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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寒秋 于 2014-11-26 17:17 编辑
有成就的摄影家无一例外都走过一条不畏艰难的攀登之路,但李少白在他的同行中堪称娇娇者。
1983年我结婚后,家住在西城区新街口。那时,李少白经常从他住在前三门的家骑车到30多公里以外的圆明园去拍摄清晨的荷花,我家是他的必经之路。早上,天还未亮,我还在酣睡之中,李少白来敲门了,他要我陪他一同去圆明园。我可没有那个兴致,于是他从我家带走几个隔夜的镘头和一点点咸菜独自上路了。夜晚,当我已沉入梦乡时,他又来敲门了,带着满身的泥污与满载而归的兴奋。而那几个镘头就是他这一天工作的“口粮”。我已记不起那时有过多少这样的清晨与夜晚。
1991年,在我与他的一次青海甘南的拍摄过程中,我为他疯狂的敬业精神彻底折服了。那是在199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们两人同乘一辆吉普车行进在白雪皑皑的甘南草原。他下车走过一条冰封的小河到对面山上去拍摄。河上的冰碎了,他掉进河里,河水淹到他的胸部。我赶紧下车拉他上岸,他执拗地说:“既然已经掉进河里,不拍一点东西回来,岂不太亏了”。他还是带着浑身的冰水爬上小河对面的山峦,一个多小时后,当他回到车里时,浑身上下已经结成了冰柱。
那天晚上,他病倒在甘南的旅馆里。但他丝毫不为自己的行为而后悔,他得意于在山上拍下的雪原落日,得意于他那时在山上捕获的瞬间,他认为他的所得超过了所失。
就在我写作的此时,2000年的1月6日,恰好是这一年冬天里最冷的日子。下了两天的大雪,加之西伯利亚汹汹而来的寒流,使窗外的的建筑物结满厚厚的冰凌。李少白独自一人又背上沉重的摄影器材,乘着公共汽车赶往长城脚下去拍摄这条难得一见的雪中长龙。
李少白一册册摄影作品集不断问世了,在《神秘的紫禁城》之后又有《走近故宫》和《伟大的长城》相继出版。他的作品以其深刻的内涵为中国人的摄影艺术融进一股凝重的精神,引起国内外摄影界同行的瞠目。
李少白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在监狱中,他很少与人因为生活琐事而发生争执。他的率直与纯真赢得了身边所有犯人的好感,没有人与他为敌,没有人妒嫉他的才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呆子。
如果不是因为在一监发生了意外事件,或许我一直会在一监等到平反出狱。但1977年这一年里发生的两件事,使我最终还是被调出一监,押送到隶属北京劳改局的茶淀农场继续改造。其中一件事情便与少白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监三中队是以政治犯为主的中队,这里关押的刑事犯人不多。因此,像在农场劳改队里以刑事犯人居多的环境中那样拉帮结派的现象几乎没有。但正因为这里以知识分子为主,彼此之间都不愿为琐事发生太明显的矛盾或冲突,一些飞扬拔扈、蛮不讲理的刑事犯人便显得格外突出。
一小队二组有一个名叫何四的刑事犯人,40多岁,判刑前是北京天桥一带有名的地痞。在文化大革命不断开展的“严打”活动中,他以流氓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刑10年。
那时,在监狱里有一种奇怪现象,不仅政府干部与犯人之间存在着专政与被专政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彼此之间的言谈举止、行动坐卧等一切方面),在犯人之间也存在着刑事犯与政治犯人的不平等。在刑事犯看来,政治犯才是最可怕的犯罪。和政治犯相比,他们感到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在政府干部眼里还不是最坏的,他们与政治犯相比还是属于容易改造好的犯人。这种潜在的心理优势十分普遍,在三中队何四这样的犯人身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我以后又待了两年的茶淀农场同样遇到过这种情况)。因此,在同一个改造环境中,这样的犯人处处想要拔尖儿。
40多岁的何四,在三中队除了与几个臭味相投的刑事犯人称兄道弟,在他们当中以老大自居外,其他犯人很少与他们接触。何四身材不高,但满脸横肉,筋骨发达,在天桥一带自称是“跤王”宝三的徒弟,在三中队也是动辄耍蛮,一些年青犯人也的确很怕他。每次接见时,家里送来吃的东西先要偷偷摸摸地孝敬他。
他原来和孙明一起干打料的工作,后来因为与之发生口角,把孙明暴打了一顿,遭到政府的惩罚,关过几天的禁闭。但他从禁闭室出来后,不思悔改,继续找孙明的麻烦,与之寻衅,指导员便把孙明调到机组上压鞋,让他接替孙明的工作负责给各个机组送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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