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龙行天下

产品全国大推广，
进了人民大会堂，
结识报社红颜女，
心中有事诉衷肠。

林翔云

第四十三章 兴建厂房
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打算建厂房。镇“企业办”批准原砖瓦厂拆掉建“日化厂”，我向有关部门交了一百多万各种“税”、“费”、“捐款”（总算弄明白什么叫做“苛捐杂税”了）后，觉得已经万事俱备，就让大哥负责基建、筹划建厂房。消息传出后，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远远看到工厂四周全部种上了各种树苗，连工厂大门都进不去了，工人们站在门口观望，许多当地的农民在附近“溜达”。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答曰：这片土地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候公社“强征”的，没有给大队（现在是“村里”）一分钱，现在“村里”要把它“收回去”。明摆着是要敲一大笔竹杠。
我找镇里、县里、市里各“有关部门”，都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都解决不了”，我想退回已经“上缴”的款项，回答是“已经用掉了”，没办法退回。
白白地损失了一百多万元，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让大哥在其他地方找地。
地很快就找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同“承包”土地的农民、当地的干部们、各级“有关部门”都订下合同，盖章、签字，古时的“字契”、“中人”加上现今的“合同”、“公证”、“律师函”等等都用上了，付出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我算了一下，给干部们的各种“好处费”、红包、回扣远远超过付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到底是谁在“卖地”，这土地究竟是谁的？恐怕只有天知道！
我自己设计建设草图，按制药厂的卫生要求（GMP）设计化妆品生产车间，把厂区所有的空地全部用各种香料植物绿化，中间有一个假山，还有一个喷水池，既美观大方又有防火功能，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在是太超前了！
厂房建好了，省“文明办”组织全省各地的企业都来参观学习，这个日用化工厂成为当时全省最“现代化”、最壮观也最“文明”的企业。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在天津国民饭店开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天然添加剂委员会”，下面再派生“芦荟委员会”等四个分会，选举我当天然添加剂委员会主任兼任芦荟委员会主任。秘书长说协会在延安有个投资项目长期以来没有经济效益，派我去看看，也许能有什么建议或帮助。
我到了延安，分管企业的一位副市长带我到日化厂，跟厂里的几位头头和科研人员座谈后，我提出了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意见，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副市长热情地邀请我在延安“玩几天”，我答应了。于是一行人去“杜甫川”、“牡丹谷”、“花木兰故居”等地游了一回，又去爬万佛山。一路上副市长给我们当“导游”，讲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又说：“这万佛山的菩萨很灵，去拜拜的人要么升官，要么发财。”我们都去拜了，下山的时候副市长又建议在山腰的一个亭子里“摸骨相命”，说是有“高士”相命挺准的，连中央来的首长大都会来相命的。我们到亭子里一看，是个瞎老头，一个一个摸过去，说的还“真准”。
最后只剩下我了，我从来不相命的，但拗不过副市长的坚持，就给瞎子摸了额头、鼻子、手掌，瞎子说：“你们这一群人里就你当的官最大。”我一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几个都是当官的，就我一个不是。也许瞎子觉出我们的动静，就说：“这官有正官、偏官、野官三种，也就是朝廷任命的官、有名誉而无权力的官、自封的官，你属于偏官，而且刚刚当上。”
副市长掐指一算，我新当上的那个“主任”为“正处级”，比他这个县级市的市长多了半级，他是副处级干部——果然算得很准！其实不用掐算，我那“省政协委员”的身份据说也是“处长级”。
我有个远房亲戚林山在台湾发了财，回到老家“荣宗耀祖”一番，想在厦门买几十套房子给乐西村里所有姓林的亲属，年轻人都想到厦门定居，而老人们却不喜欢，要林山把这笔钱用来“洗祖屋的屋脊”，这是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光宗耀祖”最大也最体面的事，花钱比建个祖屋还要多几倍。林山听了老人们的话，在乐西大办宴席、祭祖、修族谱等活动，从台湾带回来的钱用得精光还倒过来向我借了五十万元才回去。
修族谱的文字工作落到我和堂哥林怡头上，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家族的辈分用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用尽，如不及时修谱，下一代的辈分用字就没有了。据说我伯父还没有去台湾的时候，族人就张罗着要修族谱，没有修成，一直到现在，再不修就来不及了。
我们搜集到台湾出版的《林氏大族谱》和各地零零碎碎的林家族谱，终于弄清楚我们这一族的来龙去脉，顺利地把族谱编写完毕，并撰写了两首五言诗作为辈分用字交给族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选择，被确认了一组文字，印发给族人每人一本。
在收集各地族谱的过程中，听到了林姓家族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特别是发生在附近两个村子——鹏城与内厝的大事——为韩国一百二十几万林姓族人寻根的佛心大法师经过多年千辛万苦、辗转到鹏城找到了根、并看到了他们祖先唐代渡海出国的地点，后来又在内厝看到了极其宝贵的比干公古画像和“少师殷比干忠烈公正印”——自古以来全世界林氏族人不拜雕像而是拜这张画像和印章，据说从唐代以来，这张画像和印章就轮流在全国各地供奉，一年换一个村子，画像上有各个朝代、历史上所有皇帝的题名，真正的无价之宝而且关系重大。一九四九年，这画像供奉在内厝村，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再离开过这个村子。历次运动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都有“积极分子”要把这画像和印章作为“封资修”烧毁掉，内厝先后有几个村民用生命和鲜血把它保护下来。后来，中韩林氏族人决定在内厝村建立永久性的比干纪念馆，把这画像供奉在纪念馆里，不再到各地颠沛流离了。这些故事成为激励着我在事业上不断进取的力量。

龙行天下

建厂处处受阻碍，
协会担任职务来，
重新编辑林家谱，
供奉画像定馆开。

林翔云

第四十四章 中外合资
几个月后林山带着儿子林行又来大陆，除了还清向我借的钱以外，还多带了三百万元投资到我的企业里，说是让林行在这企业里“学点本领”也好。
县里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林山的钱是以香港一家公司的名义进入的），省、市、县、镇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招商引资”的“重大成绩”，要“好好庆祝一番”。我不想铺张浪费，但又怕得罪官员们，只好随他们摆布，花了几十万元，各级官员都应邀来了，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学校、企业也都派出大批“代表”赶来祝贺。我看到古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扛着大旗汗流浃背地走在庆祝游行的队伍前面，于心不忍，把小学校长拉到一边，叫公司的出纳员拿出一个大红包让校长回去后分发给学生们。
其实林行在台湾已经学过并有了MBA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我让他当总经理，张继做他的副手当副总经理。林行不敢领命，我说：“生产技术有我全面负责，你只要一心一意管好销售就行”。林行勉强应允了。
闲聊时我问林行：“你爸爸做什么生意发了这么多财？”
“我爸爸哪会做生意？十几年前有人劝他到台北市郊买了一块地，没想到十年后这块地升值数百倍，一下子卖了几个亿！”
“现在中国大陆这种机会多得很，让你爸爸再来买几块地，准定几年以后也大发。”
“那你为什么不做房地产生意呢？这买卖不是更好赚吗？”
“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业。我不喜欢，也不会做。”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有个朋友黄明从小最怕的是读书，小学都没有念完，现在搞房地产。有一天我有事到他的办公室找他，那办公室够气派的，只是所有的人员一天到晚都无所事事，上班时间看小说、画画，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那个张忠良“上班”的样子。我问黄明：“你高薪养着他们又没事干，这不浪费钱财吗？”
黄明说：“这你就不懂了，他们都是各级官员们的亲戚，比如那个穿红色裙子的是区长的儿媳妇，那个穿牛仔裤的是市委副书记的侄儿……”
古镇的人们按财富论“英雄”，所以我曾经当过几年的“英雄”，但很快就被黄明取代——黄明的财富早已是我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了，所以镇上的人们开始不让小孩子上中学，说是人家黄明小学都没有毕业发的财比谁都多，还是不读书好。
戴金水的钱财也不少，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一年能挣多少钱，镇上的人们只听说他在广东汕头一代走私石油、汽车“很赚钱”。有一次他同我聊起走私的一些内情，我才略知一二。据他说，在广东同他一起“做生意”的朋友们都是世世代代“做这种生意”的，有的人从爷爷、爷爷的爷爷就开始做了，所以他们很有经验，也很少出差错。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但这也都早已计算在他们“走私成本”中了。
他们总结了几十年来走私的“风险”，竟然计算出大约每走私十二次就被抓一次，而每一次被抓“亏损”多少，包括钱财的直接“损失”、几个人被抓进监狱后他们得照样发给工资、给入狱者家人生活费等等，摊销到每一次走私的“成本”中去，这样，他们即使被抓也不觉得“亏本”。
他举了一个例子讲给我听：他们前一次“不小心”被抓了，“损失”五百多万元，但他们每一次走私平均下来净赚一百二十万元，十二次就是一千四百多万元，扣去五百多万元，他们“实实在在地”赚了九百多万元。
原来“做生意”也有这样子的！
度新村有个王剑易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全镇人都在互相传告着他的“英雄事迹”——他长期在外，据说有一次回到村子里，听到村里人说要集资修一条村道，他说：“不必集资，这修路钱我出。”人们以为他在说梦话，没想到他真的到银行转来几十万元给村委会。于是大家纷纷到处打听他的“发财史”，比较令人信服的一个版本是：他追上了一个女朋友，这女的爸爸竟然在“朝廷里”当大官，掌管着全国的矿产业，“权力很大”，但极力反对女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但女儿铁定了心不回头，活脱脱就是古戏里面演的“郑元和与李亚仙”、“王宝钏与薛平贵”现代版，女方的兄弟姐妹也都看不起王剑易，不跟他来往。有一年他的老丈人得了癌症住院，所有的子女都觉得他“没有希望”了，看都不去看他，只有王剑易跟她老婆死心塌地连续几个月陪在医院细心服侍。结果他老丈人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很随意地”批给王剑易一个煤矿，由此大发了。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是一个谜。
原来在程东公社当社长的林明闵逃到香港后，不知做什么生意也发了大财，有人说他在香港的富翁堆里可以“排在前几位”，看来也不可小觑。不久前回到古镇“荣宗耀祖”，全市的大小官员都来捧场，古镇又出了个伟大的“爱国华侨”。
实际上，古镇最有钱的是任书则——他在镇上办了第一个针织厂赚到“第一桶金”后，李真元每年不断地给他增加投资，现在已经在省内外办了几十个针织厂，一个比一个大，总投资达到几十个亿，任书则也从市政协委员到省政协委员“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
但任每一次跟我们见面都说：“其实同你们比起来，我是最差的人——我靠的是我伯父大笔的投资，而你们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也办起这么多的工厂，生意做得比我还好。尤其是云，完全靠自己的智力，没有任何背景，还能从事真正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我真的很佩服。”
有一次任跟我坐一个车去泉州，路上指着一个小山包对我说：“这块地我已经买下了，所有手续也都办好了，明天我就叫工程队来把这个山头推平。”
我说：“山坡上那么多的坟墓怎么办？”
任说：“推掉再说吧，该赔就赔。”
后来我听任的一个亲戚说：“那个山头上有一个坟墓，埋葬的就是告发并枪毙任书则爸爸的那个民兵。”原来如此。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多次往返香港。记得第一次从深圳进入香港时，我站在罗湖桥上，呆呆的看着对面的山头和后面的高楼大厦，思绪万千，想起小时候一次次的梦境，想起了柏林墙，想起了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而被打死在这附近，想起我的亲戚朋友们不同的命运——真象是古人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起父辈们的忍辱负重，耳朵又响起爸爸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健在，我们不知还要看到多少风景！这个社会的万花筒！
我每一次到香港都要去侨办中学香港校友会同校友们见见面，聊聊天。大家分享了一些校友现在的情况。大多数校友都自己开办贸易公司或到深圳、东莞等地办工厂，但也有一些校友还在打工——他们觉得给别人打工虽然赚的钱少一些，但轻松、自由，活得更愉快。
陈孝英嫁了个香港富豪，同老公到深圳办了个灯具厂，生意兴隆，大发其财，把已经退休的父母双双接到深圳安享晚年，古镇的人们纷纷称赞陈孝英是个“大孝女”。我每一次见到陈孝英时脑子里都会闪过文革初期“女学生批斗并毒打亲生父母”的情景，心想要是再来一次文革的话，这陈孝英不知又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
听说黄丹萍几年前也来到香港定居，我就向校友们打听她的近况。有位校友说：“丹萍来香港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问：“丹萍得的是什么病？”
“肯定是精神方面的病——她多次服安眠药自杀未遂，精神受了很大的伤害。听说后来进了哪一家疯人院了。”
我打听丹萍在哪一家疯人院，打算去看望她。校友说：“等我打听清楚了，下一次你来香港的时候我带你去。
在铜锣湾林山的贸易公司里，我同林山谈论合资公司的前景，都觉得我们现在从事的芦荟化妆品前途无限风光，一片光明。林山感谢我对他儿子的信任，也相信林行有理论基础，现在又有了一定的实践机会，加上我“世界领先”的技术、全体员工的努力，公司很快就能成为中国大陆化妆品的一面旗帜。

林翔云

林行果然不负众望，带领着全公司几百个销售人员走南闯北，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了十九个“办事处”，进行各种各样的展销活动，召开一场又一场的订货会、产品推介会。古镇出名了，古镇人也以“黑牡丹”和芦荟产品的产地自豪。
芦荟产品在许多地方成为抢手货以后，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假冒的芦荟产品，有的在原来生产的日用化学品商标上直接加了两个字“芦荟”就作为“芦荟化妆品”销售了，消费者不明就里，买回去使用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特色，对真正的芦荟产品失去信心。
我到华侨大学化学系，同几位教授探讨芦荟产品的检测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提出了一个简易可行的“荧光光度法测定芦荟素”标准方法。我又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制定了几十个芦荟产品的检测方法标准。这些标准直到现在还是国内外所有芦荟产品开发、生产、评价、买卖的依据。
但假冒伪劣的芦荟产品还是层出不穷，到处浑水摸鱼制造混乱。有时候我们到工商局去“检举”要求“打假”，回答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拿着部颁标准和省级地方标准给他们看，他们要么说是“没有接到通知”、要么说“这标准不适合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候到市场上买到假冒的芦荟产品给他们，又推脱说“没有地方可以检测。”往往花费巨大却又达不到“打击”的目的。
当然也有几次工商局在我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查封了几个制造假冒产品的厂家、窝点，但不久以后，这些产品又死灰复燃，待到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再一次去当地调查、“打击”的时候，才领会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威力！“打击假冒伪劣”的行动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除了技术开发和质量监督外，我在公司里还负责一件事——媒体宣传和广告设计创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设计的每一个广告、每一笔宣传投入的金钱得到的促销效果别人用十倍以上的金钱都做不到。比如芦荟产品一开始投入市场时，我们在电视上的广告语只有一句话：“你知道芦荟吗？”在南方各地，许多老人听了广告词后，会主动向年轻人讲解以前芦荟在民间的使用和各种传说、风俗习惯。几次广告就可以让芦荟在一个地区家喻户晓。
芦荟青春膏在上海试销的时候，我们在几家报纸上登的广告语：“要青春，不要痘！”、“芦荟能战痘”，这些广告语至今都还有人继续在用。
我在一份销售量巨大、几乎人人要看而广告费又极低的报纸上固定租下一个“报眼”，每周几十个字的广告词，我设计的广告词都很有“嚼劲”、耐看，引人注目、深思，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后来，我又发明了“谜语广告”、“智力游戏广告”、“有奖证联广告”等等，使得这些广告成为市民们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奖证联广告”最成功的一次是“黑头发黑眼睛都爱黑牡丹”征上联，全国各地寄来了几百个上联应对，有的很有创意，但都不太令人满意。我还是从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励应对者的积极性。
在我们成功地把芦荟洗发水和芦荟护发素合二而一变成一瓶产品的时候，为了这个新产品的推出，我在一份报纸上买下一个整版，登出一个悬念广告
1+1=1！
过了几天，我又在这份报纸的同一版面上登了一个招贴画，画的是一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等于一瓶二合一洗发香波。
这个广告当年荣获全国广告创意一等奖。
有一天我乘坐大巴去省里参加一个会议，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人吹牛，其中一人说：“‘黑牡丹’的董事长要高薪聘我，我还不想去呢。”另一人接着说：“那天‘黑牡丹’的董事长托我去市政府办一个批文，要不是我去的话，谁都办不下来。”我走到这几个年轻人面前，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所有的人。
到了省会，我上台发言完毕回到座位时，旁边一个人说：“我爱人提起你多次了，今天才有缘见到。”我问道：“你爱人是谁？”对方笑着说：“等一会我带你到我家里就知道了。我叫王穆。”
会后我跟着到了王穆家，王穆的爱人开门，我一看，竟是陈琳！几十年不见，两人都有点突然，竟找不出一句开头语。我见陈琳住在“法院公寓”里，家具也都是旧的，显得有点寒酸，心里想：这么一个官家的千金，怎么会嫁给一个普通的法官呢？但想想不对啊，刚才那个会参加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小小的法官不可能参加会议。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陈琳开口了：“我爸爸平反复职以后，就把我嫁给王穆，一直住在这里，他现在是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副院长还住这么破烂的公寓？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同他们谈论其他事。
我瞥见茶几上有个档，上面有句话看清楚了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一审判决的案件错判率为百分之五十二”，我对王穆说：“这个数据有误吧？应该是百分之五点二才对吧？”
王穆说：“错不了，每年抽样调查结果都差不多是这个数据。”
我说：“冤枉率不止一半，那老百姓还指望谁呢？”
王答：“其实老百姓真没必要来我们这里打官司，原告被告一起去菩萨面前发毒誓或者用“卜杯”（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可以看出，卜到‘信筊’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定是非，产生的冤案肯定比我们少。”
第二天，陈琳突然到宾馆找我，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的房间？”陈琳答：“我问宾馆总台就知道了，这办法谁不懂？我们以前不是也很会找人吗？”陈琳讲的是我们小时候为学校募捐的事。
陈琳带着我到楼下，看到一辆崭新的“宝马”车，陈让我坐在“副驾”座位上，自己驾车发动。我说：“你会驾车？”
陈答：“当然会啦，这车是我的。”
“你要带我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开到郊区一片高级别墅区，在一栋极其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下来。陈琳带着我进了房间，装修、家具、布置都显得异常气派。我已经看出这都是陈琳的，不想发问，只听陈琳的介绍：“我知道你这几年做化工发了，其实我比你还发。不过当官也有不好的一面：再富也不敢张扬，有钱偷偷地花，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家乡的人都不知。要是让王穆知道我带你来，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说：“我只懂得搞科研，钻研技术，公司的生意也不是我做的，当官的事我更不懂”。
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到底是做官好呢还是做生意好？如果只是为了发财，看来还是做官好——做生意可能一本十利、一本百利，也可能一本万利，但做官却可以做到无本万利。

龙行天下

众人发展面面观，
五花八门热闹全，
最后还是当官好，
却是露富可不敢。

林翔云

第四十五章 内乱
这一年所有的媒体都在讲“涨价”，“通货膨胀”四个字第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我按正常的贸易规则进行着，虽然生意总量翻了两番，到年底财务一结账，净资产反而下降不少，也就是说如果年初库存的原材料不生产发货，存到年底比现在还要多。
林行在全公司管理人员大会上做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虽然学过MBA企业管理，却“吃不透”通货膨胀对生产企业的危害。我说：“我们虽然在账面上是亏损了，但生意做大了，客户增加了，工人工资照发并且随着通胀提高了，对我们以后的生意还是有好处的。”
颜芳经常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同我谈论佛学经典，我虽然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管理上，对佛学的理解却比颜芳还深刻，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令颜芳自叹弗如。后来颜芳皈依佛教，也成了一名居士，法号“智能”。
第二年一开春，全国闹学潮，后来演变成“动乱”，芦荟产品在各地还是供不应求，但几个地方闹罢工，公司发出的货全“堵”在这些交通要道上，林行心急火燎，天天去催，没有任何效果。
北京终于“出了大事”，林行接到父亲的一通电话回了台湾，一去不返。我联系了几次，林行推脱生病，最后干脆回答说：“我爸爸觉得大陆太危险，不让我回去了。公司的事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赚了亏了都不要紧。”
我没有办法，让张继当临时总经理，到各个办事处去“救火”、督促销售业务。忙了几个月，销售业绩大幅度下降，张继提出让各办事处“承包”，即每一个办事处核定一个定额，每年的销售业绩如果超过定额就奖励，达不到定额扣年薪。我勉强同意了这个办法，但心里一直想着当年和珅劝乾隆把各地官员们每年的“薪”、“俸”、“禄”、“励”改为“薪”、“俸”、“禄”、“包”的典故，担心这里面有“油腻”。
一天夜里，陈琳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听到一些风声，据说河北、山东等地都已经再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了，重新评定“家庭成分”，这几年发财的人都被定为“地主”、“资本家”，有人说定资本家的“标准”是“有没有雇工剥削行为”。我既然有雇工人，肯定会被定为“资本家”，劝我赶快出国避祸。
连续几天都有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类似的事，我不大相信这个传言，但还是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以前各个“运动”看到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重现在眼前。夜里重温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得心惊肉跳。刚好公司有一笔生意需要我去一趟新加坡，我心想，到国外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消息，所以很快就办好护照、买好机票出国。
路经香港时，有个校友来机场，带来了黄丹萍的信息——这位校友用一张纸条记录下了他前不久同丹萍的爸爸黄老师一起去疯人院看望丹萍的事：“到了医院，询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才知道丹萍已经被‘安置’在医院一个角落的一间破旧房子里同另一位病人住在一起，我们去到这房间看到丹萍，她呆呆地看着我们，目光呆滞，认不出自己的爸爸。我一再给她说：‘这是你爸爸’，她一点表示都没有。黄老师只能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她。房间外面有一条土路，有人推着一车货物上坡上不去，丹萍竟然会去帮忙推车。推到坡上时，推车的人给丹萍一个馒头作为奖赏。丹萍拿着馒头回到房间后，我们又呆坐了一会，没有任何效果，只好能垂头丧气离开。一路上黄老师非常伤心，对我说：‘是我害了她！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个关系可以申请来港，我听信媒婆的胡言乱语，认为她的这桩婚事能够改变全家人的命运，没想到……’过了几天，突然听说丹萍死了，死于车祸，就是丹萍经常帮人推车的那条坡下，被一辆卡车撞倒在地，当场就死了。”
我盯着校友的这张纸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直到两眼模糊。我希望这不是事实——我那“同桌的你”就这样走了吗？“红颜薄命”真的应到你身上了？
连续几天我都处在恍惚之中，对着丹萍的照片，想到人生，想到周遭的世界，一个人的身体就这么脆弱吗？想到鲁迅写的《祝福》里“祥林嫂”的一句问话：“人死了到底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的话，活的人应该怎么面对？
在新加坡做的生意不太顺利，主要是欧洲人对中国大陆变幻不定的政策有顾虑，我在一些新加坡朋友的建议下，打电话让张继汇五万美元到新加坡注册一家贸易公司，准备以这家新公司的名义做欧美一带的生意。
有一位叫“李汉兴”的新加坡人同我成了好朋友，比我大两岁，有一次在他家里聊天，说到中国的“文革”期间他看报纸，觉得“革命”、“造反”很有趣，跟几个同学经常学唱“革命歌曲”，跟父母吵闹要“回”中国“参加革命”、“造反”、“解放全人类”，结果被他爸爸臭骂一顿：“你爷爷当年就是因为造反才跑来南洋的，你现在又想回去造反了？”
前不久他到中国想要买“革命歌曲”录音带，在吉林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他在客厅放录音带给我听，第一首是《社会主义好》，只听见一个女的阴阳怪气地唱道：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全都不见了，
反动派，
没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来了，
全国人民爱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性的高潮，
性的高潮！
“大团结”是其时面值最大的人民币，十元，图案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大团结”就是“钱”的代名词。
李汉兴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现在那么好，你怎么还跑来我们资本主义世界寻找发展机会呢？”又说：“我跟旅行社的人熟悉，你要是想经常出国的话，我可以通过旅行社帮你弄一本假护照。”
我问：“哪一国的假护照？怎么办理？”
“菲律宾的比较好办，你给我一张照片，把菲律宾人的照片换成你的就是了——当然，你的名字也变成菲律宾的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用死人的护照更好，但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做，觉得不吉利。”
“我倒是喜欢这样的护照——死过了，阎罗王就不会想念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有趣。”
过了几天，李汉兴真的给了我一本“谁都找不出任何破绽”的菲律宾护照。
李汉兴带我去阿拉伯街游逛，看到有香料店在卖沉香，我走进店里同老板聊了起来，老板说他们卖的的沉香都来自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并拿出一份不久前出版的《南洋商报》给我看，只见报纸上的大标题是《找到一株沉香木欲穷几难》，说明这沉香来之不易，现在资源告罄，价格上涨。老板告诉我，这沉香都是中东人买去，在阿拉伯世界，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几块价值连城的沉香，开会的时候，酋长身边放着熏香炉，酋长时不时弄一点沉香木屑投入炉中，凛冽的沉香香气散发出来，比酋长的讲话还要“沁人心扉”。
我挑选了几十块天然造型奇特、长得似龙似凤的沉香木，老板说我是第一个购买沉香木的中国游客，愿意用最优惠的价格卖给我，最后我只花了两万元成交，把买到的沉香木托运到厦门。
张继汇了款以后，对我的兄弟们说：“你们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分红？告诉你们，这是你们老二的长期计划，他已经把钱转到国外自己花去了。”大哥和几个弟弟听了，一次次打电话催我回国。我不知何事这么急，急匆匆地买了飞机票赶回古镇。
兄弟们一见面就吵：“你为什么汇款到国外？在国外钱是怎么花的？公司为什么好几年都不分红？”我一个人的口对付不了七嘴八舌，越解释越糟糕。大哥带头吵着要“拆分公司”，一个人“办”一个。我说：“怎么分？要分也得等被别人欠的款全部收回才行。你们给我几年时间，我办七个公司，一个人一个，好不好？”众人还是吵闹不休，但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暂时不了了之。
我去了一趟香港，请好友陈青来当总经理，年薪十二万元港币。这陈青同我的兄弟们都熟悉，而且确实比较会做生意，又口头答应众“股东”实行“每年分红”。当了总经理后，雷厉风行，日夜操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公司的销售业绩又上升了。兄弟们暂时无话。
张继责问我：“我们的工人平均工资每个月一百元，管理人员也就两百元左右，陈青凭什么拿我们五十倍的工资？”
我回答：“香港人生活费用比大陆高得多，平均工资也高，他一个月领一万元港币在香港也只是一般水平，并不算高。”
“我们五十个人做的事难道还不及他一个人做的？叫他来比比看！要文的还是要武的？！”
“管理者的水平不可以跟体力劳动者相比。我们看他的业绩，如果他今年为我们公司多赚几十万利润，我们聘请他还是合算的。”
从新加坡买来的沉香木摆在我调香室的办公桌上，成了所有来到我调香室的亲戚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事物和话题。上海香料所来了几位国内最有名的调香师，包括“三个半鼻子”之一的汪清华高级工程师，想不到他们竟然都是第一次看到沉香，也是第一次在我的调香室里闻到这种香料熏燃时散发的香味，令他们兴奋不已。
我们在调香室里大谈沉香的历史典故，越谈越来劲，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有必要深入研究沉香的化学成分，测试它熏燃时散发的香味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效应，是不是真的像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们说的那样神奇奥妙？
我布置给公司新招聘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张琪芳一个任务：初步测试一下沉香木所含主要的化学成分，确定哪几种成分对沉香木熏燃时散发的香味贡献最大？这几种成分能不能合成出来？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的任务后，我就出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了。
待我从北京回到公司时，见不到办公桌上的沉香木了。我问张琪芳，张带我到她的实验室里，指着一个大水缸说：“都在这里”。我一看，所有沉香木都已经浸泡在酒精里。我捞起一块，黏糊糊的，不成样了。张说：“你走后，我就把沉香木都搬过来投在这水缸里，用酒精浸泡，开始做实验了。”
我说：“你拿几块做不就行了，干嘛全部破坏掉？”
后来张根据实验结果写了几篇论文在国内外的期刊上发表，这是有关沉香科学研究最早的成果。我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沉香的资料，撰写了几十篇科普文章发表，并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演讲，在这些文章和我的演讲中，我认定沉香是我国古代香文化最重要的物品，研究沉香就等于研究中国的香文化历史。没想到在几年内国内竟形成一股狂热的“沉香热”，天然沉香木被商家炒到天价，像手指头大的一小块沉香木就可以买到几万块钱！我的朋友们开始调侃我：你那几十块沉香木要是不搞“科学研究”的话，存放到现在就值几千万了！
我说：“想发财的话并不难！沉香已经被炒到天价，不久就走下坡了。现在有人开始炒作‘崖柏’，但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珍品’，你们如果想收藏的话，请我当顾问，我用鼻子就可以断定——等到以后人们知道带什么香味的崖柏才‘值钱’时，你们就发大财了！”

龙行天下

国内政局挺吓人，
转移投资出国行，
家人争吵挺麻烦，
换了经理暂不争。

林翔云

第四十六章 后院起火
公司有个业务员曾飞，文化程度较低，却“很有交际能力”，靠烟茶酒打天下，销售业绩不错，多次叫我在沐浴液产品的商标上加“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文字，说这样做能让业务“翻一番以上”。我说：“这是骗人的，而且违反商标法，不能做。”
曾飞见说服不了我，就骗走公司一百多万元货款，投靠到另一家化妆品公司去了。陈青立即请来律师写好状纸向法院告状，法院看到是“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又是香港派来的，立即受理，而且很快就审理、判决，限曾飞一个月内把骗走的赃款退还。
陈青又打听到曾飞现在投靠的公司总经理也是香港人，马上打电话过去：“老兄，我们香港的法律你是了解的——在香港如果有人离开一家公司，三年内是不能从事原公司业务的。”曾飞很快就被那家公司开除了。
我向法院“执行庭”交了五万元申请已经生效了的判决，又派人跟着法院的车到曾飞的家里“执行”，刚好曾飞在家，不得已当场通过银行转了十五万元给法院，并保证其余的款项在一个月内还清。
一个月后，我到法院催促执行，并要回那十五万。法院说等“全部执行完毕”一起汇款。几个月过去了，不管我再怎样催，法院都说“找不到曾飞，无法执行”，十五万元也不给。
后来我打听到法院里的人都喜欢赌博，这几年全县所有经济案件“执行”得到的钱都被他们赌掉或者买“六合彩”花掉了。我白白花了几十万告状费、律师费、执行费，还是没能要回被贪污骗走的一百多万元。
曾飞把其余的欠款转到附近一个村里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沐浴液，果然在商标里写上“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被人告发，罚款，在外地的看守所里又倍受耻笑、辱骂，出来后疯了，晚上到处跑，竟掉进自家门外的池塘里溺死了。
陈柏霖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入了致公党，而且还当上了中央委员。这一天来到我家，跟我讲了许多致公党的“内部消息”，希望我加入致公党，还许愿我“很快就会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并特地加了一句：“你出国的时候，尤其是到菲律宾办事，这个身份会带给你想象不到的种种方便。”
我淡淡地听完他满腔热情的介绍以后，只回复他四个字：“君子不党。”
大哥发现七弟偷了厂里一些贵重的原材料到外地卖，就把他叫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限令一个月内把“赃款”交出来。七弟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出差回来，收到七弟的信件，拆开一看，连鼻子都气歪了，只见信里歪歪斜斜的“蝌蚪”字：“限你半个月内汇一百万元到武汉汉正街××号，否则绑架你的儿子，放火烧你的房屋……”云云。我不理他，把信丢进垃圾桶里。
几天以后，四弟来找我，要我“马上”给他五十万元，说是前几天赌博欠人家的，如果不能及时还清的话，对方就要“砍断他的一只手。”我说：“我给你五十万，你也不用来上班了。专职赌博去吧。”
四弟刚打发走，三弟又来了，吵着要钱，说自己要办一个公司，我问他要多少？三弟说要一百万：“钱到手就永远不找公司的麻烦”，我筹了一百万元给他。
五弟告诉我，说他有确切的证据肯定张继“坐地分赃”——去年年底计划今年初派往各地办事处的名单时向销售人员要回扣。我让陈青暗地里核查此事。
正当陈青把核查结果告诉我的时候，张继打来电话恶狠狠地说：“我走了。你的公司一定会在一年内倒闭，我们走着瞧！”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在一年内倒闭？我不大相信，还是同陈青继续研究公司如何创新、如何扩大业绩的事。
实践证明，我小看了一个小镇干部的能量——几天以后，陈青向我递交辞呈，说是家兄在香港的生意扩大，要他回去帮忙。我追问他到底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陈青最后说了实话：张继一再打电话威胁自己，又把恐吓电话打到香港他的家里。家里人觉得没必要呆在大陆担惊受怕。我苦苦相劝，还是留不住陈青，只好让他走了。
张继又唆使公司里一个曾经因为“账目不清”被陈青训斥过的仓管员复印一张“出仓单”寄给市税务局稽查队，说是这张单据可以证明公司偷漏税。张继自己又以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打了几次电话“揭发”我“长期偷税漏税”。市税务局接到举报后，派了十几个人开着车冲进我的公司，把所有帐本封存打包装上车，通知公司“马上”停止生产，所有财务人员必须天天到市税务局“报到”接受问讯，直到“结案”为止。
我第二天找到市税务稽查队，队长吴能板着脸教训我：“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如何偷税漏税吧，否则等到我们查出来你的罪更重……其实你只要‘会做人’，事情也不会太严重。”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说：“我没有偷漏税，你们尽管查。”
看着桌上的热水瓶外用油漆写着“市稽”两字，我故意问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吴能答：“连这个也不懂，市稽查队的简称嘛。”
我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市滑稽剧团的简称呢。”
周围的人都笑了。
吴能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调侃，气得呲牙咧嘴，一时又找不到“驳斥”的词语。
我又找到市税务局长曾杰，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偷漏税，也不想偷漏税。曾杰咆哮起来：“我说谁偷税谁就偷税！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他不偷漏税的！”
稽查队查了两个月，却查不出“大笔”偷漏税的证据，只查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账目有“漏税嫌疑”，比如公司送人的化妆品礼物没有“入账”之类。吴能拿着这点小事做文章，“深挖”下去，却发现他们（各级税务人员）自己也在“受贿”的名单里面！
其实我也不敢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清白”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事情说不清楚，说实在的我连现在有多少“税种”都还弄不清楚呢。但这帮只会吓唬平民百姓的稽查队员们智商实在太低，我又事先做了准备，账面上比较“干净”而已。
曾杰大发雷霆，骂吴能真的太“无能”了，命令他带队到黑牡丹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十九个办事处查账。无能带着一帮人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又查了四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公司长期不能生产经营，被欠的货款也不能收，几百个工人“干坐”在厂里，工资还得照发，日常开支也少不了，我向朋友借高利贷维持着。学校到了发放奖学金的时候，我也只能借高利贷汇给学校照发，校长感动得热泪盈眶。
省政协一位副主席来古镇办事，顺便到我的公司看看，却看到公司大门紧闭，进入办公室询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如实讲了。副主席立即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市长和省税务局长，说不能这样折腾企业，不管我有没有偷漏税，此事拖了半年也应该结了。
市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最近也在琢磨为什么我市每年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第二年都因为‘偷税漏税’倒掉呢。”
很快地，省里有人向曾杰“打招呼”，曾杰吓得当天就逃到国外去了——原来他早有准备。
后来曾杰被“立案查办”，确认其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但人也从地球上蒸发了。
吴能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集市当收税员，但狗总是改不了吃屎，听说后来“搞腐化”被当地人打成残疾，成了废人一个。

龙行天下

终于不能共富贵，
各找出路多阴为，
法院贪污收缴款，
税务坑人自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