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2 21:34 编辑
我是最近才在别的知青网上看到葛元仁的文章和别的知青学人与他的争论。看过他在2018年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例如“葛元仁: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2018-01-08 09:16 ”。http://www.sohu.com/a/215303891_526311
毫无疑问,葛元仁搜集了大量资料下了很大功夫来论证上山下乡是合理的正确的,我对于他描述的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来龙去脉比较接受,从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主要是周恩来和刘邓主持的,其指导理论也很清晰,就是就业需要。葛也象很多作者那样把毛泽东55年所说的“大有作为”那段话定义为号召上山下乡, 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那是毛泽东在一本书上的批语,是鼓励中小学生(主要是农村到城镇求学的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当会计。当时中国农村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后来城市学生“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形式直到侯隽领头才出现,在侯隽之前(包括邢燕子)基本上是农村出来求学的学生“归山回乡”。
葛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从64年周恩来组织上山下乡一下子跳到75年邓小平鼓励上山下乡,中间越过了68-12-21毛泽东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上山下乡动员令,而且葛文在全文中没提一句“再教育”,这是该文最大的软肋,说明葛元仁是懂行的,他躲过了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无法解释的最关键的拐点。
另外,葛文列举了领导人在文革中与文革刚结束时期盛赞上山下乡的谈话,但是他没有引用这些人后来否定上山下乡的谈话,因此留下了同一领导人前后完全不同的讲话哪些是违心哪些是真心的问题。最有新意的是葛文引用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老臣鼓励上山下乡为民众服务的语录来反证上山下乡的正确性,开句玩笑,老葛如何面对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教导? 话说回来,中国是古老农业大国,自古以来有点钱的人就想买块地为荣,但是自中共“第二次土改(合作化)”后农村的所有制关系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和上山下乡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现在再搞上山下乡就不是插队落户了,那就要分田落户了,问题是现在你求爷告奶也别想在北京郊区或上海崇明岛上山下乡插进一足,道理都知道。
葛文引用:
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1975年10月20日,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代表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邓小平在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
“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
甚至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他还说:“凡是能够到乡下去服务的人,一定是有志气的青年,凡是能够牺牲个人安乐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阎锡山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不知葛元仁是否看到过邓,李,胡等领导人后来对文革上山下乡的说法?我找来一些做对照: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7年冬恢复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复对知青上山下乡冲击很大。其一,它改变了196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使中学毕业生不必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而可以优先选择升学读书。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说: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
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他还说:四川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8年7月19日,华国锋在同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谈话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耀邦同志对知青上山下乡早有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和就业困难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 “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
李先念副总理认为:“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一千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一千多万人,先后花了六十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78年国庆节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又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副总理康世恩说: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对比葛文列举以上资料是想说明上山下乡研究的复杂性,作为在社会上公开发表论文的学者似乎不应回避许多关键的理论和历史问题,在真正的历史事实面前情绪化的有悔和无悔都与学术科学无关,如果先下一个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再去找支持自己结论的资料就无法确立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地位,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绝对不应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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