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草原生活散记？（重发）

龙行天下

沈家围子 发表于 2016-4-16 08:35
在外地治疗，回家后好好欣赏，偶尔有网，问好

围子保重！身体最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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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家

我是1968年5月15日下乡。这在我原来发过的帖子里已经有过介绍。
下乡后，既然要做“革命青年”，在回家问题上自是要表现得“英雄”一点。于是有了“最少也得呆够一年再回吧”的“豪言壮语”。
然而，到了1968年的冬天，大概是由于我的生活能力过于差劲，再加上生活环境与条件变化太大，又有了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外因”作用，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坐在蒙古包里要想站起来，必须用双手上伸吊住蒙古包的“陶那杆”(一种从蒙古包顶部中央向四周分别延伸、最后搭到四周蒙古包的“哈那墙”架子上，用以支撑蒙古包沉重木顶子的木杆)，像吊单双杠那样把自己身体吊起来，待整个身体基本成为站立姿势后，先试着把身体的重量转移到两条腿上，感觉站稳后才能放开紧吊着的双臂。后来医生检查后才知道：那是我的胸椎结核发作，导致了对中枢神经的压迫而形成的下肢截瘫。
当时我是住在一位牧民家里。不是我原来帖子上写到的刚下乡的那一家，而是我的另一位牧民哥哥，名字叫“确德尔”。
这家人看到我的样子，有点害怕(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生怕我会突然有一天死在他的蒙古包里，那罪名恐怕就大了!(嘿嘿)于是在一天里，突然不由分说地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塞进了一个骆驼拉的爬犁里，奔波了四五十里地，把我送到了公社。
公社有一帮知识青年住在招待所里，反正那时候春节刚过不久，加上文革是少有的混乱，公社也没什么会议。知青们到了公社也不见外，住进招待所就像回家那么自然。招待所的居住条件比生产队还好呢，知青们在这里还真有几个住得乐不思蜀了。
知青们也没想到我会病到那样一种吓人的程度。一致决定得送我回去治疗。呆了不到三天，正好有两个女生要回家，于是大家就委托她们二位把我“捎上回去”。
记得回去路上先是坐的大卡车，两个女生让我坐到了车楼里，她们自己却爬到了车厢上，冻了大约七八个小时才到了盟里。第二天换乘了长途班车，一路颠簸地到达了赛汉塔拉，这才坐上了火车，又在集宁倒了一次车，终于于第四天的清晨到达了呼和浩特市区。
一路上，两名女生为了搀扶我，累得够呛。现在已经到了地头了，我自然要让她们二人赶紧各自先回家。我的家并不在城里，还在离城向东12公里的飞机场呢。开始她们不想走，说要陪我。我忽然想起当天是星期天，就告诉她们我家的人肯定会进城来的，至少也会有民航的车进城来。所以我让她们把我扶到民航进城车的停车地点----民族商场旁边的一条路北侧小巷子旁边，就让她们两个赶紧回去了。
我穿了一身羊羔皮袍子，扶着巷子旁边的一堵墙，看着城市里似曾相识的喧闹人流与车流，默默地计算着时间。看到小巷对面那家烧饼铺喷香的烧饼，本想挪过去买它一个，却又实在感觉站不稳当，只好放弃。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民航的班车过来了!我居然看到爸爸和小弟弟一同从车上下来。我扶着墙赶紧靠上前去。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爸爸带着小弟弟跑过来扶住了我。看到我这副德性，爸爸当机立断，放弃了当天的一切采购计划，直接把我送进了路对面的市立医院。一通莫名其妙的检查，加上连打了两针，就算是结束了当天的治疗。正好中午快到了，爸爸和小弟弟就扶了我上了民航的回程班车。再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踏进了自己的家门。
回家后的经历和大家就都差不多了。浑身的虱子，饿狼般的饭量，……一切都归入了事物的普遍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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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炒栗子”

下乡的时候由于馋，冒出来的糗事可多了。最让我们那帮同学笑掉大牙的，大概就得说这个“糖炒栗子”的故事了。
那是下乡第一年的冬天，一帮知青凑在公社过年的前后吧。反正是每天无所事事地折腾。原因是当时内蒙古搞什么“挖肃”，很多已经和我们接触了大半年的纯朴牧民都上了“黑名单”。我们感到不大对劲，于是成立了知青自己的“专案组”，派人到外地去收集资料，了解情况。我也借机跑到公社住下了。
一天，口中淡寡无味的我正无聊地在一张破纸上装模作样地划拉着什么，一起下乡的一位蒙古族知青乌兰巴特从我身边走过。趁人不注意时，悄悄从衣兜里掏出几个黄褐色的球状物体，轻轻地放到了我的面前。
“糖炒栗子？!”我脑海里立刻蹦出了这个词。根本就没去想这会儿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希罕物，而是迅速地回过头去观察了一下满屋的知青们，见到大家都在各做各的事，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这里，于是赶紧一把将那些东西收进了口袋里，顺便摸出一颗放进嘴里就咬。
“嗯？怎么这么硬？看来是冻的。”再来一口，还是没动静。
第三口终于把它咬开了!
然而，里面并没有我想像的那可爱的栗子肉，却是……
“哈哈哈哈….!”
身后发出一股震天的暴笑。加减才发现屋里几乎所有知青都笑得合不拢嘴，几名女生已经连眼泪都笑下来了。
原来只是几粒骆驼的粪蛋啊!
这下子可糗大发了!
直到如今，和我们那帮知青朋友联欢会或通电话的时候，这个故事仍然在大家的口中传扬着。

攻防异笔分方向
粪栗同颜骗傻青。
------兔子念经赠

刘元丽：糖炒栗子的主谋你都弄错了，还说记性好呢。那是我和芒哥糊弄你的恶作剧。当时我和芒哥到供销社买东西，看到几只骆驼拉了一堆糞，样子特别像粟栗子，于是我俩就和售货员要了一个纸袋，等糞冻住我们就精心的给你挑了十几个模样好看且颜色深的，我抱着回到公社招待所。进门假装很谦让。你看后问我们，我告诉你正好碰到公社卖栗子，你激动地说是吗？我说真不容易我们就买到这么点。你迫不及待地拿过去就往嘴里放，边放边说怎么都冻了，我说大冬天咱们这儿什么不冻，你慢慢咬吧。你认真地吃着，我和芒哥偷偷笑着。终于我俩憋不住大笑，你也吃出了味道。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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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生涯

我下乡的生产队地势为南高北低，依次是山、丘、平原和沙窝，在沙窝的南边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年河(蒙古语为‘吉林郭勒’)”的季节河。牧人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叫“逐水草而居”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形中每年搬好几回家的。
春天是接羊羔的季节，各家各户从蛰伏了一冬的大山中搬出来，基本上散落到水资源丰富的吉林河边驻扎。勒勒车和水缸开始派上了用场。每个一两天就得套上牛拉着车到井边去打水。
这时候的羊群是早晚都不能离人看护的。因为不知道哪只母羊什么时候会下羔，不赶紧处理很可能会被冻死。
当时要计算出羔率和成活率。都是以成年母羊的实际拥有量为基础进行计算的。知识青年包的羊群中一共只有六只成年母羊，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接够六只羊羔并且保护养活六只就完成任务了。
实际上，我们羊群里那些两岁口的母羊也有很多受胎的。于是，尽管我们晚上明明冻死过好几只小羊羔，最后却成活了12只小羊!产羔率和成活率就都是200%!把我们得意坏了。至于牧民们的家里是多高的产出，我们却没有顾得上打听。
接完羔就立即搬家。一般是向南搬到生产队队部附近的平原上，那里的井也比较多。当然还是得打水。这时候的草已经全绿了，羊群比春天放牧省劲多了(春天小草刚刚发芽时羊最难放。闻着青草香的羊群再也不老老实实地闷头吃枯草，而是追着风到处跑着找青草吃，又怕它们跑瘦了影响羔羊的生育，只能一天到晚拼命地拦着头羊不让多跑) 。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8、9月份，是草原最美的季节。期间虽然也需要搬家，但只需要稍微移动几十米到几里地即可，为的是让羊群不至于趴卧在自己的屎尿堆里(所以真正草原上的羊几乎是没有多少腥膻气的)。放羊也就成了一件非常轻松的劳动项目，很多家甚至只是派小孩子去照看羊群。
当然，有时候会突然遇到一阵暴雨甚至冰雹的袭击，那也是很可怕的经历。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山包上放羊就遇到了雷阵雨。一个闪电打下来，旁边洼里一群马就被劈死了一匹。当时那股强烈的电光突然从天而降，紧接着是一声真正震耳欲聋的巨响，眼看着一道粗大的闪电就那么冲进了身边的洼地，事后才知道那马已经被劈死了。
一过阳历8月，大部分人就集中起来进山打草。山里雨量充沛，草长得比平原漫坡处高得多，一般都能达到及腰。但由于没有水源，畜群进不去。只能是秋天用来打冬贮草。
这时的蒙古包就又要搬到离山较近的山口处那些漫坡下，一边方便照看，二为避风。我记得有一年正好过中秋节时就下了大雪，不过这时候的雪存不住。一般第二天就自己融化了。
大概在每年的11月初，头一场封山大雪过后，所有的蒙古包都要搬进山里，在一些避风的山沟里相挨着驻扎下来。一般一条山沟里可以住七八家甚至十来家，每家相隔不到半里地的光景。反正每天放养一开始就得把羊赶上山坡，沟里是没什么草可吃的。而且密集的驻扎还能稍微防备狼的侵袭，毕竟狗多了一些，互相报警，还能一齐冲出去追捕恶狼。
我们知青男女两个蒙古包由于是新包的羊群，自然进不了拥有众多老营盘的大沟，就自己在那条沟的对面重新开辟了阵地。幸亏我们的狗特别厉害(共有三条大狗四只小狗，基本上是一窝子。都说“窝子狗”最厉害，果然名不虚传)。一冬天下来，我们的羊从来没有在夜晚被狼叼到过。
游牧生活固然浪漫。却也非常艰苦。
就说冬天的这次搬家吧。别忘了可是大雪封山以后大家才能搬的哟!于是，只能在厚厚的雪地上用木锨铲掉雪层的上面一块，剩下被草根阻挡的雪就铲不掉了，最多也就是用大竹扫帚再稍微扫扫，蒙古包就搭建在这冰天雪地里。身下的毡子直接铺地雪地上，一烧起火来就化成了水；晚上火一停就又结成了冰。牧人们长年就是这样爬冰卧雪的，腰腿没几个是好的，老了都是佝偻着身子。即使生产队为我们知青的蒙古包安装了所谓的木板床(离地不到半尺)，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那股潮湿的寒气照样透过木板侵袭到我们身上。我下乡第一年冬天也是这么冻得犯了病，导致了双腿载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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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火与小草的思索

离离原上草，、
一风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小时候读这诗，只感到一股凄凉与顽强。很少想得到再具体的情状了。等到下了乡，亲身来到了大草原上，才对此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锡林郭勒草原原来是一个片非常脆弱的植被。一望无际的草原居然只是附着在一层薄薄的土层上，其厚度几乎不到半寸!下面就是厚厚的明沙，看了让人心惊胆颤。
就是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那些顽强的小草用自己细嫩的根须，紧紧地抓住了四周一点点土质，扒住这小片土，让自己休养生息起来。一棵草扒住那么一点土，无数棵小草就连成了广袤的草原。化腐朽为神奇，集弱小而强大，终于给了这片大地以盎然的生机。我从这土层的厚度曾经想到：这点点薄薄的土层是不是完全是小草自身祖祖辈辈的积淀啊？
由小草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我想到了当年的知青们。
不是吗？当初的我们，不论如何的志得意满，豪气冲天，但毕竟也都是一个个普通的个体。从城市来到广阔天地里，首要的则是如何适应新环境的生活，取得自由生存的条件。然而我们能做的，无非也是像小草一样，紧紧抓住身边的那一点点泥土吧？
然而，恰恰又是由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千上万，几乎遍及了整整一代人，我们这些小草成为世人眼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片草原，而不再是一棵棵的小草了。当年，靠了这种态势，知青总算得到了一些重视。虽然与数以千万计的芸芸众生直接关系不大，却也多少起过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又想到了咱们中国人。一个单独的小老百姓能做成什么？还不是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和家人能吃得饱穿得暖，再能开心快乐地度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大灾大难都得活下去。就像小草只能抓住身边抓得住的那点点泥土一样。
然而，当我们中国人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当家做了主人之后，我们在世界的面前变得强大了，举足轻重了，成为真正令世人嘱目的“东方醒狮”!
话又说回来了，小草毕竟由于自身的弱小，其顽强的生命力也就自然时时会遇到严重的威胁。火灾往往是其重新涅盘的最重要契机。
放牧时，爱抽烟的牧人总是要下得马来，找一块相对草少的地方，先用手在地上刨出个小坑，露出土层下的明沙，然后才点燃香烟去喷云吐雾。为的就是将烟灰、烟蒂都安全地弄灭在这明沙坑里，从而确保不会引起草原的火灾。
在一次重大的火灾之后，我和一位老牧民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着被火肆虐后那一长条漆黑的草带，感叹着今年的重大损失。谁知那牧民却笑嘻嘻地告诉我：这样只浇了一条线(虽然也很宽)的火灾问题不是很大，而且明年这里的草会比没着火的地方长得更加茂盛呢。
最有意思的是我看到火灾区域里的一顶蒙古包悠然而立，明显地没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我问牧民是不是这样，牧民笑着指了指蒙古包前的一只倒扣着的铁锅让我看。原来，火起时那户牧民当然来不及把蒙古包搬出去。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牧人传统的省事办法：把一口家中最大的铁锅顶风放到蒙古包前面一段的草地上，待狂风裹挟着烈火冲过来时，由于铁锅的阻挡，火势立刻被冲为两叉，分别向两个斜向冲了过去，等冲了一段后才又重新合龙了。这段叉开的地方恰恰保住了他的蒙古包不受侵袭。当然，放锅的位置可是很有讲究的。而且风向也不能乱转。不然就不好办了。
回过头来再讲小草吧。一场大火让小草重新获利的不仅是当时的毁灭，而且包含了来年的重生!这就不由得又引起了我的思考。
大灾压顶，看来也未见得就完全是坏事。如果应对得法，很多小草还是能够重新获得新的生机的。草原依旧是草原，而且第二年的那片草原肯定更加碧绿(因为草丛中已经没有了那些前一年的枯枝败叶)!
我们的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大灾后的重生!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苦难的岁月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利了全新的生机!
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民大灾后的重生!在经受了十年内乱的折磨后，我们痛定思痛地盛开了前所未有的豪迈步伐!
知识青年的大回城，似乎灭绝了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却为城市的复兴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
古语常说“福兮祸之所存，祸兮福之所依。”我想，不论遇到任何事，只要我们还能生存，明天总是会更美好的!
当然，既然我们还是自比小草，也就还需要一份谨慎。既要坚持顽强的斗志，又要意图防止过度地自信。当然不该自暴自弃，却也绝不该狂妄自大地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因此，老百姓的哲学总是：平平安安是福!平平淡淡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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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的所有社会性活动一样，知识青年在文革中这种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在需求方面也是会被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不论那些现代的大师们把人的需求层次作如何复杂多变的划分，“生存”需求永远是这座金字塔的坚实底座。
一批年青到几乎无知的娃娃骤然间从城市到了农村，从家庭父母的呵护中一下子变成了必须自己解决一切从吃饭睡觉开始的个人生活自理问题，这方面的学习大概是绝对会占到第一位的。当年有过住校或在家中主事经历的可能要好一些，一般能够比较快地适应新环境，从而解决个人生活中最基本而且是永远不可被替换的生存之道问题；而相当大一个多数(我的估计是大约半数以上)知青却是被突然间的变故弄得昏头涨脑不知所措。
再一个实际问题则是管理了。看了这么多知青们的各自回忆，很明显的一个感觉是：插队知青中相当一个多数是处于实际无人管理的状态，往往知青同一群落中若没有一两个挑头管事的，那种完全放羊的一盘散沙中，生存问题就很可能始终是、并且越来越是知青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兵团知青们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地方是把知青当作改造对象那样地进行着监管，那简直比放任不管还更要可怕得多；这样重压下的知青战士们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本质上也仍然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有效的管理能够把一批无知无识的青年人迅速转变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形成一种重要的力量。当然，自发的集体形式也可能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但那往往解决不了一些最基本的实际问题。
其次，要解决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简单说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向家中伸手，二是靠生产队的扶助。除了这两条基本的途径之外，还有两条可以算作是辅助性质的途径：一是知青间的互相帮助，二是知青个人的奋斗与拼搏。这后两条虽然作为内因条件本应当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却由于知青自身力量的极其薄弱而在现实中却成为了少部分知青尝试过的甜果，相当多数的知青们并没有真正实现到它们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因此，这个结论可以说是一种从统计学的角度得到的结果。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前面谈到的两条基本途径的选择，肯定会在实践中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注意力方向(也可以叫“努力方向”吧)：前者可能会导致知青们始终没能融入当地农民的圈子里去，他们所获得的感受一般来说至少在当时比那些通过生产队帮助途径的知青们要不一样得很。这似乎不需要再作过多的解释了。
回想一下更多知青下乡后的实际经历，往往能够在下乡后不久或一段时期后做出些成就的知青们，一般当时都已经度过了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基础的“生活关”，当然，这其中有的是由于个人的咬牙奋斗，有的则是碰到了一些可贵的机遇。但有一点应该是在全国知青中都一样的，就是：凡仍然食不能裹腹的知青，几乎都别想在乡下那段时间里再有什么其他的作为。
现在要说到知青的“回城”了。我认为：正是从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知青们是依靠了家中亲人们的力量，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中国社会原有的各阶层力量在这里发挥得几乎是淋漓尽致，而对于知青们自身来说，当时只要能“回城”，其它的一律顾不上考虑了。因此等于是在又一次没有任何思想及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再进行了一次重大无比的人生道路选择。当然，毕竟已经经过了年数不等的上山下乡实践，更多的知青比下乡时聪明多了，也成熟多了。于是，也有更多的知青因此而有效地进行了重新选择，从而使自己的人生道路得到了新的拓展，获得了更为理想些的结果。不过，从总体上看，这种情况的出现仍然属于必然的少数。
综上所述，我想说明的一点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诚然是一种人类史上都几乎绝无仅有的特殊社会现象，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的自身发展演变规律仍然没有离开人类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条轨道。那么，丰富的知青生活经历只是让我们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体味，从而才有老土兄提出对于“回归”的呐喊，也才有了未名朋友关于“活着”的精典论断。而我们更多的知青朋友们，也越来越习惯了把“欢度晚年”作为自己如今最为重要和最为实际的实践课题。
这个分析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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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艘生命的小船，

任你去荡起双桨。

自有那欢快的童年，

似小船刚刚启航，

耳畔皆鸟语花香；

也有那少年的烦恼，

突遇到急风险浪，

几年间昏天黑地，

一刹那迷失方向；

刚够上青年称谓，

又遇到上山下乡，

炼筋骨从头学起，

饿肚皮不容商量；

千万里广阔的天地，

是我们实践的学堂，

人生观由此树立，

论扫地也数我强；

忽闻得回城大潮，

往家赶着急慌忙，

找对象要结婚生子，

找工作得重新开张；

幸亏有下乡打底，

苦和累扔到一旁，

工作中绝不落后，

事业上还想争强；

刚感到风浪平息，

又遇到惊涛骇浪，

改革风鼓起了征帆，

小船儿飞速地鼓荡；

从此又千帆竞发，

争先后各奔他乡，

有的坚守原来岗位，

有的下海搏击风浪；

风浪大自有船迷失航向，

或落水或翻船五花八样，

更有那无奈是被迫下岗，

许多船不得不重新徜徉；

船已旧帆已破如何再闯？

幸得那操桨手意志坚强。

自修补自定向重新整装，

瞄定了彼岸标继续摇桨；

大风浪赢得了国家富强，

小船儿也能够自由飘荡，

虽然有的离岸尚远，

却也终于见到曙光；

千帆竞发向彼岸，

你追我赶发光华，

忽见后续舰队来，

浩浩荡荡规模大；

小船顿时要落后，

猛挥桨儿拼命划，

毕竟心余力不逮，

速度不能把众哗；

幸好目标已不远，

轻摇桨儿拍水花，

放宽心态留余力，

坚持到底就没啥；

吟罢小诗抬头望，

远方红日已西斜，

双桨荡波轻轻摆，

笑向港湾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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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城”

我的回城算是一种意外，也是一个必然。
1975年，和我同一批下乡的50余名知青中的最后一名战友也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离开了生产队。这时的我算是放下了一个心思。
当初来的时候，我们这批知青中有很多人都是身体不好什么的，没被第一批下乡的组织者批准的。是我借用自己学校革委会委员的身份，从学校的军管负责人、校革委会副主任手里磨出了一张参加内蒙古知青安置工作会议的介绍信，又取巧到当时的市学生管理机构“呼三司中学红代会”那里换得了一张更加“权威”的介绍信，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当年(1968年年初)的“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弄到一批下乡指标，二是为了见见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已经下乡了的那些先驱者战友们。
会上，我见到了77年秋天从北京第一批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的以曲折为代表的十名知识青年的代表王静植(女)，当年11月份也是从北京到也是牧区的东乌珠穆沁旗插队的知识青年代表(名字忘了，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还有我们呼和浩特市首批到牧区插队的代表托娅(女，蒙古族)。
听他们讲到了草原的艰苦，更讲到了牧民的纯朴、憨厚与热情。我的下乡决心更大了。死活缠着内蒙古安置办公室的领导同意我们也到远离呼和浩特市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去插队。当时批了100个名额，后来到下乡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各地要知青的热情也高，增加到了150名。分为西乌旗40名，东乌旗60名，东苏旗50名。我就在前往西乌旗的40名中(下乡时的实际人数达到了49名，再加上不久后其中一位同学的妹妹带了个伴儿自己跑来加入，总人数达到51名)。
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到了知青开始陆续考虑回城的时候，我作为发起者总不能自己先跑掉吧。于是一个个地送，直到75年全送完了(这里包括选调到了旗里或公社工作的情况。反正都算是安排了)。
送走队里最后一个战友，我开始考虑自己的路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宜什么体力劳动。早晚都得离开生产队去城里过的。但总还没想好该怎么回去。
这时候，后来下乡到队里的知青们来找我“评理”了，让我说说他们当中该谁先被推荐回城。
这下子我才意识到：这些后来的知青们干脆觉得我就应该是开始安排他们离队了!我自己似乎已经超出了被考虑的范围了!
加上这一年我连续几次外出参加了一些知青方面的会议，总是忙于受委托写一些稿件什么的，也没有机会去寻找回城的具体途径。
当然，在这期间的自治区知青代表大会上，几位知青发起建议成立知识青年自己的大学的建议我也参与了，对它抱的希望很大。觉得那才是自己的最好选择。但当时锡盟知青办不同意内蒙知青办用借调的方式让我先去参加筹备工作，怕最后我还会再回到生产队去。于是我就又回到队里去了。后半年没了什么音讯，这个念头就又淡漠下来了。
1976年初，公社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准备安排我到公社搞“畜牧科研”，我卢这也就算是了，于是也就再不作其他打算了。
接着，公社派我到宝昌去学习什么“土壤化验”，一周的学习班，我去晚了，只参加了最后两天的培训，领了一个搞化验用的小箱子就回程了。
路过锡林浩特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到盟知青办去看看。结果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去年提议中的“内蒙古知识青年大学”(当时不知道全名是叫“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就要成立了，已经决定让我去担任学员兼工作人员。叫我立刻前往呼和浩特的自治区知青办报到。
就这样，我匆匆忙忙地回到公社，向公社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由于当时只讲到“学制一年，社来社去”，所以没人和我争这个名额。很顺利地就得到了批准。再急忙跑回队里，没见到队领导，只遇到一个队领导班子的成员，把情况向他讲了一下，反正一年就回来嘛，也没作其他打算，收拾了两个小旅行包，一包是换洗的衣物，一包是那八本马列选集和四卷毛选。向还在队里的几个小知青打了个招呼，当天就到公路边上拦了一辆去锡林浩特的班车走了。再从那里一路不停地赶到了呼和浩特。
到内蒙知青办报到后，还有时间回了一趟家，弄了一套行李。然后就跟着车到了学校选定的地方----乌兰察布盟的凉城县岱海青年农场。
那一年的经历，我已经在拙著《开拓，在这版沃土》中给予了记载。
那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又招收了一届一年制的长训班，还是四个专业。我担任了政治理论专业的班主任兼课任老师。这个班没办够一年，由于大批知青返城大势的形成而自动破产，提前解散了。
接着，学校又办了几期“《毛主席五卷》学习班”，学期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我又在其中担任了一门课程。
就在这段时间内，学校决定为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由于我在授课，学校派了专人到我下乡的地方，把户口什么的办回来了，还拉回了剩余的、被不知何人瓜分后余留下来的可怜的家底。
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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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教师生涯
最初是在1970年下乡插队期间，队里建起了队办小学。我先被派去担任了学校的食堂管理员，第二年开设汉文班后正式当起了老师。生产队只有12个汉族学生，设为一个复式班，分别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再加上蒙文班的汉语文课及所有学生的音、体、美课程。倒是给了我全面的锻炼。
最得意的是每年“六.一”时各队办学校师生齐聚公社，与公社公办小学的学生一起召开热热闹闹的运动会及文艺汇演。这成为当时枯燥的日常生活中最热门的一项常规性活动，而且牧人们也自发在同时举办起了小型的“那达慕”。
后来，我被直接点名要进了正在筹建中的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做了一年学员兼工作人员后，就留校当了老师。开始是给一年制的政治理论专业班当班主任，给几期“毛选五卷短训班”（一般一个月左右）当班级书记，讲授的课程主要是建国初期的一些历史知识（当时的“五卷”学习分了几个部分，各有侧重不同）。我第一次讲这门课时几乎都是自己的理解和用词，被前来听我课的内蒙古党校某教研室主任斥为“胡说八道，不可救药”。
再后来，内蒙古的上山下乡寿终正寝，知青办并入了自治区劳动局，学校也没有知识青年可招了，遂一并改为为城市工厂培养技术工人，校名也改为了内蒙古自治区技工学校。我先担任政治课老师，讲授社会发展简史和政治经济学，后来又担任了企业管理课老师，专讲技工生的公共课。
直到1994年我调回北京前，我教过的技工各专业学生大约有50多个班级2000多名学生，至今仍有一些学生不时来人或来电话找我。
想到自己桃李满天下的时候，这种感觉还真的是够爽的！

拥抱快乐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23 08:07
我的教师生涯
最初是在1970年下乡插队期间，队里建起了队办小学。我先被派去担任了学校的食堂管理员 ...

散文拜读欣赏！天气转凉了，龙行天下超版您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