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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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軍於延安東山窯洞（1945年）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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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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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区的文化人 延安作家俱樂部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畬、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湜、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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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启东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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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热相别——革命的战士和家庭的逃兵
    萧军和丁玲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孤例，仿佛越是“思想先进”的革命作家们，越在家庭责任上疏于照顾，越是为人类解放呼吁奔波，越在不断伤害自己身边的人。郁达夫便既以情种出名，也以放荡出名。郁达夫北上到北京见到梁实秋之际，提出的要求有两点：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郁达夫轰轰烈烈地追求杭州四美之首王映霞，所写长篇累牍的情书不仅当时名动沪杭，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但郁达夫为王映霞挥金如土之时，他的妻子孙荃正待生产，生活拮据，等着郁达夫久久不到的家用。郁达夫对此并非全无愧疚，在日记中他写道：“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孙）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然而，对孙荃的同情并未阻止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结合，王映霞为郁达夫生的三个孩子也并未能阻止二人最终的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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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奔走抗日，于1945年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其在革命上的勇敢自不足论。却在对爱情和家人上，有着不相称的寡情凉薄。即便要去“铁肩担道义”，却不能合格地承担家庭的责任。正如同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中，那个“没出息”的纠缠在“名誉、金钱、和女人”中的主人公，自怨自艾，身心交瘁，只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伤怜，却看不到一点儿对他人责任的意识，也无怪乎出版后谴责生一片，周作人就说“颇有人认他（它）是不道德的小说。”
    在家庭责任上的“不道德”，掩盖在政治的“道德”的大旗下，在以拯救大众的“革命者”自居的作家们那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萧军对丁玲毫无保留地投身给党不以为然：“她爱她的党，以至于被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献给党！” 但萧军只是对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党人们有着意见，他自己还是认为，政治的信仰是要坚守的，爱情之类的个人生活上的责任，完全不能与之相比。萧军告诉丁玲：“政治信仰这是一生的大事啊……这不能比恋爱，也不能比结婚……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信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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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家庭——超越政治的归宿
    然而，萧军和丁玲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延安之后，离政治革命更近了，却离自己追求的生活自由更远了。萧军在同萧红分手后两个月，就和19岁的王德芬结了婚，他们的爱情在萧军到了延安后不久，萧军便又一次感到没了新鲜，萧军说，他们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而萧军继续和王德芬厮守的另一个原因，则由丁玲说了出来。丁玲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当然，丁玲对女同志的恋爱自由是更为重视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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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和萧军恐怕都没有想到，文艺在延安不能给艺术家带来漂亮的情人，却能带来一阵腥风血雨，《三八节有感》发表不久，延安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文艺整风运动。 而在运动中，左派作家的另一面被展现出来了，大多数左派作家的这一面展现得相当自私和冷酷，他们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
    丁玲给萧军说：“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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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对萧军如是说，也对萧军如是做了。近四十年后，在美国萧军还亲向丁玲兴师问罪：“当年在延安，你们一大队人来找我，一个个轮流批斗我，我就是不怕！你们要来文的武的都行，了不起到山坡打一架，谁会是我的对手？！”听得在场的客人都儍了眼。丁玲呢？反而态度大方，只回答说：事隔几十年了，往事不堪回首，就算了罢。萧军悻悻然，并不领情，场面一时很僵。
    然而，一些生活中缺少革命的铁和火，没有左派作家和革命者那样“坚定意志”，经常被英雄主义的光辉照出“软弱”的人，他们生活即便软弱，生命却更加强悍。与萧军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丁玲，在政治风向转变时，迅速转身将矛头对准了萧军。而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却陪着萧军走过一轮又一轮政治的风雨，共同走过了五十年的岁月。丁玲同情女人，觉得“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但丁玲看来软弱的很多女人，在漫长人生中的表现，其实比她这个“战士”更为坚韧。她们没有革命者们宣称的对家国天下的责任和担当，却一直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家庭的责任，努力维护着家庭，政治风雨改变了很多革命者，却不能改变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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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已到中年的萧军本性不改，又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张大学，称赞她聪明善良像萧红，又比萧红更美丽和单纯。在张大学怀上萧军骨肉后，萧军甚至要去和王德芬离婚。然而一旦政治风向突变，萧军马上变换面目，划清界限。据萧军和张大学的女儿回忆：“大概是1956年，张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  
    也许因为萧军自己会因政治原因，立即和爱人划清界限，由此他在因张大学而要和王德芬离婚时，给的由也是“怕自己的政治问题影响王德芬”，没想到王德芬表现得毫不犹豫，萧军去世后，王德芬回忆这段历史：“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