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 苦乐年华》

兵团摄影人

       那时摄影等各方面的专业书籍都绝迹了。宣传股有一位姓徐的转业军人在部队搞放映，对照相略知一些，他成为我 们的师傅。但他能教给我们的照相知识用不了半小时就都说完了，有些说的还不很准确。比如：在暗室冲洗胶卷应该用绿灯，在暗室用暴光箱做照片时才用红灯。我们按他所讲全都用的红灯，结果胶卷跑光了，才知道要用绿灯。于是在灯泡上涂上绿漆。但不管怎样，还是很感谢他这个师傅领我们入了照相的门。

      从照相到胶片冲洗、水洗，晾干，到用相纸暴光后再显影、漂洗、定影、再用水漂洗，最后用上光机烘干、裁切、分袋，一张照片的完成要经历不少工序。由于不懂，开始时几乎每个坏节都出过问题。我们用的是上海海鸥牌120相机，首先相机使用就不行，常常暴光不准或者对焦不准，照片不是黑忽忽的就是模糊不清，自己看着都不行，可那时却听不到战友们的抱怨。有时照片拍得不好，我们很不好意思时，战友们却安慰说：没关系，只要有个人影，让我爸妈知道我还好好活着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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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听说别的团照相的都到包头、呼和浩特甚至是北京大北照相馆去学习几个月。我们也要求去学习，但领导告诉我们：团首长说了，要你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让我们付出不少代价。有一次我们冲出一批胶卷后看到暴光比较准确，拍的挺好，很高兴，可晾干了就傻眼了：只见药膜和片基都脱开了，成了两张皮，这怎麽印照片啊！这可是辛辛苦苦拍的，战友们也拿出了时间和感情，怎麽跟连队战友交代啊？！赶紧放回水里泡泡再捞起来晾，还是不行，我急的直想哭。这件事是我照相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

       就这样我们在实践中经历了失败，又在失败中琢磨提高。胶卷和相纸显影、定影后都需要水洗，我们弄了一个大缸两个大水桶，把井水挑到缸里后，放些明矾让杂质沉淀，防止沙子划伤胶卷，冬天还要做热水补充温度。有一次我们俩在漂洗定影后的照片，洗着洗着手背和胳膊都起了红疙瘩很痒，到卫生所要了药吃后，倒头便睡，听到外边有人敲门，困的只睁了一下眼就再也无力睁开了。

       我们还特别注意向有照相知识的人学习。有一天，一位驻呼和浩特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到三团采访，我立刻抓住机会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们不少摄影知识，还留给下了显影定影的配方。从此我们不再买袋装成品的显影、定影粉，而是买了小天枰和各种化学药品，按配方自己配显影、定影液，这样能节省不少钱。至今我还记得很多化学品的名字：有米吐尔、亚硫酸纳、对苯二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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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照一张120照片4角钱（印两张照片），加洗一张5分钱。由于我们拍照的数量大，处处节省，第二年，我们就用照相赚的钱，又买了一台相机，后来陆续添置了一台放大机、一个上光机、一个花边裁刀、一个暴光箱等等。

       到团里照相再辛苦也比连队干活轻快，这让我总感到一种愧疚不安，于是要求自己抓紧一切时间工作。那时我们没有节假日，没有工作的点，白天干一天，晚上吃完饭又钻到暗室，常常干到10点以后。就是这样也跟不上各连队的要求，战友们都急着要我们到自己的连队照相，好给家人寄去照片。我们算过，就是再抓紧，转完全团十几个连队也需要半年多。加上那时团机关常开展政治学习、组织劳动，三团开各种会议的拍照任务也要我们去，各连队战友着急，其实我们自己也很着急。

       有一次到一个连队拍完照后，已是下午夕阳西下了，本来第二天上午该连有马车到团里办事，可以把我们捎回去。可想想大家都急着要照片，就想如果当天能赶回团里，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工作了，这样可节省时间，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徒步返回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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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沿着三团的水渠背儿向团部方向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那天没有月亮，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越走越急，周围静悄悄的，起风时，水渠两边的树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响，让我们感到渗的慌，有点害怕。

       感觉走的时间不短了，怎麽一点不见团部的灯光？我们两个女孩没有走过夜路，不由得紧张了：不会碰到坏人吧？不会有苏修特务吧？他们可是有武器，我们怎麽对付呢？我开始胡思乱想。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我们被黑暗包围着，感到自己就象是一望无边海水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会被吞噬。在我身边的王健荣突然说：怎麽还不到啊？她的声音发颤，好象要哭了。我也有点想哭。我想说难道是方向错了？却没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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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有点后悔了，不该这麽逞强决定当日返回。在茫茫黑夜中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已有了筋疲力尽的感觉。这时，突然，我们看到一点点星光，不，不是星光是灯光！我们立刻感到振奋了！加快脚步冲着灯光走啊走啊，恨不得立刻到那灯光处，摆脱这让人难以忍受的黑暗！可路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那灯光看着不远，走起来却感觉是那麽的远。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走到了。当我们路过还亮着灯的宣传股孙股长宿舍时，不由的敲开了门，孙股长一脸惊谔地说：你们俩怎麽搞成这样？——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有点想哭。我也不知自己是什麽样子,肯定被风沙吹的、被几个小时的恐惧及劳累折磨的灰头灰脸的。

       回想那次夜行，我感叹那时的兵团战士多麽自觉肯干啊！在团机关我们的工作没有人跟着盯着，也没有人要求你做多少，都是自己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有时甚至到了有点苛刻自己的状态。而当时我们每月的津贴：第一年是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那时谁都不会去想待遇问题！人人都以“私”字为耻，以无私奉献为荣。

       现在的思想观念与几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仍自我赞赏那时的我们：那种自觉要求自己的精神，那种总想多干、快干、干好的劲头，是多麽难能可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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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明友团长给我留下的一段美好记忆

      传说我们三团李明友团长是北京军区大比武的尖子。李团长的手缺了两个手指，据说是在孟良固战役中受的伤。还传说他很严厉，在部队检查内务卫生时，常带着白手套摸窗台，如有尘土就会严厉批评。

我调到团部后，见到团首长的机会多了些，我眼中的李团长威武严肃，浑身散发着军人的气质。虽然团长这个大比武尖子当时是受批判的，可在我心中却对团长充满了敬佩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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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比起连队战友见到团长机会多些，但也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可有一天，团长意外的到我们照相馆来了，他要照一张单人照。我们团长的突然造访令我和王健荣都很紧张，提起我们所谓的照相馆事实上就是有一张桌子，进门除这张桌子就是睡觉的土炕。房间既做办公室又是宿舍，另有一间是暗室。

       当时条件很简陋，再说我们照相一般都是在室外拍，还没在室内拍过人像。团长似乎看出我们的紧张，和蔼地说：“小鬼，大胆拍吧，照坏了也没关系”。这句话让我们放松了些，我们俩手忙脚乱，使出最大的努力。小王拿上一块白纸板用反光来补充光线，我则拿着海鸥牌120相机，屏住呼吸，努力让自己拿稳，对好焦距。谢天谢地这张照片还算拿得出手，暴光和清晰度还可以，我们俩总算松了一口气。

       那时我思想很单纯，凡事很认真。有一天我们突然想起：团长照像还没交钱。怎麽办？我们决定去找团长要。也忘了为什麽当时我们没有一起去要钱，总之，我一个人拿着收据本就去了团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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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第一次去团首长的办公室，开始也不知胆怯，只是听到团长在里边说：“进来”！我的心紧紧收了一下。

      李团长看到我进来，摘下眼镜问：“小鬼，找我有事吗”？

     他的声音和神情充满了慈爱。

      我直截了当的说：“团长，您照的照片还没交钱哪”。

     “ 嗷，多少钱？”

       我说：“照一张4毛钱，还给您放大了一张6毛钱，一共是一块钱。”

      “好，我马上给你”

       团长一边说一边拿出钱交给我，我立刻给他写好收据。之后也想不出还要说点什麽，我就转身向办公室门口走去。快到门口时，听到团长叫我：“小鬼，你回来。”我转身又回到他的办公桌前，只见团长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眼镜盒，对我说：“小鬼，这个风镜送给你吧。”

       我感到很突然而且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风镜，心想一定很贵吧，就想推辞。我对团长说：“团长，我不要。”

     “拿着吧，这里的风沙大。”看着带着眼镜的团长象父辈一样慈祥诚恳，我不好意思地收下了。从这次近距离的与团长接触后，直到1975年离开兵团，我再也没见到过李团长。但每当看到团长送给我的风镜，都会想起与团长近距离接触的那一幕。心中总是感到无比温馨快乐。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心中不仅没有淡忘，反而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一个记忆。四十年前，面对我这样年青单纯的兵团战士，那麽直率地向他要钱，李明友团长能理解我的冒失行为，能善意对待我，他是多麽善良正直和无私，是多麽令人敬佩啊！

       其实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象李团长那样。后来我在团里当过会计，也是凡事认真照章办事，不懂得人情世故，却尝到过苦果。

       现在时代变了观念变了，想起四十年前我找团长要一元钱的行为，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件事永远是我人生中一个真善美的最好记忆！

       四十年后的2009年8月1日，我到北京观看内蒙兵团歌会，一见到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孙文毕，便急着向他打听李明友团长的情况。他告诉我李团长已八十多岁了，在北京的一个部队干修所安度晚年。

      我在心中默默地呼唤和祈祷：李明友团长，您知道吗？

      那个当年被您称为“小鬼”的兵团战士在祝福你！

      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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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兵团战友---朱小莉

      调到团部后，由于工作的特点，接触面比较广。特别是有幸接触到各连队很多优秀的兵团战友。她们的表现和事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团8连的浙江战友朱小莉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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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莉才13岁就与姐姐一起从浙江湖州到了内蒙兵团，最初在三团八连。她人小志气大，特能吃苦，从不因自己年龄小而降低要求，而且无论干什麽还都要干在前面。连队盖房子要自己打土坯，这是比较累的活，为了不落在大家后边，小莉中午常不休息，土坯模子有单斗的和双斗的，没干过活的城里知青光端着模子就够受的，小莉还专用最沉的双斗模子，干几个来回就手发抖、腿发软、汗珠子不断往下流。连里照顾她年小体弱安排她轻点的活，她不干，大家劝她用单坯她也不听。就这样，在两个月的脱坯中，一直干在前面，最多的一天，她跑300多趟，打了600多块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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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莉除了在八连干过各种农活、打过土坯，还在工副业连养过猪、酿过酒，她干什麽都特别投入，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有一次我到工副业连去照相，眼看她忙了一整天，以为她晚上会歇歇吧，没想到半夜她把我拽醒要我陪她去看看酒曲的温度，她一边忙活一边对我讲酿酒的知识，望着被炉火映红了脸的小莉，我真佩服她那小小身躯里怎麽有这麽多用不完的劲，象是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由于小莉表现突出，她被评为团、师、兵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事迹上了《兵团战友报》和《浙江日报》，也在兵团很多连队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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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忘了最初是怎麽和小莉认识和熟悉起来的。她到团部办事不住招待所，常到我的宿舍过夜，我们在一条炕上常聊天聊到好晚好晚。

       听她说话我常吃惊她的聪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年龄比我们小，想的却常是我们想不到的。而有时她又象孩子，早早出名让她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有时说着说着就会哭一鼻子，然后脸上挂着眼泪睡着了。

       与她接触久了，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她的父母都被打成走资派，使她在上小学时就受到人们的白眼和唾骂。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黑五类子女被拒之初中的校门外，这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创伤。

       在建设兵团这个大家庭里，小莉沉甸甸的心变的轻松了。她主动用艰苦、繁重的劳动磨练自己，同时强烈的求知欲，又使她并不满足一日复一日的劳作。所以，一有点休息时间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五年间，她反复学习通读《毛选》四卷，一天不拉的读连部订的《参考消息》，并偷偷补习初中文化。也许是文革中我也受过冲击、有过痛苦，因而很理解、很佩服这个不一般的小妹妹。我给她照过不少照片，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有养猪的，反正一有机会碰上，就喜欢给她拍照。她呢，也与很多年轻的兵团战友一样爱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