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49

青年点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私有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要消灭资本主义就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全国在1958年就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从城市的公私合营到农村的人民公社，完成了社会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文革时又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的死角，城市提倡消灭“八级工资制”，农村提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文革前有的农村还给社员留有少得可怜的“小股地”（也叫自留地），但在我们下乡的时候，社员早就没有了“小股地”，可能是当成资本主义的屁股割了。现在只是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几十棵苞米和一点现吃的蔬菜，但那时认为这是在农村仅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属于私有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并将此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因此号召要坚决铲除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杜绝一切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大队民兵连长王志魁认为只有知青和社员没亲没故，是最敢干的革命小将，就率领一些知青到社员家挨家挨户地去“罢园”（就是把地里种的东西全毁了）。我当天是在队里干别的活而没有去，回来后听冯再胜等同学说：这个活不能干，就房前屋后的一点豆角和黄瓜什么的，全给“罢园”了，屋里的老娘们抱个孩子在不停地骂。同学们回来都议论说做损啊，明天别去了！由于资本主义的思想阻力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仅干了一天就干不下去了。

二十三、毛主席指示不过夜

下乡的那些年政治空气还是很浓的，大队对一些政治活动都组织知青和全体社员参加。下乡那年12月的一天晚上，大队组织知青和全体社员到大队俱乐部收听广播。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做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队里把我们和很多社员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地在村里游行。那时候叫毛主席指示不过夜，就是毛主席指示一旦传下来，就要在当天让所在地的人当晚，最迟也要在天亮以前都能听到，绝不能留死角。虽然在大队收听广播时来了一些社员，但好多年纪大的社员没有来，特别是妇女和小孩都没有来。为了让毛主席的指示在天亮之前都能让全村男女老少妇孺皆知，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宣传，不能漏掉一个人，至于听懂听不懂那是另一回事。

晚上8点钟左右，我们村全体知青和能下地干活的社员在大队领导的带领下，在村里敲锣打鼓地转开了。不时有人举起拳头领着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家就跟着举起拳头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然后又领着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又跟着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喊：“很有必要！”我们大家又喊：“很有必要！”又喊：“做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我们又跟着喊。两个指示不停的喊。喊了一会，社员蔡青华问我：“留有余地是什么意思？”当时觉得这条指示和我们不挨边，也不知道毛主席对谁说的，并且感觉毛主席的只言片语也这么传达，心里还感觉很疑惑。我就想了想说：“就是做什么事别做得太满了，太过了。”

我们在村里转了好几圈，连呼口号再敲锣打鼓的。当看到有的家没有亮灯，我们就站在房边不走，恶作剧似地使劲敲锣打鼓，连呼最高指示再取笑屋里睡觉的社员，不亮灯不罢休。看到屋里的灯亮了，我们一齐高呼最高指示，然后大家哈哈大笑走开继续游行。看到全村灯都亮了，估计全村的人也都没有睡觉的了，感觉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大家停了下来站了一会，等待领导发话准备回去。

这时大队领导不知道得到什么指示，说要到清原县城去宣传，怕县城的居民今晚听不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时已经是大冬天晚9点了，我们大队离县城12里路，又黑灯瞎火的，有些人有点犹豫，觉得没有必要。但队伍里不乏有积极人士响应，于是大家又敲锣打鼓向清原县城走去。一路上锣鼓声不停，口号声不断。到了县城一看，才发现我们真是多虑了，也来晚了。县城里有那么多单位还能不宣传吗？也不知道有多少伙队伍都在游行喊口号，队伍都乱撞。家家灯都亮着，哪有睡觉和听不到的啊？但既然来了也不能白来啊，怎么也得走两圈，喊两圈，不能比别人差啊？我们对毛主席这么忠诚，还怕喊不过你们？撞不过你们？于是我们又在县城敲锣打鼓铆足了劲喊了一大气儿转了一大圈儿。在县城边喊边走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认识的知青，知道游行的队伍不光是县城的一些单位，也有好多游行队伍和我们一样，是县城周围的大队组织的。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疲倦地偃旗息鼓，队伍也没有型了，也没有人喊了，也许是喊的太多了都记混了。大家累得东倒西歪，困得迷迷糊糊往家走，半夜才回到了青年点。这样连走带喊大半夜真是太累了，也不给记工分。

二十四、庆“九大”

我党的“九大”在当时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是代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荣的胜利，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的贡献；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铲除了资本主义路线；将林彪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党章，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对林彪的充分信任，代表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和后继有人。我当时感觉党章破天荒的把人事安排写进去有些不伦不类，这也可能纯是形势需要吧？

在“九大”召开之前，大队就响应上面号召进行了准备。大队文艺宣传队天天练习，那时候有个歌曲叫《满怀豪情庆九大》，要求大家都要会唱，调还很好听。我记得大队“四类分子”子女贺素轩、王玉梅唱得很好，朝鲜族队“保西里”唱得也很好。我有时干活路过大队俱乐部，看到他们排练很热闹，才知道党的“九大”要开了。

“九大”开幕那天，我们全体知青和全体社员都上县里去游行庆祝。我们大队上百人的游行队伍，这是我下乡以来人最多的一次活动，充分显示各级领导对“九大”的重视。我们小队是副小队长孙占山领着游行，孙占山是退伍军人，胳膊和手在朝鲜战场受了伤，是二等甲级残废。这天他穿着补满补丁的旧军装，胸前挂着１０多个军功章，再加上他1.8米的身高，显示出一个老革命军人的风采，这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孙队长戎装打扮。孙队长领着我们不停地喊口号，我们也整齐地跟着呼口号。尽管大家对“九大”的内容和意义知道的并不多，但大家始终情绪饱满斗志昂扬。那时候多数人还是虔诚的，尤其是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更是如此。队伍在县城的几条主街边游行边喊口号，发现街上游行的队伍多得互相碰撞，在游行中不时看到别的大队熟悉的知青，不免互相寒暄几句，也不知道公社28个大队来了多少，彩旗飞舞、锣鼓喧天、群情激昂、口号响亮。大家用全部的激情热烈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天真的人们哪会想到破天荒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会与毛主席在“九大”产生矛盾，大家不顾疲劳连走带喊，谁也没有想到会把刚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喊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