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的看法

枪神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根完整的枕木，在把这根沉重的枕木拖上船的过程中，我们的小船差点就发生侧翻，如果真的翻了船，后果难以想象。有一次洪水来临的时候，一队的知青大都在生产队忙其它事情，在家的只有两男一女三个知青同学。为了不错过捞“浪渣”的时机，他们三人立马划船到洛崖村渡口附近叫“死神滩” 的一个大漩涡旁，那里的“浪渣”最多。两个男同学正捞得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侧浪打来，坐在船尾掌舵并不懂得游泳的女知青郭雁冰“哧溜”一下就掉到了河里，直接被卷向可怕的“死神滩”大漩涡。船上的男同学万善飞回头一见就毫不犹豫地跳向漩涡，奋力将郭雁冰顶出水面。在两人体力不支、即将被卷入大漩涡的一刹那，仍在船上的男同学李福柱（郭雁冰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向岸上捞“浪渣”的村民大喊“伸竹篙过来”，洛崖村的村民严殿生及时地伸过来一杆长长的竹篙，将两人同时拉出漩涡，拉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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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应该给奋不顾身的万善飞同学一个“活着的金训华”的英雄称号，这件事确实让人感到后怕。但全村人都知道的这件事，既没有表扬，也没有上报，三个人将小船划回了村里休息，其它几个同学上了小船又继续捞“浪渣”去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长征精神还激励着我们里明村知青主动积极地参与了当时农村里的文化建设和科学实验。我们首先组织起了村里以知青为主的文艺宣传队，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晚上编写和排练文艺节目作贡献。因为村里条件差，我们写节目排节目到深夜、甚至到天亮是经常的事。我们一个小小的宣传队极大地改善了村里的文化气息，给村民们留下了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农闲时节我们还在公社内外到处演出，在柳城县也有不小的名声。另外在我们里明村的四个生产队中，就有三个队的知青带头搞起了刺激农作物生长的实用菌种“520” 的培养和生产，以及使用自制的发酵饲料喂猪等多方面的科学实验。当村民看到我们用自己培养生产出来的菌种喷洒的蔬菜，比对照蔬菜高出一倍还多，喂猪的发酵饲料又不用熬煮，不但节约了柴草人工，省了不少麻烦，发酵饲料的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村里的农民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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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里明村知青自觉践行的一种劳动的态度和生活的态度，也不为名，也不争利，认真努力的劳动，朴实虔诚的生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很自然、也很认真的人生态度。这种认真的人生态度让我们顺利的度过了农村的劳动关和生活关，并陪伴着我们回城、进厂、结婚生子，更陪伴我们闯过了改革开放的惊涛骇浪，直至现在退休。它使我们感到自己的一生充实并充满意义，无怨无悔，到现在我们大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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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青紧跟党走的坚定信仰
       我们知青在上山下乡的年代，可以说有一个信仰是坚定不移的，在自己年轻火热的心中好像没有对这个信仰发生过怀疑。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从小就是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教育下长大的。小学时候，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曾经引发我的深思：他为什么能够预见到中国的美好未来？他为什么为此而敢于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赵一曼、江姐、长征中吃草根、啃皮带的红军战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段持续不断地深化着我的这个思考。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毛泽东选集》里的“论持久战”是我最喜欢读的一篇文章。毛主席认为抗日战争应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等一系列的精彩论述，使我几乎把这篇文章当小说来读。一边读，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抗日战争艰难的镜头、胜利的镜头一边不断地在头脑里闪现。我感觉到共产党的坚定信仰和必胜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很客观、很科学、很精彩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都说明了这个理论基础的正确和伟大。
当然，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理论基础，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性的转折，我们的党才能够一次次从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的巨大政治危机中转危为安，一次次克服了这些错误路线带来的巨大损害，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 这样的历史已经在我们年轻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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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有很多的知青是父母被文革打倒了的当权派的子女，很多的知青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当时文革前和文革当中种种极左的路线，剥夺了我们读大学的权利、参军的权利、进厂的权利和回城的权利，但是我们仍然保持住了对党的高度信任和热情，积极响应党的各种号召，一心一意的投入到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过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不可一世的文革前和文革当中种种极左的路线，都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逐一得到了改正：高考恢复了，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出生”都可以参加高考进大学读书，只要你有能力，都可以得到大学的毕业证。这种转变，在我们这些“家庭出生不好”的知青朋友看来，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一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解放。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大发展，改革开放取得了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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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我们学会从历史走进现实
       无可置疑，文化大革命在红卫兵或两派中曾经出现过的批斗老师、长辈、当权派，甚至造成致死人命的武斗等种种极端行为，其恶劣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是中国的悠久历史已经证明，强大的中国文化的底蕴曾经治愈过中华民族无数次巨大的灾难性的创伤，也必然可以彻底治愈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性的创伤——我们眼前的贪官、公务、医务人员、老师等见钱眼开等腐败现象和其它如酒驾、以没有信仰为时髦、道听途说、事不关己等社会陋习在强大的中国文化面前更应该是不堪一击的，消除它们只是时间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拭目以待，其实很多方面现在我们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也无可置疑的是，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给一穷二白的农村带去一阵文化的新风，帮助村民克服了不少旧的不良习气，组织生产突击队，大力推广生产的新方法，新经验，在某些方面也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使生产队的工分值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从每天的几分钱提高到几角钱甚至一元钱。但因为当时存在这不让种，那不准卖等诸多左或右的干扰因素，最重要的农村生产关系方面 —— 土地的归宿和管理方式 —— 对农业生产发展具有最重要实际意义的方面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相关的政策支持，因此当年的知青注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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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没有某省市知青的大规模回城请愿，中国落后的工业亟待发展的大趋势也必然需要大批大批的知识青年回城市、进工厂。从这个角度看，上山下乡的知青大规模回城市、进工厂的趋势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柳州市的知青就有上山下乡不到半年，因为柳州市的五小工业急需发展，又全部回到柳州，全部都进了工厂的实际事例。
       虽然说历时两年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是空前绝后的，但如果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胜利，红军的长征就会沦为闹剧，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长征精神。
       虽然说我们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几千万知青在农村中所受到的磨练或磨难也是空前绝后的，同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不但上山下乡成为闹剧，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都会成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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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长征中献出的是自己生命的代价，我们知青在上山下乡中失去的是读书深造的机会，是极左路线的摧残和折磨，在改革开放中遭遇的是剧烈的心灵冲击和艰难的生活压力，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农村的艰难困苦中度过，在城市的改革大潮度过，不少知青至今还没有过上舒坦的生活......但我们与当年的红军比起来，我们应该还是算幸运的。
       如果说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群彻头彻尾、只会打打闹闹的“口头革命派”，那么上山下乡以后又回到城市、进了工厂的广大知青，已经成功的蜕变成为最了解中国农民和工人、最接地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力军——“…… 我们的青春焕发过无数次，无论境况怎样都能成为中坚力量，凭借的就是人生这段插队的经历”（摘自“梦回洛崖知青城”专刊、柳城沙埔知青、柳州诗人苏展的诗《感恩乡亲，感谢经历》）——尽管我们知青没有福气经历大学校园的那种青春飞扬的浪漫，谁又能说我们知青的这种蜕变不也是一个非常漂亮而又神奇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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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提炼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知青自己这种蜕变发生的过程和根源，用它以示后人。否则我们很容易将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的阐释纳入“自我陶醉、唱高调”的范畴。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在与自己左的或右的错误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仍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够仍然成为全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拨开文革的阴霾，取得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今天，我们广大知青之所以也能够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政策自信，正是因为我们知青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参与了对这条道路探索的全过程。我们知青之所以对自己宝贵的青春乃至自己一生都是无私的付出能够无怨无悔，不但是因为我们广大知青的付出已经赢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节节胜利，也是因为我们知青坚定不移地传承了中华民族将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宽阔胸怀，这种胸怀里充满了爱国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正能量，是我们知青精神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