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你就看看，不喜欢你就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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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还记得，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一个号召，他写了八个苍劲有力又挥洒自如的大字，叫做“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粗粗看来，这似乎是一句口号。在“文革”前，人们也确实把它就当作一句口号而已，大概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也很少知道怎么“移”、如何“易”；而且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一类的东西，居然同改造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联系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经过了“文革”，再经过了改革开放这30年，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现状，回过头来再审视这八个大字，人们的理解恐怕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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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各方面的辉煌成就，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然而，毛泽东还是忧虑。他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也好，社会主义现实也好，党和政府为人民制定的宏伟蓝图也好，都好。可有一样东西不好，那就是封建主义残余根深蒂固、资本主义思想死灰复燃、修正主义思潮猖狂进攻（可以统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些“封资修黑货”将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最终不但将阻碍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甚至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辙。因此他反复强调：“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再联系上述八个大字，他认为开展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重点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除了政治上“选择道路”、“反修防修”两方面的出发点外，还有第三个出发点就是“文化革命”，故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政治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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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场“大革命”必须全民参加，他认为，尤其是青年一代应充当“先锋队”，理由是“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富有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文革”初期，他老人家首先把“破四旧”的任务交给青年一代。但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自以为有文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小资产阶级”的清高。特别是经过运动初期的冲冲杀杀，高喊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做，谁做？”的口号，就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了。因此他们似乎不大看得起工人和农民，认为工人手上有油污、农民脚上有牛屎，因而不大愿意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如上文提到的，严重到“是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地步。因此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对所有“封资修”文化进行全面大批判，一方面鼓励支持创作一批革命作品来占领文化艺术殿堂和阵地，这就是“破旧立新”。在戏剧界，最典型的莫过于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在小说界，那时几乎很少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因为长篇小说创作难影响大，而“利用小说（主要指长篇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所以很多作家就转向短篇小说创作；诗歌界也十分活跃，最著名的是天津“小靳庄农民诗歌”，几乎人人皆知。“文学青年”中最庞大的队伍就是诗歌作者，笔者当时也算一个，记得有一首《矿山哨卡》还上过《江苏文艺》（原《雨花》）；在歌曲、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领域，一大批歌唱工农兵、社会主义建设和美好江山以及国际主义的作品流传至今仍不失为优秀作品，如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相声《友谊颂》、山东快书《赔茶壶》等至今耳熟能详；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开辟整版的文艺副刊，影响最深的是《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每期都刊登来自各条战线工农兵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曲艺等体裁的原创作品，当然这些都是“革命的、人民大众的文艺作品”。同时，为配合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官方还大力树立先进人物的典型，如雷锋、欧阳海、焦裕禄、李月华、王杰、刘英俊、金训华、门合等。这些英雄人物和“样板戏”中的各个主人公形象，以及整个文艺领域“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构成了极大的文化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用全新的世界观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整整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因此当党和国家发出任何号召，青年一代几乎没有不积极主动响应并毫不犹豫付诸行动的。知青，就是肩负着这一重大任务之一而踊跃上山下乡的。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文化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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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防安全与知青运动 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国防安全历来是当局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国防力量的强弱和国防措施的疏密决定了国家的安全程度。特别是当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了对立性质以后，国防便显得尤其重要。 1949年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国家”，至毛泽东逝世前的27年内，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基本没有停息过。先是50年代初三年朝鲜战争，又是60年代初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紧接着是十年的越南战争，同时北部边境又遭“苏修”陈兵百万的威胁而终于爆发珍宝岛战役，再加上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真可谓“四面楚歌”；同时国际关系也处于“冷战”状态，“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国防形势始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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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泽东又提出：“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同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爆发突然事变的可能性不论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我们都要保持警惕，要准备坏的那一面。在和平时期要警惕坏的情况的到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以及60年代前期，美国高层曾多次讨论对中国实施核袭击。这年11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阿联酋驻华大使时说，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狂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任何局部的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至于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进入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并于1962年在加勒比海剑拔弩张，险些酿成核战争。此后，核战争阴云笼罩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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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应付核战争的准备愈益强烈，并据此做出一系列国防战略决策。1964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1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情况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加强战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6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大战也许打得起来，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针对上述形势，我国一直把“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作为国防工业和平时期的总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指导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文献。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走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导实施国防战略举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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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指导思想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国防战略和方针措施，比如国防军工“大三线”建设方针和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全国各地“人防工程”的大力建设措施等。特别是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和前苏联撤走包括核武器专家在内的一切专家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1970年的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国防科技新成果，令世界震惊并刮目相看；同时在武装力量的配置上，除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正规军以外，中央在60年代后期作出了全国各相关省区建立生产建设兵团的重大决策，于是“兵源”就成了重要问题。 从军事常识看，最能够成为兵源的当然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一个国家处于“战备”状态或有可能面临战争的情况下最可宝贵的兵力资源。因此，如果把大量的年轻人长期滞留在广大的城市，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如果说，“大三线”建设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措施是将物质资源及其生产能力隐蔽起来的话，那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不仅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将广大的后备兵源疏散起来的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这项战略措施的具体落实就是在全国各省都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仅以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全省从连云港到南通，在广阔的海岸线上，1969年建立起四个师26个团的兵团准部队建制，隶属于南京军区下设的省军区。且每个团都有一万人以上，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全省就是就是近30万人，再加上其他未纳入兵团的农场和广大农村的武装民兵，这样一个省就为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储备”了上百万的“第二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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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第二武装”好生了得，它平时进行生产劳动，产生以粮食为主的大量物质财富；同时又以部队化的管理机制对知识青年进行国防和军事的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具备比较一般民众训练有素的半军事化素质；一旦战争打响，立即可以成为正规部队源源不断的补充兵源。所以，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生产效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粮食；训练有素的“第二武装”屯垦戍边。这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三重意义。 尽管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一石三鸟”的战略措施后来会被林彪利用企图作为“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因此他在70年代初期致力于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了紧张关系和使国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1975年才下决心撤销了除新疆以外的所有建设兵团。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国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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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会改革与知青运动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战略经济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领导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以后，决心通过全方位的改革而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他把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交给青年一代，他对青年人寄予无限希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    而毛泽东的社会改革，首先从“三农”开始。这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和农民、农村的落后所体现的“工农、城乡、恼体劳动”“三大差别”，再加上内地和边疆（包括东、西和南、北）的差别，实际上是四大差别，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因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毛泽东关于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不仅要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要知识青年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及脑力劳动的优势去反过来“教育农民”，去影响和带动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发展。在这方面，笔者作为一名曾经的“老三届”知青，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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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和成千上万常州知青下放到苏北各县插场或插队落户，后来笔者又因支援国家煤矿建设需要而前往江苏最西北角的丰县开山采石、到徐州矿务局当矿工，曾经租住在当地农村的农民家里和北方煤矿工人村长达16年。在与广大农民和由农民转为矿工的长期接触中，既学到了他们淳朴敦厚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又发现了他们包括思想观念、文化科技和生活习惯的落后缺点，因而力所能及地帮助和影响他们逐步摆脱落后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