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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 过年
七六年春节,我与大林、老董等三四个知青在茶场里过。这是领导的安排,因为每年都要安排部分工人在场里护场,保护场里的财产安全。
我们平时都孑然一身,没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吃一餐算一餐,没有资金积蓄,没有物质储藏。虽然一个人过年,简单、但过年毕竟是过年,缺乏基本的物质条件也不行。大林来找我,愁眉苦脸地说,怎么办?这个年怎么过?我说,你不要像杨白劳一样苦大仇深,现在是新社会,还怕饿死你啊?大林说,马克思说过一句话,人类首先有了吃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按马克思的观点,可见吃还是第一位的。我说,马克思也讲过一句话,人的能动性是最为重要的。老董在旁嘀咕道,你们两个拿马克思他老人家掐来掐去有什么用啊,不想点实在的招,大年三十晚上,人家关起门来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兄弟几个读马克思语录充饥啊。
经老董一说,我们也从形而上的“神”回到了形而下的“器”。经过我们几个郑重协商,为了过好这个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由老董向小赵、我向阿兰等几个女知青借点钱,以度年关。这些女知青比较会打算,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吸烟,每月能省几个钱,日积月累,应该有所积蓄。选择小赵,是因为小赵是老董的恋人,老董开口,她没有理由拒绝,毕竟处于热恋之中的恋人;而阿兰以豪爽、慷慨著称,只要身边有钱,我们一开口,她是不会拒绝的。果然,我们对她们一说,便欣然应允。小赵留下了十五元,阿兰也借给我们十三元,。将近三十元的一笔巨款,可以采办不少年货了,使我们对这个年充满了向往和温馨的感觉。第二个措施是我们几个临近年关的时候,背着场里的那把双管猎枪和一只麻袋上山去转悠,希望能打几只野兔、山鸡之类,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会碰上麂子。可惜的是,我们的那只叫圆圆的狗长眠在山上了,不然,带着圆圆上山,那多好啊,以圆圆的善解人意,至少可增添些情趣,哪像现在,诺大个荒山野岭中,寂静肃杀,只晃荡着我们几个游魂野鬼似的影子。
我们在山上转悠了一整天,不用说麂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甚至连野兔和山鸡的毛也没有看到。老董心里窝火得不行,回来的路上,朦胧夜色中,见路边有一只半大的黄狗对着我们不友好地狂叫,老董见状,瞄也不瞄,“轰”的迎头就是一枪。那黄狗“呜”的一声立马毙命。老董一看周边没人,连忙往麻袋里一装,就三步并作两脚,匆匆忙忙地背了回来。
大林说,嗯,老董你做了件好事,这是一条无主的野狗,与其在这天寒地冻中饿死冻死荒郊野外,不如我们超度了它,这也是一桩功德。老董一听,眉开眼笑,说,那是,那是。我们慈悲为怀,不但度人,而且超度野狗。二人一唱一和,一拍一合,确实好像做了一件学雷锋的大好事,把那打狗事件上升为救世情怀。由此我也知道,我们的很多事物和事情都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我们的所谓的很多先进的典型是可以类似的方法炮制出来的。
那天回到场里,我们几个趁着夜深人静之际,在食堂里,烧了几锅热水,将这倒霉的“野狗”彻底进行超度,在动刀之前,大林还装模作样地念了一通什么的经,然后手起刀落,开膛破肚,用热水洗净,并将那陷入肉里的铁砂一颗一颗地挖了出来,然后煮了一大锅肉,先将那狗头、蹄子就着老酒啃掉,留下半大锅肉连汤一起冷冻,准备三十晚上除夕时享用。
第二天,我们几个开着拖拉机到附近的一个村里,对那些在太阳底下取暖的贫下中农说,大妈大伯们,我们几个知青今年回不了家啦,在场里过年,我们想买些鸡啊,蛋啊,猪肉啊之类,好歹过个年。我们尽量把自己说得可怜些,以博取那些阿姨大妈的同情。果然,那些阿姨大妈们听我们一说,那眼神便像看几个是流浪的孤儿似的,充满了怜悯和恻隐,那个阶级感情啊,泛滥起来,叫人感动,尤其看到我,就像看到自己外公家的亲人一般,因为我经常来村里放电影,他们都熟了。听说我们要买年货,忙将家里的腊肉,鸡蛋等捧了出来,非要送我们一些不可,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实话,我们当时只想能够便宜一些就心满意足了,那里想到这些大妈阿姨们如此好客热情,我们一边推辞,一边忙掏出钱来塞给他们。于是,那一大堆的年货基本上属于半买半送的,这是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感动的一幕。我也由此想到,当年三大战役时期,上百万民众推着小车,抬着担架上前线的事情不完全是作家的杜撰虚构。
朔风怒吼的三十晚上,大林、老董几个在我房间里守岁。我们生了两个火炉。那张靠窗的简陋的书桌上堆放着鸡、腊肉、花生米之类,一个炭火正旺的火炉上“咕嘟嘟”地炖着那天老董打来的“野狗”肉,里面放了一些茴香、枸杞、黄酒之类的调料,此刻,正与那狗肉起化学反应,散发出令人馋诞欲滴的香味;另一个火炉边放着一个钢精锅,锅里热着家酿老酒。我们一边吃喝着,一边聊着大天。
我们暂时忘却了远方的家,忘却了青春的苍白和前程的渺茫,也忘却了一九七六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年份,我们沉醉在大山的一隅温暖的炭火里,沉醉在狗肉的香味和老酒的醇烈里。当附近村子里那鞭炮的声音逐渐密集起来,我们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才知道岁月的脚步悄然前移,七六龙年已经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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