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龙行天下

亲自参加解剖长，
深入研究龙涎香，
搞透机制写论文，
成为专家全国忙。

林翔云

第五十二章 “大炮”
市科技局邀请我当“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和“科技职称评审专家”，市里一些化工、材料、医药、生物制品项目的论证、评审、验收都请我参加，我也乐意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可以知道这些行业的科技进展，知道同行在做哪些工作，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次学习的机会。我原先以为在一个小镇里没有什么“重大科技成果”也属正常，一个走在全国改革开放最前头的大城市里总会有一些令人激动的“高新技术”出现吧？遗憾的是，至少在我经常参加的几个领域里，从来不曾见过真正有“创新”的东西，虽然我们几个“专家”一次次违心的遵照上头的意旨在评审表上写下“国内（国际）领先，填补××空白”，但谁都知道最多是在技术的某一点有所进展而已，真正的“创新”项目一个都没有！事实上根据“政策”和“原则”，“上头的指示”，真正的创新项目反而通不过评审，因为政府要求每一个项目都只能百分之百地成功，不允许失败！而我的经验是：搞科研九次失败一次成功就相当不错了！所以企业和单位只能把已经完成的科技项目报审，以保障不会“出事”。
柯达公司一个关于“用生物技术回收废胶片、感光纸的金属银”顺利地通过了我们“专家组”的评审，公司老总很高兴，说：“项目通过了，我们准备办一个回收厂，把澳大利亚分公司的废纸、边角料也都运来这里回收宝贵的金属银。”我们听了觉得不对，自己的垃圾处理变废为宝是好事，干嘛把外国的垃圾也运来中国呢？把他的提案否决了。
我和几个“专家”共同的想法和遵循的“原则”是：可以支持企业和单位向上面要钱要项目要立案，但不能损害民众的利益，只要对环境、生态有影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哪怕是政府坚持要做的是，我们也尽量顶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PX项目“散步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次市政府要大奖一批“对技术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我们这个“专家组”专门评审一位外资企业的总经理是不是可以得大奖，这位总经理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从台湾来大陆，负责一个新建工厂的整体设计、设备安装、试车投产、安全生产。我非常仔细地看了长达几百页的这个人的“业绩”介绍，自始至终都是讲他如何把德国人编写的设备安装说明书全文翻译成中文，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遵循说明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规程，领导全体工作人员把从德国运来的设备组装“成功”，并“成功”地试车投产；正常生产几个月内不出任何安全和质量事故，等等。就是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创新”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遗憾，专家组其他成员也都有同感，不同意他“对技术创新有重大贡献”，但政府来人劝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过了”，大家也不必负什么责任。
我说：“政府如果想给他大奖，可以给‘管理奖’、‘贡献奖’、‘纳税奖’，不用给他‘创新奖’，以免给人当笑话。”
过了不久，这位总经理不但得奖，还在授奖大会上大讲他如何带领全厂员工一丝不苟地工作、不折不扣地按照德国人的指示办事……我觉得真搞笑——原来我们只是傀儡。这又让我想起在古镇听老人们讲的那位“绝顶聪明”的年轻人的故事，想起了“鲁班学艺”。
科技局长每一次作报告时都要大讲特讲我国的“四大发明”与“两弹一星”，以彰示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第一”的，甚至说“国外所有的发明加在一起也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外国人用了几千年几百年才制造出了‘两弹一星’，我们只用几十年就制造出来了”，吹得天花乱坠。有一次我听得不耐烦了，就说：“四大发明认真考究的话只有两个——指南针和火药，真正算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而造纸的发明应归功于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到处生长着一种莎草，把这种草放在一起压制就成了纸片，五千年前埃及人就在这种纸片——他们叫做纸草——上写下象形文字，这在许多金字塔里都有发现。我们去埃及游玩的时候，也可以买到这种非常原始的‘纸草’。蔡伦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制出了纸，充其量算是‘实用新型’，连‘发明’都谈不上。毕升的‘活版印刷’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最多也是‘实用新型’小发明”，“如果用‘专利法’来形容的话，‘两弹一星’连‘发明专利’都得不到，最多也就得个‘实用新型’罢了——任何科学技术都是第一个才是真本事，第二个就不值钱。我也有中国人的自豪感，不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也不反对制造‘两弹一星’，但天天吹这东西就没啥意思了，而且对年轻人会有误导，许多人都以为只有‘两弹一星’才是高科技，其他都不是。”
其实不只局长有这种想法，他的手下比他还要严重——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项目想要“进驻”，找到开发区主任也就是市科技局副局长，他听我讲述了我们的项目后，说：“告诉你，除了IT，其他都不是高科技！”——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后来厦门的LED发展起来，他又改口：“除了LED，其他都不是高科技！”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会我都尽量参加，真正目的是看看有没有真正的人才出现，结果是看笑话的机会多，没有多大意义。市环保局有一位工程师想要评上高级工程师职称，答辩时我提问：“现在民众比较喜欢天然物质，一说到化学物质就想起‘有害’、‘有毒’、‘会得癌’，一看到六角形就想到“苯”，对这个潮流你有什么看法？”
这工程师支支吾吾地半天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来，甚至又说：“化学品就是有毒，天然的当然绝对好。”
这样的人也配当“高级工程师”？
虽然他的“高级工程师”职称还是“评”上了，对我却恨之入骨，逢人便说：“答辩会问这种高难度问题谁回答得了？”
其他专家也认为我的提问不符合“纲纲”，我说：“作为一个环保人员，如果连这个小问题都回答不了的话，我都怀疑他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了。”
好友苏通从“省政府驻京办”打来电话说科技部有一亿元“在找项目”，只要有个“发明专利”就可以得到，条件是得给“有关人士”回扣两千万元，问我“要不要”？我虽然非常想要这笔钱，但觉得给了回扣还是有问题，“得一直作假下去”，所以不敢要。有一次在饭桌上跟几个同行讲了这件事，做木材生意的张磊向我打听了这个信息的来龙去脉后，就去北京“活动”了几个月，又向我“借”了一个专利，竟然真的把钱“搞到”了。
我问张磊：“到手多少？”
张磊答：“实得五千万元。”
“为什么？”
“回扣给北京两千万，省、市、县的‘有关部门’各一千万。”
我劝张磊拿出一部分购买仪器、设备，为两年后的“验收”“做准备”。
张磊说：“我才不那么儍呢。”
“那你以后怎么‘验收’？”
“到那时我最多花一两千万把‘专家’们的嘴巴堵死就没事了。”
原来如此。
“两会”期间，我和其他政协委员们列席人大会议听了新任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天省长和几个副省长到农业组“一起讨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省电视台赶来作“现场直播”，国内外的记者也跟来了一大批。
几个委员盛赞报告内容“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可以说是“好极了”，表示“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我不以为然，淡淡的说道：“我们现在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限制，外贸生意难做，所以提出‘扩大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这是正确的，但怎样‘扩大内需’呢？‘政府工作报告’开了一副药方，让大家把眼睛盯向农村，要求家电、百货、日用品、食品等下乡多做农民的生意，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搞错了。”记者们一下子全愣住了，电视台导播赶紧叫“暂停”，切掉对全省的直播，省长、副省长们眼睛都直盯着我，组长的目光更像一把刀子好像要把我“砍了”，委员们也都觉得我这回“闯祸闯大了”。
我不慌不忙地接着说：“管理学里面经常讲到所谓‘八零二零’法则，就是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社会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百分之八十的人占有百分之二十的社会财富’，这个理论至今仍未过时，我们现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们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财富，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以后能有多少剩余？要扩大内需，只能把眼睛盯向那拥有百分之八十社会财富的有钱人，看看他们的钱准备花在哪里，我们多生产他们需要的东西卖给他们才是。”
当天晚上，省长办公室的秘书们找到我，要我“详细”谈谈上午所讲的内容，我说：“现在的有钱人想买第二套房，更有钱的想在郊区买别墅；许多人不惜花重金送子女到国外‘留学’；有机会出国的人从国外大量购进高档家电、日用品、奢侈品；……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把这些钱花在国内呢？”
两会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安排一些代表和委员同省税务局的头头们座谈关于刚刚开始实施“增值税”的事情，所有代表和委员一致称赞“增值税”“实施得好”，出台得很“及时”，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轮到我发言时，我对着税务局长一下子列出了“增值税”仓促出台实施的“十大不足”，例如“没有考虑农业方面怎么纳税”、“运输费怎么扣缴”、“原库存的材料款怎么扣除”，还有像酒精这类商品重复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造成企业生意做得越大亏得越大（税务局只知道酒精可以配制酒，不知道还可以配制香水）的问题等等，局长的脸涨红到了脖子根。
过了一会儿，我上卫生间，税务局“办公室主任”跟进来对我说：“你怎么对税法这么熟悉呢？我们一辈子研究税法竟然都还不如你。”
我笑了：“我们双方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你们想尽办法多收税，而我们则想尽办法少交一点，这有什么奇怪呢？”
从此，我在政协会里成了有名的“炮筒”，其他委员当面叫我“大炮”，有什么与省领导不同的看法都怂恿我在适当的时候“开炮”。当了十五年的政协委员，开了不止十五次“大炮”。其实我倒是很喜欢“大炮”这个“诨号”，说：“孙中山在革命初期也被人叫做‘孙大炮’，我虽然不及孙中山的万分之一，向他学习是应该的。”

龙行天下

当了专家仍求实，
大炮绰号名符实，
整整干了十五年，
食欲敬佩向往之。

林翔云

第五十三章 伯父
听父亲说，我伯父早期也被人叫做“林大炮”，他喜欢演讲，即使只有一个人听，他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半天。但这门“大炮”是专门打贪官污吏的——他从小立下宏愿，要为平民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做好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县农会主席。他走遍全县大大小小几十个乡镇，只要有穷人被欺负的事他都要管，几乎是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有一年年底，省税务局新上任的局长听说我们这个小镇商业发达，生意“好做”，于是暗中派人来镇上搞突然袭击，把所有商家的帐本全部收走，然后按照腊月的生意账推算全年的营业额，计算每家应交的税收，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这小镇每年的生意都集中在年底做，腊月的营业额几乎是全年的一半。如果按此强行收税的话，镇上所有的商家都得倾家荡产。伯父单枪匹马到省城找省政府各有关部门，硬是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得到了省长“复查”的批文，等于彻底否定了税务局长的无理做法。
伯父也赢得了全省商人们的拥护。省商会刚好那一年竞选会长，人们一致认为商会会长非他莫属。要知道，商会是最有“油水”的民间社团组织，有钱有势。而伯父却认为自己比较熟悉农民的呼声，仍然参加竞选省农会会长并顺利当选。这农会平时连活动经费都捉襟见肘，会长相当于乞丐一个，只能到处讨钱，人们都笑他“傻瓜”，而他却乐当傻瓜。
伯父自己掏腰包，加上四处募捐办了一份“农民日报”，大力宣扬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念，写文章设想、探讨如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让所有的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一时议论纷纷，引起全国性的一场大讨论。但伯父也很清楚，在那个时候要进行“土地改革”还不可能，只能循序进行，先实行“减租减息”，减少贫雇农的负担。伯父的许多想法后来在台湾的“和平土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那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胡的军官来厦门当“接收大员”，这“胡司令”利用职权大发其财，把日伪时代的“公产”和汉奸们的私产大多纳入自己的腰包里。日本人原来在禾山一带向农民强行征用了一大片土地准备建设机场，胡司令把这土地纳入自己的私人财产，更可恶的是向原土地的所有者收取比别人还多了几成的地租！
禾山的农民们联名告到省农会，省里的知名人士都劝伯父不要管这事，说“这胡司令后台硬得很，而且鲁莽，杀人不眨眼”。伯父不理会这些好言相劝，动身到厦门，立即召开中外记者信息发布会，公开了“禾山土地本来就是现在这些佃农们拥有的”所有证据。胡司令当天灰溜溜地跑了。
伯父后来还特地带着我的父母亲到厦门禾山，指着一块地说：“这是禾山的农民想报答我准备送给我们的，你们看我们是不是要了，全家搬来厦门居住？”
其实伯父是说着玩的，他哪会收农民们看做命根子的土地呢？
省城有一家“土特产进出口公司”垄断了全省所有茶叶、香菇、木耳、竹笋、各种中药材的买卖，低价收购高价卖出，日进斗金，谁都不敢“染指”这些生意，据说真正的大老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农民们苦不堪言到省农会申诉。伯父经过长期细致的调查，掌握了这个公司垄断经营和不少非法买卖的事实，把这些真相在省农会创办的报纸上连续登出，终于扳倒了这只省里最大的“老虎”。同一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却败在这“老虎”身上。
古镇有一年发生了一件“海洋大案”——这是这里的人们对人命案的说法，据说是有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开枪打死人，杀人者趁着混乱逃之夭夭，长时间未能破案。警察局把镇上几个小混混抓去严刑拷打，结果招出是镇上最有钱的吕贤君指使他们杀人的，于是警察局就把吕贤君抓走了，有可能判死刑。
吕太太找到我伯父希望能解救，伯父到看守所询问那几个小混混，说是在大刑下他们只能转祸于别人，随便招一个平民百姓都有可能被冤枉致死，招个“大富大贵”的人有后台也许能保住性命。伯父找了几个朋友，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吕贤君很快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像这样的冤假错案伯父一生中不知纠正了多少！
父亲如数家珍般地讲了伯父在大陆时许多这样为平民百姓做的好事：“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因为你伯父做了好事从来不想宣扬。”
伯父也因此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全省就他一个人当选，后来又成为“终生立法委员”。
父亲又谈了一件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往事——那是伯父在中华民国立法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回古镇老家，朋友们都来我们家“接风”，其中包括几位军人，师长旅长团长都有，突然有人进来对伯父说：“你弟弟今天早上到樵塘村照相，不知为什么被几个农民毒打了，现在身受重伤被抬到医院，正在抢救，还没有脱险。”
伯父唯一的弟弟就是我爸爸，樵塘离小镇只有三公里。伯父立即赶到医院看望父亲，经过调查、询问，才知道打人者把我爸爸错看成另外一个人了，是误打。同行的几个军人气的咬牙切齿，叫嚷着：“我们去樵塘抓他几个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
伯父先是安排医生小心照料父亲，直到脱离危险，然后独自一个人到樵塘，毒打我父亲的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伯父对他们的家人说：“既然是打错了人，认错了就是，请他们回家安心种田吧。”
伯父到了台湾以后，仍然保持着他那不畏强权、为民除害、在官场里铿铿直言的性格，台湾人称他为“黑脸包”——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他在立委会长期分管华侨事务，被称为“华侨挚友”；曾经当过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为所有在南洋群岛的华侨们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华侨回到大陆时都还在念叨着他的事迹；当教育部长时，率先采用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可免费接受国民教育至国中（相当于初中）毕业，小学生均免试就近入学，让穷苦人有机会成为读书人；还利用立委委员的身份促使整个台湾地区明确规定：学生之学习权、受教育权、身体自主权及人格发展权，应予保障，并使学生不受任何体罚，造成身心之侵害。
伯父一生嫉恶如仇，与所有贪官污吏不相往来，“不拈锅”，是后来的连战、马英九等年轻的国民党人学习的榜样。在他逝世时，严家淦总统为他立碑为志，上书四个大字“谠论流徽”。台湾有部很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就是以他的事迹为主线展开的。
伯父一辈子甘心过清贫日子，可谓“两袖清风”，亲友们都别想“拈”他的“光”，在大陆古镇、福州、南京和在台湾的台北当官的时候竟然长期租房子居住——按我妈妈开玩笑的说法，他“害”得我们一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直到七十年代初蒋介石动了恻隐之心，在台北阳明山给每一个跟着他“浪迹天涯”的“终生立委”盖了一栋别墅，伯父一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住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可是到了两岸可以正常往来时，伯母来到古镇，看到他的两个儿子都还不能“安居乐业”，回去就把阳明山的别墅卖了，卖房的钱平均分给住在台北、芝加哥和古镇的六个孩子，带着在大陆的两个孩子应得的钱来厦门买了两个套房给鄂、源兄弟俩，总算完成伯父生前一个未了的心愿。

龙行天下

伯父一生秉正义，
众多感人真事迹，
多年漂泊无定所，
分以别墅又卖去。

林翔云

第五十四章 香水
陈杰和几个朋友又来到大陆，想要办一个香水厂，带来几百个法国生产的香精样品，让我帮他们“选几个中国人可能最喜欢的香味”，我全部闻了一遍，诚恳地对陈杰说：“你们生产的香水如果主要是卖给外国人的，我倒是可以在这些香精样品里面找出几个较好的；如果你们立足于大陆市场的话，欧洲人调配的香水香味不太适合于中国人。我可以为你们调配几款适合于国人的香水香精。”
陈杰不信，说“中国人哪里会调配香精？！”
我说：“台湾没有调香师，解放前留下的‘三个半鼻子’都留在大陆，你们连见也没有见过，所以不知道大陆这方面的技术情况。其实香水香精的调配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难。”
陈杰说：“美国和日本的科技都已经是世界领先，但他们还是拿不出一瓶香水在法国畅销，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美国确实曾经想在香水方面做点文章，但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却只有一瓶”查理“香水”在欧洲有销售一点，法国人不屑一顾。日本人在五十年代提出他们想用三十年时间在‘抗癌药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香水’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到了八十年代末，这些愿望大部分实现了，唯独‘香水’还是没有希望——不但在法国看不到日本制造的香水，就在日本东京银座的香水店里，排列的也都是法国的名牌香水，日本香水几乎没有市场。后来有个法籍日本人三宅一生调出了一瓶香水叫做‘一生之水’算是‘名牌’，但仍旧进不了法国的上流社会。其实论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并不是调不出好香水，而是因为这香水和服装、葡萄酒一样，作为法国的三大世界名牌，说到底都是文化产品，技术含量也不是高不可攀，但你很难改变世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像中医中药一样，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说他们生产的中药比中国的好，日本人也曾经要把中医中药变成‘和医和药’，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是动不了中医中药的地位。”
“那么中国的香水能不能成为世界名牌呢？”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回答，如果单单从制造技术这一点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但技术不差，还有原料上的优势——要知道，现在世界上最好的香水都要大量使用天然香料，因为合成香料、全部用合成香料调配的香精到现在为止还是缺乏天然香料那种令人愉悦、动情的‘韵味’，而我们中国大陆的天然香料品种、产量、质量都是世界第一，没有中国的天然香料，所有法国香水都要大打折扣。我刚才谈到美国、日本的香水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它们都是‘岛国’，‘岛国意识’影响了他们的思维，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长时间的文化积淀，也没有‘打持久战’的本钱。你会觉得奇怪，美国也算‘岛国’吗？我告诉你，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建立的，立国才两百多年，‘岛国意识’还是相当严重的。我们中国和法国都是‘大陆国家’，思想、文化积淀深厚，像中医中药、香水、葡萄酒这类文化产品只有大陆国家制造的才能成为世界名牌。”
几天以后，我送了几个自己调配的香水香精样品给陈杰。陈杰把这些样品连同法国的一起配制成香水，到国内几个大城市找销售香水的经销商，被选上的大多是我调的。陈杰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
陈杰几人原来在台湾香水生意就做得很好，来到大陆后，把在台湾经营的经验全盘应用起来，生意很快就红火了，成了大陆最大的香水供应商，但陈杰至始至终都对所有的经销商说他们配制香水的香精“全部来自法国”，我听了只是笑笑。
有一次朋友们聚会，席间有人说：“现在这个社会太可怕了，连吃饭都有危险——你看这桌上每一个菜都有香料！我不要香料，一辈子都不吃香料！”他一面说，一面用筷子夹了块肉沾着碟子里的蒜酱醋往嘴里送。
我问他：“你刚才沾什么？”
“蒜酱醋啊。”
“我告诉你，醋是香料，蒜头也是香料。”
“香料不都是化学的吗？”
“不对！香料有两大类，一类天然的，一类合成的，也就是所谓‘化学’的”。
“化学的我不吃，有毒！”
“这也不对！天然的不一定就无毒，合成的也不一定就不安全。法定的食用香料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都是安全的。”
他拿出一份报纸给我看，我正在看时，刚好中国香化协会一位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是有一位医学界“泰斗”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是“所有的香料都是有毒的”，劝人们“远离香料”，“以保健康”，引起民众议论纷纷，有的香料香精厂员工甚至说“我们这个行业完了。”要我写一篇文章纠正一下这种谬论。我查了一下那份报纸，果然有这篇文章，朋友拿给我看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上网一查，又看到另一份报纸有篇文章题目是“加香文具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我觉得这种错误言论给民众的误导很大，因为它们都带着“专家”、“学者”、“权威”的大帽子，其实行业外的“专家”有时候甚至不如一般民众，随便发言是极其不严肃的，不纠正还真不行。于是动手写了一篇比较长的科普文章，详细讲解香料、香精的来龙去脉，用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与他们使用的香料香精量几乎成正比”，让人们放心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香料、香精和加香产品。这篇文章在一份国内影响较大的报纸上发表后，对香料香精乱发议论的文章少了许多。
不久以后，又出现食品行业滥用“一滴香”问题——有的菜馆、餐厅、食品制造厂完全用“一滴香”或其他咸味香精取代必要的食材，比如不用骨头却能配制出“大骨汤”、用其他肉类加香精然后骗消费者是牛肉、羊肉等等，一位院士出面澄清，替香精厂“说一句公道话”，却遭到围攻、谩骂。不过这位院士说话不太谨慎，他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地沟油“上了餐桌”。
为此，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正规的香精制造厂按有关法规生产合格的‘一滴香’等食品香精是没有问题的，这些香精在正确使用的情形下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使用者也就是菜馆、餐厅、食品加工制造者没有对消费者说实话，因为消费者有权知道所购买商品的实情，生产者有义务而且必须把使用原料、制作过程如实告知消费者，由消费者在充分了解商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愿意购买。”
台湾出了食品饮料大量使用有毒塑化剂的事件后，立即影响到大陆的许多香料香精和食品化妆品生产厂家，有几家大型制造公司也在“黑名单”中，惶惶不可终日，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被消费者们“判处死刑”的样子，因为在他们生产的香料、香精、食品和化妆品里也被检测出了少量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我根据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又重做了一些实验，证实有许多天然的精油包括常用的玫瑰花油、茉莉花油都含有一定量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在几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我说服了各个行业的专家，最后共同制定了几个标准，确定了“人为加入”和“自然含有”这些成分的界限，有效地保护了正规、老实的生产厂家，也令有关行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积极参加WTO那段时间，国内香料界的人们也像其他行业一样都在议论“今后路怎么走”的问题。我胸有成竹，在中国香化协会的学术报告会上提出：“由于几十年来的无作为、被动、落后，我国现在合成香料除了极少数品种还能‘苟延残喘’外，其余大多数品种已经很难有所作为；香精也是这样，除了熏香香精、烟用香精等特殊品种外，我们在食用香精、日化香精也很难同国外的产品竞争——技术、规模、品牌等等我们都没有优势可言——目前世界十大香料公司的任何一家产值都超过我国三千多家香料香精厂的总产值！唯有天然香料这一领域，我觉得我们还是大有作为的——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丰富的经验都用文字记载了下来，如一本《本草纲目》就足够我们可以好好地研究它几百年了；还有我国的烹调技术、各民族的用香习惯等也都与天然香料直接相关，我们应该先在天然香料方面做文章，成为世界第一，然后再慢慢发展新开发的“天然等同香料”和“高天然度香精”，几十年后跃居世界前列。”
话说出来了，我自己用实际行动做给同行们看——我注意到有一个香料叫做“芳樟醇”在所有香精的配方里出现频率最高、用量也最大，几乎每一瓶香水、每一块香皂、每一瓶化妆品都有它的身影，而且大量存在。但现在香精厂使用的芳樟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用石油的某个馏分合成的，香气与天然芳樟醇有天壤之别。我翻阅古今中外各种植物、香料、药物的文献、资料，在全国各地寻找天然芳樟醇的资源，最后把眼光盯在樟树的一个变异种——芳樟树上面。
我在全国各地寻找优良的芳樟树种，有幸看到了几十株千年古樟，并听到了当地老百姓关于古樟的各种传奇故事，有的比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更加令人感动，单单把这些神话故事整理一下就可以写一本全新的《聊斋志异》了。
小时候就听到老人们说在飞云镇飞云村有一株“状元樟”，我特地邀请几个朋友驱车前去“拜会”这位千年老“寿星”。在离飞云村几公里的地方就已经看到古樟高耸挺立在村口，俨然是这个村子的守护神。坐在车上的市文化局长陈日声说：“我想好了一个下联‘飞云来飞云扶贫’，你们能不能对出上联来？”
车上有我的好友名字叫‘华安’，福建有个县名也叫‘华安’，于是我随口答出：“华安去华安劫富”。几个人都笑了——华安的弟弟华南前几天刚好被调到华安县当“科技副县长”。过了一会儿，华安不高兴了，说：“你来扶贫是好事，我去劫富算什么呢？”
到了村口，当了四十六年金门县县长而从未到任的梁新民先生和他们全家人、还有几个热心的村民前来给我们讲解“状元樟”的故事——据说这樟树在唐代时化为一个书生赴京赶考，竟考上了状元，两位“报子”飞奔前来村子里报喜，跑遍全村都找不到状元郎，累得就在这樟树下睡着了。两个人同时在梦中听到一位老者对他们说：“状元榜我收到了，谢谢你们！请回吧。”醒来一看，这皇榜高挂在樟树上方。从此，“状元樟”的故事就不胫而走传遍四方了。
就在我们聚精会神听讲这美妙的传说时，突然晴空霹雳一声惊雷，把我们吓了一跳。梁县长说：“这里已经干旱了几个月，好久不下雨，这一下好了，甘霖到了！”
果然，天色骤变，雨点噼噼啪啪下来了。众人都跑去村子里躲雨，我钻进古樟的大树洞里，用手机微弱的光线仔细察看树洞里的一切，细细地嗅闻这古樟树洞里的芳香，希望在洞里找到价值连城的宝贝“樟芝”——这樟芝我在台湾见过，都是在古樟树洞里发现的，听说可以治疗各种肝病、胃病，甚至可以治疗肝癌。
过了许久，雨渐渐停了，我走出树洞，众人都在洞外诧异地看着我，梁县长说：“这树洞里有一条大蟒蛇，几个月前还爬出来到附近的猪舍里生吞了一头猪，我亲眼看到的。”
我说：“也许我的气味蟒蛇不太喜欢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福建和江西、广东三省交接的一个山旮旯里发现一大片野生的芳樟林。我事先让助手们用几天的时间嗅闻、熟识并牢牢记住白兰树叶的气味，告诉他们只要闻到一株芳樟的树叶有白兰树叶的气味就通知我去鉴定。天快黑的时候，一个助手叫起来：“我闻到白兰树叶的气味了！”我马上追过去，采了一片芳樟树叶揉碎了细细嗅闻，说：“这棵树的叶子油含芳樟醇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同行的林产化工厂副厂长凌馨有点不相信，叫一个工人采了几百克叶子回去蒸馏、化验。
第二天一早，我和当地的副县长还有几个局长到林产化工厂，凌副厂长一看到我就大声叫起来：“你的鼻子得赶快去保险了——昨天采的树叶油含芳樟醇百分之九十七点八六！——简直神了！”
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绰号——“神鼻”。

龙行天下

形势发展在前进，
大家还在议香精，
还是专家调研细，
力挽狂澜总前行。

林翔云

第五十五章 好大一棵树
找到了“最优树种”后，怎样大量育苗的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到林学院，副院长告诉我：“我和我的爱人长期以来都在研究樟树，樟树不能用播种的办法育苗——后代全部会变异。你如果找到一株好的品种，只能用无性繁殖育苗，无性繁殖的第一关是组培（组织培养），但直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樟科植物还没有人组培成功过。”
知道樟树组培有这么大的难度，反而让我更加兴奋，我邀请全省几个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到厦门座谈，探讨如何攻克樟科植物“组培”的难关，提出了几个实验的方案让他们各选一两个方案去做，然后定期在厦门会晤、总结，再提出下一步的实验方案。我还准备了几株叶油含芳樟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树苗让他们回去“练兵”。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组培实验进展不大，甚至越做觉得难度越大——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到樟树的愈伤组织，也可以看到樟树芽、樟树嫩叶，让大家高兴一阵，但只要把它们移到“生根培养基”里，叶子立即就黑死掉。我们总结了一句话：“生根不发芽，发芽不生根。”所有人都觉得无能为力，劝我“算了，不要再搞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搞不出来，我们真的会比他们更高一筹吗？”
我把樟树的愈伤组织拿到厦门大学的实验室里，用最先进而又非常精密的仪器检测组织里的各种微量成分，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虽然只是“痕迹量”，却有可能是造成樟树不生根的主要原因。我想办法在生根培养基里加了一些“络合物”把这“痕迹量”的物质“络合”住，世界上第一株“组培”的樟树苗终于在我的实验室里诞生。
“纯种芳樟”的组培实验成功了，我把几株组培苗种在苗圃里，细心地照料着。半年以后，采了几片树叶到实验室里蒸馏出精油，一闻，香气不纯正，再用气相色谱法分析，芳樟醇含量还不到百分之七十。几个同事说：“变异了，组培没有成功。”我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这树苗还在‘婴儿’阶段，叶子还在不断地变化着。我们每个月采叶蒸馏分析，画个曲线，看它这样变化？”
连续几个月，检测数据让公司所有的人一直倍受鼓舞。一年以后，芳樟醇含量最终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与母树叶子精油的成分接近了，我才请省、市林业局、科技局的专家、学者来公司鉴定，宣布樟科植物的组培实验成功！
我在厦门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育苗场，在中国林业科学院的全力支持下，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仪器一应齐全，全部采用超前的高新技术，年产健壮的“纯种芳樟”树苗一千多万株。省林业厅派专家组前来视察、检验后，又在厦门和省会召开几场论证会，最后决定在全省种植“纯种芳樟”五十万亩。
几年内，林业厅的几位厅长逢会言必称“芳樟”，种植芳樟的好处很快就在全省家喻户晓了。
年底的时候，省轻工业厅通知我到省林业厅参加一个“春节团拜会”，我觉得奇怪，因为我每年参加的都是轻工业厅的会。到了会场才知道，原来林业厅想请几个其他部门的科技人员来个“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一点“发财”的“诀窍”。我听了几个林场科技人员的发言后，觉得他们都是来“诉苦”的，都是讲他们如何受苦受难，如何大公无私，“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说到动情处，有的当场哭了。
我第一次听说搞林业的人这么苦，也有些许感动了。到了我发言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林业部门是不应该过这样这样的苦日子的——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最大最好的资源，有数十万吃苦耐劳的劳动力，加上我们这些长期在第一线上勤勤恳恳踏实工作的农艺师、工程师、技术骨干，为什么就不能‘发家致富’呢？”
一位副厅长插话说：“我们也想‘发财’啊，但我们只能按国家计划造林、伐林，现在每年的砍伐指标都在减少，我们的大部分工人师傅一辈子只会种树、砍树，现在如果不砍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也为难。”
我说：“我讲一句不大好听的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树，又砍了一辈子的树，天天跟木头打交道，头脑也快变成木头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给其他工业部门做原料，让他们发财，为什么我们就不会自己把这些材料做成各种民生用品，比如家具、人造板、小木屋等等，这样我们的产值就大了几倍，工人也有活干了。”
几位厅里的头头听了，倍感兴趣，一再问我“具体怎么办？”、“技术人员哪里找？”、“资金怎么解决？”团拜会变成“咨询会”了。
会后，厅长请我以后尽量多多参加他们的各种“座谈会”、“神仙会”，我答应了，也做到了。后来他们竟“选”我当了省经济林协会副会长。

林翔云

最早种植的芳樟树在第二年秋天收获，产量超过我原先的估计，提取的纯种芳樟叶油也以原先估计价格的三倍被抢购一空。
我整理多年来大量的实验数据，发现这个树种的叶子在适当的时机采收，其胡萝卜素的含量大大超过胡萝卜！如何提取这宝贵的胡萝卜素？按照传统的做法，提取时必须耗用大量的有机溶剂，不但提取成本极高，而且大规模生产时“安全”、“污染”、“生态”等等都有问题。我想，要是能够用水提取就好了，但找遍国内外所有技术资料，“用水提取”没有任何先例，因为胡萝卜素完全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酒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油”！。
我想尽办法，同几个助手们做了数以万计的实验，几乎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认为“不可能”了，我却从大量失败的实验中发现了“可能性”，又一次提出无人敢想、极其超前的实验方案，终于有了“眉目”，再从这些“眉目”中理出“有理”的根据，再提方案，再做实验，最后竟然创造出了一种“用水提取水不溶物”的全新技术工艺出来！
实验成功以后，我又组织进行中试，确认新工艺的可行性，然后购买设备，安装试车后，开始大规模从芳樟树叶中提取胡萝卜素了。
有了提取胡萝卜素的经验以后，我再进一步从提取纯种芳樟叶油和胡萝卜素后的“废渣”中提取樟叶黄酮、樟叶皂苷、樟木脂素、樟多酚、樟酚酸、樟多糖、樟叶蛋白、叶绿素、花青素和其他樟叶色素等等，用于制造抗癌、抗艾滋病、降“三高”、预防糖尿病和前列腺增生的药品及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饲料的绿色添加剂，全部采用“水提取法”，几乎不使用有机溶剂，实现了全世界化学工程师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樟木脂素成为治疗口腔癌和前列腺癌的天然低毒特效药物；纯种芳樟叶油成为治疗口腔癌唯一的而且是最安全的天然药物；从纯种芳樟树叶里提取得到的天然杀菌抑菌促生长剂和天然抗氧化剂为我国饲料彻底摈弃“双抗”（抗生素和合成抗氧化剂）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芳樟树的综合利用经济效益高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公司也像“滚雪球”一样快速发展，很快就成立了“集团公司”，股票也上市了。
听朋友说新疆伊犁一个兵团大量种植薰衣草，曾经向俄罗斯购买一套“全自动”蒸馏设备来提取精油，我和陈丽乘坐飞机到了乌鲁木齐，再转机去那拉提，据说我们乘坐的航班是新航线的“首航”，我有点担心。飞机飞到天山山顶上头，遇上强大的气流，机长用广播告诉大家“系好安全带”，机身突然几个大幅度上下的跳动，剧烈的颠簸连空姐都吓得脸变色了，陈丽看到空姐的神色也紧张起来，我还在对着窗外的景色拍照，就安慰她说：“念观世音的六字真经吧。”于是我们念起“俺嘛尼吧咪哄”，说也奇怪，一会儿“风平浪静”，飞机又平稳了，而且已经看得到那拉提那“世界第一、天下无双”的大草原美景了。
在伊犁的事情办好以后，我们又往北走，想去喀纳斯湖游玩一番。到了布尔津县城，先去游玩县城周边几个景观，看完色彩斑斓的“五彩滩”后，太阳已经下山。我们乘坐的旅游车沿着额尔其斯河向东回县城，一路上都可以闻到一种甜蜜、奇异的花香，我终于忍不住向导游打听是什么花的香味了。导游一听到这个问题，显得异常兴奋，指着道路两旁的果树说：“就是这种沙枣树开的花！”
    沙枣花？！让人昼思夜想的沙枣花？我顾不得车上其他人是否疲倦急于回宾馆的心情，恳请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同导游钻进了沙枣园里，采了几“穗”满是黄色小花的沙枣树枝，回到车上，听导游再讲沙枣花与香妃的故事：
    香妃，维吾尔人叫她"伊帕尔汗"，维吾尔语“香妃”之意。她的原名叫玛慕黎兹姆（或称买木热•艾孜木），生于一七三四年，卒于一七八八年，终年五十四岁。她自幼体有异香，被乾隆赐名“香妃”。据说香妃的家乡有一条枣花河，河的两岸生长着沙枣树。每到沙枣树开花时，沙枣花烂漫芬芳，随风散落在枣花河中，整条河流洋溢着浓郁的花香。香妃特别喜欢在这条河里沐浴浸泡。久而久之，沙枣花的香气渗入香妃的肌肤里，香妃的体香由此而来。
    但另一种传说却告诉我们香妃的体香是由于“吃沙枣花”的缘故：香妃入宫之前，是南疆小和卓木（和卓木即圣裔、伊斯兰教首领之意）霍集占的老婆，霍集占和他哥哥大和卓木武装叛乱，乾隆皇帝派兆惠将军率军平叛，叛军击溃后，霍集占夫妇被抓，有两名清军将领见她生得十分美貌，便决定留作自己的妾。争执之下，找将军兆惠，兆惠说：“二位不要争了，这个女人身上有异香，是个大贵人，我看就把她孝敬给咱们皇帝吧”。两名将领心领神会，表示同意。兆惠派员护送，一路上所过州县都以接待皇妃的礼仪迎送，玛慕黎兹姆进京入宫后，乾隆皇帝出于猎奇心，对她十分宠爱，朝夕相伴，通宵歌舞。其他嫔妃非常嫉妒，不约而同找乾隆之母——皇太后进谗言，说香妃身上的香味是妖气，她用妖气迷住了皇帝。如果不加劝阻，将危害龙体圣安。皇太后几次找乾隆谈话，劝其疏远香妃，乾隆笑着说：香妃身上的香气不是什么妖气，是她经常吃一种花的缘故。太后问是什么花，乾隆说：据她自己讲是一种铜杆杆生长银叶子的金花花（就是沙枣花）。太后说：“那你拿来给我看看。”乾隆说：“这种花只有香妃的家乡才有。”
    不管是用花洗澡还是“吃花”，反正香妃的体香都跟沙枣花有关。我细细闻着沙枣花的香气，说实话，这种花的香味在淡的时候（远处飘来淡淡的香气）不错，浓的时候（靠近着闻）香气太甜腻了，令人“不敢恭维”，也许它有点像葡萄的甜香、也许这里的人们吃多了牛羊肉，需要浓烈的果香香味来“平衡一下”，总之南方人真心喜欢这种香味的不会多，要以这种香味为主来配制一种香水或化妆品的话，恐怕不一定能推销成功。
    我把“花枝”交给乌鲁木齐一位香料界的朋友，请他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法”提取了几毫升沙枣花净油，香气与鲜花一模一样，回到厦门时仔细做了分析，确定花香成分是桂酸乙酯、桂酸甲酯、桂酸异丙酯、苯乙醇、月桂酸乙酯、棕榈酸乙酯、油酸乙酯等，把净油沾一点在闻香纸上，几天以后闻不到沙枣花那种甜腻的果香了，却闻到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极佳的奶香味——只有东亚少女才有的体香！
    优美的民间传说竟然包含着现代科学的道理！香妃的体香真的跟沙枣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沙枣花香水”配出来了，果然不同凡响。能不能让天下人都成为香妃呢？看来还得依靠安拉的保佑！
有一天我上网看到浙江商会副会长章健“欠债跑路”了的消息，这章健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只念到初中就因为家贫缀学了，后来办了一个袜厂发了，成为全省有名的企业家，商会副会长的头衔就说明了他的实力。他想在老家种几万亩芳樟树，到我的基地考察，一顿简单的农家饭竟然让他“终生难忘”，跟我成了“莫逆之交”，还请我到他在香港、新加坡和迪拜等地的公司总部“参观指导”。在杭州他看准了一块“宝地”，买了下来，要建五星级宾馆，刚好碰上上头“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他认为这只是短时间的危机，就向亲友们借了十几亿元的高利贷，没想到银行的贷款一直没办下来，债主们一催逼，他连夜跑路，逃到迪拜去了。“失踪”了几天，电话也不接，所以网上就把这事捅出来了，引起一阵恐慌。
我试着给他打手机电话，竟然通了！我询问了他这几天的情况和想法，他说：“我已经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现在最担心的是说不定过几天国内有人来把我抓回去。”
我说：“你安全脱身倒是一件好事。我有一个办法，你全权委托一个人，包括我也行，代你在杭州召开‘债权债务座谈会’，就说现在你高利贷是还不了了，但如果不算利息的话，‘母钱’可以百分之百还清。”
我之所以给他出这个主意，是知道他目前真正的资产状况。按现价变卖一些，这些私人借款他还是有能力偿还的。
几天以后，章健按我说的办法委托他的小舅子办理，果然债主们都在座谈会上一致同意“不要利息只要回‘母钱’”的处理意见。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前缜刚刚从西藏回来，就想尽快做出一些成绩，听院里人讲芳樟树的故事后，直接来找我，跟我探讨“院企合作”的事，说林科院也想在芳樟树方面做一些研究。我发现他连“芳樟”、“黄酮”、“木脂素”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写，英文的樟树、樟脑甚至连香料、香精他都不懂，但还是把有关芳樟树的所有技术资料包括我们十几年来的实验数据、论文稿件都给了他。过了几个月突然接到通知，叫我赶快去省城参加一个“科技成果鉴定会”，是由省科技厅和林业厅主持召开的。我立即前往赴会，才知道是省林科院的一个“重大的研究成果”——“芳樟树的组培研究”，这是我五年前完成的技术工作——准备鉴定，会议已经开了一整天，项目负责人李前缜在几个专家面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个小时，没有“丝毫的创新点”，专家们不满意了，请我来详细讲解。我一看桌子上所有的技术资料全是我给李前缜的，几乎一个字都没有改动过，包括错别字。于是滔滔不绝地讲了我们在芳樟树组培的这个过程，其中特别提到全省几个科研单位联合攻关的事。专家们听得如痴如醉，好像听讲《三国演义》一样过瘾。最后专家们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鉴定，列为福建省的一个科技成果。在“研究人员”名单中间加上了我的名字。
一年以后，“芳樟树的组培研究”得了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李前缜排在第一位，我排在第五位，后面还有好几位得奖者。说实话，除了我以外，他们到现在连芳樟树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因为连见都没有见过。
后来，我又有好几个科研成果“挂靠”在一些大学、研究所里得到国家级、省级、市级的科技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都有，我的名字都在第五名后面，甚至排到第九名，但谁都知道，这些研究工作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或者带领我的团队完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龙行天下

科研精神时时在，
不怕克服大障碍，
连连攻关总成功，
可惜总被剽窃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