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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清风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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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划痕(1—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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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1 19:30:00 | 只看该作者
             姥爷家的记忆
                   ——岁月划痕之三十三  
 
  1962年,保定市开通了到衡水的长途汽车,这班汽车中途经过饶阳,这下我们回老家总算方便了。
  年初的时候,父亲送小妹妹回了老家。小妹妹先在奶奶家住了一阵儿,之后就去了姥爷家,由我姨照看。暑假的时候我也回了老家,没事,就是回去看看,回去玩玩儿。我回去的时候父母没有送,只是写信告诉了叔叔,让他到汽车站接我。
  我先在奶奶家住了两天,之后就去了姥爷家。姥爷家在县城东南,离县城大约十几里,叫西赵市村。在饶阳的乡野,很容易辨认哪儿有村子,看到远处有朦朦胧胧的树林,基本就可以确定那是村庄,而不是林地。西赵市村也满村都是树,连姥爷家充作围墙的柳枝篱笆都活力四射,枝青叶茂。
  姥爷家的院子不大,建有3间北房。北房的房基很高,有近一米,这样在发水时有可能不进水。为进出方便中间屋子的门前建有砖台和台阶。北房东边接有一间小屋,要矮得多。
  姥爷虽已年近花甲,但看上去可没那么老,头发、胡子一点儿都没白,身板挺实,走起路来像小伙子。精神面貌也好,古铜色的脸上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
  姥爷有4个孩子,母亲是老大,我的两个舅舅是老二和老三,我姨最小。两个舅舅在天津工作。我姨在老家照顾姥爷。姥姥已经去世。听母亲说,姥姥是因为从门前的砖台跌落摔伤,而一病不起的。
  姥爷岁数大了以后,儿女都劝他少干点儿活儿,可他不愿意闲着,又担任了队里的饲养员,喂养大牲口。这个工作操心费力不说,责任还挺大,因为那些骡马都是队里最主要的财产。姥爷对这个工作格外上心,白天在牲口棚忙一天,晚上还睡在那儿。他说马无夜草不肥,他睡在那儿喂草更方便。
  姨那时二十多岁,是村里的铁姑娘队队长,也很忙。他们出工我就带着小妹妹玩儿。
  我很想知道姥爷是怎么喂牲口的,就让小妹妹带我去了牲口棚。牲口棚在村子的南边,离姥爷家不远。
  到了牲口棚,我看到姥爷正在院子里跟一个小伙子铡草,姥爷往铡刀里续,那小伙子铡。大铡刀“喀哧喀哧”地响着,姥爷的手随着那个节奏不断地往刀口伸。我不错眼珠地盯着,心里非常紧张,总担心姥爷的手伸过了头儿。可姥爷非常有准儿,每次都前推那么一点儿,像用尺子量着一样。我看了看边上铡好的草,都非常均匀。
  我和小妹妹还跟着姥爷进了牲口棚。都说马也欺生,还是真的,姥爷走过,槽头的那些骡马会用嘴角碰姥爷,我们走过,它们就用大眼珠瞪我们,吓得我们只敢远远地看。
  我们还跟着姥爷去给牲口挑水。不知为什么他去的水井没有在村里,而在村外。我们跟着他走过一片玉米地,到一棵大树下,就看到了水井。那水井井口很大却不很深,井壁是砖砌的,长着绿苔。令人难以置信是水面竟然漂着几只青蛙,看来有关“井底之蛙”的故事并不是瞎编的。
  那井上没有辘轳,姥爷打水时就把水桶往扁担钩子上一挂,向下一送,轻轻一抖,“咚”地一声,桶就满了。那扁担钩敞着那么大的口儿,桶放到水里时竟然不脱钩,也让我感到惊奇。那段路我觉着不近,可姥爷挑着两大桶水并不显得吃力,一气儿就挑到了牲口棚。
  后来,我在姥爷家看到一个白搪瓷茶缸,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奖给模范饲养员”,看来姥爷干得还挺不错。
  我和小妹妹还跟着姨下过地,姨他们干什么活儿我忘了,就记得姨从地里撅了一段高粱杆,让我们当甘蔗吃。我知道有一种长得像高粱的植物,叫“甜秫秸”,我吃的那高粱杆就特甜,不知是不是“甜秫秸”。
  姨忙完了地里的活儿,还要忙家里的活儿,什么做饭啊,洗衣服啊,收拾屋子啊,都由姨承担。
  我和小妹妹都住在了姨住的那间靠西的屋子里。记得1961年我们回老家过年时,这屋里挂的年画是四扇屏《鞭打芦花》。这次去了换了新的,还是四扇屏,画面是戏装的花木兰、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都是身背靠旗头戴雉鸡翎的那种模样,让人难以分辩谁是谁。姨知道画上的故事,晚上没事就给我讲一段儿。其中有些故事我已从小人书上看过,可再听姨讲还是觉得新鲜。
  姨还给我讲过其它故事,现在想起来的就只有一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故事。说是两位神仙看到个两推车的,一个神仙说他们都是穷命,发不了财。另一位则说,未必,我能让他们发财。说完就在路前边不远的地方放了几块金子。再说那两个推车的,推得闷了也打起赌来,赌看谁闭着眼睛推车走得远。结果推到有金子的地方两人都轧到了金子,可谁也没睁眼,这个说:“我轧了块好大的砖头。”那个说:“我也轧着了。”自然是谁也没有发了财。
  姨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可能察觉有些不妥,立即进行了批判,说这是剥削阶级编出来麻痹穷人的鬼话,我们不能相信。
  我知道姨的思想先进,绝对是进步青年。1958年的时候,舅舅介绍她到天津的一家工厂工作。她干得非常出色,还当了厂团支部的干部。后来国家粮食紧张,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姨带头响应,又回了老家。回到村里她当了铁姑娘队的队长,后来又当了村干部。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曾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
  那时,姨还让我看了一张男青年的照片,问我那人长得怎么样。
  我已经知道男女搞对象的事,看过照片之后坏坏地问:“是你对象吧。”姨否认了,说是天津那家工厂的同事。
  我当时脑子不知缺了那根弦儿,明明看着长的不错,却硬说不好看。
  姨看我表了这么个态,也就没再说什么,怅然地把照片收了起来。后来,姨在老家找了对象,当然就是后来的姨夫啦。姨夫要知道这事,一定会对我感激不尽。
  我对姨的印象从小儿就好,记忆中我三四岁时,姨就哄着我玩儿,还喂我饭。那时的情景是,刚盛的粥很烫,我急着要喝,姨用小勺快速地在粥中不停地搅动,嘴里还念念有词:“凉凉,小狗烫烫。冷冷,小狗等等。”这两句词我顺嘴就能说出来,还是饶阳味儿,可见印象之深。我还记得那粥是很香的玉米粥,里边还有红薯。喂粥的时候还喂小咸菜——一种用水泡软的腌熟萝卜丝,里面还点了香油,嚼着又香又有劲儿。
  1958年夏天姨去天津的时候,还特意绕道保定接上了我,说要带我去天津玩儿一玩儿。
  她是和我大舅母一起去的,去了就住在了大舅家,我还记得在那儿她俩故意冤枉我的事。
  姨捉了只红蜻蜓给我玩。她用线绑住红蜻蜓的尾巴,让我在院里牵着飞。那蜻蜓大概以为可以逃脱了,拼命扑扇翅膀,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上。我觉得很好玩,就随着它跑。直到它累了,头朝下地倒垂在线上,我才不跑了。回家后我把它拴在了桌子上,可午休后它不见了,只剩下那段线。姨帮我在桌子下面找到了它,已没有了后半截尾巴。
  姨拿着蜻蜓问我:“那半截尾巴呢?你吃了吧?”
  我认真地回答:“没吃。”
  舅母笑起来,说:“我看见你吃了。”
  我明明没有吃,她怎么可能看到呢?我非常郑重地跟她们声明:“我真的没有吃。”
  看到我这么认真的回答,她们大笑起来,似乎并不相信。我感到委屈,还有些生气,急得要哭。
  她们赶紧哄我说:“宝贝,吃了也没事,明天咱们再捉一只。”
  对她们的这种劝说,我一点儿也不爱听,赌气不理她们。但她们又是抱我,又是胳肢我,最终还是把我逗乐了。
  1961年我们回家过年时,姨也在老家。那时她是否已正式返乡,我已记不得。不过,小妹妹1962年初回老家时,姨肯定已经回去。小妹妹那时才5岁,还需要人照顾,姥爷白天黑夜地饲弄牲口,没那么大精力,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姨回去后提议让小妹妹回老家的。
  我到了姥爷家之后,总带着小妹妹一起玩儿,留下很多美好记忆。我们折了柳条编环形帽子戴在头上,我们跑到野地里摘野花,我们钻进长满翠绿叶子的玉米地里逮蚂蚱,我们绕到村外的小沟边听青蛙叫。还有,就是正午不睡觉,仰着脖子在树下数知了。
  姥爷他们村树特别多,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树,虽是正午,骄阳似火,可满村密树遮酷热,一片浓荫蕴清凉,在树下玩儿还是很惬意的。
  正午,村里看不到人,鸡不叫,狗不咬,只有知了鸣声如阵。可那鸣声却搅不动村里的谧静,正应了古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姥爷看我对知了感兴趣,特意教给我一种捉知了的方法:把高粱秸剥开一头,将剥开的秸皮插入柳条编得圆环中,做成一个漏斗形的大口笼子,发现知了之后,把高粱秸举上去,将笼口冲着知了猛然一推,知了就落入笼中。它挣扎时抖动的翅膀就会卡入秸皮的缝隙之中,再也脱不了身了。看过姥爷示范之后,我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武器,并经常带着妹妹捉知了。
  村里虽然到处都有蝉声,可要从树上找到它们也并不容易,要找到落的位置较低适合捉的就更难了,我们经常找得脖子酸痛。一旦找到合适的,我就会激动地举着高粱秸去捕捉。捕捉到手,蝉在你手心里还会嘶嘶地叫,那叫声惊恐而绝望,让人不由地对它生出同情。回到家,我会用线拴住蝉的胸部,让妹妹牵着它玩儿。有时妹妹牵不牢,蝉会带着线跑掉,于是我又带着妹妹捉蝉。
  除了和妹妹玩儿,有时我也去找大姥爷。大姥爷是姥爷的哥哥,头发、胡子都花白了。我找他玩儿主要是和他下象棋。在我们胡同同龄的孩子中,我棋艺算高的,所以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没把大姥爷放在眼里。可一交手,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功。大姥爷就是让给我车马炮,我还是一盘都赢不了。
  我这人有点儿缠摩头,输了不服气,总想赢一回挣点儿面子,就缠着大姥爷一盘接一盘地下,害得他正事都干不了。后来,他说什么也不跟我下了,只同意教教我。他说:“下棋也有章法,不能胡冲乱撞。要攻防兼顾,要看好自己的大营,再进攻。”他还教了我一些攻守的招法,现在还记得有一招攻法叫“铁门栓”,一种防守布局是先走士角炮,再跳两个马。
  我心里服了,口头不服,说我输棋是让他抽烟熏的。
  大姥爷每次下棋都要抽烟,抽的是大长杆的烟袋锅,烟嘴是玉的,烟锅子是黄铜的,烟锅子装的是旱烟末。点烟不用洋火(那时管火柴叫洋火,还没有打火机),而用火镰、火石。用铁制的火镰擦击火石,就能引燃绒纸,那过程就像钻木取火。
  那旱烟很呛,吸到点儿余味儿都会咳嗽。可大姥爷硬说吸烟有好处,身上带了烟油子味儿能驱百虫,蚊子不叮,臭虫不咬,连蛇都不敢靠近。他还把烟袋锅硬放在我鼻子跟前让我闻,那味儿酸臭刺鼻,怪不得虫子们都怕呢。
  另外,我还在姥爷家翻过一本书,很旧,没头没尾,里边有梁山好汉的名字,我以为是《水浒传》,可一看里边写到宋江的兵马时竟称是“贼兵”,感觉很不爽,就不再看了。大了才知道那本书是《荡寇志》,是一本被批判的书。
  我在姥爷家住了近一个月,到8月中旬才回了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姨还在我手里塞了两块钱,那时候对孩子来说就是很多的钱了。小妹妹没有跟我走,她一直在姥爷家住到了1968年。
  在奶奶家我又住了几天。期间见到了叔叔搞的对象,她在县医院工作,是护士。
  我到县城里转了转,那儿的新华书店挺大,我从里边买了一本少年科普读物《我们爱科学》。
  临开学前,我才返回保定。叔叔送给我两个很厚的粉连纸学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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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1 19:40:00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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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 08:39:00 | 只看该作者

暑假回到姥爷家,

小姨印象最是佳,

乡村乐趣真不少,

捕捉知了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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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5 10:15:00 | 只看该作者
                  小报告
             ——岁月划痕之三十四
  参加工作之后,单位领导很重用我,他有一些工作上的思路也跟我说一说,听听我的看法。一次,他问我,你是否听到了某某关于单位建房的议论?我说听到了,领导说,哪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呢?我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压根就没想到我有这种义务。此后,领导还会给我安排重要工作,但他的想法就很少再跟我说了。
  这事让我很别扭,因为领导的眼神中透露着对我的不信任。我不由反思,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汇报?我想到了会不会汇报?
  最终,我挖出了思想根源,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是告密,而告密可耻,是我不屑于做的。当然也就得出了结论,以后依然不汇报。
  我的“告密可耻”观念来自哪儿呢?想想,应该是来自宣传,书本中,电影里,甚至我的小人书中,告密者不都是獐头鼠目的坏蛋吗?当然,也来自实践,上小学的时候有位爱打“小报告”同学,就受到人们的鄙夷,最后还因此挨了打。
  那时是1962年,我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上学,所在的班是丙班,班主任是刘老师。
  刘老师是位年轻的老师,胖胖的,扎很粗的短辫子,还没有结婚。她和同学的关系很好,好多同学们都到她的宿舍找她玩儿,我也去过,还画过天牛送给她。以前的老师好像更喜欢女孩子,因为女孩子听话,不捣乱。而刘老师则一视同仁,甚至好像更喜欢男孩子一些。
  她教课很好,脾气也好,我们都喜欢她,当然也盼着她喜欢我们。可让我们烦恼的是,我们上任课老师的课,或者上自习课,干了点儿什么坏事她都能知道,往往还要点名批评。于是班里的猜疑气氛浓烈起来,人们都想揪出那个打“小报告”的坏蛋。
  人们首先怀疑大班长。以前我们班也有班长,但基本不管什么事, 就是老师进教室时喊喊“起立”“敬礼”,所以班长并不引人注目。而现在的班长特别认真负责,老师不在她就是代理老师,谁不遵守纪律,她都会站出来管。
  这位班长姓李,在班里岁数最大,长得也高,还挺厉害,同学们怵她,也都服她管。在人们的印象中,她管了,你服了,事儿就过去了,她不会把这些告诉老师。由于她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她对学习不好的同学,调皮捣蛋的同学,也不另眼看待,所以班里的同学都把她当成个爱管事的姐姐看待,没人敌视她。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人们排除了大班长的嫌疑。因为大班长管过的事,刘老师批评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而刘老师提到的都是大班长没有管过的。以大班长的性格,她如果发现了,就一定会当场纠正,而不是通过汇报借助刘老师来批评。所以刘老师批评的那些事,大班长应该没有观察到。既然她都没有发现,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她汇报的了。
  密探揪不出来,刘老师还在发布“罪状”。我们班原来的“二王子”徐同学,被点名的最多,什么与其他同学搞小动作啊,故意放响屁逗班里人笑啊,埋头在桌子下边摆弄笛子啊,不一而足。我估计那个告密者肯定是把他当成了重点盯防对象。
  大王子调走之后,班里虽然没有了“王子”这样的名号,但追随大王子的一帮人还在,徐同学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徐同学个子很高,总穿很破很脏的衣服。他不爱打架,就爱逗人笑。他逗人的招数是手舞足蹈地讲笑话,即使听的人一个都不笑,他也能自己把自己逗的笑弯了腰,流了泪,最后别人会因为他笑的姿势可笑而笑起来。
  班里还有一位姓徐的同学,也被点过名。他个子比较矮,班里都管他叫小徐,而管原“二王子”叫大徐。
  班里还有一位姓安的同学,比较调皮,也经常被点名。比如,他捉了地龙(农田中的小蜥蜴,学名麻蜴)就藏在铅笔盒,等上自习时突然放出来,吓唬女生。
  我也被点过名,罪状是自习课不写作业,摆弄蚂蚱。其实我是想照着它画画。
  当然,还有许多,也就不一一列举了。被点名的人多了,人们也就有了揪密探的依据,经常被点名的可以排除,从不被点名的嫌疑最大。
  大徐最恨这个告密者,所以他也开始安排人对重点嫌疑人进行盯防——趁其不在,翻其书桌。盯防很快就收到成效,人们在龙同学的书桌里发现了记有同学违纪事项的纸条。
  龙同学在班里也算是牛人。他爸爸是保定市数得着的老红军,虽没听说任什么现职,但光这个身份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那时候老红军的政治地位可高了,几乎就是革命的象征,脑袋上真像有光环一样。他有个这样的爸爸,牛气烘烘,也是可以理解的。
  龙同学高个儿,白脸儿,直鼻梁,挺精神,就是话说鼻音重点儿。他总是穿戴得齐齐整整,就像电影里的新中国儿童一样。他不爱开玩笑,总是一本正经,不怎么愿意和调皮捣蛋的孩子一起玩儿,所以他的朋友不多。他不张狂,也不吹嘘,从不念叨他爸爸是老红军的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爸爸有什么英雄事迹。
  学校也曾组织过老红军给学生作报告,但都不是他爸爸。只记得有一位老红军(好像姓雷)在报告中说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但他讲的和书上说的不大一样。事后同学议论,这老红军怎么瞎编呢?同学们都盼着学校能请一次龙同学的爸爸,也让我们班增加荣誉感,可我们的意愿一直没有实现,龙同学的爸爸也就一直保持着未知的神秘。
  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同学们就对如何教训这个密探,有些不知所措了。一番讨论之后,大徐最后拍板,静观其变,继续监视。但也有同学没有遵照“二王子”的指示办事,对龙同学进行了旁敲侧击。
  不久,对龙同学的监视又有了新进展。监视的人从龙同学的书桌中发现了日记,虽然仓促间没有找到打“小报告”的证据,可看到的内容也足以让同学们气愤,有段日记写道:“今天我去看刘老师,给她送去一包红糖和四个桃子。”于是,人们又有了攻击龙同学的新材料,不光骂他“走狗”,还骂他“巴结狗”。
  后来,监视又有新进展,监视他的人又在他的书桌中发现了写给女生的纸条,虽不肉麻,但也写了“喜欢”、“爱慕”等内容。于是人们又给他上纲上线,说他写情书。
  从大王子定下男生不许与女生说话的规矩后,人们一直遵守的很好,就是大王子调走了,也没人破坏这个规矩。但到六年级时情况悄然发生变化。大班长以大姐姐自居,毫无顾忌跟男生说话,男生们也觉得与她说话不犯忌,就开了男女生说话的先河。后来又有男女生悄悄说小话(我们班男女生同桌),也被大伙容忍,最多是给他们起起哄。可龙同学写赤裸裸的情书,就难以被大伙接受了。
  龙同学爱慕的这位女生,是五年级时从外校调入的。干部家庭,有点儿小姐脾气,挺爱甩脸子的,我们都敬而远之,没想到龙同学却想亲近她。龙同学写的情书最终送到了那位女生手里,可那位女生看了很生气,把纸条交给了刘老师。
  其实那会儿男女生都有交往的愿望,因为就要毕业,再不交往就来不及了。人们对龙同学的举动反感,主要是觉得他目的不纯,别有用心,当然更基于他有“走狗”和“巴结狗”的前科。于是,人们对他的攻击也由“狗”变“狼”,骂他是“色狼”。
  此时,大徐对龙同学也失去了耐心,因为龙同学在受到别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之后,并没有收敛,“小报告”照打不误。
  大徐决定教训教训龙同学,于是发动大伙出谋划策。商量的结果是对龙同学搞“脏土簸箕砸头”行动。我们当时的教室是西边那间单体旧式建筑,它的门是两扇对开的高大的雕花木门,门向里虚掩时顶部能形成一个夹角,正好能放稳装了脏土的簸箕。我们可以在龙同学进门前放好簸箕,等他推门时砸他。
  第二天,我们一帮参与制定方案的人都提前到了学校,并安排人在校门口放风。放风的人看到龙同学来了之后,立即跑回来汇报,我们随即就把装有脏土的簸箕放到了虚掩的教室门上。大伙都坐在自己位子上,眼睛盯着教室的门,等着看好戏。
  龙同学自然不知道这一切,哼着小曲像往常一样推门就进。就在他进门的那一瞬间,簸箕哗地一下落了下来,洒出的脏土都扣在了他的头上,簸箕还砸了他的肩。这一幕比预想的还精彩,教室里顿时笑翻了天。
  龙同学一边掸头抹脸,一边骂街。看着他的脸越抹越花,人们笑得更带劲儿了。
  龙同学气得要哭,骂街越来越有指向性:“干了就别装孙子,有本事你就站出来!”还一句一个“他妈的”,一句一个“缩头乌龟”。
  听着他这样叫骂,参与此事的人都笑不起出了,脸色都越来越难看。最后大徐站了起来,铁青着脸说:“就是老子干的,你他妈怎么着?”说完果断地走过去,一把就抓住龙同学的脖领子,晃动着说:“再骂一句,老子就掣你脸!”
  龙同学不再骂街,只是用力地掰胸前那只抓他手。可大徐的手抓得更紧了,还把龙同学向前提,提到几乎脸对脸,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给我听好,你要是再敢跟老师告黑状,老子就把你打得三天爬不起炕来!”说完,他松手回了自己的座位。
  龙同学没做任何反抗,他愣了一下,就出去找自来水管洗脸。龙同学再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再笑。
  我很担心龙同学会把此事告诉刘老师,引出大的风波,但事情竟平静地过去了。此后刘老师也不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看来龙同学没有再打“小报告”。
  我和龙同学原来关系不错。他家住在新北街的保定市卫生局门诊部边上的那个大院儿,我俩放学走顺路,熟了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听“小喇叭”广播节目,他们家有收音机。
  他们家房子很大,屋里的摆设也很讲究。他的那位老红军爸爸好像不上班,每次放学后去他家,我都能发现他爸爸在家呆着。他爸爸不爱讲话,见了我们这些孩子一概不理,我们也就省了事,不用叫他,直接跟龙同学玩儿就行了。龙同学家有玩具,去他们家玩儿还是很有意思的。和龙同学玩儿在一起时,他挺随和的,也很真诚,没有一点儿高人一等的意思。
  那时候正好放映一部叫《地雷战》的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龙同学看了之后也想自己制造地雷。他说他已找到了制造炸药的配方,肯定能做出炸药。等做好炸药,就放到掏了洞的大砖里,再放上鞭炮的引信,他也就造出地雷了。
  可就在这期间发生了告密事件,我对他大为反感,不再找他玩儿。当然,他的研发工作进展如何,也就无从知晓了。
  事后我也想,是不是刘老师给他布置了监视同学的任务呢?如果是这样,他到底该不该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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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恨打小报告,

小学时候曾遇到,

反复调查得结果,

终示薄惩方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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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父亲的小意见
                       ——岁月划痕之三十五
  1962年,父亲所在的保定市第二炼焦厂下马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父亲支援钢铁工业之前在国光文具店工作,他“商业归队”再回那儿,就能每天回家,我干的那些活儿,比如摊煤、挑水之类,就可以归他了。
  可结果却令人失望,父亲未能回到国光文具店,而被分配到保定市供销社前屯中心店。保定市供销社是个新恢复的单位,更需要人手,父亲就再次“哪里需要哪里去”了。前屯是郊区的村子,离我们家很远,父亲仍然不能保证天天回家。最重要的是父亲即使回了家,他也不干我干的那些活儿。
  更可气的是,父亲还给我安排了新任务。这年年底母亲又生了小弟弟,这下可好了,小弟弟拉了粑粑的尿布也得我洗,父亲还是当甩手掌柜的。母亲一再声明,小娃娃拉的粑粑不臭,可我看着还是恶心。那会儿正是冬天,净用凉水,洗得我的手都红肿了。
  母亲休产假期间,她所在的便衣门市部又安排了新会计。母亲休完产假再上班时,就去了便衣门市部的上属单位保定市服装厂。
  保定市服装厂位于市区西北部的新华村,母亲去那儿上班比便衣门市部远了不少,回来喂奶很不方便。为此,父母给小弟弟找了个保姆,就是斗儿的母亲。那时一般单位都没有托儿所,自己照看不了孩子就得找私人保姆。这种保姆不到雇主家里干活儿,你得把孩子送到她的家里去。她在给你看孩子的同时,还能顺带干自己的事。一般每月给十几块钱的劳务费。不久斗儿的嫂子也生了孩子,斗儿的母亲要看孙子,父母就又从税务角请了一位新的保姆。
  不知是因为母亲没有奶水,还是因为厂子远喂奶不方便,父母给小弟弟订了牛奶。那时国家的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生了小孩可以供应牛奶。印象中牛奶是保定畜牧场生产的。
  这之前副食店里已经出现了高级点心、高级糖果,由于非常贵,一般老百姓吃不起。所以那会儿的童谣就唱:“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可惜没有高级纸,弄了老太一手屎。”这个童谣也有多种版本,但全是糟改吃得起高级食品的高级人物的。
  那年税务角还出现了炸油条的,也贵得要命,不过买的人也不少,毕竟是两三年没吃上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人们咬着牙也想开开斋。
  那年的中秋节,保定市破天荒地一人供应了一块月饼。看着母亲买回了月饼,我高兴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就吃一口。可母亲不同意,非要等父亲回来一块儿吃。
  我感觉,在母亲眼里,我远远不如父亲重要,比如吃饭的时候,我挟菜一旦过于频繁,母亲就会用她的筷子敲我的筷子,说:“让你爸爸先吃!”我只好停下筷子,干吃窝头。不过我心里并不服气,你就炒那么点儿菜,还好意思限制别人吃。
  由于不服气,我决定瞒着母亲吃月饼。第二天一放学,我就偷偷打开了月饼包儿,可面对诱惑我又胆怯了,觉得为吃口月饼挨顿说,甚至挨顿打,太不值了,传出去也不好听,所以决定收手。不过包回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抠下一点儿放在嘴里。这月饼很软,抠完再按一按就能恢复原状,根本看不出被人动过手脚。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甜食,味蕾高度敏感,感觉这月饼太好吃了,不由就盼着父亲快点儿回来。
  为此我抱怨父亲,你在外边瞎忙什么啊,不赶紧回家。其实父亲回家比在炼焦厂的时候方便多了,商店给他配了一辆公车——公家的自行车。在炼焦厂他回家也骑自行车,可印象中绝对不专属他一个人,最大的可能还是他借的。现在既然有了自行车,就天天都回来吧。
  因为这辆自行车,我对父亲也有意见,他不让我骑。其实,我也不会骑,就是想用它学车,因为胡同里已有孩子在掏腿儿骑车了。那时候自行车都是28的,小孩骑上去都够不着脚蹬子,只能把右脚从车架子中间的空档中伸过去,半圈半圈地骑。那种骑车姿势怪异而难看,可孩子们不在乎,就这么掏腿儿在马路上骑着跑,那得意劲儿就像现在的青年开着豪车兜风。
  以前家里没有自行车也就罢了,现成有了还不让骑,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可我有气也不敢发作,还得低声下气地向父亲乞求。母亲实在看不过去了,也帮我说情,父亲才让松了口。
  他的这辆公车很破,骑着一点儿也不轻快。可我给他摔了他还会发脾气,真小气!
  最让我憋气的是父亲特别偏向,事事处处向着大妹妹。同样的事,她干了没事,我干了就不行。我俩有点儿矛盾,大妹妹一给我告状,不管真假对错,父亲都会训斥我。我当时非常生气,心里暗想,等有机会我一定报复你们。
  我对父亲有意见,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小时候,他在城里工作,我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到他,他就没有好好陪过我。
  看到村里孩子能在父亲身边,我很羡慕,也曾问过母亲,我们什么时候去找爸爸。母亲说,快了,等你爸爸的工作安定下来,他就来接我们。
  他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母亲说,他在天津上班的那家美利金笔行倒闭了,又到了保定的美利金笔行,在那儿当会计,等他工作稳定下来,能养活咱们娘儿俩,肯定会来接咱们。
  直到1954年4月,我已经5岁的时候,父亲才来接我们。可在去保定的途中,他竟然没有替我教训那个踢我的人,我觉得他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们从饶阳去保定,需要绕行,要步行到安平,从安平乘火车到磨头,再从磨头乘火车到石家庄,最后再从石家庄乘火车到保定。记得上火车的时候,天桥上都是急着往前赶的人,夜漆黑,灯昏黄,谁也看不清谁。父亲拉着我跑,可我跑不了大人们那么快,后面就有人踢我,大概是嫌我跑得慢,挡了他的路。我哭起来,期待父亲痛扁这个坏蛋。可父亲只是骂着推搡了一下,就又急急忙忙地拉着我汇入人流,赶着去上火车,我心里那个委屈啊。
  到保定之后,和父亲一起生活,我觉得他对别人都挺和气,像谦谦君子,可唯独对我很凶,只要我有错,训斥是跑不了的,往往还得挨上几大巴掌。他打我还不打屁股,是专打脑袋,用大巴掌扇后脑勺或脖梗儿。
  要计算挨了多少训斥多少打,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太频繁了。这么说来我应该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那类最调皮的孩子,可我自我感觉还没达到那种境界,只能算是比较调皮。对于我挨说挨打多,我觉得不完全是我的问题,也有父亲的原因,他总想逞他的家长威风。
  至于挨说挨打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我们4号院儿门口有个电线杆子,电线杆子上有根向南的拉线,拉线中部有个绝缘子,由于拉线离上坡房子的墙很近,我们一帮孩子就经常比赛,看谁能手扒拉线脚蹬墙,爬到绝缘子那个位置。这项比赛一进行,电线杆就会不停地晃动。大人们发现了,自然要制止,一般还会恶声恶气地斥责。
  为报复这种恶声恶气,有时我们就故意摇晃电线杆子,还进行比赛,看谁摇动得幅度大。我们的报复最终报复了我们,半个胡同的电灯都不亮了,我们只能在黑屋子里度过夜晚。等大人们报修之后,电业局的电工才来修理。其中一个人脚蹬两只弯勾铁鞋,轻轻松松地就爬上电线杆,把电线修好了。由于我经常参加这项活动,父亲也打过我。
  另外,我还因为用砖头投树上的枣儿挨过打。我们胡同2号院儿有几棵枣树,长得枝繁叶茂,高出院墙和房子不少,从院外就能看到满树的鲜果。更有几枝不甘寂寞,越出墙头,摇摆着诱惑路人。
  我自然也受到诱惑,常出神地看着枝头的枣儿,心想它一定和老家的枣儿一样甜。一次暴雨过后,地上竟然有打落的枣儿,我很想捡一个尝尝,可又觉得很伤自尊,经过思想斗争,最终没有捡。不过我做了个决定——找机会用砖投树上的枣儿。
  中午时分,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偷偷溜到墙边,甩臂将提前准备好的小砖头投向枣树。没承想偏了一点儿,小砖头穿过枝叶的空隙,落到2号院儿房子的斜坡瓦顶上,砸出一串“砰砰”的声响。很快院里就传出斥骂声:“谁扔的?小兔崽子!”我一溜烟儿跑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装作没事人一样。
  后来,又有别的孩子用砖头打枣儿,我跟着参加,才如愿以偿,吃到了那梦寐以求的枣儿。可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既不脆也不甜,很艮,嚼后有剩下渣子的感觉。后来从母亲那儿得知,2号院儿的枣树是婆枣,要晒成干枣才甜。我们老家的枣树是铃枣,适于鲜着吃。
  我们用砖打枣儿,最终惹出了事儿,投进院儿的砖头砸到了人。这下院儿里的人不干了,下功夫调查肇事者,最后查清了都有哪几个坏蛋,并向这些坏蛋的家长告了状,我也因此挨了打。
  当然,我记得更清楚的是父亲不该打我而打了我。
  那是六岁的时候,父亲给我捉了个蚂蚱,是特大的那种,脑袋碧绿,大腿修长,土黄色的翅膀上布满漂亮的花纹。我喜欢得不得了,用线拴上它的脖颈,让它在地上爬。
  我蹲在地上美滋滋地欣赏,喜子也凑过来跟着看。看着看着,他发表了意见:“掐了两条大腿,就不用线牵了。”我立即否决:“不掐。”心想,我还没有玩够,怎么舍得让它成了瘸子呢!“掐吧,掐了可好玩呢,它会转啊转啊。”说着就要上手抓蚂蚱:“真的,你试试。”
  我手急眼快,一把将他推开,他委屈地哭了。他妈妈闻声而出,问他:“怎么啦?”没想到他竟然说:“小国打我。”我冲着他喊:“谁打你了?”“那他怎么哭啦?”他妈妈歪着脖子问我。我说“他要掐蚂蚱大腿,我不让他掐。”“我没掐,他就打我。”喜子哭着继续告状。“为个破蚂蚱值得打人吗?”他妈妈声音更高了。
  忽然,我感到屁股被重重一击,翻着跟头滚了出去。小儿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自家门口,她抢上几步把我扶起来,不停地说:“孩子没事,孩子没事!”
  我也大哭起来,泪眼中看到父亲正怒气冲冲地站在我蹲的地方,这才明白是他一脚把我踢出好几米。
  喜子的妈妈把喜子领回了家,小儿的妈妈也把我拉到他们家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我非常委屈,不知父亲为什么不帮我讲理,还那么狠的踢我。
  虽说父亲经常打我,可也有温情的一面,记得他踢过我后不久就带着我去吃馄饨。
  卖馄饨的饭馆就在税务角的东南边,位于东大街。它临街的玻璃橱窗里摆着熟肉和炸鱼等,很诱人。我总觉得那是有钱人才能进的地方,没想到父亲把我领了进去。屋里摆着七八套桌椅,很旧,但擦得都很干净。一个挺富态的中年人坐在柜台边上,看着像是老板。父亲给我要了一碗馄饨。那位老板应声就包,他用一片木板?馅,包得飞快,跟变魔术似的,转眼就包好了。
  不一会儿,煮好的馄饨就端上来,一吃,那个香啊。父亲坐在边上看着我,脸上还带着笑。我让父亲尝一尝,父亲说:“你爱吃就都吃了吧。”
  父亲还主动帮我包过小人书书皮。我对我的小人书非常爱护,看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怕弄脏了,怕窝了角。可从我这儿借书的人不当回事,还回的书不是脏了,就是破了,我很心疼,就想包书皮。我求父亲帮我找牛皮纸,没想到他不但帮我找了纸,还帮我包。他剪裁牛皮纸时非常认真,都是一本一本地对应着剪裁,每本的书皮粘上后都大小合适。他还用毛笔在书皮上写书名,那字写得比原书的还好看。可惜我摆小人书摊时,担心包着书皮没人选看,都给撕下来了。
  父亲下象棋下得很好,有一副特大号象棋,他知道我也下棋,可从不跟我下。1963年过年的时候,不知他怎么心血来潮,要和我下棋,还说我赢他一盘他就给我5角钱。结果我和他连下两盘都输了,还输得很惨。没想到第三盘、第四盘我却赢了。我理直气壮地要了他的钱,但不跟他下了,我看出来他是在故意让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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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0 09:08:00 | 只看该作者

童年印象父特严,

经常打骂管教前,

也有温柔和蔼时,

那顿馄饨与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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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16 22:24:00 | 只看该作者
            小学的那些同学
                     ——岁月划痕之三十六
  近年来,参加了不少聚会,亲友的,邻居的,中学的,战友的,同仁的,工友的,函大的,算起来涵盖了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想想,唯独没有小学同学。
  我与小学同学不单没有聚会过,多数都没有再见过面。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陆陆续续地回想起了40个同学的名字,还有4个同学知道是谁,只是记不起名字了。
  在回想的过程中,不少陈年旧事也随之浮现,虽然都零零星星,支离破碎,自己却感觉很珍贵,仿佛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同学中,最好记起的有两位,因为他们也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
  其中一位,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程同学。程同学是我小学同学中结交最早,并且交往时间最长的好朋友,大概从1958年我们上二年级时就在一起玩儿,直到1990年之后我们还在联系。
  程同学住在保定市梁家胡同,我放学回家就路过这个胡同,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
  我去东关公园玩儿,最初就是他带着去的。东关公园建好后,他爷爷就去里边打拳,还带着他去玩儿。他熟悉了公园情况后,又带着我们去,这才有了捞鱼钓蛙、捕蝉打鸟的乐趣。去东关公园玩儿的时候,一般都从他们家出发,如果捞了鱼钓了蛙,则在我们家加工,所以我俩互相串门是寻常事儿。
  他们家住的也是杂院,是院里的正房——三间北房。中间屋迎门处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两边是太师椅,里屋的桌子上摆着文竹,墙上贴着九九消寒图,感觉他们家传统文化的气息还挺浓厚的。
  后来知道他父亲在保定市工商联工作,听人说他父亲以前是工商业者,具体是干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有个叔叔在北京工作,是总参的,有时会来保定看望他们。他叔叔走了之后,他便会给我讲一些北京的消息,让我有种他也能通天的感觉。他还说,他叔叔给他们带了神奇的通体透明的面条鱼,非常好吃。
  他家有一种让人规规矩矩、文明礼貌的氛围,所以我去了他家也总要装出知书达礼的样子,他父母问我什么事儿,我都像面对老师一样,站直了回答。他父母每次都夸我懂礼貌,我就越发不敢懈怠。他的父母一定认为我是好孩子。
  其实,我俩都不是好孩子,出了家门就淘气,也会打架。我们经常去东关公园玩儿,在那儿有时会碰上东升街一带的孩子,他们人多,住的又离公园近,看到别处的孩子就恐吓,看样子是想把别人都赶走,他们独霸公园。我俩曾多次与他们对峙,最终打了一架。结果是两败俱伤,都挂了彩,不过我们也取得了在那儿玩的权力,他们不再敢找我们的茬儿。后来我了解到,东升街那帮孩子的头头,就是我们一年级班主任张老师的孩子。
  除了与别的孩子打架,我俩有时也打架。他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一打架我就认为他是在欺负我。我与比我弱的孩子闹了意见,一般会主动示好,但与比我强的闹了意见,就决不低头,永不理睬。我俩的友谊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应该说程同学功不可没,因为每次闹了意见,都是他主动说话。他往往用二皮脸的方式哄你,比如说“对不起,给我敬个外国礼,放个屁,送给你。”把你逗乐,俩人也就又和好如初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俩一个班。几乎每天都一起上学、回家。上内蒙兵团时,我去了六师,他去了三师。返城后他去了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是个很不错的单位。后来,我去了保定市报社,两家单位离得很近,我们经常联系。
  中学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小学同学,是女生,农同学。我俩小学时没有说过话,中学时也没说过话,直到90年代初中同学聚会时,我俩才说了话,知道她在延寿寺小学当老师。
  在小学我还有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巧的是,我与他们都是先失去联系,后又取得了联系。
  一位是已经提到过的梁同学。我俩是志趣相投才成为好朋友的,我们都喜欢画画。
  梁同学说话有天津口音,好多同学笑话他,可我觉得挺好听的。他总穿得干干净净,白皙的脸上还总带着笑意,一看就是个文明的孩子。听说他有个姐姐,上了天津音乐学院,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
  我们交上朋友不久,他就邀请我去他家画画。他家住在紫河套南边路东的一个杂院里。这个杂院东房是正房,他家住在北屋。两间屋子不大,但收拾得非常利索。他们家的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有一个小石桌,我俩就在小石桌上写作业、画画。
  梁同学也喜欢小人书,我在他家看过一本《鸳鸯简》,感觉画得特棒。
  他性情温和,从来没有和我闹过意见。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三中,我考上了五中。刚开学他就给我送来一本书,是他从三中图书馆借的,书名叫《怎样画蔬果草虫》。
  1969年我去兵团之后,与梁同学失去联系。返城两年后,也就是1977年,我参加一位女同事的婚礼时,从新郞口里得知,梁同学在保定火车站工务段工作,和他是同事。他说,梁同学分在了宣传科,能写会画,积极肯干,工作相当不错,领导非常器重,已经入党提干。
  1979年春节过后,我去火车站接探家返回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乘坐的那趟火车晚点45分钟,我在站台上等得心烦,就溜达起来。走到站内办公楼门口时,看到一个人总盯着我,仔细辨认竟是梁同学,原来他已担任了工务段的党委书记,就在楼上办公。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办公室,跟我聊了一些他的经历,还陪我接了我的妻子和女儿。
  1998年,有报社同仁去保定火车站采访,回来跟我说,火车站的党委书记认识你,想和你一起坐坐。我这才知道梁同学已担任了保定火车站的党委书记。我很想与老同学聊一聊,可那时我正带夜班,实在不好安排时间。当时带夜班还要完成白班的日常工作,凌晨1点下了夜班,第二天10点左右还得去上白班,没有时间。而白班与夜班之间只间隔2个小时,时间又太紧了,所以我就说等10月份我不上夜班时再聚,谁知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现在想来,颇为后悔,还唯恐梁同学挑理。
  另一位就是已提到过的马同学。
  马同学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发育上出了点儿问题,一直没怎么长个儿,还驼背了。有的同学就欺负他,记得他同桌的女生薛同学还打过他。那薛同学个子高不说,还特别胖,很有劲儿。她和马同学打架时,哭得很凶,打得也很凶,把马同学按在椅子上,玩儿命地打。听哭声以为她在挨打,实际上是她在打人。马同学虽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很坚强,始终没有哭。
  小学毕业后,我俩就没有再联系。直到1993年,我从才大妹妹那儿得到了他的信息。大妹妹在保定市兴华服装厂工作,一次与我闲聊时她提到了他们的厂长,说马厂长特别能干,别看驼背,精力胜于常人。我问马厂长的名字,她一说,敢情就是马同学。
  她说,马厂长家离厂子很近,我一听那还在瑯瑚街的老宅居住,便立即去拜访。马同学跟我说了他们厂里的情况,还夸我大妹妹技术好,在厂里拔尖儿。
  那时我正担任保定市报工交部的主任,满脑子都是工作上的事儿,听他介绍厂里的“仿羽绒喷胶棉生产线”马上就要投产,感觉挺有新闻价值,就在11月26日项目正式投产时前去采访,并写了报道发在10月29日的《保定市报》上。他们厂的厂名那时已改称兴华喷胶棉厂。
  我在上小学时,还交过一些朋友,但后来没有再取得联系。有已经提到过的,我把人家头皮划破的赵同学。还有一位安同学。安同学高度近视,摘了眼镜那眼珠子特凸,看着都吓人。那时小学生戴眼镜的特少,戴了眼镜一般都会被人嘲笑,往往被人叫成“四眼儿”。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他住在城隍庙街的一个大杂院,院里孩子多,经常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他总邀请我参加,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
  还有一位姓蔡的同学,与我原本是好朋友,后来闹了小意见,就互不理睬,直到毕业时都不说话,毕业后就更不联系了。
  我与他成为好朋友,缘于他有《封神演义》的字书。我看来两三本《封神演义》内容的小人书之后,就特想知道更多的故事,没想到蔡同学知道得不少,什么眼里长手,手里长眼的杨任啊,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啊,鼻子出气就夺人性命的哼哈二将啊,长着三个脑袋瓜的殷郊啊,讲得都神乎其神。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成了他的忠实听众。
  他看我总听他白活,也对我另眼相看了,偷偷跟我说,他知道这么多《封神演义》的故事,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本字书。为示所言不虚,他还带我去了他们家。
  他家住在平嘉胡同,是个不大的独院。家里的陈设净古玩意儿,木头雕的笔筒啊,老大个儿的黄铜墨盒啊,放在盘里的古怪的石头啊,插着鸡毛掸子的花瓶啊,怎么看都像小人书里文人雅士的家。
  他拿出的那本书也充满古意,线装的,黄绵纸,纸是每张都对折,繁体字,竖排,标点只有句圈,还都写在字的旁边。我看了看,好多繁体字不认识,有的地方还是文言文,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可蔡同学能读懂,说那个挺胖的“日”念“曰”,就是说的意思。
  那本书前边有人物绣像,画得特别传神,我越看越着迷,感觉比我想象得还神奇。图中有位仙人我看着像观世音,可标的却是慈航道人,有点儿让人费解。
  我想借他的书,照着绣像画画,可他说他父亲不让外借,也不让他拿到学校去。可后来他还是把书拿到过学校一次,我猜着是偷着拿的。因为他把家里有书的事也告诉了别人,还把书吹嘘得神乎其神,不露露真容好多人不信服。
  后来,我俩因为一点儿小事儿闹掰了。那时班里有相互要吃食的风气,今天你带了饼子窝头到学校吃,他向你要,明天他带了你没带,你又可以向他要,大家习以为常。要的人并不奢望要很多,给一口就行。一般都是伸出一只小手,用乞求的口吻说:“给点儿!”一旦有人向你这么要,你就得给,不能不给,不然就会被人说成“真贫”,并被列入小气鬼一类。班里就有一个男生因为从不给别人吃的,而被大伙孤.立。
  我也是因为犯了一个类似错误才和蔡同学闹意见的。我带了一个窝头到学校,接连有几个同学来要,眼看着就下去了一半,我心里很别扭。就在这时蔡同学也来要,我就跟他诉苦:“我还没吃呢,都快没了!”没想到蔡同学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给就说不给,哪儿那么多费话!”说完扭头就走。我赶紧找补:“我没说不给!”可他没理我。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蔡同学说你是“给脸不要脸”,还说要揍你。我也生了气,这么点儿屁事,至于吗?真他妈小心眼。蔡同学个子不高,是个小白胖子,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欺负他,总说自己在练功夫。虽然我觉得我打得过他,但有了“练功夫”这一层,我心里还是犯嘀咕。可直到毕业,他也没有揍我。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报考升学志愿时,他报考的是最难考的保定二中。我上三四年级时就没好好学习,到五六年级才开始用功,可我也报考了保定二中,我不想让他比下去。最终,他考上了,我没有考上,我被分配到第二志愿保定五中。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再就是我还能回忆起我的三位同桌。我们小学都是男女同桌,一个学年调换一次,按说我应该有六位同桌,但我只能想起三位了。
  我一年级的同桌是樊同学。她热情、活泼,比我知道的事儿多,比我有主见。我俩都遵守纪律,努力学习,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我们偶尔也偷偷说小话,但老师没有因此批评过我们。
  我二年级的同桌是杨同学。我有点儿反感她,一是她有点儿酸,不爱理人;二是身上有雪花膏味儿,熏人;三是她的头发总闪着油光,衣服也一天一换,像是资本家、小业主的女儿。加之那时大王子讨厌男生跟女生说话,我就没有理睬过她。
  三、四、五年级的同桌是谁都记不得了。大概与那个阶段男生基本上视女生为不存在有关。
  我六年级的同学是宋同学。我闻到她的身上也有雪花膏味儿之后,就去找刘老师,请求刘老师给我调换一下。刘老师不同意,说人家那是讲卫生,是注意仪表。还说,人家那么俊,比你强多了,你还嫌弃人家。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不了了之。后来跟她接触,发现她并不像杨同学那么酸,挺随和的。那时班里的男女生已经开始说话,我俩也就有了交往,她还跟我借过小人书呢。
  小学毕业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杨同学和宋同学,但见过樊同学。文化大革命中,她是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我是看演出时从舞台上见到的她,表演舞蹈的。
  另外,我还在舞台上看到了小徐同学,他是搞伴奏的,吹笙。我是在他独奏表演时认出他来的,他赢得了满堂彩。可我还是有点儿为他惋惜,因为他练功练得嘴都走了形,凸得有点儿像周口店人了,这也刻苦得有点儿过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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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7 09:14:00 | 只看该作者

小学同学细回忆,

童年趣事细阐叙,

丝丝甜蜜涌心头,

相关细节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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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6 11:54:00 | 只看该作者
                  功课
            ——岁月划痕之三十七
  从网上看到一篇比尔·盖茨的文章,好像是出自中学的课本,叫做《功课很重要》。因为他辍学创业取得巨大成功,不少人就向他咨询,是否可以效仿。他的回答却是“功课很重要”,他给的建议是“尽你所能,获得最高最好的教育。”
  看到比尔·盖茨把“在校学习”称为“功课”,我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上小学时就这样说,学习好称作功课好,做作业称作做功课。也许这微妙的文字差异是翻译造成的,但我宁愿相信比尔·盖茨和我一样,也在怀念着过去的学习生活。
  说起小学的学习生活,“功课”上的事我还真是没记住多少。这恐怕与我有近半时间学习懈怠有关。小学一年级上半学期我是好学生,基本上都得5分,那会儿是5分制,5分就是最好了。一年级下半学期主动投靠大王子之后,心思就逐步向玩儿上转移。二年级期末虽然大王子调走了,可我的心已玩儿野了,收不回来,三年级、四年级基本上就是瞎混,还经常逃学去看小人书或听评书。到五年级下半学期才知道好好学习,到六年级才玩命学习,因为要应付升学考试。
  记得小学时看过一本反映学生生活的相声剧本(书名忘了),其中有一篇说到,开始时努力学习,作业本上老师给打的分数,个个都像昂首挺胸的鸭子,5分啊!后来光玩儿,鸭子都转身耷拉了脑袋,成2分啦。再后来知耻后勇,作业本上的鸭子又抬起了头。我小学的学习经历与这篇相声中说的差不多。
  回想小学6年都学了点儿什么知识,脑子里模模糊糊的。
  体育课好像除了玩儿,没记住什么专业知识。
  音乐课倒是学过几首歌,但没有一首经典,也没有学会识谱。记得老师教过这样一首歌:“养猪好啊养猪好,养猪的好处真啊真不少,社社户户多养猪,造出万车好肥料,地里庄稼添成色,农业展翅大飞跃。”只是我把“添成色”听成“添橙色”,怎么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虽然喜欢画画,但对图画课没多大兴趣,因为净画我不喜欢画的玩意儿。比如教图画的男老师就让我们画大肥猪。可我们图画书上没有这个内容,不少同学喊不会画,他就在黑板上画一只,让我们照着画。为什么音乐老师、图画老师都瞄上猪呢?我有点儿奇怪。后来看到街上出现不少“大养特养其猪”的标语,才知道不光是老师们对养猪产生了兴趣。
  历史课我基本上记住了各朝代更替的顺序,就是晋到隋、唐到宋这两个过渡阶段的那些国家记不住。另外还记住了秦朝建立在公元前221年,因为老师告诉我们这个题肯定要考。
  地理课知道了有关地球的知识,还背了省名儿和省会名儿。
  自然课记不起到底学了些什么,感觉是学了不少科学方面的知识。
  算术课是主课,我们学了四则混合运算,分数、小数、百分数,简单的面积、体积计算。还有珠算。具体的就记得小学最后讲的是如何计算体积。我也算过开着排水管给水池子注水之类的算术题,当时就觉得不合理,没有人家姜昆想得远,人家在相声《着急》里提到这类题时,还想到了国家的水资源紧张呢。
  对于主课语文课,我喜欢课本,不喜欢上课。课本里的一些课文还是挺有意思的,记得一年级课本里有篇课文叫《秋天来了》,寥寥数语就写出了秋天的特征:“秋天来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行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不少课文还配有插图,看着赏心悦目。
  还记得有篇课文是首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感觉好有气势。
  还有一些课文是古诗、古文,学明白了以后也觉得挺有意思。像《观刈麦》、《核舟记》。好像这些课文现在已放到了初中来讲,可我们那时是小学讲的。
  我不喜欢上语文课,主要是不愿意做“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之类的练习,特别枯燥无味,而老师似乎又把它当成了重点,讲篇课文就重复一次,烦死人。我喜欢听有关修辞的内容,可老师不怎么爱讲。
  另外,我上语文课还有一“怕”,就是怕写作文,主要是不知写什么才对。老师说写作文不能没有中心思想,老师说写作文不能写成“流水账”,老师说写作文要讲究结构,老师说写作文要语言生动,老师说……我一提笔就想起老师的要求,就想尽量达到老师的要求,所以写哪句都觉着不对劲儿,往往费好大劲儿也开不了头儿。
  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时,经常讲一些优美词句,优美段落,我对此印象深刻,提笔就想写美词佳句。比如,有一次老师组织我们去莲池图书馆看书,回来让我们写作文,我上来就写了一大段的秋雨。因为老师讲过怎么写雨,而去的那天正好下雨,我便把下雨当成了写作的重点,还把老师讲过的“细雨霏霏”用在了里边。其实那天雨并不大,用“烟雨霏微”描写比较准确,可惜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么个词。我自己感觉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可老师给的分儿却不高,大概是因为阅览图书的内容写的太少了吧。
  不过,我有一篇反映“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文曾得了高分,还被老师表扬。那篇作文我写的是老家饶阳发大水的事,我说旧社会老家发水百姓水深火热,新社会消除了水患百姓幸福无边。而实际上解放后也多次发水,水患还在治理之中,我是在睁着眼儿说瞎话。
  这篇作文得了高分,我心里总有点儿不安,担心老师知道了实情说我不诚实。可后来发现,老师并不那么较真,比如写“做好人好事”的作文,好多同学写捡了钱交老师,老师没收到他们的钱,肯定知道他们瞎编,可老师并没有批评他们不诚实,该怎么打分还是怎么打分。
  于是,我总结出个小经验,实在没的写就瞎编,只要有鼻子有眼儿,编得像那么回事就行。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个“绝密经验”老师早就知道,在我们升初中总复习时,还作为“法定”传授给我们,说考试时如果作文要求写的内容,是你没有经历过的,是你不熟悉的,不要惊慌,更不能放弃,要调动平时的生活积累,靠想象来写。我一听,这不是鼓励瞎编吗?
  后来,老师又给我们发了油印的范文,有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记叙文又有写人的、写事的、借景抒情的。要求我们反复看,熟记于心,最好能背过。如果考题能扣上我们背的内容,就稍加改动地抄上去。
  另外,老师还把一些同学写的优秀作文,也油印了发给我们看。在发的这类范文中,我还发现有一篇是大生写的。我对大生的学习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我在丙班,他在乙班。看到他的作文上了范文,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老师除了给我们发范文,还发“范段儿”,有描写山的,有描写水的,有描写刮风的,有描写下雨的,有描写老人的,有描写儿童的,总之,我们考试写作文时有可能用到的,老师都尽量给我们提供范本。
  老师对我们还是不放心,怕我们没有实战经验,怕我们没上过大考场到时候紧张,于是就组织模拟考试。听说老师们还开会押题,并把他们认为考试可能出现的题,提前让我们练习了。
  这时期老师还让我们买了一本如何写作文的书,叫《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感觉王老师谈的和我们刘老师谈的也差不多,就是更系统,更全面。不过书里讲的有关写作文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刘老师讲得不多,我就在总复习的百忙之中挤时间看了一遍,感觉还是很有收获的。
  对于数学的复习,基本上就是做模拟题,然后老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
  升学考试之前,班里学习好的同学地位明显提高,不仅老师更加关注,同学们也另眼看待。比如有位瑞同学,一直默默无闻,可模拟考试总考高分,老师就经常表扬他。
  我属于五六年级赶上来的,由于基础不扎实,发挥不稳定,勉强能归到学习好的一拔儿里。我可争强好胜,总暗着与几个尖子生较劲儿,报志愿的时候,我也报了最不好考的保定二中。
  那时保定市的初中入学率是多少已没有印象,反正是小学多(1957年市区有小学114所),中学少(1962年有国办中学17所,民办中学5所),有相当一部分小学生不能升入初中。而重点中学仅有一、二、三中,想考入重点也就难上加难了。
  还记得当年有关各中学缺点的顺口溜:一中不好考,二中房子少,三中搞对象,四中来回跑。后来又加上:五中大水淹,六中过铁道。再后边的中学就没听到过有什么说法了。当时人们心目中最好的还是二中和一中。
  我报的志愿是,第一志愿二中。第二志愿五中。第三志愿就是服从分配了。
  在我的记忆中,升学考试只考了算术和语文。
  我报考的二中,考场就设在这个学校。
  我们先考的算术。进入考场后,我发现考场氛围和我们模拟考试完全不一样,监考老师的脸都像结了冰,看了就让你心里紧张。宣布考场纪律的声调是生硬而又严厉,听了会让你心跳加速。还没有发卷子,我的头就大了,懵懵的。卷子发下来,看着上边的字都在跳,忽忽悠悠花成一片。我强迫自己定下神来看题,觉得似曾相识,可又看不出个门道。我心里那个慌啊,害怕晕场哪个题都不会做了。
  好在老师已给我们讲了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对方法。我按照老师说的,闭上眼睛,均匀呼吸,稳定情绪,之后再看,果然能看明白题了。趁着脑袋电路接通,我赶紧开始做题。
  可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不少同学都在回头儿,这才注意到教室里多了一位医生,原来有人晕场。监考老师说,有医生处理,这位同学不会有事,大家赶紧继续做题。可我总放心不下那位晕场的同学,不由地就抬头看一眼。直到医生扶着那位晕场的同学出了考场,我的心思才又回到考卷上。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可还是想知道他是否回来了。
  不知是不是受了此事影响,我没有做完最后一道题,一道十几分的大题。
  算术没考好,就盼望语文考好点儿,多拿点儿分,可我在作文的选材上又出现了小失误。作文的题目是《我学会了一件本领》,我要是写学做饭可写的细节会更多些,像王大娘怎么教我啊,我怎么攻克难关啊,母亲怎么感动啊,有好多可写的,可我觉得这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就没想到男孩子写学做饭才更有亮点),没选,我选的是学骑自行车。
  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学会骑自行车,也就刚不骑“大梁”,坐到座子上,有汽车在身边一过,还会紧张得只顾掌把,不敢蹬车。
  我在作文中主要写了学的过程,侧身溜,掏腿骑,骑大梁,最后坐在座子上骑。基本上没写什么生动有趣的细节。出了考场后我就想起,应该把学车时“怕撞哪儿偏撞哪儿”、撞了老头儿道歉不灵人家就是不依不饶等细节写进去。当时怎么没想到呢?我那个懊恼,估摸着作文的分儿是高不了。
  算术少做了一道大题,作文写得不理想,我觉得自己可能考不上中学了。
  分数下来了,还不错,虽然没有达到二中的录取线,但达到了五中的录取线,我被五中录取了。
  我们班考上二中的有和我打过架的蔡同学,有瑞同学,有陈同学。程同学也是考的二中,他和我一样,也被分到了五中。农同学考上了五中。梁同学考上了三中。王同学考上了四中。其他同学就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面子上有点儿过不去,可母亲很满足,说考得不错。因为她是和我们胡同中的孩子比较的。喜子没有考上,他父母安排他拜师当了木匠。斗儿和大生也没有考上。他们于第二年考上了新成立的半工半读中技学校——保定市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是保定市商业局主办的学校,毕业后将在商业系统就业。小儿考上了保定八中。母亲感觉我还是考得最好的呢。
  另外,5号院“门楼头”的哥哥也没考上中学,他去了保定胶片厂。文化大革命中,保定市安排工宣队队员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领导、管理、再教育,“门楼头”的哥哥竟然就是工宣队队员,看着他戴着工宣队的袖章,神气地在街上游行,我心里很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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