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小将(1)
前文已经说过,中学期间的头两年还算勉强渡过,之后的日子就完全处于社会动荡了。事实上之前社会的动荡就已经开始在酝酿了。小子只是个中学生,哪里知晓风暴来临前的涌动暗流呢。大约是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登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就已经风声乍起了。继而闻言《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政治斗争初见端倪。1966年2月12日《二月提纲》试图对当时地争论限定于学术范围,旋而于4月10日却又出笼《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号召“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小子那时候恰似懵懵懂懂,耳轮中又闻言《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横遭蹂躏,眼见得北京市委又被批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小子那时除了晕菜哪里晓得政治斗争内中之蹊跷,不过是乱云飞渡雾里看花而已。转瞬间又闻《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并据此成立了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彭,罗,陆,杨”被打倒,北京市委被改组。《人民日报》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6月2日又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16日再发《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社会动荡已然不可遏制,却又号称是“天下大乱”方能达到“天下大治”。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7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十年“文革”动乱和浩劫的噩梦开始了。
记得大约是1966年7月底或者8月初的日子,有班里同学拿来块红布扯成布条,小子也分到一条系到胳膊上,号称是加入红卫兵。过了若干日子,红布条又换成了印有领袖字体“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在那个年代里,“造反有理”,“杀向社会”,“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甚嚣尘上。小子亦受“极左”思潮鼓惑,俨然觉得自己已然是红卫兵小闯将,热血沸腾,激情满怀要“造修正主义的反”,“捍卫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小子初次陡然臂佩红袖章,在学校遇到原来“师道尊严”的老师们,竟对我们毕恭毕敬,点头避让,尊重有加。无论是走在马路上,进入单位和商店,坐在公交上亦感觉受到关注,绝非以往不屑一顾的毛孩子。回到院里,更是受到老少爷们的赞佩和羡慕,自己亦觉得人前显圣,鳌里夺尊,大有舍我其谁,肩负历史使命的豪情壮志。
小子那时候虽说大事掺和不进去,却也显得挺忙活的。在学校里参加批斗会,也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展览欢剧场看过所谓批斗大会,辩论大会的场面。写大字报,撒传单,刷标语更是家常便饭。我们家住的院里也让我帮忙在院里的墙上,用油漆挨家挨户写上领袖的语录。我记得还在学校里住过一段,大约是防止“地富反坏右” 坏分子和走资派等反攻倒算搞破坏。每天夜里我们几个人拿着手电筒像回事似的在学校里转转。回到四楼以后,闲得无聊有时就搞点恶作剧。我们用的手电筒是装五节电池的,有好几把,点亮以后自然比起两节电池的手电筒亮得多。我等拿着手电筒从四楼往下看,待等到校门口外有人往学校里走时,反正也看不清楚是谁,就会突然将几把手电筒瞄准进校的人同时按亮,使得进校的人猝然来个冷不防,来人反应过来后或惶惶然蹿离,或痛骂声骤起,我等却在暗处捧腹爆笑。夜间巡逻并非只在学校,曾有几天接受派下的任务,说是考虑到阶级斗争形势复杂,为防止阶级敌人销赃灭迹,藏身逃匿等破坏活动,需加强公园等场所的巡查工作。我们去的是紫竹院公园。那几天晚上公园静园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手电筒拿着根棍子,进园子绕湖巡查。夜幕下的紫竹院灯光稀疏,偌大的园子里早已人迹皆无静寂无声,只是偶尔有几声蛙鸣,蟋蟀,蝲蝲蛄和油葫芦仍在鼓噪不已,湖边树林和灌木丛的深处则伸手不见五指,似乎处处神秘莫测。小子虽臂佩红卫兵袖章,摆出副气定神闲泰然自若的架势,心中却着实忐忑不安,紧跟着众人寸步不敢离开,眼角紧张地向四下里踅摸,唯恐窜出个鬼怪来。再者又听一块儿巡查的园子里的职工演讲,说起前些日子寻湖时发现有那在湖中死忙者,更觉令人毛骨悚然。小子曾心中暗想,若是此等光景独自寻湖的话,必会尚未进园子呢就已鼠窜而去了。
书说简短。小子在班里多少有些人缘,有那同学李由等寻着我,商量办份红卫兵小报,且不知道从哪里还弄了一台小型油印机。有了油印机就好办了,其余油墨和纸张等消耗品只需到学校总务科领取即可。众人在一起商定,由我来负责版面和刻板,余者则分别负责撰稿,印刷和散发等工作。我们办的红卫兵小报叫什么名字早就忘了,总归是先后发行了若干期后就没有再出版了,亦不过是热情一时兴趣使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