争这个“法宝”，难免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引向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偏航。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张，却被“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有意上升到“扎根农村一辈子闹革命”的极端政治高度。促使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知识青年的思想、意识情感需要得到改造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而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因应该说也是有的，但并不能致使或并不需要全国所有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后续十届的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却又在几年后国家经济稳定好转时，陆续将插队知青安置就业。而文革前十年间的129万插队知青并没有因此也得到“相应”的安排，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值得我们去分析思考的。其说明急待解决当时的经济困境和就业压力是前期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主要至因，只不过是利用政治的需要掩盖了解决经济困境的目的。如果说前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借政治的需要来掩饰经济的需要，那么后期知青的上山下乡确实是以政治的需要和前期知青上山下乡所形成的国家政策和社会运转体制为主。对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因素，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历史的当初。

2，经济因素：
       为了更客观的分析并对此有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性的答案，我们首先要理清自五十年代至1968年间与其的有关事件以及它们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第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1968年期间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探索出一条可行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多样性的路子，其中就有动员一部分城镇的知识青年（多以回乡青年和中小城镇知识青年为主）上山下乡，建设农村，实现多元化就业。当然这是试探性的摸索尝试，到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每年从几万人至十几万人不等。自1956年开始至1967年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全国已有192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搞建设，我们知道的邢燕子、董加耕就是早期的典型人物之一。其二，由于60、61、62三年自然灾害对当时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造成了社会对物资紧需的极度匮乏，尤其体现在城镇的需求远大于供给，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困难。不得已，国家只能进行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主要是原本从农村以各种途径来到城市的），三年内共有在职人员及家属2600万人再次回到了农村。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些精简人员当中，除了从农村招工、家在农村但从各类学校毕业后分配、部队复员专业等，来到城镇的人员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复员专业军人。他们因为当时国家的经济困境（无论是天灾还是人为因素），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服从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城市的生活，回到了农村原籍，以这样的牺牲缓解了国家社会的经济困境（1968年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辙），献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份力量。


      了解了以上历史背景，我们再看文革初期对当时经济的具体影响。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国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经济刚刚企稳。一九六六年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的破坏。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统计局经过各部门、各地区多次对“文革”十年期间的经济数据进行核对和改正后，到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一次公开的文革期间经济的相关数字为： 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财政收入更是连续大幅下滑（动乱最严重的两年）。

共同

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后者是指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

迟来的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素分析总结：
      由于当年（1968）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非常困难，经济危机随时都可能出现，必须要尽快解决现实的经济困境和就业压力，所以当时的经济以及就业问题是引发因素，但也是必须要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因素）。其通过政治与意识形态需要为政策手段，号召要求全国城镇所有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红色接班人，以迅速解决国家经济、财政凸显的危机和困境。其还可解决城市社会不安定倾向的发展，加强建设兵团的建设和建制，屯垦戍边，备战备荒。以政治的需要完全掩盖了解决经济困境的必须，可谓一举四得！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狂烈的喧嚣与表现，使得人们完全认为其是文革中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全国城市老三届毕业生必须要全部上山下乡的真实原因了。
      所以，如果将知识青年，尤其是前期知青上山下乡的内在原因完全推咎于文革的政治需要，未免太过武断。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五十年代起就已经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搞生产。关键的问题在于：1，此项运动前后都是由毛泽东主席号召发起的，为什么文革之前的就是正确的，没有人反对。而文革期间知青的上山下乡就是错误的、有害的？ 2，为什么文革之前的上山下乡知青少而文革中便是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这些问题值得人们去思考分析，从而，答案也是不难理解的。笔者认为，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就业）多样化的路子，此阶段国民经济状况并没有非得让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必要。由于文革初期的动乱，致使大多数工厂企业停工停产，学校停课且停止招生，致使国民经济急转直下，呈现全面衰退的迹象，产生了经济危机的巨大隐患。全国城镇连续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无业可就，无学可上，成为十足的剩余劳动力，只能跟着造反闹革命，而69届中学毕业生又分配在即。如果他们长期在城市僵持下去，既是国民经济的包袱，又是文革进展下去未知的隐患。如何安排他们，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而文化大革命以前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法，为国家摆脱困境提供了现成的思路。所以，此时将老三届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成为了唯一可行的现实，而中国人最讲究出师有名，自然其口号便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可靠的接班人”！
      让“老三届”全部上山下乡也就成为了缓解当时政治、经济危机；社会紊乱、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由此可以看出，正是文革初期迅猛发展的失控所产生的上面所说的国家危难，才促成了当年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文革前段时期，以政治的需要其实是为了掩盖经济危机的借口，也是为了出师有名，实而是第二位的。
      虽然1970年以后，国民经济逐步有所好转，后续的中学毕业生其实不必全部上山下乡，但在极左路线和思潮的狂烈与愚昧的淫威下，全国城镇的所有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已成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运转的体制。当年极左思潮的这种疯狂和愚昧，导致了后续的全国城镇中学毕业生统统全部的上山下乡，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的1978年改革开放。这才是极左思潮和路线纯粹的政治需要，自然这些后期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辜牺牲品，促成了文革时期文化断层的形成，其实这种极端政治的余毒，在改革开放的多年后，才逐步消尽，可见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之深远。

      中国知青事典 摘抄  从文革前1955年伊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初的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经济上的需求。比如回乡知青邢燕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特别是在1960至1962年国家最困难的年代，尤其是回乡知识青年的表现，对于国家度过难关，曾经起到过何等重要的作用。
      马文瑞：“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毛泽东用“再教育”的政治理论完全掩盖了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目标，但就业压力始终是制约这场运动发展的基本因素。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取决于对旧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撇开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是单纯地从表面追溯事件本身的变迁，不可能理清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并为这种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请看《用历史的棱镜看知青的上山下乡》第二部分

迟来的风

由于栏目发帖篇幅的限制，笔者只能借助回帖栏了。另外笔者第一次在本网发帖，不甚熟悉本贴栏目编辑框的操作，所以进行了文字排序的修改，望见谅——迟来的风。



我国1966—1968年国民经济状况（部分）《中国统计年鉴(1983)》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        比上年        财政总收入        比上年
1966年        2534亿元          +17.8%        558.7             +24.4%
1967年        2306亿元          -9.6%           419.4             -25%
1968年        2213亿元          -4.2%           361.3             -13.9%
      “文革”初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非常困难，经济危机随时都可能出现。薄一波在1993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就1967年“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他将“崩溃的边缘”用于特指动乱最严重的一两年。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之说，和薄一波著作的1967、1968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马文瑞（当时的劳动部长）在《中国知青事典》中说道：在（文革初期）全国性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大批城镇中学毕业生升学无路就业无门，上山下乡成为他们的唯一出路。
       正因为当时国家的经济危机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关口，且连续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的一大难题，而国家经济对此已是无能为力。那么这四百万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何在？由于此前多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展农业搞建设的就业摸索实践，因此国家领导人决定让全国连续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大规模上山下乡以解决就业问题和经济困境问题。其实也只有此举才能破解国家社会当时由于文革引起的经济危机与就业压力。所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让全国城镇所有初高中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全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运动迅速展开，以解国家经济与社会就业问题的燃眉之急。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改造去锻炼显然只是借助于政治需要的口号与政策执行的有力措施而已，因为与无产阶级的工人相结合，国家当时已无经济能力上的可能性。
      例证主要因经济窘境而非主要因政治（培养红色接班人）的需要所产生的前期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还反映到知青的招工和返城方面的问题。在老三届上山下乡两年之后，许多省份的插队知青就开始陆续被招工安排了工作。虽然这些招工单位基本来自三线、中小城市及城镇的各类单位，但也足以说明国家经济在三五年的恢复后，已经开始陆续解决广大知青的就业问题，“扎根农村一辈子闹革命”的极左思潮无奈中也成为了一句空话、一纸空文。（参看下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66年至76年国家经济数据）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        比上年        财政总收入        比上年
1966年        2534亿元          +17.8%        558.7亿元        +24.4%
1967年        2306亿元          -9.6%           419.4亿元        -25%
1968年        2213亿元          -4.2%           361.3亿元        -13.9%
1969年        2613亿元          23.8%          526.8亿元         45.8%
1970年        3138亿元          25.7%          6629亿元          25.8%
1971年        3482亿元          12.2%          744.7亿元         12.3%
1972年        3640亿元            4.5%          766.6亿元           2.9%
1973年        3967亿元            9.2%          809.7亿元           5.6%
1974年        4007亿元            1.4%          783.1亿元         - 3.3%
1975年        4467亿元          11.9%          815.6亿元           4.2%
1976年        4536亿元            1.7%          776.6亿元         - 4.8%

       插队知青的工作安置陆陆续续一直持续到1978年以后。而兵团、各类农场知青的大多数（少数人提前借以各种方式回城）国家为什么迟迟没有或不能让他们离开返城？使他们滞留在原地。原因很简单，虽然他们已经算是国家或地方正式编制人员（一种变相的就业），每月拿的是工资或补贴，但更因为国家当时农垦戍边需要他们，经济建设需要他们而离不开他们：新疆、黑龙江省区要提防前苏联的武力挑衅（在此的兵团知青是半农半兵的后备军）；西双版纳的云南建设兵团以及海南岛建设兵团要生产提供国家急需的橡胶原胶，以致使他们的知青岁月十年有余，他们是经过强烈的要求和激烈的行动才得以结束知青的岁月返城回归的。这一切都说明当年前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缓解经济危机及经济建设的需要，甚至是急需，其次是政治或是缓解政治危机的需要。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至1968年的小规模、小范围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基础下国家建设多样性的尝试和需要。而三年自然灾害精简城镇人口到农村和1968年以后全国大规模（前期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急需解决现实的经济与就业困境而唯一可行的办法，也只能是当时国家经济（计划经济）运转以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下的必须和必然。前期插队知青自1970年底至1978年以后陆续招工分配，说明国家经济有所好转，运行趋于平稳；兵团知青屯垦戍边十载有余，说明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他们也离不开他们。另外，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就业。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证明了前期知青的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国家当时的经济与就业问题。

3，社会因素：
       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在造反夺权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能分配工作，也就无事可做，既是社会的隐患也是社会的包袱。因为当时社会上非常混乱，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参加了打群架、抢东西等扰乱社会的违法事件，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跟随着极端的造反派进行武斗和打砸抢，对社会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但在此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他们其中的少一部分人，我们不能把文革初期的动乱、红卫兵造反的破坏性完全都归结在当时的初高中毕业生身上，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当年“造反闹革命”的红卫兵是以大专院校、中专、技校、半工半读、高中的学生及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人为主，初中生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大多数初中生红卫兵参与的活动主要是串联、贴标语、撒传单、跟随造反派参加批斗会、喊口号、参加文艺表演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家避闲待业。然而在评论知青上山下乡的社会因素和之前的政治面貌时，很多人却有意偏执而不真实、不公正地将红卫兵“造反闹革命”的恶名帽子完全扣在了当时只有14~18岁（1966年文革始，初中三届学生年龄14、15、16岁；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时年龄16、17、18岁）的以初中生上山下乡为主的知青头上，这是极其不负责任、违反历史事实的偏言。应该说，当时这四百万连续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才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大压力。

4，国防备战备荒因素的需要：
      自建国初期以来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白热化，一直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抗美援朝虽然结束了，但其只是军事意义上的停战，朝鲜半岛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直到今天中朝美三方在板门店的停战监督机构都没撤销。六十年代后，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抵抗美国侵略的越南战争，保证国家安全，中国出兵参战长达十年之久。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前，中苏两国的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影响到国家关系，最终发展到团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和国家政权的政治颠覆。如一九六二年的新疆“塔城事件”和一九六九年黑龙江的“珍宝岛事件”。到文革前，美苏两国军事势力已经形成了对我国的战略包围，其中有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泰国、老挝及印度。基于这样的国际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迫使毛泽东做出“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核战争”的安排。为此我国的国防体系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一九六八年前后，我国的沿边、沿海省份先后在国营农场的基础上组建了在各大军区直接领导下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准军事组织的战略任务是“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平时种地打粮，战时扛枪打仗，为战争迅速提供大量经过一定训练的成建制的后备兵员。

5，国家建设需要：
      上山下乡，源于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196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