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龙行天下

邻居有女称小月，
最喜小伙欲触接，
天南海北随意扯，
想到厦门看一看。

林翔云

第二十三章 军民联欢
    生产队有几十亩梯田离村里较远，农忙时为了抢时间多干活，队里经常安排全体人员就地午餐，当然是吃“阿公”的，虽说只是“粗菜淡饭”，但对还在饥饿线下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打牙祭”了！仓管员对我说，如果全是男社员，每人只要吃十四两（约430克）大米，有女社员的话，每人就要吃一斤二两（约570克）大米，我不解其意，但实践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问了妇女队长才解开这个谜：原来女社员们在家里吃的都比男社员们更差，又难得吃一顿“阿公的”，一有机会当然要吃到“撑破肚皮”才“放手”。
    梯田有许多烂泥地，就象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一样：人不小心踩在上面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旁人及时拉起的话，是不可能自救的。但“老社员”们却最喜欢利用烂泥地来作弄“新社员”，而且乐此不疲——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陷进去，面对死亡威胁时露出的恐怖，人们幸灾乐祸、狂笑不已、手舞足蹈，比中彩还高兴！我多次被骗，对这种充满低级趣味的“游戏”深恶痛绝。如果是别人被骗的话，我会提醒他（或她）注意，对已经陷入泥地的，我会马上冒险拉他（或她）上来，但这样做势必得罪大多数人，他们觉得“好好一个极其有趣的事”毁在我的手上，有时还会拳脚相向，转移“惩罚”目标。
烂泥地里更可怕的是蚂蝗，被叮上了即使上岸把它揪出来，还要流不少血，据说把蚂蝗“碎尸万段”埋在牛屎堆里，第二天便可在里面看到成千上万个小蚂蝗！
蚊子也是吸血虫，在这里不管白天黑夜蚊子都咬人，从来不“下岗”，上厕所成了我最惧怕的事：厕所里的蚊子大得吓人——相信“云南十八怪”里“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在这里也是真的——每一次如厕时屁股都会被蚊子咬得肿起来，人几乎要窒息，走出厕所后还会痒痛半个小时；晚上睡觉时蚊子搅得全家不得安宁，又买不起蚊香，有时实在受不了只能出去爬树采些柠檬桉枝叶回到家里到处甩打或者混合谷糠熏燃，虽然可以驱出一些蚊子，但臭味还是让人难以入眠；有一次我在一片栗子林里除草，被一种小蚊子（蠓）叮得全身肿起来，过了几天才消肿，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恐惧。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本地农民就不怕蚊子呢？
    据说农民们会用烟草的气味驱赶蚂蝗和蚊子，我不会抽烟，也反对抽烟，但对这里农民们的抽烟过程很感兴趣——他们每一次抽烟都很麻烦，先是随便撕下一小张笔记本或者什么印刷品的纸张，放一点自己在家里切的黄烟丝，认认真真地卷成一个小喇叭后，又要拿出一小块打火石，对着石头摩擦，擦出的火星喷在黄麻杆上，然后拼命吹黄麻杆，吹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直到黄麻杆冒火再点燃烟卷，这时候才开始乐滋滋地享受起来——抽一次烟要二十几分钟时间。我说：这不是太麻烦吗？农民们说：你不知道，这就是抽烟的乐处，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其实还有一点，农村五匠到人家家里干活、帮忙，包括现在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抽烟是他们休息的一个合理而又没有人可以阻止的借口。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带手表，歇工时间不好掌握，惟独在梯田这一片地里劳动时好办——有两个方法可以确定时间：一是不远处有一条公路，只要开往某某地方的班车经过，再过“一拨烟”时间就可以停工吃午饭了；二是只要听到附近部队拉练回来大声吆喝“一、二、三、四”时，我们也就可以跟着歇工了。
有一次我跟路过的一位军人开玩笑说：“你们为什么每一次吃饭前都要吆喝一、二、三、四，是不是这样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
那军人（后来我才知道是个连长，那个时期部队没有军衔，官兵不分，很难辨认）笑着回答道：“我们要不这样叫喊的话，你们干到天黑都不知道歇工！”原来他早就知道农民们的秘密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玩笑，我竟然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的连队跟我所在的生产队成了部队和公社“军拥民、民拥军”的第一个典范！
其实我同连长交朋友的“动机”很简单——部队经常放映好看的电影，我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偷偷告诉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看。有几次先告诉小月“晚上有好看的电影”，各自再邀几个朋友，一大群青年结伙同去——那时侯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还不敢走得太近，其实朋友们大都心里有数，只是不“揭穿”我们罢了。
    当农民最难受的是没有零钱花，要赚钱就得想方设法去当民工，象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即使找到当民工的机会都不允许去。记得队里有个叫做“阿臭”的青年“找后门”终于有机会去铁路当一年民工，他妈妈高兴得把家里腌了一年的一缸咸余柑全部拿到生产队队部给大家分享，感谢社员们给他儿子“发财”的机会！
有一天连长偷偷告诉我：“杉眉水库库底居民移民即将开始，我们连队奉命调去协助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的保卫工作。据说指挥部还要吸收二十个临时工，你们队里有人要去吗？”
那时已经是农闲时节，我到队里一说，几乎所有“劳动力”都想去，虽然队长宣布去水库“赚”到的钱一律充公，去的人记工分（我仍旧每天八个工分！），报名的人还是超过二十个，只好用“抓阄”的办法产生二十个要去的名额，我当然不用“抓阄”了。“抓阄”的结果七个队委走六个，只剩下一个妇女队长“留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抓阄”也做了手脚）
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就在乐东公社附近，即将建成的杉眉水库和水电站是全省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把一个全县面积最大的公社几乎全部淹没，移民十几万，成为政府最头痛的事情。指挥部设在水库中心位置的一个小学校里，部队住东边原来教师们住的宿舍楼，其他人员住西边的教室。
我们这些“临时工”的工作起初是“撬门窗”——移民们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去把房门、窗门等等木的、铁的“值钱”的东西弄回指挥部的一个临时仓库里，以防被“靠边站”的村民“偷”走。这工作注定要与当地民众闹矛盾，一碰面他们就叫：“鬼子进村了！”——这个比喻倒是非常形象，他们搞“坚壁清野”，我们则实行“三光政策”。为了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指挥部的人们得与“原住民”周旋、斗智“斗勇”。
    在指挥部“工作范围”内有两处列为“重点保护单位”：一是民国时全省最大的军阀陈海的“老巢”，他的住处倒也一般，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的客厅下面挖出了几百条生锈了的枪支和几十箱子弹，这早已在指挥部的意料之中，但几栋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和军营却让人们大开眼界而又大伤脑筋，为了“回收”比较值钱的钢筋，也为了今后水库里行船的安全，动用了部队的枪、炮、手榴弹、炸药包，同打一次中等规模的战斗差不多，只是没有敌人；二是曾经因为一出话剧《九命沉冤》而闻名中外的大地主陈亮的一排三栋“大厝”（闽南四合院），我在念中学的时候看过这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现代话剧，心想这个大地主的房子一定比刘文彩的“收租院”还壮观，进去看了以后大失所望，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什么金银财宝、枪支弹药，“水牢”、“刑堂”等等也是子虚乌有的事，赞叹话剧的作者吹牛之功实在是高！
“指挥部”人员虽然不多，但“官”大——省直单位，“总指挥”据说相当于副专员，是个“南下干部”，山东人，姓张，人很耿直，正派，不贪财。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跟他成了“忘年交”，从他的嘴里“挖”出了不少干部堆里的丑闻，同《官场现形记》描写的差不多——原来我以为当官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呢。
张的得力手下——一位姓汪的副总指挥就贪得无厌，我亲眼看到每天找他“批”各种“回收材料”的人们大包小包地送给他东西，他照单全收，从不“客气”。我把此事告诉张总，回答是：“你太天真了”。
既如此，我也就熟视无睹了，常常把人家送给汪副总的礼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高贵的铁观音茶泡给大家喝，名牌烟给大家抽（我不抽烟，但喜欢看他们吞云吐雾），好酒晚上配花生吃（我也不喝酒，但喜欢闻酒香）。汪副总并不气恼，反正有的是。终于有一次让我看到汪把这些好烟好酒好茶卖给他的一个亲戚——我干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己也说不清。
这地方的小青蛙很多，一到晚上，指挥部四面蛙歌，甚是热闹。于是我吃过晚饭就多了一个活动——钓青蛙：只要用一条细绳子尾巴绑上一个蛙腿，在路旁的草丛里走一圈，就可以钓到一竹篓青蛙。这青蛙也有趣，它一看到草丛上方有会动的东西，就纵身往上跳，张大嘴巴含住饵料，死不松口，被人钓去当美味佳肴。
我一面吃着青蛙美食，一面听张总指挥讲青蛙的故事——原来张总的老家山东从来不吃青蛙，张总来南方后，起初不敢吃，后来“经不起诱惑”吃了几回，竟吃“上瘾”了，回老家时到田里钓了一大竹篓青蛙准备煮吃，村里的人们以为他疯了，都来围观。吃完青蛙，他老妈把铁锅洗了十几遍还觉得不够干净！
    指挥部里有一个高个子男青年吴庆，体高将近一米九，而我们生产队来的女青年有一个最矮的叫做黄珠，体高大约只有一米四，指挥部的人们说笑话“要是这两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不知会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没想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这两人都不见了，找了老半天才发现他们在附近的河沿下谈起恋爱了！不到一个月两人结婚，成就了一对美满姻缘。
有一天我看到连长和张总在一起，就建议说：“我们来个军民联欢篝火晚会怎么样？”两人都表示有兴趣，其他人更是没话说了。很快地当天晚上就热闹了一回——两百多个人在小学操场上围着用废旧木料点燃的篝火唱歌跳舞，狂欢到深夜。
我和连长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和京剧唱段，记得连长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得特别棒。指挥部几个女同胞包括我们队里的清梅、秀美等人也唱得不错，我用口琴给他们伴奏，引起一阵阵喝彩——部队军人叫得特别欢！张总的笑话和几个年轻人临时编排的“小品”也不时让全体参加者笑得前仰后合。到后来附近“靠边站”的居民们也参加到“篝火晚会”中来。
也许是“乐极生悲”吧，连长在晚会临近结束时轻声对我说：“我总觉得好象要出什么大事的样子。”我一个晚上都在琢磨他的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

龙行天下

公饭女人更能吃，
烂泥地中善心施，
跟着部队做民工，
联欢会后要出事。

林翔云

第二十四章 “无人驾驶板车”
第二天果然出事了，还差点酿成大祸。我是在中午歇工的时候才知道出事的，起因是指挥部一个小组人员上午去“撬”一户刚走的居民的门窗时，附近“靠边站”的人们围观，清梅手上拿的铁钎不小心碰到一个男孩子的肩膀，那男孩突然扑倒在地，“围观”的人们纷纷指责清梅“打孩子”，有个女的自称是男孩子的婶婶，说小孩子“受了惊吓”，抓住清梅的上衣要清梅把胸前的纽扣扯下来让她“拿回去熬汤给孩子喝了‘压惊’”，其实是想脱清梅的衣服侮辱她。在两人拉扯的时候清梅被打了几个耳光，一场男女混战终于发生。
指挥部全体出动才把这一组人员救了出来，但据说“靠边站”的人们已经发动了六千多人准备晚上围攻指挥部。
张总指挥和连长分析了局势，认为此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非偶然事故，“靠边站”的人们认为他们的亲戚朋友移民离开此地，留下的所有“财产”“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他们，而省里却成立什么“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明显地是“侵占”了他们的利益，昨天就利用“军民联欢”的机会来探虚实，今天完全是借故闹事。
连长紧急向上级请示，下午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响了：“接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部队在本地拉练，请各单位做好准备”。不久，师部一百多辆汽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过来了。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其实指挥部里的人贪心程度比“靠边站”的人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汪副总，其他人也都想方设法偷东西。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家里准备盖房子，向指挥部开了一张“购买申请单”交了几十块钱就弄走了价值一千多块的木料；政治队长拉了几卡车的钢筋也才花了几十块！听说有人在一户大财主的卧室地下挖掘出一缸金条也不交公——那户人家是在移居外地后接到海外亲人来信才知道他们的祖先埋金在地下的事，发现被挖走后告到指挥部如同石沉大海！
我不想盖房子，也不会做生意，木料、钢材都不想要，但有一天在一户人家里看到几块漂亮的彩色玻璃后却也动了心——我知道这种彩色玻璃的价值，它们的制作工艺难度极大，里面含稀有金属，只有欧洲一些有名的教堂如巴黎圣母院、德国科隆大教堂等才可以见到它们！我偷偷地把这些玻璃卸下包裹好装在一个木箱里，特地请假一天搭乘军车把它们搬到自己家里准备藏起来。
    小月看到我费力地搬着木箱，也赶快过来帮忙，并且一叠声地问“是什么宝贝？”我在家里打开箱子告诉是“难得的彩色玻璃”，她大失所望。后来我发出邀请“今晚井口见”，她才又高兴起来。
到了约定时分，我们俩仍是站在金光菊前谈话，分别了一段时间，话题也多了一些。我讲了在“库底”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指挥部里的人和事。对我的做法和看法，小月不以为然，说队里其他人都往家里运木料、钢材，“几个月就发了”，“你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弄来一点？”我笑笑，说我又不盖房子，弄来那些建筑材料干啥？小月说：“现在不用，以后也可以用嘛。”
我觉得脚有点酸，看看四面有没有坐的地方，小月拉着我说：“就坐在井沿吧”。
我刚坐下，觉得背部暖暖的，原来小月也同时坐下了，与我背靠着背！我闻到小月身上飘过来淡淡的体香，忘了刚才不愉快的谈话，又快活起来。
谈到打架的事，小月显得非常担心，一再追问“怎么样了？”直到我告诉她部队进入“库底”平息风波，她才安心下来，却又劝我不要再去“库底”了：“跟‘靠边站’的人们矛盾那么大，遭暗算怎么办？”
我觉得她的担心不无道理，第二天就去指挥部，请队长换人，然后向连长、张总、汪副总等告别，他们都觉得很可惜，想挽留，可我主意已定，当天就回乐西大队了。
生产队有了一点钱就想盖仓库，选派了几十个“强劳力”去附近的山上买杉木，我也在其中。到了林场，我跟其他人一样扛了两根杉木，刚扛起来的时候并不觉得干这活有什么难度，在平路上走、上坡、下坡路直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但在山腰有几处小路弯弯曲曲的，社员们都顺利地通过，而我却遇上了大麻烦——杉木太长，向前迈一步撞上大石头，弹回来又撞上大树，左边撞过来右边撞过去，有几次失足差点葬身悬崖！
天渐渐变黑，我又急又怕，又饿又累，更加频繁地到处“碰壁”，一百多斤重的杉木压在身上，走投无路，心想要是再摔一跤掉进深渊死了也就“彻底解脱”了。正慌乱间，队里有个名叫黄锦辉的回乡知青从原路返回来找到了我，替我扛了一根杉木，并带着我顺利走出了“死胡同”。
过了几天，队长又派我和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到十几公里远的地方买花岗岩石板，租了九辆人力板车去拉，我不会“掌舵”，只能跟着去装卸和路上帮着推车。
空车去的时候，遇到下坡，拉车的人把九辆车首尾用绳子捆绑连在一起，所有的人分坐在这九辆车上，只有头尾两辆车的“把手”“掌舵”，还美其名叫做“无人驾驶”。那时侯公路上车辆很少，农民们特别喜欢这样冒险。我担心出事，不敢坐，他们笑我胆小，“不是男子汉”，只好硬着头皮坐上去。下第一个坡没事，下第二个坡时差点撞倒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我刚刚对他们说“不要再冒险”时已经要下第三个更长的坡了。“无人驾驶列车”连续转了几个弯以后，一辆军车突然出现，前面的“车把手”躲闪不及，九辆车全部栽到路旁的水稻田里！我惨叫一声“不好”，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醒过来时，所有的人都还在田里，全部轻伤，我的额头和眼角在流血，还得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车弄到公路上，再度出发，只是没有人敢试“无人驾驶”了！那天也不知这一群伤员怎么还能装卸石头、推车十几公里，回家后各自才知道伤得都不轻！
因伤在家里躺了几天，小月和她妈妈时不时过来看望。我想了很多很多，觉得长期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一辈子可能什么也干不成。保尔·柯察金的话又在耳边想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即便是到外地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龙行天下

工地上面太混乱，
群架盗窃没个完，
小伙只弄彩玻璃，
归来跟着到处干。

闲人一个

艰苦至极，但是也有苦的乐趣......

林翔云

第二十五章 丢谷事件
公社发了通知下来，说是要由贫下中农“推荐选拔”一些知识青年上大学，起初说是“推荐”上去可能还要考试，所以生产队里在讨论的时候有人还是提出让我去试试吧，如果真要考试的话，我肯定会考出好成绩，是“最有希望”的人选。大队把名单上报到公社时，有人说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推荐这样的人会被上头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阶级立场不稳’”，卡住了。
我还寄希望于以后是不是会“慢慢变好”，有一天看到报纸上登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迹”，才彻底死了上大学的心。后来几个同学聚会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妈的，张铁生这小子要让我碰上的话，我就把他杀死，然后偿他的命。”
我说：“死了一个张铁生，还会冒出多少个‘白卷英雄’出来，你杀得完吗？！”
    稻谷将要登场的时候，生产队到外地打工的人包括去“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的人员也都得回来参加“双抢”。其实全队就那么几十亩地，要是分给社员单干的话（这话在那个时候是不能说的！）几天就干完了，可大家却要集体在田里慢吞吞地磨蹭一个多月！
    这一天下午，队长通知我同黄锦辉两人晚上看管临时堆放在一栋“大厝”（闽南四合院）里面刚刚晒干的谷子，这“大厝”里住着十几户同队的社员，都是“自己人”，我一点也没有把看管谷子当一回事。黄锦辉刚好也喜欢下中国象棋，于是我们两人吃过晚饭就隔着“楚河汉界”大开杀戒，直杀得天昏地暗，到下半夜就一起“堵”在大门口睡死了。
天亮的时候，被妇女队长叫醒：“快起来，谷子被偷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妇女队长带我去看她昨晚有意在谷堆上做的记号，果然丢了几担谷子！
我们正在分析“案情”时，大队“保卫组”派人来把我叫去大队部，一进“保卫组”办公室，副组长一拍桌子：“你知道我们党的政策是什么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回答：“你认定我是监守自盗了？”
副组长发了火：“你只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才有出路，否则死路一条！”
我一听也火了：“现在是破案的最有利时机，我们正在想办法，从现场看，破案并不难，你却把我叫来这里！快把我放了，否则我告你包庇坏人！”
副组长见我理直气壮，一时语塞，却又咆哮起来：“你是阶级敌人，注定只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我不买他的帐：“几担谷子就是阶级斗争，你也未免草木皆兵吧？”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爸爸是现行反革命，你也是！”
“你到底讲理还是不讲理？！”
正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有人进来对副组长说：“偷谷子的人已经查出来了，组长叫你去一下。”副组长只好悻悻地放了我。
趁我和锦辉都在熟睡的时候盗走谷子的是住在“大厝”里的同队社员黄少辉，此人一贯好吃懒做，常有小偷小摸的记录，但他出身贫农，只是“口头教育”一下就没事了；黄锦辉也是“口头教育”一下也没事了，因为他家的成分是“下中农”，而我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被罚扣一千个工分，也就是得白白给生产队“义务劳动”四个多月！“道理”很简单：一、出身四类分子家庭；二、大队保卫组有“交代”。

龙行天下

推荐知青上大学，
遇到铁生再无缘，
只因得罪某干部，
工分一气罚一千。

林翔云

第二十六章 山里人
“丢谷事件”对我打击不小，也促使我下决心离开此地。我把这个想法对小月说了，小月却不以为然，劝我忍气吞声，“在家千日好，出门朝朝难”，况且“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都是搞“阶级斗争”，逃也逃不掉。但我走意已定，不想改变，只对小月说：“我心情不好，去屏南找我堂二哥散散心。”
我的想法是到鄂那里看能不能找到一份苦力做，哪怕是到工地里做泥水工不要钱有饭吃都可以。
全家所有的“存钱”集中到我的手里也不到十元，只够买到屏南的车票和吃住费用。为了省点钱，我向邻居借了一部自行车，大哥和我轮流骑载、翻山越岭到六十公里外的一个车站，大哥自己骑着自行车回家，我买了去福州的车票，在福州住进一家澡堂旅馆花了两毛钱，吃饭花了一毛钱，听人说坐火车到莪洋再转汽车可以省下一毛钱，于是我改变主意买了火车票。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到了莪洋，马上买汽车票到古田准备转车去屏南。
谁知道在古田刚好碰上突发的“军事训练”——这一天是九月十三日，后来才知道“中央出了大事”（林彪事件），与突然发生的军事训练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害得我又在古田住了一夜，多花了两毛多钱！真的叫做“欲速不达”、“欲省反亏”了。
到屏南买车票去鄂插队的熙岭公社，身上只剩下五分钱，我并不着急，心里想只要见到堂哥就没事了，谁料到了熙岭，找到鄂的住处，却不见人影，问邻居，竟然都不会讲普通话！直到来了一个收废品的，请他当翻译，才问清楚鄂去了“黛溪”的一个小村子。从熙岭到黛溪走了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才到黛溪，饿得不行，只好用兜里最后的五分钱买了一大块豆腐充饥，卖豆腐的人觉得奇怪，问我“你吃饭都不用配咸菜吗？”给了我一点盐巴总算没有把豆腐吐出来。
吃完豆腐，还要爬一座山，天黑又下着小雨，我仗着胆子摸黑翻过山，半夜才看到灯光，找到堂哥，把他吓了一跳。
鄂的朋友陈贵豪热情地接待了我，把家里最好的卧室让给我，我推让了半天还是住进去了，因为陈说这是他们“待客礼数”所必须的。
贵豪给我讲鄂为什么突然离开熙岭的缘故——十几天前鄂听说他爸爸也就是我的伯父有个讲话录音在电台上播出，鄂同几个挚友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偷听敌台”，有人去公安局告密，鄂连夜逃走到了贵豪家里——看来鄂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这一趟白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要上厕所，问清楚这一大家公用的厕所就在隔壁，走进去一看，十几个大木桶都装满了大粪，臭气冲天，木桶上放着两根木板，人就蹲在木板上大小便。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上了一个粪桶，脱下裤子就要方便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个妇女，咚咚咚上了我对面的粪桶，脱下裤子就拉。我羞得赶快拉上裤子，跑出厕所，后面传来那妇女的笑声。
到了下午，男人们从田里回来，一个个都提着水桶在“天井”中间脱光了衣服冲凉。过了一会儿，女人们也都提着水桶到大门后脱光衣服冲洗，只是脸对着墙壁，白白的背部和屁股对着厅堂。
我对着陈贵豪发议论：“你们这里人真够‘开放’的。”
陈说：“都是一家人，怕什么？”！
鄂在贵豪家也没歇着，他这几年在山区学会了不少谋生的本领，会做些竹木家具，还会修补渔网——到数百公里外的海边捡渔民们丢弃的破渔网，再买些尼龙丝来修补这些渔网，教会并卖给山区里的农民们到小沟渠、小水库里捕鱼，向废品店“倒收购”牙膏壳熔化后制成渔网用的小铅锡坠子。我帮着他织补渔网、制作铅锡坠子，学了不少技术。
住了几天，陈贵豪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全都给我和堂哥吃了，再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款待我们，就建议去一个“山墙”玩几天。我高高兴兴地跟他们走，翻过一座大山，远远看到一座精美的廊桥架在一条小溪上。我很想看看这古代人的杰作，一行人只好陪着我多走了几里崎岖的山路绕到廊桥上。我一面欣赏着桥上无与伦比的木雕艺术和富有哲理、发人深省的对联，一面对贵豪说：“每个廊桥都有许多美妙的民间传说，这个廊桥也不例外吧？”
贵豪答：“小时候听我奶奶讲了很多，但我现在都记不完整了。好像有个故事讲的是‘城里人无情无义’……”他发现自己说错了什么，忽然止住不吭声了。
鄂说：“说下去吧，我们已经都不是城里人了。”
但贵豪还是不讲这故事了，令人遗憾。
已到中午时分，大家吃了贵豪带的干粮，再走，看到一个大峡谷，峡谷上驾着一个巨大的灵芝当“独木桥”，看到他们都轻松地走过，我也小心翼翼地几步跨过去，不敢往下看那悬崖峭壁。
山区里天黑的快，贵豪带着大家走到一条小溪边，涉水到溪中间一个小岛上，准备过夜。我问鄂：“为什么要睡在小岛上？”回答是：“防蛇。”
贵豪拿出一把自制的手枪朝天放了一枪，地动山摇，山谷里回声响了好久。我猜这可能是为了吓唬狗熊、山猪等野兽吧，也就不再问了。
众人齐动手张罗着篝火和晚餐，有的捡柴草，有的生火，贵豪用一张小鱼网捕到几条小鱼，在篝火上烤熟了，拈上贵豪带来的醋和酱油，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了早餐，又开始爬山，经过一片原始森林，只见遍地都是香菇，夹杂着木耳、灵芝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菇类。贵豪告诉我们：这是浙江人来“种”的，他们每年冬天来收香菇，用斧头把老树砍下一部分，在砍下的树干上再砍几十刀就离开了。那刀口“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年就长香菇，等待浙江人再来收、砍。
我问道：“这周围的人们为什么不来偷收香菇呢？”
贵豪答：“浙江人来的时候会给周边村子里的干部们一些好处，村里人就不敢来收香菇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总算走到目的地——“山墙”，这“山墙”是极小的村子，好像只有五六户人家，种着水稻、番薯、花生、各种蔬菜，养着鸡、鸭、鹅、猪、狗、猫，自给自足，除了食盐以外，不需要外面提供任何生活资料。我想陶渊明写的“世外桃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进了村子里贵豪的朋友家，看到客厅上并列高挂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标准像，与主人聊天后，他们才“第一次”听说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好几年了。
贵豪的朋友把我们也都当成他最好的朋友，用他们最高的礼节接待我们，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大家。而我们带给他们的仅仅是贵豪身上的一小包盐巴和外面的一些“新闻”而已，这些“新闻”对村里人来说，知道和不知道其实都一样——他们甚至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个村子属于哪个大队、那个公社甚至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个县、哪个省。至于墙上为什么要挂标准像，他们说这是“皇帝”，“哪个朝代也不能没有皇帝”。
在“山墙”享受了几天皇帝般的待遇后，我们回贵豪家，虽然是另一条路，照样走了两天一夜。在贵豪家，又让贵豪“破费”了不少，我想既然找不到“工作”，还是回家好些，贵豪向朋友们借了十几块钱给我作路费。
鄂说甘棠镇有个叫做“大山”的人几个月前向他买渔网还欠着几块钱，那个镇子有长途汽车到福州，他送我去买车票顺便也要回那几块钱送给我。
于是我们走了几十公里到甘棠，找到了“大山”，鄂向他要钱，谁知这家伙想赖账，几句话鄂便同他吵了起来，大山指着鄂的鼻子说：“你一个反革命分子竟然敢向我贫下中农要钱？！”邻居们围拢过来看热闹，正吵闹间，大山的老婆突然说鄂前不久来他们家时“偷看”她洗澡，这一下糟了，围观的人们叫嚷着“打流氓！”大山从屋里拿出一根木棍出来，我赶紧拉着鄂跑路。那伙人追着我们直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时才骂骂咧咧的回去，有人一面骂，一面说：“这大山的老婆长得那么丑，倒贴钱让我们看也没有人愿意看。”
另一个人说：“大山每一次欠人家的钱，他老婆就说人家偷看她洗澡了。”
我和鄂躲到路边一个小亭子里，又饿又冷，鄂找到几捆稻草给我盖着御寒，捱到天明，鄂不敢去甘棠，只能同我告别，走几十公里回贵豪家。我自己一人到甘棠车站买到去福州的车票。

龙行天下

心烦南下寻表哥，
工作没有玩得多，
看到稀奇风俗事，
最后还得回家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