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作者：袁敏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0-3 17: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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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3 17:16 上传

（大哥荣儿仅存于世的一张照片已经霉迹斑斑，模糊不清。）

母亲身体稍稍恢复以后就坚决要求归队，希望组织上马上给她分配工作。她由华中北上山东，回到了自己当初离开的华野一纵队。华野一纵队是华东战场的我军主力，从1946年底至1947年5月，经历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同志们都劝母亲，荣儿还太小，父亲又不在身边，战斗又那么残酷，你一个女同志又要带小孩又要工作，怎么吃得消呢？然而母亲态度很坚决，她不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工作。于是组织上让母亲担任后方留守政治处干事。政治处的工作琐碎庞杂，事无巨细干事都要亲力亲为，逢到战事紧张严重时，同样要面对血污和死亡。部队行军时母亲还要组织筹粮、运输、担架。安置伤残人员，工作十分繁重，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荣儿就像一个没娘的弃儿，泥头鬼脸，满身虱子。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孩子，组织上给母亲专门派来了一个通讯员。通讯员名叫史美泗，他来到母亲身边带荣儿时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大约也就十七八岁。母亲说，美泗脾气好，有耐心，对荣儿比亲爹妈还亲。荣儿也喜欢美泗叔叔，看到美泗叔叔他就会笑，就会伸出小胳膊要美泗叔叔抱。荣儿一岁多的时候已经会追着美泗叔叔跑，还能两手提起一个装了大半桶水的铁桶晃荡着玩。有谁会想到，花骨朵一样的荣儿还没有认识这个世界，就突然地从这个世界上永久地消失了。

有一天，战场上转移来的伤残人员特别多，被子不够了，母亲就把荣儿的被子拿去给伤员盖。等美泗叔叔发现荣儿的被子没有了时，他对母亲大发脾气。母亲将父亲留给她的一件棉大衣交给美泗叔叔，让他给荣儿盖。就在这天晚上，只盖了一件大衣的荣儿着了凉，得了急性肺炎。留守处卫生队里虽有数量有限的盘尼西林，美泗要求给荣儿打一针，母亲却说，那么多伤员等着盘尼西林救命呢，荣儿一个孩子怎么能和伤员争这救命针呢？美泗只好向当地老乡求救，讨来一个土方子，然后爬十几里山路采来草药煎了给荣儿喝。就在这时部队要开拔了，母亲很矛盾，她知道长途跋涉的行军对一个才一岁多点的病孩子意味着什么，她想将荣儿留在老乡家里，美泗坚决不同意。他将荣儿放在箩筐里挑着上路。为了让荣儿一路有热水喝，他还背着母亲用自己微薄的一点津贴换了一只五磅重的大暖瓶，将尿布撕成布条，编织了一只网兜，装上灌满热水的暖瓶背在身上。他怕母亲看到后又要阻止，就用一件旧衣服盖住暖瓶。然而，这么硕大的一只暖瓶装满热水背着走路还要不让水晃出来太难了，美泗歪斜着身子一蹶一蹶走路的异样很快就被母亲发现了。母亲生气地说，你背着这么沉的暖瓶怎么行军，万一路上绊一下，开水把人烫坏了怎么办？母亲一定要美泗将暖瓶扔了，这时的美泗像一头发飙的犟驴，眼睛血红，抱着暖瓶死活不放。母亲和美泗争抢暖瓶时，美泗泪如雨下，他朝母亲嚷道：荣儿病得那样了，他不能没热水喝！母亲也哭了，她犹豫了一下，将暖瓶里的水倒掉一半，留了一半交还给美泗。然而，这半瓶开水并没能挽救荣儿的性命，高烧不退的荣儿干咳了整整一夜，在黎明前突然安静下来。由于严重脱水，荣儿眼袋下的皮像起皱的白翳，母亲以为是眼屎，拿手绢去擦，干裂的皮一下子破了。心慌不已的母亲和美泗守在荣儿身边，母亲大声地喊着荣儿的名字，荣儿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什么反应也没有；然而，当美泗叔叔握着荣儿的小手，贴着他的耳根轻轻地叫着“荣儿荣儿”时，荣儿的眼皮微微地抖动起来，慢慢地睁开一线缝隙，看了一眼美泗，又无力地合上了，两边眼角有泪水流淌下来……

我是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荣儿临死前如此悲凉的情景，我无法想象一个母亲眼看着亲生儿子的生命从自己手中一丝一线地抽走，却无力拽住那根线头的凄惨，更让我听得心酸难受的是，荣儿一个刚刚一岁出头，还不会说话的小毛头，却有选择地将临终的眼泪滴落在疼他爱他的美泗叔叔的脸上，而对难产四天四夜几乎拿命生下他的母亲的最后呼喊连眼皮都没有抬一抬。我相信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儿虽然还没有学会怨恨，但他对母亲的声音一定觉得陌生。我想，母亲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是残酷的战争炮火烧毁了她母性的爱，还是血流成河尸骨遍野的国难麻木了她的心？她为什么就不能给可怜的荣儿打一针盘尼西林呢？我问母亲，荣儿的尸体埋葬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应该找个时间专门去祭奠一下大哥。母亲久久没有说话，半晌才摇摇头道：我不知道，是美泗和你爸的通讯员小胖去埋的。我的心像在冰水里沉沉地浸了一下，我无法理解，当荣儿与母亲马上就要阴阳两隔的时候，母亲为什么不能亲自送儿子上路？我觉得母亲实在是太无情了！无情得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当母亲向我叙述完这一切时，突然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喃喃地说：荣儿如果活到今天应该也有六十出头，头发恐怕也会白了……

那一瞬间，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埋藏在心底的巨大的创痛，也许，荣儿其实一直活在母亲生命的隐秘的一角？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步步地走向死亡却无能为力更悲惨的事情呢？母亲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在炮火中经历了一般人无法忍受的彻心彻肺的丧子之痛，那么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她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沟坎呢？我好象一下子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在那么多年以后突然对我说起了荣儿，这个至今不知葬在何处的幼小的生命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在1976年的黑天灾难中，母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淡定和冷静；那种超凡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那种对翻来覆去的政治斗争洞若观火和对党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这一切其实在多少年前革命斗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就已经奠定了，这样的奠定或许有对人性的扭曲，但同时却造就了一代母亲的脊梁！这样的脊梁是坚韧的，在突发的灾难面前是可以挺住不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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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0-12 19: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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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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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2 19:47 上传

（1975年深秋，快乐泛舟西湖的我哥哥，半年后因“总理遗言”案而入狱。）

哥哥从北京监狱释放回家的日子比父亲和姐姐整整晚10个月，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哥哥依然没能因国家的新生而改变自己被囚禁的现状。虽然已经是高墙内外两重天，高墙外锣鼓喧天鞭炮震耳，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播送着许多久违的旋律壮怀开阔的老歌，空气里都透着喜庆和欢快。看守的警卫战士脸上的肌肉也松了下来，笑容和话语明显增加，有的甚至还敢隔着房门和犯人逗逗乐子，更有年轻的当兵的公开对哥哥说，你们的事情迟早会解决的，你们出去的日子应该不会远了。哥哥闻听此言，突然有种又一次大难不死死里逃生的感觉。他开始对出狱的日子充满了期待。不是吗，自己所反的“四人帮”垮台了，本人又和制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应该是能够马上出去了。哥哥的心情明显放松下来，有一次竟然情不自禁地随高墙外的高音喇叭一起唱起了自己喜欢的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期待显得十分可笑，出去的日子根本遥遥无期。高墙内还是森森冷冷，阴气依旧。当然，这期间也有一点好的迹象：没完没了的审讯突然停止了；可以在哨兵的监督下去小院子里单独放风了。然而，当这种日子一天一天无休止地延续时，哥哥本已经稍微放松的心又产生了新的恐慌。

几天以后，哥哥的恐慌得到了某种印证。在一次放风的时候，哥哥在庭院一角一块不引人注意的砖墙上发现了几个字：燕飞也！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哥哥仰脸望天，正好一群鸽子呼啦啦飞过。老北京人养鸽子成风，古城的斜阳里和辽阔的天空中飞过大片的鸽群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哥哥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看到南飞的鸽子却觉得是一种神秘的暗示。哥哥知道“燕飞也”这几个字是蛐蛐儿写的，他那曲里拐弯的狗爬字烧成灰哥哥也认得出来。难道姐姐晓燕被放出去了吗？她是不是已经回到杭州回到菩提寺回到母亲身边了呢？哥哥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眼角湿润了，他是真的想家了！

哥哥最初知道姐姐晓燕也关在同一座牢房，是关进这里不久，晓燕被带出房间提审的时候。审讯的房间就在同一层楼里，房间的隔音其实不错，那么多犯人被各自提审都没有出现过问题。偏偏事情到晓燕那里就发生了意外。不知道晓燕是有意大声嚷嚷，还是她天生就有高8度的尖亮嗓门，反正她的声音在那悄无声息的空间里显得格外脆亮，即使隔着墙壁与过道，也依然清晰可辨。整个楼道每一扇门背后都支棱起了耳朵，哥哥一下子就听出了是姐姐晓燕的声音，他的心像被刀狠狠地剜了一下，他想，是自己连累了家人。虽然那时他还不知道除了姐姐还会不会有别的亲人被抓，但一种不祥的预感却扑面而来。晓燕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并且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哥哥一直到出狱以后很多年，一次偶尔问起姐姐，才知道那次晓燕高8度的尖嗓门几乎让每个牢房都听见了，这让看守人员很紧张。关在这里的所有犯人彼此都是不知道的，即便是贴隔壁的难友，除了偶尔听到呼吸喘气和脚步声以外，也绝不会有照面和相识的机会。晓燕突然发出的尖嗓门响彻整条楼道，审讯者显然措手不及。从此以后，对姐姐的提审变得十分谨慎，每次都是单独带到外面，坐很长时间汽车，绕来绕去，等我姐姐转迷糊了，审讯才在一个个不知是何处的地方进行。

现在“燕飞也”！不管晓燕飞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已经飞出了牢房。既然作为同一案件进来的同案犯已经有人被放，那么依旧被关着的人案情显然要严重多了。既然蛐蛐儿还在庭院里放风留字，说明他也依旧被羁押着。毋庸置疑，自己和蛐蛐儿是“总理遗言案”重要案犯中的核心案犯，外面的政治风云可以变幻，自己的牢狱生涯恐怕还得继续。

让哥哥没有想到的是，外面变幻的政治风云和自己还将持续的牢狱生涯那样紧密相连。没过多久，牢房里陆陆续续又关进来一些人。警卫战士对哥哥说，这些人都是和“四人帮”有牵连的省部级高官，他们进来了，你们的事情肯定快了。就在哥哥又燃起新的希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让牢房里逐渐松快的气氛重新变得紧张。关进来的和“四人帮”有牵连的部长中有一个原上海工人造反派，他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小兄弟，王洪文成为中央首长后，这个小兄弟也鸡犬升天，当上了某机部的部长。他就关在我哥哥对面的房间，哥哥几次听到警卫战士大声和他说：“不能蒙头睡觉！”总听到那个“部长”央求的声音：“我睡眠不好，灯光那么亮我实在睡不着。”哥哥有点同情他，因为哥哥刚进来的时候也对这明晃晃彻夜亮着让人根本无法睡觉的灯光深恶痛绝。恰好哨兵是原来某机部的警卫，和这个“部长”认识，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便大意了，网开一面，对他蒙头睡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北方的房子大多窗台很宽，窗台下是暖气片，拉上窗帘后面的空间很大，即使有人在窗帘后面做种种动作也不易被觉察。因为这里原来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狱，所以房间的构造显然缺乏监狱的严密。它的窗户很大，而且窗户中间只有两根象征性的铁条，铁条之间的距离很宽，足以钻出一个人去。所有的人都疏忽了这一切，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想到，这位部长从关进来以后就开始酝酿一个周密的越狱计划。

事情是在一天晚上发生的。哥哥又听到哨兵叫对门不要蒙头睡觉，对门依旧是可怜兮兮的央求，很快周围又安静下来。大约后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哥哥忽然从梦中被一串尖利的哨子声惊醒，走廊里传来“沓沓沓沓”急促的脚步声。不会又地震了吧？哥哥翻身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到门边，从门洞里朝外看。对面房间的门大开，床上的被子里拱着的是一件发给每个犯人的军大衣。哥哥很快就从哨兵的议论声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关在对门的那个“部长”在门岗和院子里流动哨的眼皮子底下跳窗越狱逃跑了！第二天一早，电焊机拉进来了，所有牢房的窗户铁栅栏全都加粗加密，当晚的值勤班长和流动哨全部关了禁闭。士兵的看守愈加严密，偷偷的谈话也更无可能。哥哥站在窗前，听着高墙外喇叭里一浪高过一浪欢快的歌声，透过加密的铁栅栏看着院子里来回走动的哨兵，突然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他想，这幢楼里关在自己前面的先是文革中受到各种审查的老干部，接下来是涉及林彪案件的白发苍苍的老军人，再下来是我们这些反“四人帮”的小青年，现在又是“四人帮”的爪牙被关进来，这变化真是快啊！他想到自己从小就向往着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目中的政治是怎么使得中国进步，怎么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怎么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能起到某种启迪作用。但现实中的政治却是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样残酷和无常！他真的不喜欢那样的政治，他在心里下决心以后一定要远离政治。

（待续58）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0-23 09:28:30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10-23 09:3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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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3 09:28 上传

（哥哥第一次和死神相撞时刚满十八岁。）

哥哥后来告诉我，在他被关押的18个月里，体会最深刻的是两个词：生命和自由。对“生命”撕裂般的痛感的体验，是在被抓进去以后到粉碎“四人帮”之前这5个月里，在连轴转的疲劳审讯的时候；在威迫他承认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并且以此作为罪证的时候；在强烈诱逼他编造他人甚至是亲朋好友的言行的时候；在明确告诉他向毛主席申诉根本不可能的时候……哥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体验了“活着”的艰难和痛苦——一方面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相信“世道”很快会变，自己应该能够活下去；另一方面又时常产生希望自己的生命能马上结束的念头，好摆脱那种无休止的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折磨。哥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了一段让我至今还难以忘记的话：上厕所时有人跟着，撒尿拉屎甚至光着身子擦澡都有人在你背后站着，让你尿撒不干净，屎拉不清爽，擦澡更是像裸身被展览一样令人羞辱不堪……事实上，守卫战士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们在牢房里看得多了，在那样非人的高压下，几乎谁都会想解脱，谁都会想到死。“我之所以最后能顶下来，也许因为我此前已经死过一次了！”哥哥说，常常在自己最难坚持，几次想一了百了的时候，他总会想起18岁那年，自己第一次近距离遭遇死亡的一段经历，他不知道是不是那段记忆支撑他熬过了最后的牢狱生活，但他在试图放弃自己生命的念头闪现时，始终会出现另一个信念：只要不死，只要活着，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那一次猝不及防地和死神相撞，是哥哥生命中第一次重大劫难，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历练，更是让我们全家人对他刮目相看的开始。1971年9月13日凌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乘飞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那是文革中期的重大事件，也被一些研究文革的专家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之后不久，文革期间总是引领政治的解放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和野营拉练。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年代，各个学校也迅速搞起了类似“小长征”“野营”的拉练活动，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约脑海中对此都记忆犹新。哥哥当时在杭州市要武中学读高中。1972年初的一天，哥哥回来很兴奋地告诉家里人，他要去拉练了！我那时候在杭十一中上高中，学校里也已经在议论拉练的事，但还没有具体的动静，对哥哥先行一步要去参加拉练羡慕不已。没想到一贯对我们参加学校活动积极支持的母亲，这次却一反常态，不同意哥哥去拉练，母亲说她身体不好，万一有什么事家里没有男孩子可不行。其实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心里没来由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哥哥在向我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也说，他当时很奇怪母亲为什么不同意他去拉练，还为此发了脾气。后来的事情证明，母亲和儿子的血脉是息息相通的，母亲有一种心灵感应，她知道哥哥要去拉练后产生的不祥预感，其实是上苍在冥冥之中对她的一种提醒，可惜哥哥当时没有听从母亲的阻拦。

哥哥长得个子高大，在行军路上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拉行李车的重任。那是一辆像现在的钢丝车大小的铁皮铁斗车，上面装满了行军锅、担架、油米面，还有一堆身体弱的女同学背不动的背包。这是在从杭州往良渚、安吉方向去的路上，在余杭和安吉的交汇处，一个叫“百丈”的地方，拉练大部队行进在一条螺旋式的盘山公路上，哥哥他们拉车跟在大部队后面。哥哥在前面拉，一个叫大毛的同学在后面推，车很重，他们和大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等到哥哥拉着行李车终于翻过几百米的山顶时，身上的力气几乎用尽。为了追赶大部队，哥哥不敢稍事停留，汗流浃背地开始下山了。下山和上山相比简直是太轻松了，哥哥欢快地迈开大步追赶大部队，大毛同学拽着一根绑在车后杠上的麻绳，亦步亦趋。哥哥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拉过车，更不知道拉着重车在盘山公路上下山的危险。开始他是轻快的小跑，慢慢地车速越来越快，他的步子也越来越大，跟在后面拉绳子的大毛同学却越来越跟不上，最后大毛同学的鞋子掉了，抓绳子的手突然放开！

哥哥说，他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事情发生的过程有多长时间，只记得自己当时像发疯一样收不住地奔跑，脚下疾风如飞，满眼嗖嗖掠过大片大片绿色的毛竹和松树，耳边只听到一阵阵惊恐的尖叫！开头他还分辨得出大毛狂呼“慢一点，慢一点！”的声音，很快大毛的声音就被一片惊恐的尖叫吞没了。哥哥只觉得自己人腾空了，一下子飞了起来，两手还下意识地死死地握着车杠，连车带人像抛物线一样从山腰直飞山下。快接近地面时，哥哥看到自己飞过一条公路，看到奔驰而过的汽车，甚至看到公路上行人抬头指天的惊恐模样。哥哥想，自己这次是必死无疑了，这样的速度和高度，摔在哪里都会粉身碎骨！落地前的一瞬间，哥哥的脑子是清醒的，死亡很切近地呈现于刚满18岁的花样年华面前。哥哥瞥见了几栋黑乎乎的茅草农舍，农舍前面是一排高高的竹篱芭围成的院子。还没容哥哥回过神来，他的脚已经重重地蹬在竹篱芭上，整个竹篱笆咔嚓嚓弯折了一大片，哥哥和车子一起从弯折的竹篱笆上飞快滑向农舍院子里的菜地。此时，两边的车杠已落地并深深地插入泥土中，车子猛地翻过来压在哥哥身上，车上的一应物件哗啦啦全部落在哥哥身上，哥哥一下子昏死过去。

当哥哥醒过来的时候，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正在给他喂水，嘴里喊着当地的土语：“醒来了，醒来了！”哥哥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睁开眼睛的一刹那，那位农民大伯和他对视的目光，那是一种对一个年轻生命百般怜惜、百般疼爱，庆幸这个年轻生命终于摆脱死神的欣慰目光，而全然没有理会被这个生命重创的，满地狼籍的篱笆、压得稀烂的菜地。那一刻，哥哥嗅到了来自身下泥土里沁出的湿润的草绿的清香。

哥哥先被抬到百丈卫生院，乡里的卫生院哪见过这种阵势，看着血沥呼啦口吐白沫的哥哥，吓得根本不敢接。同学老师们只好拦下一辆长途汽车，用担架抬着哥哥，回到杭州，送进医院拍了片子，结论报告出来，10、11、12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之后，哥哥在医院躺了四个月，钢丝背心穿了大半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哥哥每天都要喝一种黑褐色黏稠的伤药和大碗的骨头汤，黑乎乎的伤药苦不堪言，白花花的骨头汤淡而无味，但哥哥咬着牙坚持喝了将近一年，到后来看到中药和骨头汤就恶心，有几次喝了就吐，吐了再喝。一年后，哥哥的身体基本恢复，胸椎没有大碍，只是个子似乎矮了一点、背稍微驼了一点。哥哥说他能够万劫逃生，真正是个奇迹，如果不是落地前正好蹬在那片竹篱笆上，产生了巨大的缓冲，哪有活路。哥哥说，正是这次劫难，让他直面了死亡，而只有直面过死亡的人才更能认知和体悟到生命的价值。他在“四人帮”被粉碎前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里，总是不由自主地回首这段和死亡擦肩而过的往事，实在是因为他太想活着走出这扇牢门了。

（待续59）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0-25 09:59:03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10-25 10:0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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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5 09:58 上传

（哥哥出狱后拍的第一张全家福。）

对“自由”的体悟，则主要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哥哥确信自己可以活着走出牢房后。整整一年对自由的焦虑等待，无论是对哥哥还是对我们全家，时间实在都是太长了。哥哥当时唯一的期盼是等着公安人员再来提审，他想提审时他可以向审讯者提一些问题，他也可以从审讯者对自己的态度和问话里做出一些分析和判断，看看自己离自由到底还有多远？然而却再也没有人来理睬他，除了吃饭睡觉和反复看一份几乎翻烂的《人民日报》，他差不多被人遗忘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无人问津，让哥哥有时都感到自己快要疯了，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这样的遗忘其实是很摧残人的。哥哥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是，以往被威迫诱逼的日子虽然度日如年，但心中的希望其实从未泯灭，而希望永远是生命的根，这样的根总会溢出滋润你的养分，让你不会干枯；而没有尽头的遗忘则像一顶倒扣在头顶的黑缸，暗无天日，无边无涯，焦虑像一张风干的鱼皮死死粘在你的身上。这样的日子其实更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无痕，却致命。

很久很久以后，我哥哥，包括我们全家人才意识到这一点。

终于到了1977年11月。提审人员重新出现了，从他们的话语中，哥哥明白自己终于要被释放了，也就是说要获得自由了。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知道自己可以走出牢门的同时，态度依旧严厉的提审人员居然对他宣布了一项大罪：多次恶毒攻击毛主席。他们口吻冰冷地告诉我哥哥，这本是可以判处最严厉惩罚的罪行，但考虑到你当时说这些话时，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所以决定给你宽大处理。哥哥对此坚决不同意，但审讯者言之凿凿地对哥哥说，有许多材料完全可以证明你在多个场合说过类似的话：主席年纪大了，许多事情是不是弄不清楚了。审讯者还说，现在主席逝世了，我们更加要维护主席的威望，不允许任何人说任何损害主席的话。哥哥和他们反复争辩，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但这一切并不可能改变什么。最终，哥哥还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戴着巨大的精神枷锁，出狱回到杭州。重新获得自由的哥哥，心中却没有获得自由的喜悦，他这才刻骨地体悟到，真正的自由不是身体的自由而是心灵的自由！

那是1977年11月的一天，记忆中有浓浓的大雾，哥哥在杭州市公安局同志的陪同下走进菩提寺1号昏暗的甬道时，从早上接到市局电话就开始等待的我并没有一下认出他来。直到哥哥叫我“小妹”，并向我伸出手来，我依旧神情恍惚，觉得就像做梦一般。曾经情同手足的哥哥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他像例行公事一样向我伸出手来，握手。哥哥的手宽大、软和，却凉意沁人。我和哥哥之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握手，这样的握手显得客气、生分、公事公办，没有久别重逢的亲情，倒像场面上的礼节，我愣愣地看着自己和哥哥握过的手，心想，一年半的牢狱囚禁真的像一把锋利的刻刀，它把哥哥雕刻得和从前判若两人，它在我和哥哥之间已经刻下了看不见的，但却很深的沟壑。

哥哥出狱后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依旧笼罩着“总理遗言案”的阴影。他在家里不多说话，不出去串门，别人来看他，他也只是客套几句。我们家里人对哥哥也是小心翼翼，从不当面提他的事情。本来厂里认为哥哥是因反对“四人帮”而入狱的，粉碎“四人帮”，哥哥出狱了，厂里应该举行欢迎会的，可公安部的审查结论上我哥哥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就不好欢迎了。厂部领导表示，抓进去的时候事情搞得太大了，现在坐了一年半的班房回来，总得有个说法，是否将公安部的审查结论在全厂大会上宣读一下。我哥对省市公安局同志说，宣读结论可以，但我要求将我在结论上签署的意见——“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一并宣读。公安局的同志和厂部领导见我哥哥态度很坚决，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不在全厂大会上宣读了，只在我哥哥正式上班前，开了一个全厂中层以上干部的通气会议，把我哥哥的审查结论说了一下。虽然这只是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传遍全厂，又传遍杭州。“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像一条毒蛇缠绕在我哥哥身上，而且哥哥还不能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只能压抑和沉默。

1978年元旦一过，哥哥正式回厂上班。回到离开整整两年的车间，哥哥打开自己的工具箱，里面一片狼藉，原来放书信和笔记本的三个格子空空如也，一片纸屑也没有留下。班长连忙跑过来，对哥哥张着嘴说：“就是那次、那次……你被抓走以后，他们来搜查你的工具箱，我们也没有办法。”哥哥身后不知什么时候聚满了同车间的工人，大家一片沉默。

入狱前，哥哥是发电厂电气分厂的电工，是有业务专长的技术工人，负责全厂特别是发电机房的电气维修工作。出狱回厂上班后，哥哥虽然开始还在电气分厂上班，但在分配工作时已经不能进发电机房，整天在工房里绕线圈。对此哥哥心里非常清楚，发电厂里的规矩是，只要犯了错误就不能进入发电机房，更不能接触发电机，一般都是发配去煤场撬煤，厂里对他已经是网开一面了。其实哥哥还是太天真了。那时候各单位都在揭批查所谓“四人帮”帮派骨干，我哥所在的工厂也不例外，揭批查完事以后，也就是哥哥回厂一个多月后，厂领导宣布在煤场新成立一个电气班，负责煤场的电气维修。电气班一共5个人，3个是刚刚批斗完的所谓帮派骨干，一个是我哥哥，还有一个居然是1976年和我哥哥一起到东北出差的同事。说是电气班，但其实他们是三班倒，真正主要的工作是和煤场的工人一起值班，除保证煤场电气设备正常运转外，就是等候随时到达码头的煤船，下船撬抓斗抓剩下的煤。哥哥在煤场劳动强度突然加大不说，关键是不能再进发电机房。在众人眼里，哥哥显然是犯了错误被划入了另册。也就是说，反“四人帮”的哥哥不但自己沦落为和所谓“四人帮”帮派骨干同样的下场，还连累了一起出差的那位同事。哥哥感到内心深受挤压。

然而令哥哥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煤场撬煤的3年，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每天和哥哥一起值班，等煤船停靠码头后一起撬煤的同事，基本上都是厂里征用土地而招来的农民工，他们朴实善良，和哥哥称兄道弟，讲话从不藏着掖着。他们似乎从来不关心厂里的大事，对政治更是一窍不通，但哥哥和他们一起感到非常放松。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挤在码头旁昏暗潮湿的狭小工棚内，煤船一到大家下船干活，煤船走了大家嘻嘻哈哈，什么话都说，什么玩笑都开，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哥哥说，那段时间他真的很开心，他在狱中总是盘桓脑海下决心远离政治的想法此时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他想去读书，想考大学。

（待续60）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0-27 08:31:02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10-27 08:3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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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7 08:30 上传

（哥哥一个人踩着厚厚的积雪，从茅家埠经过龙井一直徒步走到翁家山，周围清爽素洁，美不胜收。）

1978年7月，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此时我哥哥已经25岁，也是国家规定的法定报考年龄的最后一年。哥哥非常想去报考大学，但又担心自己即便考上了恐怕也不会让你上，反倒自取其辱。他和姐姐商量，姐姐说，让不让你上你无法左右，但考不考，能否考上却取决于你自己。姐姐的话给了哥哥把握和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线希望，他先是将自己的班全部和人调成了夜班，继而在以前的班主任郭老师的支持下，白天回到原来的中学和高3毕业班的同学一起上课，晚上去煤场上班。高考前一个月，哥哥索性请假在家集中复习。那年夏天酷暑难耐，为了支持哥哥复习报考，妈妈下决心买了我们家第一台电风扇。可是电风扇扇出的风都是热的，哥哥每天晚上都是等到夜深人静大家睡觉的时候，在凉台上点一盏八瓦的小日光灯，通宵达旦地复习功课。哥哥最后报考了浙江大学，自觉考得不错，但成绩下来时却离录取线相差3分。哥哥觉得蹊跷，到招生办去查分数。招生办的同志先是坚持说差3分，后来又说差0.5分，当哥哥要求看试卷时，招生办的同志委婉但却话中有话地说，你就不要让我们为难了，为什么差0.5分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招办同志的话像一桶冰水将我哥浇了个透心凉，很显然，1976年“总理遗言案”对他的审查结论上“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无情地断送了我哥哥的大学梦。自此，哥哥知道了自己签署在公安部审查结论上的意见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除非有一纸平反文件放在众人面前，否则，自取其辱的事情肯定还会不断发生。

于是，哥哥开始了自己执着而漫长的申诉平反之路。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哥哥深深感到，自己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不是自己个人的问题了，也不是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位领导想解决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不解决，自己个人的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他开始给省委领导写信，给公安部写信，给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写信，要求实事求是地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并做出结论。哥哥在信中写道：10年动乱，冤案如山，社会上有大量的人拖着冤案的尾巴，处于压抑的状态，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拖着一条政治尾巴，整个家庭都很压抑，在这种压抑的状态下，人们怎么可能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建设四个现代化呢？哥哥的信写得一封比一封动情，是一种泣血的呼喊，这其实不是哥哥一个人的申诉，而是文革后一大批被冤假错案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爆发出来的声音！然而每封信都石沉大海。最后哥哥终于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10年的祸国殃民，痼疾太深，国家要剥下一层层如鱼鳞般紧紧附身的恶疮，需要时间。

哥哥的想法是对的。一切努力直到1978年11月之后才有结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浙江省委终于下文为“总理遗言案”的所有案犯平反。1979年12月，公安部下文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北京的核心案犯平反。哥哥被平反以后，当时有两位在省委工作的叔叔分别找他谈话，问哥哥有什么打算和要求。哥哥说，没什么要求，只是希望能够换个工作环境。两位叔叔对哥哥都很了解，也非常理解哥哥的想法，其中一位叔叔问哥哥愿不愿意去省外贸局工作，这些年来，国家闭关自守，一旦开放，需要大量的外贸人才。哥哥说他很愿意。于是哥哥的档案就先放到了省外贸局。这时电厂不想马上放哥哥走，他们很真诚地对哥哥说，我们对你是非常了解的，你入了党再走吧。这党一入就入了一年多。没想到，在这期间我父亲被组织上从杭州市副市长的岗位调到浙江省外贸局当局长。父亲上任伊始，就调看了外贸局所有干部的档案，了解干部情况。当他知道自己儿子将调来外贸局后，立刻让人事部门中止调动手续，并很快将哥哥的档案退回原单位。工厂的人事干部找到哥哥，说你的档案不知为何退回来了。一头雾水的哥哥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又生气又委屈地跑去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你我在一个单位怎么工作？”哥哥说：“是外贸局先调我档，你后上任的，凭什么将我的档案退回去？”父亲说：“你外语又不好的，在外贸工作不合适。”哥哥说：“外语不好我可以学，我到下面的外贸公司，不会影响你的。”父亲坚决地说：“不行！我在外贸局当局长，你就不能进外贸！”对于父亲的铁面无私，哥哥虽然很不满，但他知道父亲是对的。

进不了外贸局，哥哥又重新产生了上学的念头。终于卸下“严重政治错误”包袱的哥哥，最大的遗憾就是平反文件的姗姗来迟让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姐姐劝哥哥报考成人电大，开始哥哥对报考只有大专学历的电大很不甘心。后来他了解到，中央电视大学的各门功课的授课老师都是各重点高校一流教授，本地的辅导老师也都是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很好的老师,最重要的是电大每次考试都是全国统考,监考也很严格和正规，每次考试都是中央电大直接出卷，试题难度也很高，平均合格的比例不到一半。这让哥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电大的看法。哥哥最终报考了电大电子专业，于1980年离开了撬了将近3年煤的煤场，全脱产到电大读书。

1983年9月，读了3年电大刚毕业的哥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进入了水电部在杭州新成立的一家机械设计研究所。研究所初迁杭州，坐落在西湖西面山青水秀的茅家埠一带，所里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来自名牌大学。哥哥只是一个电大毕业生，但他在这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面前非但没有自惭形秽，反而如鱼得水，身心舒畅。哥哥的工作是搞电气设计，凭着自己从前在电厂从事电气工作的实践经验和3年来在电大学的专业知识，哥哥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独当一面地承担了多个国家项目的电气部分的设计工作。工作着是美丽和快乐的，茅家埠清新的空气及一望无边的绿色和哥哥渐渐开阔的心境融合在一起，城里看不见的金红色圆盘似的夕阳坠落前的壮美，给哥哥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广。有一次杭州下大雪，市中心的雪很快就被密集来往的乌黑的车辙和碎匝的脚印化为污水，而茅家埠却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得晶莹剔透，几乎没有一点人间的污染。哥哥一个人踩着厚厚的积雪，从茅家埠经过龙井一直徒步走到翁家山，周围清爽素洁，美不胜收，那种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的境界真是纯净辽阔！从小就具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哥哥觉得一种全新的生活在向他招手，以往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者”的雄心渐行渐远，脚踏实地地做好一份普普通通的技术工作让我哥哥觉得心里很宁静。这份久违的宁静不仅让我哥哥感到了工作的美丽，还收获了一份轻松温暖的爱情。哥哥结婚了。

（待续61）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0-30 0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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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30 09:06 上传

（哥哥收获了一份轻松温暖的爱情）

现在回想起来，茅家埠的清远和幽静无疑是一剂抚慰我哥哥心灵创痛的良药，任何安慰和排遣，恐怕都不如大自然奉献的那一片绿那一盘金红那一天一地的雪白让人豁然开朗。虽然哥哥对我说起茅家埠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却感受到了一种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无法给予，而只有从天空和大地中才能获得的性灵的滋养，这实际上是人的生命之树的根基对自然界原生状态的深刻眷恋。这样的眷恋常常被人类自身疏忽，等到发现时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

哥哥在茅家埠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虽然我不敢说哥哥后来的人生命运和离开茅家埠有关，但我始终相信，因为1976年的牢狱之灾而种在我哥哥生命中的病根原本不一定会蔓延成恶疾的，或许一片浸润大地母亲乳汁的黝黑泥土会让看不见的病根深埋，将潜伏在我哥哥身体里的隐患悄然化解。然而，在茅家埠呆了一年多以后，哥哥还是离开了。

掰指算来，哥哥离开茅家埠的时间正好是1984年，那正是改革开放提速的一年，是一个留下重要历史痕迹的伟大年份，这种伟大从年初就已经开始显现。除了出访，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视察。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邓小平的这次行动后来被定义为“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其后数日，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走遍特区。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见到了此后被广为传颂的改革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离开南方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改革开放的提速带来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优秀干部的短缺。到处需要干部，许多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都是虚位以待。我哥哥那段时间频频出差，一会儿到青海龙羊峡水电站，一会儿到三门峡水电站，施工机械，设计电器，忙得不亦乐乎，内心非常充实。那时候，父母辈中陆续复出重回领导岗位的叔叔阿姨不少，他们中有一些人看上了我哥哥。他们有的要我哥给领导当秘书；有的要我哥去基层当厂长；有的希望我哥到机关当干部；还有的建议我哥去一家新建的大型化工厂发展，但我哥哥对纷至沓来的机会一点也没有动心。哥哥说，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从政，只想搞技术。对政治天生就充满热情的哥哥，如今却想远离官场和仕途，这不能不说是1976年那场噩梦在他身上留下的阴影。

然而，事情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经意地出现了神秘的拐点。是上苍的旨意，还是心灵的奔突，至今没有人说得清楚，我哥哥自己也无法解说一个人人生走向的难以把握。

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工作日，我新婚不久的嫂子下班回家，骑车途经保俶路时看到一大堆人围在一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我嫂子跳下车，好奇地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省级单位在招人。现在看来也许不可思议，那么权威的大机关招人，居然在路边设摊。说来也巧，那天晚上我哥哥的同学李欣荣来到我家，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她丈夫正准备考省科技干部局什么的，还说这是全国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大学生，报名人很多，竞争很激烈。我哥哥听了无心，我嫂子听了却有意，第二天下班拿了一张报名表，回到家，开玩笑似的对我哥说：“怎么样？去试试？”哥哥看了一下报考说明，招考的是一家新成立的单位，叫“科技干部局”，是省政府一级局，其领导主要由省科委、省劳动人事厅、省委组织部抽调干部组成，一般干部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哥哥注意到招考的基本条件是：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那天晚上哥哥失眠了，平静已久的心潭又被搅起层层波澜。虽然单位名称开首是“科技”二字，但后面的“干部局”却清楚地昭示了这个单位的性质正是自己下决心从此远离的地方。然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自己动心了。“试试无妨”，哥哥这么说服自己。他知道自己不仅仅是想去竟争，更想去试试自己的能力。

经过资格审查、局长处长面试后，——哥哥被要求当场写一篇命题文章，题目是：假如你进入科技干部局，你准备怎么干？这样务实和直截了当的题目在今天各行各业的掌门人看来也许过于老土，甚至可能会嗤之以鼻，但却体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哥哥说，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写的文章的标题和具体段落内容了，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文章中写到一点：“假如我是一名科技局的干部，我要促进成立一个类似美国兰德公司这样的组织机构。我要推进高校的研究人才到机关到政府组织对战略性问题进行思考，而让机关干部分批到高校学习深造，并使这一机构成为高校的科技人才和机关干部思维转换的一个桥梁和纽带。”“让它成为政府的智囊团、思想库和人才培养中心。”

哥哥不知道自己的面试和文章给科技干部局的领导留下了什么印象，只是想尝试和证明一下自己能力的哥哥考完试就像没事人一样回研究所了。一个多月后，研究所领导通知我哥哥，省里来人外调了，如果不出意外，调令随后就到。直到这时我哥哥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即将面临的重大人生抉择。

哥哥所在的研究4室（电气室）几乎清一色都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像我哥哥这样电大毕业的大专生绝无仅有。但大家对我哥哥都很好，也很尊重，大家都觉得我哥哥的思想和能力是不能以学历来衡量的。他们虽然都舍不得我哥哥走，但又几乎众口一词地劝我哥哥不要放弃这次进入省级机关的机会。他们对我哥哥说，茅家埠的池子还是太小了，我们都觉得你会很有前途，如果你能去省政府单位，将来对我们研究所，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肯定是好事，你去了就是我们研究所在政府中的一个渠道啊！如果说，同室同事们的话并没有打动我哥哥，而研究所党委一位领导和我哥哥的正式谈话却让他最终改变了主意。这位领导说，我们这里搞技术的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你一个电大毕业生，在我们这样的部属研究所，发展肯定是受到制约和限制的。你即便不去科干局，我们也考虑将你列入所里的第三梯队干部培养名单，你最后恐怕还是要做行政管理工作。这位领导关于“学历”的委婉提醒对我哥哥刺激很大，1976年的后遗症让我哥哥下决心要忘掉的往事重新翻卷而来。哥哥意识到自己希望搞技术的愿望可能只是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年过30只拥有大专学历的客观条件无疑让我哥哥在技术上挑大梁的前景十分渺茫。哥哥想，如果留在研究所最终也还是要搞行政的话，那倒还不如去一个层次高一点的单位重新开创一片天地。

（待续62）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1-3 08:44:03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11-3 08:4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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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3 08:43 上传

（茅家埠的日子是哥哥最开心的时光。）

我很惊讶哥哥对自己生命中的重大转折至今仍具有这样清晰的记忆。他几乎不假思索就说出了20多年前他去浙江省科技干部管理局报到的准确时间。1985年3月5号，春节后一个冰雪尚未完全消融，春意已裹挟着绿色悄然而至的日子，哥哥到新单位上班，分在刚刚新成立的职称处。报到时，职称处的一位处长对我哥说：“我们是干部部门，是管干部的干部，政策要求特别强。我们的工作对象就是干部，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广大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与你在研究所搞技术工作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要决定别人命运的。”

哥哥后来对我说，这位处长的话让他当时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同时他也意识到，当自己很久以来决心远离政治搞技术的愿望和蛰伏在体内深处其实并没有泯灭过的理想抱负碰撞交锋时，后者还是占了上风。在职称处上班不到两个月，哥哥就显露出他的能力和才华。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文字能力强，工作上手快，思路清晰。但和其他同志谈工作时口气太大。”哥哥向我转述当年别人对他的评价时神情很豁达：“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口气大，我对人很尊重，对工作探讨却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别人和我来探讨一件事情，我常常会从宏观到微观去做分析，别人一般都就事论事，但我一定会从理论上去分析。我不知道这往往并不讨人喜欢。”尽管如此，两个月后局里选支部委员，一共选3名，哥哥居然当选。其他2名当选的一位是副局长，一位是组织处处长，而哥哥只是一个进局不久的新同志，这显示了全局上下对哥哥的肯定和信任。当上支部委员后，哥哥开始列席处长会议。不久，省委组织部从局里抽调处级干部下基层搞调研，科干局的领导破天荒地派出了才进局几个月的哥哥。哥哥虽感意外，倒也信心满怀。他奉调随省委组织部一位主要领导和一批处长到宁波搞调研。在近一个月的调研过程中，哥哥给这位领导同志以及组织部其他同志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调研快结束时，宁波市领导陪同调研组的同志登上了著名的招宝山。招宝山位于宁波甬江出海口，因其波涛汹涌惊涛拍天，又名候涛山；还因其山巅原建有“插天鳌柱塔”而被人称为鳌柱山。调研组的同志登上招宝山，俯瞰正在移山填海的宁波经济开发区，工地上车水马龙，人如蚁织，大吊车，推土机轰隆隆地鸣唱，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对我哥哥来说，这次偶然的登临招宝山，差点又一次让他人生之旅的航船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方向。招宝山山势险峻，骇浪滔天，人立在山顶，有一种“脊梁胆气升，胸中豪情涌”的壮怀激越。

说实话，哥哥虽然离开水电研究所已有些时日，但不知为何，茅家埠的幽静清远常常会侵入梦境，让哥哥时有惆怅和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现在站在招宝山顶，任白浪在脚下奔腾扑打，那种久违的壮怀激越穿膛而过，汩汩的热血一阵阵向上涌动。就在这个时候，组织部的那位领导同志开玩笑似地问我哥哥：“如果派你到这里来工作，你愿意来吗？”哥哥冲口而出：“愿意！”“家里有没有困难？”“我刚结婚。”“爱人怀孕了吗？”“没有。”看似随意的一番对话，却大有深意。从宁波调研回来不久，省委组织部青干处的一位副处长找我哥哥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让我哥哥到宁波经济开发区当领导。事后我哥哥才知道，那一次组织部提出了一批干部名单，下派担任县级领导，作为干部接班人的后选梯队。如今，当年的这批干部名单中有些已位居省市重要的领导岗位。

从招宝山上下来，哥哥突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热爱的东西和血液中流淌的基因其实并没有改变，这是一种嵌入生命的情怀，不是你想忘就能忘，想弃就能弃的。如果命运真的给他提供一方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他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呢？然而，命运就是那样的神奇，一扇窗在我哥哥面前打开时，一扇门却在我哥哥身后关上。当组织部来科干局商调我哥哥时，遭到了局里主要领导的婉拒。这位领导对上面的来人说，我们好不容易调来一个优秀干部，不能又让你们上面挖走，这个干部我们局自己要用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次的上调未果对我哥哥来说虽然焉知非福，但哥哥当时并没有向领导上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他觉得一切都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此外哥哥说，他自己当时内心也确实是犹豫的，他知道，自己如果去了宁波，那么这一辈子注定就是搞政治了，而如果留在科技干部局，那还是搞业务。从内心深处讲，同样在机关，他在“做官”和“做事”之间，他还是比较喜欢做事。哥哥说，如果不是自己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他对这次机会一定会去争取，而现在他好像只是在听从命运的安排。

机会就这样与我哥哥擦肩而过。

然而，机遇也就在失去的同时悄悄降临。1986年，进科技干部局才一年多的哥哥在经过几次民主推荐后（真是感叹科技干部局的超前，又是公开招考，又是民主推荐），被提拔为职称处副处长。而恰恰是1986年，我国出台了一项重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全国职称制度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把不和待遇挂钩的专业职称变为和待遇挂钩的专业职务。从今天的眼光再回过头去看那次改革，无论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但在1986年我国利益取向相当单一的情况下，职称确实成了知识分子同时取得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最直接的渠道。职称处对外称省职改办，统一领导协调全省的职称改革，负责制定政策、设计条件、组织评审等工作，并且掌握着全省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单位的职称指标，是一个权力很大的部门，几乎可以用呼风唤雨来形容其在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要地位。哥哥作为这样一个权力部门的半个掌门人，位不算高，但权很重，尤其是他分管职称指标，而指标在人们眼里就是钱，就是房子，就是煤气，就是改变生活质量的门槛。

哥哥在职称处前后工作了3年，我可以想象哥哥这3年中是如何地踌躇满志，又是怎样地全身心投入。3年，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干许多事情；3年，也可以平平淡淡一晃而过，不留下任何痕迹。我问哥哥，你在职称处的3年有否干过令自己无论何时何地回想起来都足以自豪或满足的事情？哥哥说，足以自豪或满足谈不上，因为任何改革都会有争议，况且在这样全国性的改革也不是他一个处长可以左右的。但3年工作，确实有一件令他感到欣慰的事情：就是解决全省县以下小学教师的职称指标问题。

（待续63）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1-5 17:21:08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11-5 17:2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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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5 17:21 上传

（宁波的招宝山与鳌柱塔）

职称指标是指1986年职称改革期间，每个单位可以评审聘任的高级和中级职称职务的名额岗位数。这是由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为了防止各级评审失控，下达给各省市各部委，再由各省市根据情况层层下达至单位。中央职改小组专门制定了职称指标的下达原则：按照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学历结构，进入不同的岗位。换句话说就是层次越高的单位、高学历人员越多的单位，下达的高、中级指标数就越多；反之，层次越低、人员学历越低的单位，指标就越少。省职改办将中央下达我省的指标保留了15%作为机动，其余按照这个原则下达各市县各部门。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全省职称评聘工作初步完成，职称指标紧张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不断找哥哥要求增加职称指标解决遗留问题，各种要求增加职称指标报告更是堆满了哥哥的案头，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哥哥手里掌握的30%的机动指标（中央在一年后又追加了15%）。在众多报告中有一份省教委关于小学教师职称指标非常紧张的报告引起了哥哥的重视，里面提供的例子和数据更让我哥哥深感震惊，正是这份报告让哥哥下决心组织了一次调研。调研的结果比哥哥想象的还要严重：按照现行的指标下达原则，作为这次职称改革的最大人群——小学教师根本分不到多少指标，而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小学教师改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的机遇可能失去。

80年代的小学教师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和待遇，他们绝大多数在贫穷和偏远的农村，兢兢业业地为祖国未来的栋梁浇灌着辛勤的汗水和心血，然而得到的回报却少得让人心酸。那时，一个执教20年以上小学教师的普遍工资都在40元以下，有的甚至只有二三十元，而大多数的小学骨干教师都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他们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不说，生活的沉重负荷和微薄的工资待遇更是让许多小学教师心力交瘁。更让哥哥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回到母校天长小学，26年前他进小学时的班主任沈老师，居然也因为没有中级指标而不能评聘小学高级教师。天长小学是全省最好最有名的示范小学，沈老师作为当时天长小学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最优秀的小学老师。沈老师尚且如此，全省的情况可想而知。哥哥还了解到沈老师刚加完工资，现在每月64元，还是全校最高的。哥哥听了非常难受，哥哥当时的工资已经有105元。沈老师说如果有中级指标就好了，评上小学高级教师，工资可一下加到97元。哥哥告诉我，沈老师说这话时眼睛里闪过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期盼眼神，使他多少年难以忘怀。他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小学老师的职称指标问题。他经过仔细测算和论证后，向领导提出了解决小学教师中级指标的方案：把剩余的30%高、中级指标全部转化为中级指标，一次下达给县区以下的小学。最令哥哥高兴的是，方案提交后，各级领导认识高度一致，特别是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在讨论时，一连说了三个“好”字。他还风趣地说：“你们发粮票，我们给钱，也不要太抠了，只要在1988年6月底之前评上小学高级教师（即中级职称）的，都算首次评聘，工资可以从1985年7月开始补，一补3年。”哥哥当时听了非常激动，那么多的小学老师，每人可以加那么多钱，还可以补发3年！一年12个月，3年36个月，每月增加几十元，3年补发的工资至少就是1000多元！在今天人们的眼里，1000多元也许是个小数目，可是在那个年代，上千元绝对算得上是巨款。哥哥在推进这件事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各行业各单位包括教育系统的单位多少双眼睛都盯着这些有限的职称指标，就连中学里很多教师也都眼巴巴地盼着这些指标，哥哥承认许多要求和期望是合理的，有些甚至也是必须的，但是指标就那么多，一分散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他只有做出取舍和决断。哥哥把所有指标都集中起来，全部下给县区以下的小学教师，这批指标几乎占了全省总指标的40℅，这样大幅度地向小学教师队伍倾斜职称指标不但在全省引起了轰动，就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哥哥说，人活得顺利的时候，仿佛各种各样的机会很多，但是真正值得自己拚命努力，并留下美好回忆的机会其实不多，而能够抓住这些一生中都非常难得的机会更加不易。我感到自己抓住了机会。

哥哥回顾这段往事时两眼放光，而我听着他的讲述心里也很暖了一下。说实话，假如哥哥说的事情不是关系到小学教师这样的弱势群体，我恐怕不一定会心动。胸怀大志者眼光一般都会朝远看朝大看，不太容易朝近看，朝小看。我问哥哥，你在职称处要面对全省各行各业那么多盯着职称指标的群体，那么多人求你，你为什么偏偏对小学教师格外厚爱呢？哥哥没有马上回答我，他两眼望着窗外在冬日的寒风里瑟瑟的光秃秃的树桠，目光仿佛穿越了千年万年。

“还记得方琼阿姨吗？”哥哥问我。

当然记得。战争年代，方琼阿姨是爸爸在敌工委系统的老战友。抗战结束，爸爸随部队北撤时，方琼阿姨仍留在浙江做地下工作。解放后，方琼阿姨曾和贺子珍同志一起组建杭州市妇联，并担任领导工作。50年代初调到全国妇联国际部，去了北京。70年代方琼阿姨在中联部工作时，哥哥去北京出差常常去看她，她也很喜欢哥哥。“文革”后，方琼阿姨不知为何又要求调回杭州，在省旅游局当领导。这位瘦小的其貌不扬的老太太终身未婚，一个人住在西湖边的一套独门独户大房子里，深居简出。我以前只知道哥哥非常敬重方琼阿姨，经常去看她，更多的就不知道了。哥哥告诉我，方琼阿姨是印尼一个大富商的女儿，抗战爆发后，她抛下国外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回国参加革命，她资格很老，级别不低，而且文化层次很高，她的枕边放着英文版的《红楼梦》，她家书橱里各个知识层面的书门类俱全。但她的生活很简朴，吃着粗茶淡饭，穿着旧衣布衫，存下的钱长年捐给中华儿童基金会。文革中，她的老母亲被迫害致死，她在国外的弟弟想把她接出去，她就是不走。文革后，她弟弟回国看她，送来电视机录音机等那个年代还很稀罕的高档电器，她统统上缴组织。哥哥说，他每一次去看方琼阿姨内心都很震撼，有一种心灵被洗礼的感觉。虽然哥哥每次去也只是陪方琼阿姨坐坐、聊聊，但方琼阿姨的严于律己，对物质享受的一尘不染，无疑都对哥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突然给我讲方琼阿姨的事情，我想，关于小学教师的职称问题和方琼阿姨其实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哥哥之所以在这时候说起方琼阿姨，显然是方琼阿姨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哥哥。鸿鹄之志，始于平凡。

此外，在这3年中，哥哥的女儿沉沉来到人间。繁忙的工作，幸福的家庭，哥哥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美好生活。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哥哥工作顺利、意气风发的时候，在狱中不知不觉种植下并长久蛰伏着的病魔悄悄地在哥哥体内抬头了。

哥哥在回忆起那场几乎将他送命的大病时，接连说了几个“很神奇，很神奇，真的很神奇”。至于为什么神奇，怎么神奇，哥哥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但我心里猜想哥哥说的神奇或许就是总有那么一股力量，每当国家处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时刻，就将哥哥和蛐蛐儿死死地拴在一起。1976年那个举国难忘的春天，他们一起因“总理遗言案”被抓，关进牢房；1989年那个同样举国难忘的春天，他们几乎又是同时发病，住进医院。而在以后漫长的病床生涯中，哥哥和蛐蛐儿各自又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死神多次相逢。有人称哥哥与蛐蛐儿是一对难解难分的难兄难弟，事实还真是如此。

（待续64）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1-9 08: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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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9 08:19 上传

（哥哥生病前，温馨的三口之家。）

说到哥哥的病，不能不重新提起蛐蛐儿。

1977年11月，哥哥、蛐蛐儿、蛐蛐儿前女友J的父亲王叔叔，他们终于结束了羁押生活被释放出狱，一起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彼此在隔开了一年半以后头一次见面，都有点百感交集。蛐蛐儿一改过去那种心高气傲，变得谦卑诺诺，口里一直说着：“小弟，对不起。”“王叔叔，对不起……”王叔叔是这次牢狱之灾中受创最大的，他原来关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属于这个案件中相对外围的人员。但王叔叔性格刚烈，在关押期间企图越狱而被看守的哨兵抓住，搏斗中身上被刺刀扎了很深的口子，缝了14针。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蛐蛐儿的原因，王叔叔的案情突然升级，就在“四人帮”粉碎的当天，从留椿屋被押到北京秦城监狱。这深深的刀口显然没有因为缝合而弥补了创痛。一直以来，爱才的王叔叔都把蛐蛐儿当儿子一样看待，他不明白，像儿子一样的蛐蛐儿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扯进了“总理遗言案”，还让自己身陷囹圄。他冷峻的眼神射向蛐蛐儿，希望他解释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哥哥则更加直截了当问蛐蛐儿，所谓“总理遗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蛐蛐儿自始至终低垂着眼帘，不敢正眼看王叔叔和我哥哥，“对不起”，是他自始至终唯一对他们说的话。蛐蛐儿后来提前离开公安部招待所，本来部里安排了游览故宫和吃北京烤鸭等活动，但蛐蛐儿没有参加就辞行回杭州了。哥哥说，蛐蛐儿的匆匆离去让他心里很难受，他知道蛐蛐儿不好意思面对他，面对王叔叔，可是其实他们并没有怪他，但他们被关了那么久，各自冥思苦想了那么久，又都带着“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他们现在只是想知道事情真正的来龙去脉，蛐蛐儿为什么一味地回避呢？曾经那么好的朋友，怎么一下子彼此之间变得云遮雾挡，谁也看不清谁了呢？

回杭州以后，哥哥和蛐蛐儿各自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一时间少了来往。两家本来只有一炮仗路，从前是这边打个嚏喷那边都会有感觉，现在却好像彼此间有了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屏障，离得很近，却隔得很远。这样的隔膜和距离显然不是哥哥和蛐蛐儿心里愿意的，他们其实心里谁都放不下谁，但他们谁都不说，只是彼此远望着，关注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蛐蛐儿回到杭州汽轮机厂后的日子最初比我哥哥要好过，虽然拖着一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但因为汽轮机厂的主要领导对“四人帮”深恶痛绝，且对我们国家政治运动中“翻烧饼”的事见怪不怪，所以，他们并没有将蛐蛐儿这个几乎在1976年搅得全国周天寒彻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视为洪水猛兽，而是把他看作一个有血性有才华有思想、只是反“四人帮”的方法选择不当的年轻人。他们甚至没有给蛐蛐儿任何处分，蛐蛐儿也没有像我哥哥那样政治上受到歧视，工作上受到惩罚，一切只不过回到原来罢了。而等到1979年公安部给他重做的结论一下来，蛐蛐儿更是咸鱼翻身，先是从车间调到了科室，在团委当干部，后来又当上了厂团委书记。脱产当干部以后，蛐蛐儿又有了比较多的舞文弄墨的时间，他的文学才华再一次显现出来。他开始创作文学作品，写诗歌，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他写的中篇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去北京领奖的时候，有人在众多人中把他介绍给周扬，从不在大场面怯场的蛐蛐儿，不经意间告诉周扬自己就是“总理遗言”制造者。“这么年轻”，周扬对面前这位年轻轻就获全国大奖的英俊才子，显然引起重视并赞赏有加。以周扬当时的身份，他对蛐蛐儿的特别关注，加之蛐蛐儿第一次为浙江省拿到了全国的文学大奖这样旁人无法掠美的荣誉，蛐蛐儿的前程一度阳光灿烂。从北京领奖回来以后不久，蛐蛐儿就被调到了《浙江日报》评论部，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由于《浙江日报》是省委党报，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基本上代表党的喉舌，蛐蛐儿作为一个刚刚从工厂调到报社的年轻人，却一下子成了“本报评论员”这样重要的笔杆子，这让全报社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文章观点新颖大胆，文笔犀利老辣，一时间，他在报社炙手可热。他先是成了可以长驱直入报社总编社长办公室的非常人物，继而又有了经常被省委宣传部部长亲切召见的特殊待遇，连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来浙江，也会将他找去住地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凡被高层领导亲切接见并长谈后，蛐蛐儿的兴奋总是溢于言表。虽然他在报社里经常被羡慕和妒忌的眼光追随，但他几乎是视而不见的。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头脑不知不觉中开始朝上，甚至朝上上了，对周围或者下面的一切他大多是忽略的，这样的忽略对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但他当时是不可能意识到的。蛐蛐儿实在是太需要有一个人来分享他一路走高而带给自己的兴奋心情了，这个人必须是了解他、懂得他，同时还要会欣赏他，最好还要能在思想上提升他。这样的人，他知道有一个，这个人是可以具备这些的，那就是我哥哥。可是，自从北京出狱以后，蛐蛐儿不像以前那样三日两头就来找我哥哥，1976年的事情让他在我哥哥面前还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障碍，因为尽管哥哥后来再也没有问过他，但是他知道哥哥一直想知道1976年事情的全部真相。

突然有一天，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来到杭州，他想采访“总理遗言案”的所有当事人。他首先找到了蛐蛐儿，讲了他的采访目的和写这篇报告文学的大致构想。蛐蛐儿这回想也没想就跑到我家来找我哥哥了。看着蛐蛐儿讲述这位报告文学作家和他要采写的大部头文章时掩饰不住的兴奋，哥哥的表情很淡然。蛐蛐儿希望哥哥接受采访，和这位远道而来的大作家谈谈。哥哥却冷漠地说，我没兴趣，我不想谈。我觉得20年内我们大家最好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哥哥的拒绝采访导致所有“总理遗言案”的其他当事人都没有接受采访，这位作家最后只好采访了蛐蛐儿一个人。不久，一篇当时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发表在江苏的文学期刊《雨花》杂志上。虽然作者没有采访到瓜子、阿斗、晨光、大耳朵等“总理遗言案”的其他主要当事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那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尽管这篇文章中有许多描述离事实相去甚远，然而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蛐蛐儿因此篇报告文学而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一个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的出现，那火爆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今天的明星差。荣誉、待遇、级别，一连串的好事飞向蛐蛐儿：分房子，装电话，提拔为《浙江日报》文艺评论部副主任，选派到杭州大学宣传部当副部长，不久又调任《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紧接着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日本，还有消息传出，组织部门正考虑让他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后备人选。一个才刚30出头的年轻人，面对事业的一帆风顺和职务的频频升迁，很容易腾云驾雾飘飘然找不到北，蛐蛐儿也不例外。

（待续65）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1-12 21: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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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蛐儿回到杭州汽轮机厂，政治上并未受到歧视（左四为蛐蛐儿）。

就在蛐蛐儿春风得意的那段时间，蛐蛐儿的老婆S几次来找哥哥。S是一个中医，长得很美，尤其是她的一双水气迷蒙的眼睛，有一种古典的忧伤。她忧心忡忡地对我哥说，蛐蛐儿服安眠酮上瘾已经很长时间了，其上瘾的程度完全等同于吸毒。S说，因为蛐蛐儿的药瘾，她两次怀孕都打掉了。虽然她和蛐蛐儿都喜欢孩子，但她是一个医生，深知药瘾对胎儿的危害，她很害怕生下一个畸形或不健全的孩子。为了让蛐蛐儿戒掉药瘾，她整天像防贼一样盯在蛐蛐儿屁股后面，看到安眠酮就没收。可是防不胜防，蛐蛐儿除了自己配药，还让晨光、阿斗、大耳朵给他配。S要我哥哥劝蛐蛐儿戒药，并让哥哥阻止周围朋友再帮蛐蛐儿配药。她红着眼圈对我哥说，蛐蛐儿若是再不戒药他就废了！

哥哥很震惊，他没有想到在众人眼里红得发紫如日中天的蛐蛐儿，居然吃安眠酮上瘾等同吸毒！他找到蛐蛐儿，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蛐蛐儿说，他是关在北京牢房里时染上的瘾。他想戒，戒不掉。原来，蛐蛐儿关在牢里时被连轴转的审讯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精神几乎面临崩溃，整宿整宿失眠。看守他们的8341警卫战士中有一个梳两根长辫子的大眼睛女兵明显对蛐蛐儿有好感，每次轮到蛐蛐儿去上厕所或洗漱时总会撞上那双大眼睛。有一次蛐蛐儿无意间对大眼睛说起自己老是睡不着觉，很难受。没过多久，大眼睛偷偷地塞给蛐蛐儿两颗安眠酮，蛐蛐儿吃了这两颗安眠酮以后人很舒服，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这以后，蛐蛐儿不断地向看守人员要安眠酮，这一吃就吃了一年多，他对安眠酮产生了强烈依赖，而且剂量不断加大。等到出狱时，蛐蛐儿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安眠酮瘾君子，一般人药用最多只有两颗，而他已经发展到4颗甚至5颗6颗的地步。发展到后来，蛐蛐儿吃药已经不是为了能睡着觉，而完全是为了追求一种无以言说的快感。蛐蛐儿说他吃药时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每当这种时候思维就会很活跃，脑子里容易出现闪光点，一些精彩的文章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灵光闪现一挥而就的。蛐蛐儿说他很追求这样神志恍惚中神思飞扬的佳境。蛐蛐儿说这话时哥哥沉默了，他很奇怪自己和蛐蛐儿之间仿佛总有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线将他们神秘地牵连在一起。蛐蛐儿追求的这种神思恍惚中灵光闪现的境界，也正是哥哥在思考问题时总是寻觅总想抓住的一种转瞬即逝的奇妙状态。哥哥说，他在睡觉之前从来不敢想事情，想了就会睡不着，甚至通宵失眠。但他总会在凌晨将醒未醒矇矇眬眬时转动脑子想事情，这种时候思维特别活跃，常常在工作中百思不解的疑难杂症会一举破解；考虑很久却难以表述的观点会瞬间变得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哥哥一些获得上下好评的思想、观点、思路和方法常常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突发灵感，产生火花，他在黑暗中记录下来，最后根据蚯蚓一般难以辨认的字体整理成文的。哥哥不知道他和蛐蛐儿共有的或者说共同追寻的这种奇妙的思维状态，是否是1976年的牢狱生活留给他们的共同的生命纪念，但让他忧虑的是，S说的蛐蛐儿的药瘾等同于吸毒，这真的是很可怕。

现在想起来，蛐蛐儿的许多古怪行为终于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下突然摔倒，弄得鼻青脸肿；他多次在深夜潜入菩提寺1号小楼，在我家2楼客厅和北屋之间的走廊里来回踱步，像个幽灵；他有时会不请自到，推开我家厨房门，将八仙桌上的剩菜一扫而空。最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一次是，蛐蛐儿居然将我家整整一盘又咸又辣的酱辣椒吃得干干净净，连根蒂都没留下。有几次他偷吃剩菜和半夜窜到我家2楼被我或我哥撞上了，他就会口齿不清地说一些不着边际让人羞于启齿的话。而真正让蛐蛐儿颜面扫地大出洋相的是，他竟然在一个下雨天把自己吃药后近乎梦游状态下翻报社办公室的天窗进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他看着办公室满地回力士球鞋的大脚印以为来过了小偷，马上打电话给报社保卫科报案，最后保卫科的同志让蛐蛐儿脱下自己的球鞋，并开玩笑地告诉他：“小偷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这样的玩笑是令人心酸的，蛐蛐儿在人前的辉煌和人后的种种变异让他成了许多人口中议论的话题。哥哥虽早有感觉，也听到种种传闻，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蛐蛐儿从狱中就开始吃安眠酮上瘾，更没有想到蛐蛐儿由于药瘾而造成的频繁跌跤，加上他人高马大，每次都摔得很磁实，身体内部已经有多处毛细血管破裂却无人知道。

蛐蛐儿的状况让哥哥很着急也很忧虑，因为骨子里他和蛐蛐儿还是有一种情同手足的兄弟般的情谊，他一定要设法让蛐蛐儿戒药，他不能眼看蛐蛐儿毁了自己。然而，还没等我哥哥想出劝蛐蛐儿戒药的方法，1989年1月，哥哥从宁波出差回来后，自己被确诊患了肝炎。1976年那场牢狱之灾到此才开始显现出它蛰伏已久的凶狠，身体内部受到的巨大创伤，长期的精神折磨致使内分泌紊乱导致的免疫功能低下，这一切使他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病魔的突然袭击。

哥哥的肝炎来得非常突然，之前似乎没有任何预兆。他虽然一直惦记着如何让蛐蛐儿戒安眠酮的事儿，但此时他已自顾不暇，对蛐蛐儿戒药的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在病魔面前，人是渺小无力的。哥哥纵有满腔抱负，也不得不无奈地离开了干得得心应手的工作岗位。肝炎是要隔离的，哥哥住到了保俶山脚下我姐姐家，一边吃药，一边治疗，一边休养。两个多月以后的4月，哥哥的GPT基本恢复正常，黑黄的脸上开始泛出红晕，见油腻就恶心想吐的症状慢慢消失，身上也渐渐有了力气。就在我哥即将病愈，他自己也已经开始做上班准备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1989年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天。”

哥哥这样准确地说出20多年前如此具体的时间，可见这一天对我哥哥而言真是刻骨铭心。那天很奇怪，太阳特别炙热。我哥中午沉沉地睡了一觉以后觉得整个人少有的精神气爽。那时我们国家实行夏时制，那天是夏时制的头一天，按国家规定，时间全部在凌晨2点向前拨1小时，而我哥哥却忘了。就是因为这1个小时之差，哥哥的命运之舟就偏转航向，驶进了一个黑洞洞的港湾。哥哥睡醒以后一看时间已经4点，心想自己说好晚上到丈母娘家吃饭的，总不能踩着饭点去，便想着早点出门。哥哥骑着自行车沿着延安路从北向南骑过浙江医科大学的时候，哥哥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医大校园的围墙很矮，太阳很高，天白晃晃的，很亮。哥哥想，现在去吃晚饭太早了吧？这时他才突然想起夏时制了，实际上现在才3点多呢！恰巧医大对面就是蛐蛐儿家所在的竹杆巷，哥哥想，要不去看看蛐蛐儿？好久没见他了，不知他情况怎么样？药瘾戒了吗？脑子一闪念，手握着的车龙头就下意识地拐了弯。

（待续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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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 作者：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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