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解释

无声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9-5 16:35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没有指挥权，有了建议权。

遵义会议前，打仗的事由三人团决定，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军事上特别民主，每一次打仗前，都找很多人一起商量决定。

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延误战机。在三渡赤水的时候，是毛主席自己向周总理提议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家祥。这个新三人团的组成，非常有学问，被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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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开始有点意思了！我建议我们在这里似乎应该先放下头脑里的定式，先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乡后城的发言很有意思，梳理了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的人事变动，有一条是“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没有指挥权，有了建议权"，梳理了一下先乡后城的图片资料，发现这个”建议权” 主要在军事方面，在党中央似乎还没有确立领导地位，这似乎与我们多年来接受的传统历史知识不太一样？长期以来我们都被告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查阅了一下，学界和坊间团体现在不同的说法是：

链接：

1，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结论不容否定 - 求是

作者简介：陈扬勇，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2，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

作者简介：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3，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和毛泽东“领导地位”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单位：王朝辉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4，对遵义会议竟也有质疑，一些人挖空心思**  

作者王立华是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看来问题有点复杂，搞不好又是立场之争，或者是左右之争，有点象有悔无悔之争！ 能不能先不争? 先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声

先看先乡后城的一张图片资料：

无声

在网上又搜到两张图表：





上图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各级领导层的序列表。




点击上图可放大

上图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各级领导的序列表，这张图表与先乡后城在土城拍下的图片相同。

无声

我们看到上面这些红军领导序列名单中都没有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前没有，遵义会议开完后在扎西整编后还是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我梳理了一些文章做了一个综述，大段的引用了一些文章的资料又加上我的解读，说是“剽窃”也可以，只是为了尽快在这里把有关话题的讨论告一段落，还是要回头去探讨上山下乡。

综述：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以后，中共中央给部队的指示或指令，通常都是用集体的名义发布，如“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党中央”、“中央”等名义。中央军委或中革军委的指示或命令相对灵活一些，或是“军委”，或直接以正副主席，如“朱德”、“朱、周”，或“朱、周、王”等名义下达。即使是总政治部，亦常以主任或代主任，如王稼祥、李富春的名义给部队下达指令。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直至成为“三人团”成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都不曾出现在这类指示或指令里。从遵义会议至1935年3月初。遵义会议确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见《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


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自此，毛泽东开始参与到中共中央军事决策的工作中来了。遵义会议后不久举行的土城之战，就与毛在这一作战决策问题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有关。也正因此，此一作战的失利，无论毛本人，还是其他领导人，都认为毛要负相当责任。

扎西会议是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途中连续召开会议的总称，这些会议都是张闻天一担任党内总负责人以后由他主持召开的；因是一路行军，一路开会，故会议地点是流动的，从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的庄子 上，到大河滩的院子，到扎西镇；逐日召开的会议，连环相扣，随议随决。这在2月8日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14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遵义会议关于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长江到成都 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不切实际，所以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改变方针，一渡赤水，到扎西集结。而扎西会议决定回师东进，杀回马枪，正是纠正遵义会议 关于行军方向不当的决策的结果。此后，二渡赤水，反攻遵义，取得歼敌三千的大胜利，证明扎西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回头东进。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在一三军团的自动配合下打了遵义大捷(彭德怀语)。歼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九十三师大部，第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缴枪两千以上，俘获三千余众，获轻重机枪数十挺，枪、炮弹数十万发，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捷。毛泽东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 遵义大捷也使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再进一步，3月4日，中革军委“火急”电令中央红军各部：“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前敌司令部”被委以指挥部队作战行动的权力。毛泽东被赋予了更大的指挥权，使其从“周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向名符其实的统帅位置过渡。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

红军在扎西开会，整编，休整时周围被敌军围成铁桶一般，但没有受到四面敌人的合力围剿，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就是“鸡鸣三省”，因为三省的军阀都知道老蒋的中央军在背后玩的是一石两鸟的把戏，红军到谁家蒋军就到谁家，老蒋就等着西南各省军阀与红军交战两败俱伤从而吞并各省到自己帐下。但是西南各省军阀谁都不傻，以拼命挡住红军进入本省为己任，并不想出省去追杀红军。因此红军就有时间从容选定最弱的贵州黔军，决定回师遵义。

2月底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后，张闻天注意到在前方的周恩来“领导军事无把握”，军事决策每每要提到中央来讨论，而留在中央原本只是周恩来“助手”的毛泽东，反倒总是在帮助中央下军事指挥的决心。鉴于周、毛位置颠倒，应将周调回中央来，在军事上“自认外行”的张闻天于是提议毛泽东“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1935年3月5日，于遵义新设立了前敌司令部，由朱德司令员、毛泽东政委。“前敌总指挥”。并非遵义会议决定的周恩来的角色，周恩来在中央主持军事并下最后决心，也符合遵义会议的决定。不过，这一举措并没有改变重大作战问题仍要由中央讨论决定这一遵义会议决议规定的原则。把毛派去前线做“前敌总指挥”，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认为不妥，他怀疑这有违遵义会议决议，因而坚持要求集体决定军事行动。这也就导致了前述3月10、11日苟坝会议一二十人激烈争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局面的产生。身为“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因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毛的意见，毛当场发火，不惜以前敌政治委员职务的去就来力争。然而，正如杨尚昆、刘英等所言，毛这时并无后来的权威，故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也认为这一民主原则理当遵守。于是，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不仅决定要进攻打鼓新场，而且还“取消了毛的新职”。参见《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第245页；
当夜毛泽东再度成功劝说周恩来，负有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责任的周恩来次日一早又召集政治局开会，改变了头一天做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但是，已经辞职的毛泽东自然也无法再恢复原职了。

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张闻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新三人团（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此时，红军高层沉浸在打败中央军的喜悦中，毕竟从中央苏区撤离后没怎么打过胜仗，认为中央军吴奇伟2个师不过如此。毛泽东认为不如乘胜追击，将遵义附近“鲁班场”驻守的中央军，周浑元2个主力师歼灭。如此，蒋介石对红军的封锁也就被打破，建立黔北根据地问题也就不大了。
3月8日，朱毛提出“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的口号。但打过“二占遵义”恶仗的林彪和彭德怀，都对这种提法并不赞同。3月4日和6日，红军二次诱鲁班场驻军，周浑元部出击未果。红军集中全部主力15个团强攻，在中央军阵地激战肉搏。打了一整天难于前进，中央军援军第一纵队1师增援快到了。毛泽东最后只得下令停止进攻尽快撤退，按彭德怀建议转移到仁怀和茅台地区。此战红军打了一整天伤亡2千多骨干。
这边攻击周浑元鲁班场不顺利，那边川军趁红军主力调离摸下了遵义城，中央军各部也趁势围攻黔北。中革军委认为“鲁班场不胜，导致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失败”。鉴于危急形势毛泽东马上决定再渡赤水，3月16日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渡赤水”。

中央想去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根据地，毛泽东想赤化贵州，总之都是想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现实证明此路不通，首先是各省军阀拼死抵抗不让红军入境，第二就算红军击败某省军阀但是马上又要面对跟上来的中央军。红军的意图太过直白，老蒋看的也明白。三度赤水后毛泽东在领导层里是明白比较早的，从此放弃追求在某地建立根据地的幻想，调整战术和老蒋玩起捉迷藏，毛泽东平生最得意的应该不是前三次渡赤水，而是第四次渡赤水河得以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尾从而巧渡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北上陕北。最值得毛泽东自豪的是他在长征后期取得了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这中间对他助益最大的是周恩来，毛泽东从周恩来的军事助手转变为周恩来的领导者，从此形成了中共党史上奇特的毛周关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这一代的上山下乡都是毛周两人互动和折衷的历史过程。

无声

先乡后城在土城拍的这张照片也很有意思，题目是博古让贤？引用了周恩来的一段话，说在“鸡鸣三省"的地方，换下了博古，因照片上字迹难于辨认，我上网搜到周的原话，同时还搜到毛泽东的话：

鸡鸣三省”会议：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杨胜群 许先春

              

2017年09月18日14:4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1962年5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中指出：“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2]1972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3]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的回忆和记述，以及中央红军这一时期的电文，为我们研究“鸡鸣三省”会议提供了可资分析的文献资料。

（作者：杨胜群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1]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
[2]参见：邓力群：《介绍和问答——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0日。

先乡后城

先乡后城

    图片文字说的太轻松了，事实非常复杂。博古为什么不同意交权？主要原因就是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是周恩来苦口婆心的给他做工作说：咱们这些人，大部分是留洋回来的，没有几个人真正懂中国的事。只有毛泽东，土生土长，最懂中国的事。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在奋斗。应该以革命事业为重。在革命事业面前，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够放下。一晚上的说服工作，就这几句话打动了博古，同意交权。（文中所述，是周总理说的大概意思，非原话）。     在革命事业面前，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够放下。这个意思，现在也一点不过时。可惜又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做到啊。

先乡后城

    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位置，是在中共七大上明确的，包括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七大上明确的。所以，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每每看见张闻天夫人刘英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她是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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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据我所知，遵义会议结束的时候，虽然有决议，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形成文字，是张闻天在后来边走边打的间隙，陆陆续续完成的。最后完成的日期，没有历史记录。

无声

先乡后城上面这几段话写的比较客观，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毛泽东不是神，他也犯错误，也不是从来都正确。但是在红军时代的战略战术上他确实比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第三国际钦点的领导者如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甚至比周恩来都高出很多，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天分确实很高，另一位是从没上过军校的粟裕，因此最高军事领导人周恩来总是偏向毛和偏爱粟，周恩来到后来在军事方面对毛非常信赖。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中央最高军事领导层都没有毛泽东的正式任职，更谈不上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只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张闻天短暂任命他为前敌指挥部政委，在是否进攻打鼓场的争论中毛泽东负气辞职，张闻天还把他撤了。毛泽东力主和参与指挥的土城战役失败了，他反对打鼓厂战役计划得到周恩来支持改打鲁班场战役，结果又失败了，那段时间并非人们都转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那段时间谁也不正确，中央想去四川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想留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一渡赤水是土城战败被迫的，二渡赤水是在鸡鸣三省从地方军阀各扫门前雪的空挡地带轻松回师遵义取得了胜利，三渡赤水是红军被胜利激发起来希望打更大胜仗一雪前耻在鲁班场战败后又陷被动造成的，从四渡赤水毛泽东比别人更早清醒开始放弃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幻想，开始改为专为冲出重围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运动战。从中央红军长征地图上可以看出在赤水河一带折腾了四圈后红军才跳出重围远走高飞。历史上林彪，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等人对红军在那里折腾表示异议也在情理中，当然他们也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来引导红军走出困境，例如林聂提出的打鼓场战役还是要渡长江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根据地，但不知道红四方面军自身不保后来也被迫长征。

正如先乡后城说的那段战史极为复杂，后来与四方面军会合又闹出分裂各奔东西，“后人评史”我们已见识过了，文革中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安部大门旁的巨幅宣传画描写了毛林井冈山会师，当年我路过那里看到那辐画心里就犯嘀咕，学校教过的不是朱毛井冈山会师吗？还有朱德的扁担，现在看来如换成林彪的扁担恐怕他也挑不动？因此我们对历史不能因政治风向任意改变，就是实事求是就好了，当然这几乎不可能！就象对林彪一会儿把他捧上天，把朱德改换成林彪与毛会师井冈山，一会儿又把他贬到地狱，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现在影视作品中也有林彪的比较正面的历史形象出现了，例如《大决战》。在这里讨论中我受到各位发言者极大的帮助和启发，这对我个人探讨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有极大的助益和警醒。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