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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罹首先出去找工作,他接连跑了好几个地方,单位领导一听他只有十五岁,立刻将手一摆说:“去去去,我们不招童工!”
四处碰壁后,高罹向街道办事处借了一部破烂不堪的木轮板车,用来帮人送煤。木轮板车不同于能充气的胶轮板车,它只有一条二寸宽的橡皮带包着轮子边,用来减少轮子与地面的摩擦,以便减轻拉车人的劳动强度。可是这辆木轮板车的左轮橡皮带中缺了二寸,轮子每转一圈就重重的咯噔一下,车子的全部重量就会在拖车人肩头上猛压一下,高罹舍不得花钱去修理,只好拖着这辆破板车,到各个家属区沿途叫喊:
“谁要送煤?谁要送煤?”
遇见要送煤的,双方先讲好价钱,然后对方会将煤证和盛煤的箩筐交给高罹,高罹再到八字墙煤店买好煤装进箩筐送到顾客家中,一手交煤一手拿工钱。工钱是一百斤煤三角钱,一次能运三至五家生活用煤。建设村在岳麓山东南面斜坡上,煤最难送,而且顾客不肯加钱,板车拖不上去,只能将煤车停放在坡下面的马路边,然后一担一担地挑上去。斜坡有一里多长,每挑一担煤都要歇好几次,车子在路边等候时还得有人看守,大多数时间高罹会叫高静来帮忙,有时候他也会把板车停在坡下,站在马路上隔一百米大叫高欣过来帮忙。
送煤的活不是天天有,一天能送三四家就万幸了,因为能挣一元多钱,有时候叫了一天也没找到买家,只好空着两手回家。没有煤送的时候,高罹还会带着撮箕扫帚到阜埠河码头和路面上去收集散落的煤,运气好的话一次能扫十来斤,积到几十斤时再卖掉,也能挣几块钱。
有一次拖煤时,天突然下起大雨,高罹和高静连忙把油布盖在箩筐上,他们宁肯自己淋雨也不能淋湿煤,淋湿了煤不但挣不到工钱,还要赔顾客的煤。结果高罹和高静都淋成了落汤鸡,高静当晚就病倒了。高罹就这样拼死拼活干了半年,每月平均只能赚十几块钱。直到那辆破木板车彻底散了架,高罹才结束他人生的第一课。
后来街道办事处介绍高罹到麓山大学自行车修理店去当学徒,每月工资十八元,一年后转正,转正后工资可以拿到三十二元。高罹心里充满了感激,高妈妈也再一次期盼会时来运转。
修理店连同高罹一共三人,两个师傅一个学徒,师傅都是幸福里的野孩子,二十五六岁,他们读完小学便不愿读书,一直在社会上打流混日子,因为出身好父母便托人将他们安排在自行车修理店,已经出师一年多了。工作中他们常常用公家的材料接私活,相互打掩护配合得天衣无缝,材料登记自然也是一本糊涂账。
高罹上班后,每天都最早到、最晚走,除了兢兢业业学习修车技能,完成师傅分配的任务,他还要打扫店里的卫生,一天忙得团团转,一分钟休息时间也没有,高罹却干得十分开心。虽然他看不惯师傅们损公肥私的龌龊行径,但是一想到转正能拿三十二元,可以不让高妈妈再编织毛衣了,心里便乐开了花。
师傅们对高罹又爱又恨,爱的是高罹干活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而且聪明能干,什么活一学就会。恨的是高罹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
有一天,高罹正在专心致志地为自修车校正钢圈,这项
工序是修理自行车最有技术含量的,但是经过十天的磨炼高罹早已游刃有余。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麓山大学总务处的工作人员,那人四十来岁,满脸横肉,一副养尊处优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看到高罹熟练的修理着自行车,便与高罹攀谈起来。
“你是新来的吧?”总务处工作人员问高罹。
“我刚来十天。”高罹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罹,快十六岁了。我父亲叫高山岳,他现在在零陵乡下教小学。”高罹老老实实地说。
“你父亲不是被判了刑吗?”总务处工作人员又问。
“因为反革命罪被判了五年,去年刑满释放后他回了零陵乡下。”高罹说。
“你为什么不读书了?”
“我妈妈为我们子女累得瘫痪了,我只好辍学出来打工。”
总务处工作人员听后,阴沉着脸一言未发地走了。第二天,高罹便收到清退通知,本来应发的六元工资也被师傅们扣去一元,说他损坏了零件需要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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