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菊 花
许多花,因为美丽而被人们青睐。而有一种极其普通的山花——野菊花,留给我的是另一种难忘。
六七十年代初,陕北农村还很贫穷,平日里吃得清汤寡水,多是粗糙杂粮,即便是逢年过节的白面馍,也要搀上一半白玉米面充当白面。大米,压根儿就没见过。插队的日子,真正体验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多么清苦。
陕北老乡非常朴实,我们隔壁薛大爷一家,待我们知青特别好。大爷是队里的饲养员,拦了一群牛,日子不富余,他常独来独往,少言寡语,五十来岁,满脸沟壑纵横,背都驼了。大娘是老妇救会主任,泼辣利索,心地善良,但凡做一点好吃的,都要给我们端上一碗,还总念叨着:“这帮娃们,这么小就离开娘老子,太不容易了。”她总是对我们倍加关照。他们的女儿薛莲花,和我们年龄相仿,一起劳动,一起聊天,厮混得很熟,邻里来往,就像一家人似的。
记得有一天,不爱说笑的薛大爷从山里放牛回来,满脸喜色,话也比以往多了。我好奇地问:“大爷,您今儿是咋了,怎么这么高兴?”他眯缝起眼,边笑边说:“我察看了,今年山上的野菊花开得可好啦,来年麦子一定是个好收成,娃们,等着吃白馍吧!”
一番话,把我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旁的大妈解释到:“你大爷说得是上几辈儿传下得老经验,山上的野菊花要是开得好哇,来年麦子一准丰收。”我想,这可能是迷信,但乡里人,谁又不盼着好收成呢?我们不也盼着麦子丰收,能多吃几顿白面馍吗。山里人太清苦了,就让我们做这个美梦吧。我没有吭气儿。
不知是巧合,还真的是有什么规律,第二年的麦子果然收成不错,老乡们别提多高兴了,甚至归结到是首都北京来得知青给陕北带来的福气。自打那年起,我也迷信起来,每到野菊花盛开的时节,我也像大爷一样,关注起它们的长势。
野菊花很普通,像袖珍的向日葵,只有一般纽扣大小,藕荷色、金黄色。开得少,不起眼。开得多了,一丛丛,一簇簇、如织锦缎上刺绣的花,惹眼的好看。野菊花与收成好坏联系起来,使我始料不及,但却成了我一种不由己的牵挂,特别是在乡政府工作的那几年,更成为我的经验之谈。
后来我进城工作,忙忙碌碌中,偶然想起这件往事,仍意犹未尽。前不久,村干部到山东取经学习,薛大妈的女儿薛莲花当了村妇代会主任,也在其中,他们顺路来看我们,还留下一盘录像带,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村里的变化。我们十几个知青聚在一起,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今非昔比,几十年过去了,农村的变化天翻地覆。当年,我们村儿与公社所在地一河之隔,现如今儿,那里成了长庆油田的基地,油田开发,带动十里八乡走向富裕,对面的山脚下,变成了一座新兴的城镇,我们村架起了延靖高架公路(延安至靖边)。老百姓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录像上看到,春节组织的秧歌队,跳的喜气洋洋,从村里扭到乡政府,又从乡政府扭到市政府,几十里山路,扭得红红火火,一路风光。从手中舞动的红绸、彩扇,从人们脸上的笑容,从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就能看出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特意问了莲花,大爷还去不去山里察看野菊花了?莲花告诉我:“如今山里人大米白面都不缺了,吃的都是细粮,早都不去了。”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再没说什么。
山里的野菊花照样年年开放,野菊花的故事却成为过去的历史,尘封在我的记忆深处,余香缭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