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延安插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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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省地共为知青筹集经费达1311万元，拨出建房木材3500立方，增拨建房补助款17万余元，到1974年底，已为知青新建房窑8687孔（间）。各村队一排排新石窑，一间间新瓦房，在当时农村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为了保障知青经费的正确使用，1971年底进行了经费清理，全区除已列支的安置费外，还结余109.37万元。197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经费清理，其中，1969年至1973年5月，共拨知青专款801.69万元，当时列支721.53万元，尚结余80.16万元。查出贪污经费案42起共5464元，挪用142起共45773元，不合理开支1310元，经过清理及时追回了款项，保障了知青经费的使用。

十多年来，全区死亡知青70多人，在劳动中牺牲32人，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惟有牺牲多壮志，他们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默默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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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关怀

北京知青到延安架起了一座北京——延安连心桥。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心连心。他们真诚地希望建设好延安，教育好每个知青。尤其是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促使了延安各项工作的巨大变化，使延安的知青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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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周总理从北京知青周秉和、何立群的反映中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北京知青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周秉和是北京三十五中学生，在延安县枣园公社插队，是总理的侄子，何立群是北京八中69学生，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他们俩人向周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了在延安插队的情况和在延安的见闻。

后来，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市各城区分别召集了从延安返京的北京知青座谈会。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和十二个县的革委会负责同志，延安地区知青办惠先凯同志和北京各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三部分：第一以学习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申”为指导思想，发扬延安精神，搞好老区建设，要发挥知青在三大革命中的生力军作用，教育他们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为延安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第二是总结知青工作经验，要求从各方面搞好知青的管理工作。第三是指出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把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为首都人民学习延安精神，创造更好的条件，并做出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有计划地支援延安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决定。

这次会议后，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支援延安的工农业建设。北京市每年给延安一定的建设资金，并送来了拖拉机、播种机、扬场机、铡草机、磨面机、背式喷雾器等农业机械三千余台件。解放牌汽车、130工具车、吉普车二十余部。医药用品、医疗器械和毛巾、枕巾、肥皂、洗衣粉等日用生活品。还有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近代史、鲁迅杂文选、小说选、土壤学、气象知识、卫生常识、农村科技知识等多种图书3.6万余册。从此，延安的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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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累累

几年来，北京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和延安人民的领导帮助下，在各项革命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农业国民经济的基础。到1971年，北京知青被吸收入党的118人、入团的2268人，在党内担任地、县、社党委委员的11人，担任团支书的135人，担任县、社、队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的1395人，担任连排民兵干部的2007人，担任民办教师763人，赤脚医生335人，生产技术员147人，舍己救人、抢救集体财产的552人，参加科学种田的1470人，种试验田2920亩。涌现出先进知青小组有：甘泉县王坪公社大庄河北京知青小组；延安县南泥湾和井家湾北京知青小组；宜川县寿峰公社后峪沟北京知青小组；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庄北京知青小组、富县北道德纪录北京知青小组、延长县安沟和孙家塔北京知青小组；志丹县向阳沟北京知青小组；黄龙县五角村北京知青小组等，涌现了一批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知青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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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人民汇报北京知青在延安成长的动人事迹，延安地委于1971年9月组织了赴京汇报团。汇报团由三个分团组成：一个是知青先进事迹报告团，一个是知青文艺演出团，一个是北京知青事迹展览团。汇报团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并取得了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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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

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1972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升学648人，病退回京1188人，共调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升学11709人，仅地直部门在北京知青中招收3000余人，其中交通系统640人，厂矿系统1736人，财贸系统98人，农机系统322人，文教系统166人，其他43人。1974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全区招工、招生2900人，其中，北京知青250人，回京455人。1975年末在乡知青5483人，其中，北京知青1114人。1976年末共招北京知青196人，在乡北京知青还有918人。到这一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矛盾越来越多，知青下乡的规模，宣传力度，安置工作都大大缩小。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面临徘徊不前的局面，知青问题无法彻底解决。1978年3月，邓小平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作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1978年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历时41天，会议指出：“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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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全区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当年招工731人，在乡知青还有945人。1981年省上知青工作会后，给延安下达招工指标914人。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知青在乡的问题。1981年，对少数滞留在乡的北京知青，采取了特殊办法，对残疾知青以每人4000元进行了安置。对已婚在农村，不具备工作条件的北京知青，以每人1500元，房窑两孔（间）的办法，作出安排。后来，这部分知青，连同其爱人，一律转成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并调整到条件较好的单位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据《延安文史》第二辑 本文是珍贵史料记载，有很多具体事记、数字，仅供同学们回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