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理言

共同

转发此文前的三言两语：

《等着我》是中央电视台周日晚黄金档的一“明星”节目。
昨晚一位中年人寻找20年前的“支教”同伴。原来1999年，团中央从当年大学毕业生中组织101人到西北河南等穷困落后省份支教。支教一年后这101人又继续回到大学上研究生课程。20年过去，这101人都成为了教育科研金融领域的骨干，他们又聚在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再返回课堂继续学业，这个模式似曾相识。今天追忆这段历史一定不是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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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本文写在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发表50周年之际。

一、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吗?
　　有人说中国的上山下乡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把新中国整个上山下乡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或时期就清楚了。

　　1.“文革”前(1955-1965)时期，知青下乡120万。

　　2.“文革”政治运动(1966-1968)时期，知青下乡199万人。

　　3.“文革”(1969-1976)时期，知青下乡1202万人。

　　4.“文革”结束后(1977-1979)时期，知青下乡244万人。

　　这四个时期下乡知青人数总数是1700多万。看了这四个时期的划分。明眼人就能看出，第一和第四时期下乡的知青和“文革”运动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第三个时期的知青和“文革”有点关系，但关系也不大。理由是，“文革”学校3年政治运动期间，这批人大多数还是小学生。1969年复课，1970年高中恢复招生，当年高达239万，规模是1965年高中招生人数46万的5倍。(注：资料来自《新中国50年》一书)。也就是说，1970年以后下乡的1000万左右知青大多是完整接受了中学教育的，受“文革”政治运动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全程参加3年中学“文革”运动的是老三届。老三届城镇学生共计400万，下乡当知青的是199万，留城的是200多万，並没有“一刀切”的上山下乡。《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书，96页公布的数字是：1966一1972的7年时间里，上山下乡知青是715万人，留城就业的是994万人。如果上山下乡是一场统一的“政治运动”，怎么会出现一大半学生留城就业呢?我们查阅了党和国家有关上山下乡的全部正式文件，发现文件中在上山下乡后边都不用“运动”二字。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专题会。康世恩副总理把上山下乡讲的很清楚，他说：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个就业问题。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注：《始末》一书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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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看“中断学业”说
　　今天的中国，高中教育已经普及，大学教育也达到80%的录取率，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情可不是这样。有人指责上山下乡是“中断学业”。在《始末》一书中，作者做了如下合理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极不相适应。许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学，过早地加入待业队伍。而实际上初中毕业能够升入高中的只占30%，高中毕业能够升入大专院校的只有5%，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注：《始末》一书169页)
　　另据《新中国50年》一书的统计数字，1976年高中招生人数是1965年高中招生人数的18.7倍，初中招生人数也增加了6.8倍，就是这样，当时大学和高中仍然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例，全国570万人报考，只招27万人，录取率4.8%，也就是100个人报考，只有5个人能上大学。你能说考不上大学的人不优秀?你能说他们被人为的扼杀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今天的中国大学升学率是84%，2017年录取人数是790万，是1977年的29倍，有的学者拿当今的标准去评判40年前中国的“中断学业”，有失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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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早在1965年，时任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的副总理谭震林就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从1966年至1981年15年时间在全国动员1100-1200万人下乡，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谭震林在解释原因时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工业只能安排500万人，将有600万人无法就业。”(注：《始末》一书66页)
　　那什么是造成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呢?《始末》》一书给出的答复是这样的：“人口失控，增加了就业困难。从1949年到1964年，15年内全国人口净增1.6亿多人。平均每年净增1088万人，这一部分在70年代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从1964年到1978年，14年间又净增2.58亿，平均每年净增1840万人。人口过多，增加了消费开支，又间接影响了就业容量的扩大，形成恶性循环。”(注：《始末》一书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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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山下乡”倒逼出史上最严格的生育政策　　观察中国长达20多年的“上山下乡”，就会发现，它有三个高峰期。1969年是第一个高峰期，下乡人数是267万;1975年是第二个高峰期，人数是236万;1977年是第三个高峰期，人数是171万。这三个高峰期都和人口增速相一致，和“政治运动”无关。1978年12月以后中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同时又倒逼出史上最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1980年9月25日，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实行了30多年，这才缓解了人口失控和就业的严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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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主席为“上山下乡”赋予了新的含义，注入了新的动力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安置就业”移民式的“上山下乡。”结果在1967年“文革”运动期间，40万1965年以前下乡的知青进城上访要求回城。
　　实践证明，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情况下，采用行政方式的“上山下乡”是行不通的，采用政治动员式“上山下乡”，也很难长久。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上山下乡”工作规划到教育范畴，把上山下乡同培养锻炼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结合起来，把下乡和返回结合起来，把过去有去无回的“上山下乡”单行线，改成有去有回的双行线，这才顺利地推进了上山下乡工作，使下乡知青感到既光荣又有奋斗的目标。

1973年，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30号文件，就把上山下乡路线图规划得清清楚楚。这个文件是整个上山下乡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从国家政策层面上保证了知青的权利。文件规定把知青纳入国家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的计划，并制定了知青病退、困退的特殊政策。在毛主席“再教育”思想指导下，全国知青共有126.46万人上了大学(其中有53人后来当选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有86万人参军，912万人招工，5.96万人提干，359万人病退、困退。更可喜的是从上山下乡队伍中培养出了新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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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人大下岗要由“上山下乡”买单吗?　　有的学者把发生在2000年左右的国企改制大规模工人下岗的原因归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说是知青少文化的结果，这个说法十分可笑。因为几千万工人下岗并不专门针对回城知青，它包括所有难以为继的国企，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均在其中，也包括企业中高学历的工程师。回顾历史，恰恰是由于“上山下乡”分流了就业压力，保证了工业健康发展。众所不知的是，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之时，恰恰是城市工厂人满为患之时。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召开了知青专题会，他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不肯定这条，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国营企业总的说是人多了，整个工业多了2000万人!”(注：《始末》一书132页)
　　1978年全国工业多了2000万人的情况下，从安定团结的政策出发，国企又大批接受了政策性安置的人员。在表面上皆大欢喜的气氛下，一个新的危机在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在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背负沉重社会负担的大批国企纷纷破产，大批工人在减员增效的号召下，被买断工龄，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有人说是民营企业解决了就业危机，岂不知民营企业招工基本要求是35岁以下，大批老工人的后半生还是要靠国家出手相助，国家每年都向养老基金转移大量国资利润，所以单靠民企解决就业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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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从中共十八大之后，一场壮士断腕式的反腐风暴在全国展开，从被查出的数目惊人的“老虎”、“苍蝇”来看，根本的问题还是出现在教育上。对关键的少数官员们不进行理想教育、纪律监察，长期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毛主席是让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上劳动大学接受“再教育”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者，毛岸英是他培养出的第一个知青。通过历史的反思，当**始践行“再教育”理念，一个新时期大学毕业生去农村、去边疆当村官、当第一书记的“上山下乡”正在积极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北大校庆讲话中，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理念重新提了出来。

　　回顾中国革命光辉的历史，就是一部上山下乡，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政权的历史。1949年离开西柏坡时，毛主席称其为进京“赶考”。他担心共产党重走李自成的老路，担心干部贪图享受、脱离广大农村群众。过去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是缓冲城市就业压力的过渡性政策，又是对年青一代培养的战略考量。今日大学生当村官的上山下乡也是对过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总之“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2018年6月20日

共同

(注：此文相关资料均来自原国务院知青办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此文系作者向《知青问题研究》投递的专稿，转载时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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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一个名副其实的“红二代”——上海知青杨晓沪

现在，社会上所指的“红二代”，是指其父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后代，并不涉及他们是否还像其父辈那样“红”——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从血统角度进行的表面衡量。笔者始终认为，更应该从“红”的实质进行衡量——凡是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不忘初心”，不屈不饶地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都是“红二代”。

　　这里将介绍一位，不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衡量，都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上海知青杨晓沪。他于2012年返回阔别36年的插队农村，抱着带病的身体，在乡亲们的要求下重新组建合作社，帮助老乡脱贫致富。在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合作社开始走上正轨，农民开始脱贫时，他却倒在了岗位上，用生命拼搏到最后一刻，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