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在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动荡变化的年代。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给了人们无限的希望和喜悦，几乎人人都心甘情愿为了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切。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刚刚当家做主的人们，单纯、真诚，对所有事物都有着格外的热情和关注，甚至有时会对某些事物有着过于激烈的态度，那时候的是非标准基本上非黑即白，没有中间色，非对即错，没有中间状态。
   那正是我出生的年代。
   1952年夏天，张大学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于萧军，已经背负沉重政治、经济双重负担，再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他决定离婚，给张大学一个婚姻、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张公度老夫妇被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严格教育的孝顺女儿会做出如此辱没门风之事。张公强迫女儿说出真相后，急气交加，让女儿立即去打胎，并且执意要把萧军告上法庭。女儿为了爱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状。张公爱女心切，无奈之下，只好严辞相“逼”，自己出面去告萧军，张大学则是誓死不依。左右为难、盛怒之下的张老先生气昏了头，决定与女儿断绝关系，将她拒之门外。这一拒，断了女儿的后路、最终使女儿远走他乡；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岁时，外公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女。
   

拥抱快乐

那时的张大学住在学校，默默承受着周围异样的目光与压力。但是预产期日益临近，总不能在宿舍里抚养孩子啊！最后是张大学原来的奶妈－－付妈，帮她找到了可以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付妈五十多岁，正在东城的蒋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里住着一位单身蒙族妇女，姓包，人称包妈妈，年龄四十多岁，干净利落，为人诚实、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付妈就对包妈妈简单地、有所保留地说了张大学的处境，想请她帮忙接收无家可归的张大学在她家里坐月子，以后还要帮助照看将要出生的孩子，包妈妈答应了。
    很快，萧军陪着张大学见到了包妈妈。由于张萧二人年龄悬殊较大，付妈为了不让别人生疑，就谎称张是萧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请萧陪同前来。
   付妈一定不会想到，她这一临时编排的说法，竟然后来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纳、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种另类关系—我出生后一直称呼萧军为“大爷”，称呼他的妻子王德芬为“大娘”。直到萧军去世，直到今天，这个称谓从未改变。
   付妈更不会想到，她介绍给我父母的这位蒙族妇女，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无私的母爱，不仅照顾了我的童年，还将我如自己亲生女儿般带大，直到1996年以87岁高龄在我家中辞世，整整陪伴了我43年，最终，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母亲，最亲的人。
    1953年3月17日清晨，在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女婴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当时，父亲为我取名萧鹰，是与他家里几个孩子顺序排下来的，而母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坚持在前面加上了她自己的姓，于是一个叫做“张萧鹰”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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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萧鹰”这个名字我用了13年。文革期间，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给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为了宽慰抚养我长大的包妈妈，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妈妈丈夫的姓，给自己改名“鲍旭东”，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随着我的出生，张萧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着：萧军答应给她合法婚姻的承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张大学本来就是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既不愿为难萧军、不忍拆散其家庭，又不能不顾现实中刚刚出生的孩子今后的境遇，还要尽可能把安宁还给自己的双亲。
    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她作为未婚母亲，不可能带着初生的婴儿奔赴工作岗位。她决定请包妈妈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实、生活条件允许时再将我接走。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她婉拒了学校的挽留，自愿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我就这样留在了蒋家胡同，留在了包妈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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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之间
    张大学去过浙江、到过山东，做过教师、搞过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员，但是她从没有打算调回北京。1957年，她在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和孩子、远离萧军的他乡，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尽管一生都在为与萧军的关系承受痛苦，但她从未抱怨和责备过萧军，反而一直在关注他、关心他。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这样两件事：
    大概是1956年，张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
    张大学的心再一次被深深伤害。她痛苦极了，不愿相信一贯自诩“不许人间摇尾生”的萧军会出这样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条以外，她还是照做了。对此，母亲的解释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烦！”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生活物质极为缺乏，身为一家之主的萧军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营养极差、身体不好。母亲回京生她的第二个孩子，住在外公家里，对这种情况她看在眼里。
    有一天，趁外公出门之际，母亲立刻招呼萧军过来，把通过特供买来、给自己补身体的大虾端给他吃，还不断地催促，“你快点吃，别让老爷子回来碰见！”这就是我的母亲，真可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了！
    由于没能够给母亲一个婚姻，父亲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她，但是当年他确实没有骗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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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萧军去世后，我去看望萧军的妻子、大娘王德芬，她曾经亲口对我谈起此事。
    大娘说：“当年你妈妈怀了你以后，你大爷（指萧军）就提出要和我离婚，但是，他不说是因为他爱上了你妈妈，却说是怕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
    接着，她又说：“小鹰，你想想，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爱着别人，心里该有多痛苦啊！可是，那我也不肯离婚。后来是你妈妈不愿意拆散我们的家庭，自己离开了北京。”
    她还告诉我，“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也常和你大爷一起去包妈妈那里看你的……”我相信她的话，因为，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们也对我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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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一贯留给世人“文坛斗士”、“关东硬汉”的印象，其实，萧军也有着温柔、深情、细致甚至忍让的一面。对于他那深藏在心底的舐犊之情，我是别有体会的。也许是童年的我与亲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太少，所以对于在一起度过的某些时光，倒反而记得更清晰。
    我与父亲长得有些像，特别是眉眼之间，加上小的时候圆圆胖胖的，像个男孩儿。父亲给我拍过许多稚气十足的照片，还在其中一幅照片背后题了一首打油诗来“丑化”我：“眼呈三角形，嘴像抛物线，哪像女孩儿？分明小浑蛋……”怜爱之情充溢其间。他还曾经不无得意的对张大学说：“要是把小鹰放到鸦儿胡同，那就是一个队伍的！”－－意思说我与他其他儿女长得很像。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自己的大头像，照片上的我，大概五岁左右，圆圆的小脸，弯弯的笑眼，嘴巴咧着，笑得甜甜的，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仔细看，会发现我的头发上居然别着一枚曲别针，这也是父亲萧军的“杰作”。
    那天，他到包妈妈家接我出去玩，想在中国照相馆给我照张照片留念。他自己很喜欢照相，也喜欢给孩子照相。那时，他每年都会给我照几张相。后来我长大些了，从五年级开始，他曾经要我每年都要照一张照片送给他。
   等到要拍照了，摄影师发现我前额有一缕碎发总垂下来，挡住我的眼睛，就让萧军找个发卡帮我卡住头发。
    上哪儿去找发卡啊？萧军转了一圈，见摄影师还等着，他一眼瞥见纸篓里的纸上有个曲别针，急中生智，立刻就拣出来把它别在了我头发上、留在了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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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出生住到包妈妈家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萧军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时，每周要去两三次。
    1966年，文革前夕，我上六年级了。一天晚上，萧军又来看我，临走时让我送送他。路上，他告诉我，“你知道么？我是你的父亲”。由于我从幼儿时期就已经从包妈妈那里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所以并不吃惊，只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
   那个晚上，在路灯昏暗的小路上，萧军简单讲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并承诺等到我18岁时，会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会把他与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给我。然而，这一切没能完全实现。
    文革中萧军家里几次被抄，许多东西不知去向。我只从他手中接过几张照片，其中有他为儿时的我拍的照片，还有他与我生母在北海和颐和园的合影。在这些照片后面，萧军或题了诗或写了字。题着“丑化”我的打油诗的那张“杰作”，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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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的文革，我的父母就都没了音信。外公外婆在文革刚开始抄家之时，就被公安部门带走保护起来，好长时间不知下落，后海边的小楼人去楼空。
    我的生活，就全由包妈妈一家承担起来了，我也彻底成为了包妈妈家的一员。
    1969年9月，我去了黑龙江兵团。
    1970年冬天，我从黑龙江兵团先后给北京和山东有关部门写信，请他们帮忙寻找萧军和张大学的下落。
    1971年初，我收到了父亲萧军寄来的亲笔信，信上简单述说了他几年来的情况，还寄来一张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精神还好。
    他在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一段话：“英儿，这是我第一次还家照下的一张照片，送给你罢！萧军时年六十三岁”，我现在仍旧珍藏着。小时候我总嫌“鹰”字太难写，就偷懒写成“英”，于是后来就鹰、英通用了。
    母亲张大学的信来得稍晚些，她在文革期间被抄家，被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随着丈夫一起下放到了边远农村。接到父母来信，知道他们都还健在，我悄悄地哭了。因为，当时我的头上顶着数顶黑帽子：反动文人子女、封建领主后代、修正主义海外关系……连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也不能表达。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也一直牵挂着我，时时关注着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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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初，萧军得到一个关于知青返城的消息，当晚就赶去告诉包妈妈，恰好正赶上我回京探亲。这是我从文革开始后，七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看着他满头白发和消瘦的脸庞，我有些心酸。
    在1973年底，我回到了北京。见到母亲则更晚些，已经是1974年的秋天，我们已近十年没见了。
    十年，一个孩子成长中不可复得的非常岁月，他们却都无奈地错过了。
    到了197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萧军平反的消息后，就赶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他复出了，要重新以作家身份开始工作了。
    接下来，他开始不断出席各种会议，应邀到各地演讲，带团出国访问，十分繁忙。我在为他高兴之余，心里始终有种深深地忧虑。我担心突然的生活改变和工作压力会伤及他的健康。
    由于萧军年事已高，复出工作之后越来越忙，已经没有时间来看我了，我又不愿意去他家。我们见面机会变得很少了。我只有在心里默默祈求上天保佑他平安顺利。
    他为此特地叮嘱我：“这里是你的家，想来就来，没人能拦你。你大娘对你是很好的！”还特别告诉我说：“在这些孩子们里，小耘是最像我的，她知道你的事情，不会对你有偏见，以后你可以多和她来往……”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忽视对我的关注，我的每件大事，都会听到他真诚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