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艾德丽安.里奇曾在《女人所生》中写道：“不管我试图要他给予我什么，但主动提出的一方肯定是我。我感到沮丧，经常冒火，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他爱我，我仿佛就成了他一种必须承担的包袱。尽管给他带来的是负担，但能够被人爱，我仍然充满了感激。”
我总觉得没有什么话比这段文字更能揭示出萧红的心了。世事悠忽如昨，往事并不如烟，本来无奈的婚约，却让汪恩甲第一个走入了她的生活，或许还有那位不为人知名的李姓青年。和陆家表哥毅然离家，虽然逃婚是一件非常时髦而又令人赞许的大事，但对萧红来说，这却是她痛苦折磨的开端。一方水土一方人，家乡土地故乡魂。汪恩甲解了她一时的乡愁，却留给她了一个无奈送人的孩子，还有那巨额的旅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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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之处，是萧军，这个被她称为三郎的男人把她拉了上来，在冷清的亭子间里，只有他才能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郎华仍不回来，我等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 肉体的和精神的伤痛都忍受过来了，萧红与萧军一同加入到抗日文艺队伍，崭新的道路在面前展开。可值此之际，他们分道扬镳了。
    同样的场面，端木蕻良出现了，萧红将四粒相思豆和一根竹竿送给了这个不无文弱的男人。端木成全了她一个完整的婚礼，虽然得不到祝福，但这已值得她去追寻一场静影花庭，哪怕那是一池琼瑶，也只好翩飞而过，落下点点离人泪。
的确，这只是一场梦，又醒了。可这回剩下的只是旷野里那轮苍凉的月，朔风里那曲清扬的笛，欣慰的是，一个如风的青年作家骆宾基怀着爱意将她送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她结缘萧军；怀着萧军的孩子，她牵手端木。她知道，自己不能要求太多，因为这些男人的包容足以让她感恩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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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对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的回忆中。萧红去世后，萧军居然这样说道：“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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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对精神痼疾的批判
　　对于生命层面的麻木，鲁迅小说没有自觉地涉及。鲁迅展示人物的灵魂麻木，笔触耕耘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萧红戳到的是生命层面的痛穴“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萧红的文字里，表现的是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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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兰河传》中物化的生命形态
　《呼兰河传》比之于《生死场》，情感上要细腻得多，文字也开始打磨得比较漂亮，三十岁的萧红用一种较为包容的眼光看特愚昧的故乡，看待那些麻木的心灵，当她写到童年的记忆，写到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那些蝴蝶、蚂蚱、蜻蜓时，笔触仿佛还有了一些温暖一些阳光的气息，但它与《生死场》在本质上的凄冷、荒寒是一致的，刻划的是这些渺小卑微的生命在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意义上的麻木。这些许温暖更映衬了心灵荒寒、灵魂死灭的存在的可怖。
　　叙述者变得更为深藏不露，仿佛没有了生死场里那种撕心裂肺似的直截呐喊，但我们仍旧能感受到作者悲悯的眼光在文字之上流淌，在那些表面温和平静的故事里头，有着她泣下的血泪：“人生何如，为什么这样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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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物为中心的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淡化或消解了各种亲情、友情，变得极端自私、冷酷、麻木、专横，恃强凌弱，沿用着动物的生存法则：金枝的母亲吐痰时总是下意识的将痰吐到女儿脸上，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是把女儿当痰盂了?成业夫妇发生争吵，成业在一怒之下把才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当出气筒，活活给摔死，埋葬在乱坟岗，成为野狗们的美餐。胡家婆婆儿子身上残留着二十多处伤疤，有的大如碗口，都是父母留给他的纪念。为什么长辈对晚辈如此专横，凶残，冷酷无情?原来他们是把晚辈当作将来可资利用的物——“养儿防老”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们现在还需养育，白吃白喝，需要付出成本。为平衡心理，自然就可以任意支使和支配这一物了，于是便形成了以长者为本位的定位和格局，派生出以长辈为中心的系列规范、秩序和观念世代沿袭：他们的思想就是标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的说话就是金口玉言，他们的行事就是世人的楷模，他们掌管着从物到人的定夺权力，他们的命令必须遵照执行，他们恪守着上千年积淀的传统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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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的女人们为什么大多喜欢惩罚孩子?因为代表强者的丈夫虐待了她们，她们就反过来虐待更弱小的孩子。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某一特定心理要素原来所囿于的心理能量减退或消失了，那么与此相等的心理能量就会在另一要素中出现。也就是说，“精神能量是不会白白消失的，它不过是从一个位置转移到了另一个位置” 。呼兰的女人在精神和实力上是无法同她们的男人相抗衡的，由此导致了她们心理的失衡，变得性情乖戾。为求得心理平衡，她们就会向更弱者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怨气，转移心理能量。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呼兰的女人为何热衷于以暴戾的方式和手段，在维护“正统”秩序的形式下惩教孩子。而孩子则在父母的专横和压迫中屈辱地成长，自小便接受了这一教育模式。他们将来长大成人，对下一代亦重复着父母们对待他们的一切，形成恶性循环。萧红似乎像当年的鲁迅，面对蒙昧的世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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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深入挖掘并深刻表现了国民生存的状况。呼兰的男女们背负着“几千年来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人生的苦海中彷徨，他们至死也弄不明白自身苦难命运悲剧的原因，他们往往求助于虚幻的鬼神迷信作为灵魂的超度，完全迷失了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他们只是“习惯”地顺应现实，盲目地追随传统，彻底放弃了对人的自然灵性和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完全抛弃了自身存在的生命价值和本体意义，陷入了生存表象和生存本质相分离的悖论。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的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而这正是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意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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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独特视角下男权观念
　　在呼兰男人的传统观念中，女人也是可以任意支配的物。他们认为自己是获取庄稼等食物的主要生产力，是家庭生存的依靠，因此在家庭生活中理应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在呼兰，不管在外面多么懦弱无能的男人，如人前唯唯诺诺的二里半，在家庭中都掌握了话语权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控制权，要打要骂，只能由他，其他成员惟有默默忍受而已，形成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女人除了操持家务，庄稼地里帮忙干活之外，只是男人泄欲和生子接代的工具，夫妻之间并无多少情感可言。成业见到已怀身孕的金枝，“不是想亲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地讲些情话，他只是本能指使着要动作这一切”，表现出禽兽般的需要。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丈夫在她患病之前，到处把她作为人前炫耀的资本，可是当她瘫痪，丧失了作为一个物的使用价值之后，就被遗弃了，受尽了家人的冷眼、虐待，“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听任她“……排泄物淹浸了那座小小的骨盘……，臀下是腐烂了，小虫在那里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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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妇女在上千年的封建教化中，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男权观念的影响，被迫承认“男尊女卑”这一现实。在她们的心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意象：男人像“石块”、“太阳”、“老虎”、“禽兽”和“猫”，女人则是“老鼠”、“猪狗”、“稻草人”和“罪人”。她们遵循着千百年来既定的观念：“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价值取向，对自身的生命存在缺少认同感，缺乏独立意识，带有极强的依赖性和奴性。她们被动而消极地顺应男权社会，只能成为这个弱肉强食世界中的牺牲品。
　　萧红把女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共时描写的艺术处理，更加突出了女人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身心遭受的痛苦：“夏天，狗在后房草堆上生产，母猪的肚子也大了起来，五姑姑也在生产，土炕上扬着灰，她光着身子，像一条鱼似的趴在那里”;当王婆接生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正在生小猪”。在这庄上，谁家养小孩，一旦遇到孩子不能养下，“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肚里硬搅出来……”，而生产的女人则悲壮地“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