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作者：袁敏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9-9 09:58:23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9-9 10:0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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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9 09:57 上传

（1977年出狱时，我父亲重登万里长城，感慨万千。）

我聆听着父亲低缓却透着睿智的声调，注视着窗外炎炎夏日中裸露暴晒在烈日下备受炙烤的楼房和街景，心中五味杂陈。我想，我和我父亲之间真是有着无法填补的差距和代沟啊!他可以如此坦然平和地回首自己的过去，而我却不能抹去我写这篇文章时渐渐积聚在心中的创痛和困惑！我相信我爸的经历和遭遇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经历和遭遇，而是已经过去的那个年代中一批人的经历和遭遇，他们无限忠诚党和国家，甘愿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虽然他们并不想做“老运动员”，但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一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令我惊讶和感佩的是我父亲能将这种忧伤转化为抚慰并美化生活的才能，它带给我们安慰和开阔，柔化景色，就象盛夏酷暑中有一条清冽的小溪，从你燥热的心头缓缓流过，忧伤也随之消散，心情重新又变得美好。

我想，什么时候我才能修炼到我爸爸这样的境界啊！

补记：

我在撰写《老运动员》的过程中曾多次采访我的父亲，当时我就感到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和脉络，我和父亲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其实这一点不但反映在我对父亲的采访中，同样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我对母亲和哥哥的采访中。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和他们在认识方法上的不同，甚至反映了我和他们，特别是我和父亲在世界观上的差异。父亲看了《老运动员》的初稿，对文章写到他1976年出狱后就戛然而止一直耿耿于怀，父亲觉得，实际上自己出狱后到“文革”结束重新出来工作的十年，是他这辈子身心最为畅快，工作干得得心应手并卓有成效的十年，这十年，父亲有一种老树焕发青春的感觉。他希望我在《老运动员》的文章中，对他的这十年有所表现，可能的话，用几张他工作或出访的照片。

《老运动员》是我对父亲一生的理解，我觉得父亲一生的压抑和郁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忧伤，而是过去的那个年代一批人集体的忧伤，这样的忧伤也许会因为这种改动而失去揪心的力量。我坚持没有写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十年。父亲很执着，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提出这个要求，而我也很固执，始终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

今天，当父亲知道《重返1976》终于通过层层审查要出书时，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已经躺在病床上，马上要面临一次手术。手术虽然不算太大，但对一个高龄老人，风险还是不言而喻。父亲拉着我的手，再次向我提出了能否考虑在《老运动员》一文中概括地加上他最后十年的情况。说实话，父亲锲而不舍的要求让我感到了震撼，我为自己采写父亲时没有过多地顾及他本人对自己一生的认识和感受，感到了深深的歉意。同时，我也感到有必要、有责任在《老运动员》收录成书时，将父亲自己对他一生走过的道路的认识简要介绍给读者。

父亲说，他出生并不贫苦，参加革命完全是追求理想和信仰。七十多年来，他的理想和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他说自己从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十多年地下党的白色恐怖与战争的炮火硝烟；十七年和平建设的迂回曲折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都亲历其中，经受了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的各种考验。而绝大多数的战友却由于不同的遭遇都先后“倒下”或去世了，与他们相比，自己真是特别幸运。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年，一方面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在“文革”中造反派的“努力”，反而使他的政治历史关节问题得以彻底澄清，使他能心情舒畅地又干了十多年。父亲觉得这是他人生道路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期间他先后出任杭州市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外贸局局长、浙江省贸促会会长，为杭州市经济的拨乱反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浙江省外经贸事业的开拓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知道这十年是父亲一生中少有的辉煌，也是他终于卸下了一辈子的政治包袱，轻装上阵后事业达到顶峰的一段历程。但我始终觉得十年的辉煌虽然给父亲送上了聊以自慰的尾巴，可与他生命中最好的黄金年华黯然蹉跎相比，十年实在是太短暂了。我无法对父亲失去的黄金年华释然，可父亲却将这短暂的十年引为骄傲。这是一个耄耋老人回首往事时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面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种坦然，一种深埋心底的自豪。

写完这段补记，我觉得自己更深地理解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情怀。

（待续第五章 · 留守的日子）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9-11 17:53:01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9-11 17:55 编辑

第五章·留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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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11 17:51 上传

（我母亲一生养育了五个孩子，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谁都没有见过大哥荣儿。）

我曾经在“重返1976”这组文章中写道，1976年“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员可分为：“北京组”、“临安组”和“留守组”，我母亲和我就是“留守组”里的重要成员。留守的日子虽然不像关在牢里的亲人们那样饱受精神的摧残和折磨,也不可能像“北京组”“临安组”所经历的那样惊心动魄，但那段难忘的岁月却在我生命的里程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现在回想起来，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不是带走父亲的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也不是随后蜂拥而至将我们家小楼团团包围的白花花的一大片警察；更不是被大盖帽红领章抄家抄得满目狼藉的房间……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母亲面对突发的这一切，眼中射出来的那种淡定和冷静的光。

人说世界上的事情祸福总是相伴，这话很有道理。1976年的春天，我母亲原本还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作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一员和土坷拉打着交道，虽然辛苦劳累，但她远离政治漩涡中心，栖息在山水田野之间，本可以不必直接面对亲人被抓、家被抄，这样揪心和惨烈的场面。但有些事情就是宿命，该着你面对的，躲是躲不过去的。母亲大约是在家里出事前半个月被人从桐庐农村送回来的，当时我们见到母亲都吓了一跳。母亲全身浮肿，腹部隆起，两条小腿肚皮肤紧绷得几近透明，手一摁就是一个小坑，最可怕的是眼白和脸都呈一种酒黄色，尖下巴上一双突暴的黑眼球有点吓人。送我母亲回来的人说，母亲太要强，其实大家早就怀疑她生肝炎了，恶心，怕油腻，肚子发胀，脸色发黄。大家都劝她到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可她就是不肯，仍旧和大家一起泥里水里地泡着，要不是这回晕倒在田里，大家楞将她送医院检查，医生说已经是严重的肝腹水，她恐怕还不肯回来呢！母亲原先只知道自己心脏不好，救心丸她是一直带在身边的，但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肝又出了问题，她自知这回病得不轻，她再要强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做抵押。母亲很配合地吃医生给她开的一大堆中药，每天几乎不出门，基本就是卧床休息，母亲的一位老战友又送来一大包那个年代很紧缺的各种维生素，给母亲增加营养。慢慢地，母亲身上的黄疸开始退去，肚子里的腹水也逐渐瘪下来。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很惊讶，因为母亲送进医院时那病状离死神并不遥远，这么快地好起来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一直认为，当年母亲和死神擦肩而过，其实并不是上苍对她特别眷顾，而是要她经历和承受一场更大的人生劫难！

姐姐后来对我说，那天她下班回家看到家中像遭了抢劫一样，吓了一大跳，及至知道爸爸被带走，弟弟在上海被抓，她想，灾难又来了。姐姐看着满地乱扔的书报信笺衣服杂物心中很戳，她想母亲心里一定更戳。她要收拾一下，母亲不让，母亲说，不要收拾，还会再来抄的，收拾也是白收拾。姐姐不信，坚持要收拾，还没等收拾出一间屋子，抄家者果然不期而至。第二次抄家从晚上一直持续到天明，从我家天花板的阁楼上搜出了油印机、钢板、蜡纸、刻刀等一批让公安人员欣喜若狂的显然被视为罪证的东西。其实那是我哥哥在“文革”中刻印《红小兵报》时用的工具，久不动用上面已经结满了蜘蛛网和灰尘，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也没有人会相信的，东西藏在秘不见人的天花板阁楼上，本身就说明这有点“地下”的意味。抄家者在“胜利成果”的鼓舞下决心再接再厉，他们越抄越勇，越抄越细。抄家者就一班人马，没有替换的人。他们显然饿了，买来两大包五分钱一只的香蕉酥和两分钱一块的雪饼，坐在地上大口吃着。母亲几次到楼下厨房去烧开水拎上来，两只五磅重的大竹壳热水瓶里灌满了开水以后很沉，母亲一个病人却跑上跑下地给抄家者送水，家里的水杯不够，母亲又将厨房里的碗拿上来。暖瓶里的水喝空了母亲又给续上。母亲的举动让我姐姐很不理解也很生气，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对这些把我们家折腾得一塌糊涂的白衣公安这么客气。母亲说，他们也是奉命工作，都不容易，水总要给人家喝的。第三次抄家是隔了一天以后，在我以为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抄家者又一次破门而入。

这一次的抄家显然是有备而来，不再是漫天撒网，遍地捞鱼，而是目标明确，只针对有文字的东西。先是凉台一角摞得有近一人高的四五只纸板箱被打开了。这是我哥哥到北方出差时我父亲让他途经北京时购买并托运回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因为这书当时在杭州买不到），第一次第二次抄家之所以都没有人动这几个纸板箱，显然是因为箱子上那几个如雷贯耳的伟人名字让抄家者手下留情。然而这一次看来伟人也不能幸免，任何一个可能遗漏的角落都必须严查细搜！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对这几箱伟人著作大动干戈，正是因为它们来自北京，而箱子从北京发出的时间正好是“天安门事件”前后，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在有些人看来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姐姐的被抓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在《我所经历的1976》那篇文章里曾经写到姐姐是在父亲被带走的那天晚上从家中被诱骗出门后一去不复返的。实际上我写那篇文章时记忆产生了偏差，准确的情况应该是，我哥5月9日晚上在上海被抓；我爸5月10日下午被抓，间隔不到一天时间；而我姐姐则是在5月26日晚上被抓，距离父亲被抓前后相差了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但所有看过我第一篇文章的当事人没有一个对此提出异议，包括我姐姐本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事件，却几乎都忽略了细节。当我在以后的采写过程中意识到这个错误时，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对此加以纠正。对于历史的真实还原，纠正是必须的，而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担心读者是否会由此产生这样的误解：对于自己姐姐被抓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都会产生偏差，那么，这样的纪实文字准确程度到底几何？我将我的犹豫告诉父亲并与之商量时，父亲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你不要在意别人会有什么样的误解，你之所以在三十年后要重返1976，不就是想留下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吗？你自己首先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想父亲的话无疑是对的。说实话，我写“重返1976”这样的回忆文字几乎没有任何以往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快感，有的只是背负历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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