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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0-9 23:54 编辑
常看朋友,我在这里只是提出王大校在统计学数据资料采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和他们在统计学定性和定量研究方面的方法论问题,而你刚在11楼所发出的“连珠炮”都是一大堆与乌有之乡观点类似的结论,这与炎黄春秋在没有确实的数据而凭推论得出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的“统计学方法论”类似,也就是走向两个极端。你们可以彻底否定老邓的一切,但是改革开放不是老邓一个人的发明,例如学界经济学元老新四军老干部薛暮桥最早对杭州返城知青在浙江省委大院里集结闹事要求分配工作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最先在文革后提出了要开放市场经济解决大回城后的知青就业。也可以说知青大回城逼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用自己的青春为国家完成了一场不可避免地社会实验(有人说是空想共产主义或军事共产主义)。不论怎样说知青一代本身无愧于国家民族,因为以新中国的历史国情来说无可避免的要出现大跃进,文革,改革等等社会实验性的社会革命。知青一代无愧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决策是否有愧于我们这一代已经无人(当时决策者)可以回答了,但是要说无悔有悔就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了,也不必强求一致,。。。。。
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又回到知青和上山下乡的历史探讨。实在对不起常看朋友,我没有精力在这里和你进行结论思辨,我计划在年内完成我的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探讨的“作业”,你也知道我正在另一楼里进行我的写作,只好就此打住,失陪了!最后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词送给与你观点相同的朋友: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的年龄都数到六,七张了,这一代这辈子吃了不少的苦,与前辈人相比最苦的还不在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在于心苦,对此我充分理解,因此需要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历史进行探讨,最主要的“天降大任”就是需要弄清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用不变的结论去与另一派不变的结论进行“无悔”与“有悔”之间一类的大战,那样去做会让我们过早的被气死,不值!还是“和而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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