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林翔云

蒋大为来市里开个人专题演唱会，有个记者告诉他我们这里有个“黑牡丹王子”，蒋很感兴趣，于是那个记者就带着蒋来到我的公司参观。我让公司员工们合唱《牡丹之歌》，以表示欢迎，蒋兴致勃勃地同大家合唱起来。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蒋大为只要在舞台上唱《牡丹之歌》，总要加一句开场白：“我有个朋友，他有个黑牡丹公司……”
省青年联合会突然通知我到北京参加由国家科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授奖大会”，而且让我连夜“补办”“市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和“省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到了北京，住在西郊一个非常高级的宾馆里，原定第二天开会，结果夜里下了鹅毛大雪，据说北京已经几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起床看到壮观的雪景，主办者说会议改为明天召开，今天用几辆大巴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玩。一到广场，所有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堆起雪人，打起雪仗，玩得不亦乐乎，忘了来京的目的了。
第三天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委主任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讲完话后，该“标兵代表”们讲话了，说好一人只讲半个小时，不知怎么的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上台讲了自己的经历和芦荟的神奇作用，台下的人们听得如痴如醉，而我竟然忘乎所以讲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提醒我“注意掌握时间”。
会后国家科委一位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这一次各地‘推选’出七百多位‘青年星火带头人’，再由这七百多人推出一百人当‘标兵’，结果送到科委的一百人名单竟都是各地的团委书记，我们觉得不妥，后来保留了七十几个，总算有二十几个跟‘星火计划’的工作有些关系。我详细看过这二十几个人的业绩，只有你确确实实有创新意识，也有创新成绩，所以把你推上第一个。”
我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省青年联合会常委、市青年联合会常委，县青年联合会常委。有趣的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竟然连团员都不是，各地共青团的重大活动都请我上主席台，有时候甚至让我“主持”共青团的一些活动，弄得我哭笑不得。
有个台湾人叫陈杰，比我大两岁，属虎的，在东南亚各地做香水、化妆品生意，小有名气，偷偷地从菲律宾转到香港进入大陆，同我谈“合作”的事，我同他去广州“看市场”，买了票准备上火车去深圳时，列车员要看每个人的证件，陈杰“不小心”掏出两个护照，列车员看到其中有一本是“中华民国”的，赶快叫列车长过来“处理”。
列车长把我和陈杰两人带到挤满了人的车厢里，叫两个坐得好好的乘客站起来让我们坐。我看到那两个“被让座”的乘客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就拉着陈杰去餐厅吃饭，把座位让给他们。在餐厅外排队的时候，列车长又来了，硬是带我们两人挤进餐车中间，又把两个正在吃饭的乘客赶走，说是要“接待台湾同胞”，我又拉着陈杰跑了。
陈杰说：“我们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是‘同胞’，还要‘热情接待’，我真是受宠若惊了。”我说：“你受宠若惊，我可是如坐针毡。”
我又同他到厦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等地，一路上顺便游山玩水，谈古论今，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有一次在厦门的一家菜馆里吃饭，我们点了米饭和两碟菜，一荤一素，店员动员我们再要一个汤或者来个炖罐，我们说“不用了”，于是店员主动给我们送来两碗清汤，两杯可乐。店里面老板走出来用闽南话训斥店员说：“人家又没有要，你送他们干什么？”店员自言自语：“我是按规定送的。”
陈杰说：“这事要是在台湾就不会发生。”
吃完饭，结账以后我用闽南话对那店员说：“你的长相不错，以后你会成为老板，而你现在的老板将来会成为你的伙计。”
还有一次我们俩在一个小摊上吃早餐，陈杰刚说了一句闽南话，小摊老板就对他说：“你是台中人，小时候住在鹿港附近，你爷爷应该是从龙溪去的台湾。”陈杰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幸亏我不是国民党特务，否则早就被你们抓起来了！”
在北京，我们在一家小菜馆里吃了水饺，出门后看到这家菜馆的跑堂在隔壁菜馆里吃水饺。陈杰很好奇，就问那跑堂：“你为什么不吃自己店里的水饺却跑到这里来吃？”答曰：“我们店里的水饺不好吃又不卫生，这家店里的水饺又好吃又卫生。”陈杰听了差点把刚才吃的东西吐出来！
几乎每一次游览“古迹”的时候，导游人员总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怎么壮观，怎么好看，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破四旧”时被毁坏了，现在正准备修葺云云。同样的话听了几次以后，陈杰突然问我：“这‘红卫兵’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都破坏了？他们都是青面獠牙吧？”
我盯着陈杰的脸一板一眼地说：“你要是生长在大陆的话，按你的性格，那时候肯定也是红卫兵，而且肯定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陈杰怔住了半天，然后自言自语道：“我会打砸抢？我也是青面獠牙？”
几年后的一天夜里，陈杰又打电话对我说：“我会是红卫兵头头吗？我是青面獠牙的坏人吗？”
全国开始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找到乐东公社，公社文书找了半天才对我说：“你的户口早已迁到古镇成为‘居民’了。”
我又找古镇派出所，所长找了半天才说：“你的户口不在我们这里，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大户口本’里，你去找找看。”
我又找到公社管户口的人，把“大户口本”翻烂了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在夹缝中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一九五二年退休，注销”的字样——就是说我刚出生就“退休、注销”了。
原来公社的干部们每年有许多“特殊供应”、“补贴”、“津贴”，这些特权据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干部们把它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当官的象征”，也是向别人炫耀的本钱，没有人傻到不要的。我从来没有来“享受”过这些特权，管户口的人员干脆把我“注销”了。
陈丽揶揄我说：“你不是说户籍制度是两千多年前秦国商鞅变法的产物，早就应该废除了；还经常嘲笑那些‘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农转非，以后再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非转农’的亲戚朋友，现在尝到没有户口的苦头了吧？”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出生”了一回，几番周折才算办好了身份证——要不是出差时住宾馆需要这个证件，我干脆也不想要它了。

龙行天下

几起几伏好热闹，
经历波折记得牢，
终于成名也无趣，
热情招待台同胞。

林翔云

第四十章 “适者生存”
古镇中学有一位代课老师叫张荣华，曾经是“北大才女”林昭公开的男朋友，一九五七年与林昭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被流放到东北的“黑土地”上，那是一个右派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有被管制的人员没日没夜地“修补地球”，天天都有死人，“困难时期”每天更有几个人饿死，几个好友商议逃跑，“否则就得饿死”，趁着一个天高月黑的日子，几百个人同时往各个方向逃离，大多数人被抓回，死得都很惨。
他侥幸跑到内蒙古一个沙漠边上，顺着沙漠边沿一面乞讨一面跑路，走了几个月，也不敢回家与家人见面。后来碰上一个走江湖的浪人教他几个赚钱糊口的方法：在农村小集市变魔术、表演口技，然后推销油印的“生活小技巧”，十几年间走遍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唯独不敢走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也从不跟家里人联系，更不敢去找林昭——其实他同林昭分手后就再也没有林昭的任何信息了。历尽千辛万苦活了下来，一九八零年“右派分子摘帽”后才回到古镇当了中学的代课老师。
我很快就跟他成为莫逆之交——应该算是忘年之交，他讲话还是非常谨慎，但在我面前却能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几次谈到在北大的生活，谈到林昭，他会禁不住掉眼泪，结束谈话——他终生未娶，长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林昭就是他“永远的爱人”。
我劝他“想开一点”，他说：“我现在是苟且偷生，过一天算一天罢了。”在给右派分子“摘帽”的大会上，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笑容。
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觉得应该让立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穷孩子有机会念到大学，把这个想法对古镇中学校长说了，校长建议我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每年拿出几万元奖励那些在读书、艺术、体育各个方面出类拔萃的青少年，我同意了。于是，全省第一个由民办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在这个学校诞生了。
工厂跟着芦荟一起出名了，从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有几十辆汽车、几百个人前来“参观学习”，来的人都指名道姓地要我陪看陪吃陪玩，临走时还要带上几十箱芦荟化妆品。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同他们闲聊、吹牛，又看不惯官场的种种不雅现象，只好到公社“求助”，公社很快就派来了企业办副主任张继进驻工厂“协助”我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我干脆请张继当厂长，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理顺同各级领导的关系。总算又能腾出一些时间来做些实验、写点文章了。
没想到这样做还是不断地得罪那些干部们——说实话，只要是“干部”，即使芝麻大的“小官”我也一个都得罪不起，连居委会的老太婆都可以时不时来找我的麻烦。
有一天早晨，我交代厂里所有的人说“今天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出差不在”，然后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做实验。过了一会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来了，听说我不在，就在办公室里同张继聊天。办公室就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有个工人有事找我，大声叫唤着，我应了一声。副县长当场对着张继发火：“这小子发了，翘尾巴了！我非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不可！”
第二天县里就派人来化工厂“检查工作”，折腾了几天，我又送了几车化妆品到县里打点各个“关节”，才勉强把一场风波平息。
我向好友林霍金讲了几个类似的例子，霍金说：“官员们主动来找你是好事啊，我还巴不得呢——你‘黏’上他们就是了：他们要你陪吃陪喝，要化妆品，你回头找他们要批条、要‘优惠政策’、要紧俏物资、要土地、要矿产，哪一个不是钱呢？”
我说：“这样的话我不是成了‘不是官的贪官’了吗？”
霍金说：“你看周围哪一个企业家不是这样发的？贪官越贪，我们的生意越好做。”
我听懂了，但做不来，也不愿意做，每年白白花大量的精力、财力给这些贪官污吏。各级“领导”们看我傻，来得更勤快了。工人们只要看到“官车”来拿产品，就在车子后面骂人，连自己的老板也骂，说我巴结官府。我实在受不了，就交代办公室“如果来人‘不太重要’的话，就收一点成本费”，谁知这一招得罪的人更多。
有一天市卫生防疫站一个普通“科员”来要化妆品，假惺惺地要交“成本费”，财务人员收下了，这“科员”当场开口大骂：“明天我就让你们关门停产！”
第二天县卫生防疫站果然来了一大群人马，说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抽检化妆品”，到仓库里取走几十箱“样品”，又命令其他产品不许“动用”，待检查合格才允许生产发货。工厂停产几天，各地来电来信催赶要货，我只好到市卫生防疫站找站长求情，又塞给一个大大的红包，产品才算“检验合格”，“准予恢复生产”了。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但生意还是越来越红火，芦荟产品在各地经常“脱销”，我想到了贷款，就去找工商银行行长，行长看了我的贷款申请报告后说：“你这项目到任何一家银行都贷不到款的。”
我不解，问：“为什么？”
行长回答得很干脆：“你要是生产鞋帽、服装、食品等等，要多少款我都贷给你。你生产什么‘日用化工品’，我们又不懂，要是销不出去怎么办？当然不敢贷给你了。”
“鞋帽、服装、食品就保证能销得出去？”
“当然了，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吃食品、穿衣服、穿鞋子，直接拿来吃、穿、用的产品是永远有销路的。”
我觉得跟这种人谈不到一块，从此不找银行，把每年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发展再生产”，用“滚雪球”的办法慢慢扩大营业额，好几年都得说服股东们也就是我的亲兄弟不分红，祸根也从此种下。
省外贸公司拿着我们生产的芦荟产品参加广交会，接了几笔生意，于是派人来工厂考察，打算投入较大的一笔资金把芦荟产业“做大做强”。来人先到县里邀县外贸公司的一位科长来我的厂里偷看我们的设备和人员“素质”，一看那么简陋的设备，加上刚培训不久就上岗的工人、化验员和管理人员，大失所望，回去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外贸公司也就打消了在我这里投资做大的念头了。
几年以后，我们的芦荟产品畅销国内外，成了“香饽饽”，县外贸公司那位科长对我说：“我们失去了一次联合做大的好机会！”
我说：“你们来‘偷看’工厂然后改变主意的事后来有人告诉我了，你设想一下，当时我们用那么简陋的设备、那样的人员都可以做出那么好的产品，如果在那时候同你们联合起来做大的话，现在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几强了。”
我在插队务农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已经听说并注意到有人用芦荟、小黄瓜和蜂蜜三种物质一起捣烂敷脸以治疗青春痘、酒糟鼻，就安排厂里几个年轻人做实验，证实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有效，就利用我们自己种植、采收的芦荟叶子和采购来的小黄瓜、蜂蜜试产了一小批“芦荟青春膏”。我送了一千支样品给上海的几所中学校，让学校的老师们发给一千个有长青春痘的中学生试用，反应极好。于是我们就组织原料正式批量生产这种新产品，先在上海试销，取得成功，然后慢慢推向全国各地。
吃了新产品研制开发而大获全胜的甜头以后，我一鼓作气又研制了芦荟洗面奶、芦荟发乳、芦荟发油、芦荟花露水、芦荟二合一香波、芦荟沐浴液、芦荟洗手液、芦荟护肤霜、芦荟发胶、芦荟摩斯等等，一个一个逐步推向市场，全部成为畅销产品、抢手货。工厂规模一再扩大，仍旧跟不上发展势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经常看到顾客们在化妆品柜台前排队、抢购我们生产的芦荟系列产品。
有一天，秦霓突然带着几小瓶香精样品来找我，说她现在是镇办卫生香厂的会计员，厂里每年要使用不少香精，这香精只有上海一个工厂有生产供应，到哪里才能买到香精是厂里的“最高机密”——因为卫生香厂除了使用适当的香精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技术含量”了，所以每一瓶或每一桶香精外面贴的的商标都是在路上就被撕烂了。但辛辛苦苦买来的香精质量还是常常出问题，香味也不稳定，工厂常常因此而遭到客户退货。秦霓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自从离开竹器厂后已经有几年没有同秦霓联络过，直到结婚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她还在痴痴地等着我，我通过朋友委婉地转达当时“不敢‘追’她的理由”，后来她竟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外表看比她足足多三十岁！她对我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而“不敢‘追’她”的说法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是“嫌”她“不够漂亮”，认为自己的“唯一缺点”就是额头高一点点而已。
我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香料香精的情况都告诉秦霓：我国解放前有“三个半鼻子”，也就是有世界上公认的几个一流调香师，调出的香精还是挺好的，解放后把香料、香精、香水、化妆品当做“资产阶级使用的”奢侈品，不能使用，也不准生产。只有五交化商店里卖的“四大金刚”——香蕉、凤梨、柠檬、草莓四种食用甜味香精和极少数的日用香精在上海的“大众香精厂”还有生产，配方也早就由“三个半鼻子”调好了。国内不需要香精，也不需要调香师。“三个半鼻子”曾经长时期被当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敌人”批斗，现在都很老了，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学调香——要知道，法国的调香师可都是“世袭”的。
我对秦霓说：“你们到上海去购买香精，香精厂只能把原来用于配制肥皂、香皂、花露水的香精推荐给你们使用，没有针对卫生香加香的特点调配，当然不行。我现在用的香精全部要靠进口，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目前国产的香精确实不行。”
我下决心自己调配香精，就在自家腾出一个小阁楼作“调香室”，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处搜集各种香料香精样品，特别是各地产的植物精油，坛坛罐罐塞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陈丽不解，问我为什么实验不在工厂里做？我说：“我想自学调香，不管能不能用于生产，把它看做一门艺术，像画画、书法、作曲、雕刻一样，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也不错。以后我们的孩子要是喜欢的话也学，我想把它一代代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既会科学技术，又会艺术。”陈丽觉得有理，也跟着我学习调香。
自学调香是极困难的，首先是没有“教材”，我找遍各地的书店和图书馆，只有几本科普小册子介绍了几个天然香料，进一步的资料无处可觅，连一本香料词典都没有；再者是无处拜师，全省一个调香师都没有，到香料厂找到几个高级工程师，都只知道一两种天然香料的种植、采收和提取精油的方法；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各种香料的搜集，调香工作至少手头上得有几百种天然和合成的香料，否则无从“下手”，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十几个香料，因为少量香料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搜集到了也不能邮寄，只能亲自去拿。
没有办法，我只好想办法自己制取香料——幸亏在农村时学了一些中草药知识，我采集了数百种有香味的植物，又到中药店里买了几十种有强烈气味的中药，在家里用水煮蒸馏、酒精萃取等等办法得到了各种精油、酊剂、浸膏、净油，经过提纯精制、分离出几百种单体香料，再用它们配制各种各样的食用香精和日用香精。几年下来，总算基本掌握了一些调香的“诀窍”。试调配的几个香精竟然成功地用在我生产的芦荟产品里面，受到好评。

闲人一个

如不低调，老兄早成了红遍全中国的名人了......

龙行天下

尽管不断受打压，
仍然红火发展大，
系列产品大走红，
又试香精成效佳。

林翔云

第四十一章 政协委员
省政协突然“邀请”并通知我到省里参加“两会”，我到了省会，看到政协委员们分住在几个宾馆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界别”的，心想应该是“青年”界吧，因为自己是省青联常委，到“青招”门口看了半天，没有我的名字；又到“省科技宾馆”找，因为我也是“省科协常委”还有什么“省化工协会常委”，还是没有；想想也许是“工商联”界吧，到工商联委员住的宾馆，还是找不到。
我想，也许“通知书”发错了，回家吧。到车站买了票准备走的时候，碰上省“乡镇企业局”局长，打了个招呼。局长问：“你既然来了怎么又不参加会议了？”
我说：“好像没有我的名字。”
局长笑着说：“跟我走吧，农业界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在“农口”。
住在全省最高级的宾馆里，却一点也不轻松，看到宾馆外威武雄壮却对我们彬彬有礼的警卫战士，我觉得象是住在监狱里。
吃过晚饭，我同几个委员出门溜达，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一大群人围住，有的竟跪在地上，手拿“状纸”，对着我们大喊：“清官大老爷，请给我们伸冤吧。”路边突然闯出一群便衣把这群人轰走了。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溜达”的兴致全没了，折回宾馆看电视吧，也许还能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
第二天参加政协会的开幕式，会上宣布一条纪律：为了委员们的安全，请大家尽量少出门，以免“惹事生非”……
第三天，政协委员们要列席参加人大会，听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两会代表坐了二十几部豪华大巴浩浩荡荡地从省会最繁华的地段通过，前后是呼啸着的警车和大官们乘坐的小车，我在车上看到四岔路口被交警拦下来站着“看热闹”的行人，问身旁的一个委员说：“你注意到路口那些行人的眼色吗？”
那委员说：“他们羡慕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也像我们一样风光风光。”
我说：“他们想起了封建时代官员们出巡时的鸣锣开道、肃静回避，我觉得他们都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
“为什么？”
“你想，他们各有各的急事，有的急着上班，有的急着回家，说不定有人急着抓药给家里的病人医病呢。”
“你真会联想，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无关。”
“假如不是我们要开会，他们就不会被骚扰。”
“我们开的可是全省最最重要的会议。”
“我想，我们不开会，他们可能会更高兴。”
“政协”里真的是人才济济，据说境外的记者们更喜欢“采访”政协委员，因为他们比较敢说“真话”，“消息”也更多更广。我们私下里交流着各地真正的“新闻”，还有官员们的“奇闻轶事”，更多的是各种各样政治笑话，这些都是以前在“下面”听不到的。
有一天用餐的时候，舒婷、我和丁仃（画家）同桌，边吃边聊天，丁仃突然盯着舒婷的脸说：“我出一个谜语，你来猜。”
舒婷说：“好，你出吧。谜面？”
“‘你嫁给我’。猜一种文学形式。”
舒婷笑了：“‘诗配画’嘛，这难不倒我。”
“两会”开了十几天，天天吃山珍海味，住高级宾馆，中间的“星期天”还放假休息。我觉得这是浪费钱财，也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就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来，许多委员都笑了：“吃好住好有什么不好？你以前吃住有这么好吗？现在‘两会’只开十几天，以前要开二十几天呢。”
我还是写了一个提案“关于‘缩短两会’开会时间之我见”交上去，第二年“两会”果然只开七天，中间的星期天也不“放假”了。
一位资深的“老委员”告诉我：“你写提案一定要先考虑清楚，如果你提的意见刚好是当官的正想要办的，你的提案就‘很有价值’，雷厉风行地办理；如果你提的意见同当官的相左，或者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或者是他们不感兴趣的，你就是联合几百个委员一起提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说：“我们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岂不是为虎作伥？！”
“老委员”诡异地说：“那也未必。”
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政协委员姓戴，是省农委主任，这一年刚好六十岁，之所以当政协委员是因为他很快就要退休了——这是我听别的委员说的。戴主任家住省城，只有午休时同我作伴。这一天午饭后，我刚睡下，被一阵异常的响声惊醒，睁眼一看，旁边床上的戴主任脸红红的，很不正常，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挣扎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本，让我翻开扉页，上面有他家里的电话。我同时打了120和他家里的电话，一会儿他太太和医院救护车同时来到，我帮忙把他送到医院急救。
几天以后，戴主任痊愈回来，可能因为我对他的“善意”感动了他，就把我当做他的“知己”，什么话都敢对我讲了。我问起他那天为什么发病，他说：“我的身体很好，从来没有什么毛病，最近突然犯病了。你没有当官，不知道这当官的权力是怎么样的——一个公章可以让你在天上，对周围人指手划脚作威作福，交了公章你什么都不是，马上让你跌到万丈深渊底下，让人在你身上吐口水——前天还巴不得叫你爸爸的人转眼就把你踩在脚下，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你无法想象得到。”
有一天下午政协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准备“选举”几个新的常委。会议执行主席“周胖子”发给大家每人一张选票以后，在台上说：“你们如果有不同意见或不同意选举某个人当常委的就在这个人的下方格子里打叉叉，没有任何记号的就算同意”。这个方法据说已经在全国实行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说个“不”字，没想到这一次有人站起来说：“你们几个人坐在台上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谁动笔谁就同你们过不去，这还有谁敢动笔呢？”
刚刚从某市长升上来当政协副主席的周胖子第一次碰上这个难题，支支吾吾了半天，说：“选票都印好了，再改也来不及了……”台下的人们更不满意了，吵闹起来，会议开不下去了。周胖子甚至说了一句：“请大家包涵一下就这样选举吧，以后再改。”但还是说服不了众人。我觉得很有趣，没想到竟然有幸亲眼目睹这难得一见的“西洋镜”。
过了一个多小时，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省政协正主席、省军分区司令员“四个班子”的头头同时来到并坐到主席台中间的位置上，把周胖子撵到一旁歇去。“选举”正式开始，谁也不敢开腔了——全体委员交了白卷，所有“候选常委”全部当选。
参加“两会”回家后，大哥、大嫂同几个弟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吵闹：“公司是大家一起办的，为什么你可以当政协委员，其他兄弟就不能当？你巴结当官的就是为了自己也当官吗？你为什么在学校里设奖学金，是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公司每年赚的钱为什么不全部分掉？……”
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现在资金紧缺，要把生意做大只能大家再过一段苦日子；从今年开始以后奖学金从我的分红里扣取，你们不出可以；‘巴结当官的’？对那些贪官污吏我比你们都讨厌！至于政协委员，待我去找统战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兄弟们七个名额，大家都有份。”最后一句显然是气话。
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突然大门外停下一辆警车，跳下来几个警察，冲进大门高声叫着：“你们董事长是哪个？”工人们把手举向我。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拿起手铐就把我铐上了。我问：“我犯了什么罪？”
“你容留妇女卖淫！到派出所去讲清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一个朋友刚好进来冒冒失失地叫道：“云，今天有空去雪峰寺吗？”
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云。”
“你不是董事长吗？”
“怎么不是？！你问工人们。”
“那林雯是谁？”
一个工人替我回答：“林雯是他的大哥。”
“那好。你们叫他来，他说他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出差了，过几天回来。”
警察放过我，连一声道歉都没有就走了。
几天后，我劝大哥自己去派出所问清情况，他去了，却马上被拘留不放。
我到处找人打探，方知是大哥曾经在一次出差的路上，结识了一个四川女子汪燕，汪装得可怜兮兮的骗了他一些钱财后，又骗他给她在古镇租了个住房。谁知这汪燕就在租房里卖淫赚钱，派出所扫黄时被抓进看守所，供出我大哥是她的“同伙”。
打探的人告诉我，这“容留妇女卖淫”之罪要是放在“严打”时可能会判死刑的，要我拿出一大笔钱给“有关人员”了结此事。我包了几个大大的红包派人各处打点，总算没有“大事”了，但大哥还是被关押“劳动改造十五天”才放回家。
大哥回家后不敢对大嫂说真话，就说是我故意勾结派出所所长陷害他，目的是“想独吞兄弟们的股份”，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几天以后，我在办公室里收到汪燕写给“董事长亲收”的信，拆开一看，内容是：她在看守所里受尽折磨，被打骂凌辱，几乎死掉，“不得已”供出了救命恩人“董事长”。现在虽然出来了，还是走投无路，希望“董事长”继续帮她“度过难关”云云。我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里。

麻沙老农

不同意的在选票上打叉，同意的不要动笔，真是有特色的选举。

闲人一个

这也叫民主选举？笑话......

龙行天下

参加省级政协会
官场内幕知几回，
兄弟之间矛盾大，
帮助大哥也有罪。

林翔云

第四十二章 红颜知己
我又去上海展销自己的产品，先约好“三报两台”（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电台、电视台）的几位总编、记者到南京西路的一家“YELLOW”咖啡馆“碰面”，确定好次日几个媒体同时做芦荟产品的报导，用的是一样的口吻：“你知道芦荟吗？”晚报开始连载我写的有关芦荟的一系列科普文章。
“正事”谈完以后，几位好友开始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聊到党的“富民政策”时，我谈了自己对“富裕”的解释是：金钱再多也不能叫做“富裕”，真正的富人是“三大富翁”——金钱、知识、精神三方面都富足：金钱够用，尤其是自己想做的实验、想干的事“不缺钱”；掌握知识越多越好，但要一专多能；健康长寿，亲朋友爱、兄弟和睦，充分享受天伦之乐。
谈到“健康长寿”，晚报的记者薛才说了一件刚刚看到的、有点“不可思议”的新闻：说是俄罗斯有个“长寿村”，村里人大多活到一百多岁，许多记者前去采访，发现当地人一日三顿最喜欢吃的是用文火炖了几个小时的猪肉。
众人都说这不可能，因为猪肉含较多的胆固醇，饱和脂肪酸也比较多，吃多了容易得心血管病，不可能长寿。我说：“我也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胆固醇是一组化合物，对人体来说，它应该可以分成‘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两类，人体如果缺少‘好的胆固醇’就容易得癌；‘坏的胆固醇’是造成心血管病的‘罪魁祸首’，但经过长时间蒸煮的话，有可能变成‘好的胆固醇’，这样，人不容易得癌，也不容易得心血管病，当然长寿了——我这仅仅是猜想，没有经过实验”。
碰巧的是几天以后，上海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学家——据说当年是蒋介石“钦点”他去英国留学的——自称是我的“芦荟粉丝”，因为要在台湾出版一套养生丛书，想把我的《神奇的植物——芦荟》也“放进从书里去”，请我“如有出差到上海时”同他见见面。我同薛才到他家里看到丛书里有一本他写的《胆固醇的功与过》，翻了一遍，又请教了老先生，证实了我的猜想。薛才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薛才有机会到全国各地采访各种名人，看透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官场的“厚黑学”更是深恶痛绝，久而久之竟产生“厌世”情绪，干脆皈依佛门，成了一名居士，经常同我谈论佛教经典，我从这些经典里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人生哲理。
“人民公社”从“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就注定是短命的，虽然官方要人们跪倒在它和总路线、大跃进连在一起的“三面红旗”下面天天喊“万岁万万岁”，古镇人却用各种形式咒骂这个“新生事物”，比如一九五八年出的一种火柴商标是“人民公社”，盒子很大，一盒可以装五百支火柴，古镇的地方话“盒”叫“落”（衰了、糟了的意思），这里人就把这种火柴叫做“人民公社大落”。就像历史上的所有短命皇帝一样，“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都没有“万寿无疆”，只苟延残喘了二十几年就在人们的咒骂声中呜呼哀哉。
古镇去掉“人民公社”的帽子，恢复镇制，新来的镇长看到我的化工厂生意好，就宣布要把古镇建设成“日用化工镇”，如同附近的“鞋帽镇”、“服装镇”一样，号召“全镇人民”都来办化工，派张继带着几十个干部到江苏、浙江“参观、学习”。回来后，张继对全厂的管理人员说：“我以为化工技术有多难呢，这一趟出去看看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杭州一个化工研究所找到一个老乡，他让我抄了几百个配方。我现在办几百个化工厂都行。”
果然，古镇在几天之内办起了几十家“化工厂”，投资一个比一个大，规模都远远超过我的“小厂”，全都来我的工厂“挖”“技术员”，连烧锅炉的、扫地板的也要。市里正式提出要把古镇建设成全省最大的“化工镇”。
可惜，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个月后，这些工厂一瓶产品都没有卖出去，最后全部倒闭。张继厚着脸皮对我说：“我是应命而去办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不计前嫌，仍旧请他当“厂长”。
“省企业家文艺家联合会”在省会“隆重”召开了，“选”我当副会长，会长让我发言“给大家鼓鼓劲”，我说了一件事：“三十几年前，美国企业家联谊会在纽约召开，一个记者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报导，后来，这个记者跟踪采访这些企业家，十年后发现只剩下两三个还在“惨淡经营”，其余的或病死，或跳楼，或中风，或失踪，或进监狱，这个记者大发感慨，说“企业家”这个“职业”“根本就不是人干的”。
会长抢过麦克风，说“不要谈这种晦气话了，我们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代表的是正确的方向，不会有问题的。”，
我不依不饶：“正因为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风险更大，压力也更大。我只是希望‘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好汉！”
省驻京办主任陈进舜告诉我一个“最新内部消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准备腾出一些地方对外营业。我赶到北京，联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百货大楼等大型百货商店的经理，邀请他们和一些媒体的记者到人民大会堂北角一个餐厅“座谈”，推广我的芦荟产品，经理们大多还不曾进入过人民大会堂，将信将疑地来了，听了我的介绍以后，都表示愿意尽力把芦荟产品推广进入首都的每一个家庭中去，第一次“产品推广会”借着“人民大会堂的首次对外开放”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
《人民日报》记者颜芳曾经采访过几十个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写了几百篇“深度报导”，这一次也赶来“采访”我，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没想到在听我讲话的时候竟然被我的经历“感动得几乎忘了自己的职责”，回报社后用全部感情倾入到她写的报告文学《芦荟的知音》里面，文章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在全国各地又掀起一波更大的“芦荟热”。
颜芳与我同龄，看过的国内“大事件”（各次运动）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俩的经历却大不相同——她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到大顺顺当当，不知人间疾苦，虽然也上山下乡到江西插队落户当过农民，但很快就被“提拔”到县里当广播员，仍旧天真率性，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结婚以后，丈夫一次无缘无故的“吃醋”发展至吵架、离婚，她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地跟各种人交往，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子”。我的经历对她触动非常大，她开始从各方面了解我，甚至到我的公司里“打工”几个月试图求证“一个人在长期的逆境中究竟还有多少能量可以释放出来”。但我却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平凡’，全国多的是”，同那些“干大事业”的人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颜同我议论过“婚姻和爱情”的话题，她认为“婚姻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宁可不要”（她用实践证明了这句话）。我却认为：“婚姻与爱情是两码事，婚姻是一个合同，一种义务，代表一种诚信，所以婚姻是自私的；而爱可以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戚朋友之间的爱，甚至可以有‘博爱’，全人类的爱。”
我觉得男女之间可以有“红颜知己”，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个“红颜知己”，但不必有多个“情侣”。颜芳不喜欢我说的“博爱”，她说：“爱情是自私的，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个人。”
争论归争论，我们两个人还是互相把对方看做“知音”。双方不管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遇事不顺，都愿意向对方“发泄”一番，即使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