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你需要静静……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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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修改地名的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觉得近期拟出成千上百个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于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止11月7日止，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有不少街巷地名，群众已经自动命名，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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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普红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黄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村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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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至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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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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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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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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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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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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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下放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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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