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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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元旦那天下午，萧军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在这天去见毛泽东，到了毛的办公室后，发现毛“样子很疲倦，头发很长，脸色浮肿，没有光彩，他也许过于忙碌或者有病”。但是，毛泽东却仍然极耐烦地接待了萧军，并听取萧军对中共党史问题的提问，直到萧军自己发现了毛泽东“他的精神是特别倦怠”，并且，“他们的孩子病了，发烧四十多度，他显着很不安”，才主动告辞走人。至于萧军在毛泽东的住处，谈兴之际而留下吃饭喝酒的事，也有多次。更有甚者，1942年3月29日，“文协”为欢送萧军准备去绥德进行采风，举办了一场舞会。而毛泽东不仅出席了这个舞会，并且还专门到萧军的房间内，与他作交谈，谈萧军写的一篇文章。
　　萧军这段时间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看，对于文艺界中人来说，确属独一无二。
　　从毛泽东的视角看，萧军既是一个在当时中国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并且颇为健谈;其人的性格则还非常坦率豪爽、又“够朋友”，爱打抱不平，甚至还有些可爱又可恼的偏激;萧军固然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他不是部属，而是一个朋友。因此，与萧军的交往，既有益于增进对延安文艺界的了解与认识，也能使自己的思维与说话，获得一个很为自由、无拘无束的倾诉与交流对象。
　　在1942年4月27日与萧军的交谈中，毛泽东就谈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某种无奈：“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个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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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交往的中断
    然而，这种近于亲密的交往，却为着一件事，猝然中断。
　　当时，延安知识界掀起了批斗王实味的浪潮，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认同者，还是内心并不赞同者，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道巨流，使王实味陷入四面楚歌的围剿之中。然而，萧军此时却站了出来，为王实味的处境伸张公道。萧军并非共产党员，他也并不了解时为共产党员的王实味，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但是，他却坚定认为，斗争王实味的方式，很不公平——怎么不让被批斗者为自己说话辩解呢?怎么用不讲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呢?
　1942年6月4日中央研究院第二次批斗王实味，应邀参加的萧军，在会上看到与会的人，在王实味作辩解时，竟然粗暴地打断王的话，并不准王再讲话，更有人高喊要打王实味。萧军见此，便单枪匹马面对那一边倒的人海，直言指责那些粗暴行为。随后，萧军又写了三千多字的公开信，作为对那次批斗会方式的意见，寄给了《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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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所做的这些，顿时招来了极左浪潮的围攻，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要与萧军辩论。若干单位的108名党员还联署，写信对萧军表示抗议。
　　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之前二天，即6月2日晚上十点，萧军为王实味事去了毛泽东寓所，向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的不正当方式而不满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显然很懊恼，萧军日记中说：“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当晚的谈话，虽然最后因转移了话题(谈起了鲁迅、阿Q以及文学)，二人之间交谈之初有些沉重紧张的空气，得以化解。但是，无疑，毛泽东由此而在心中，作出了冻结与萧军交往的决定。
　　因为，一直到1945年11月，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再没有主动约萧军去交谈。  
    毕竟，从政治上来考量，虽然毛泽东深知萧军是拥护共产党的，萧军的脾气性格是极坦诚也率性的，但是，萧军跳出来为王实味而鸣不平，终究有违党中央的政治方针。固然，并不用因此而整治萧军，因为他是党的客人;但是，从此与萧军这个在延安总是爱鸣不平、对党的干部常持批评态度的人保持距离，却绝对是政治格局的需要。
　　也许，毛泽东当时处理与萧军的交往，就作了这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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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别
　　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萧军也仍就对一些时局的意见、学术问题及个人活动，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还给毛泽东寄过几次书与杂志，但是，毛不再有以前那种即刻回复的情况。在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未与萧军交谈后，有一天胡乔木来萧军处转告，说毛泽东近日特忙，若萧军有什么要解决的小事，即可由胡予以解决。而若是胡不能解决的事，毛“愿挤一部时间来”与萧军“碰头”。
　　萧军本人从他这一年中几次给毛写信，而未得到回复一事中，显然已感到，毛泽东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与他交谈了，加之，他从报上得知，这些时候毛泽东也的确很忙。因此，他也就死了心，不再期盼毛泽东来见他之事了。只是，有什么想法，他仍会给毛泽东写信，用邮寄，或直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的传达室。
　　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虽然两年后的1945年2月18日与11月9日，毛泽东与萧军还见过两次，并且，毛泽东还派汽车专门接送萧军一个人，使萧军获得了让延安街头的人们全都用惊奇眼光望着他的“荣耀”。
　　但此时，礼节性的意义，已远大于实质思想的交流了。
　　萧军在2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我们虽然全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在11月9日的日记中，萧军更明确地说了：“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这算是告别。”“和毛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在政治上，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实际上在1942年6月，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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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漂”
　　1948年后，萧军几次被东北局扣上“反苏”、“反党”的帽子。当他在1950年要求调往北京工作，以与先行到北京的家人团聚时，东北局宣传部也不应允。此时，萧军再一次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率性作风：他不要公职，也不要手续，离开东北，跑到北京，做了一个无职业的“北漂”。在“漂”了几个月后，萧军去找了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彭真则给萧军安排了一份考古所的工作，并为其安排了住房。 对彭真的做法，东北局方面也无可奈何。
　　彭真与萧军的交往之谊，就是在毛泽东与萧军交往期间建立的。而在毛泽东没有同萧军往来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常出面给予萧军帮助的，也是彭真。
　　显然，彭真对萧军个人的态度，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影响。
　　否则，为一个头上顶着“反苏”“反党”罪名，又无职无权的人，没有谁敢置东北局的决定不顾、而公然对其伸以非常援手的。
　　还有一件事，也非寻常。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反苏、反共”罪名的萧军，已被中国文学界予以除名，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没有让萧军参加。显然，文坛已没了萧军的地位。
    然而，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又为萧军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1957年，再次为萧军出版了其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当时出版萧军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肯定不是想为萧军“正名”撑腰，相反，起初当萧军将书稿送到出版社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拒绝的。但是，当后来萧军出示了一份中央文教委员会的公函——那公函上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之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冯雪峰到中宣部文艺界总管周扬，便就都一路绿灯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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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里的萧军
   《黑铁时代的背影》是一个和周刊多数稿件不一样的选题。每一篇文章的主角都已经去世，把他们串在一起的萧红也早已死在了属于她的时代里。我们没法采访当事人，只能从日记、书信和回忆录里了解这些人。
    日记里的萧军直率坦诚，反而让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他和萧红分手两个月便与少女王德芬结婚，结了婚却抱怨家庭生活琐碎，埋怨妻子不够有知识。
过去以为萧军和萧红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没想过他这么快再娶，更没有想过，他后来居然和丁玲还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的爱情经历颠覆了我最初的看法。
    撇开这些情爱，《延安日记》里的萧军，又有着另一面。崛起于左翼文坛的他不喜欢丁玲的左。他不想入党，想成为中立者观察并提醒他们。但萧军喜欢延安的政治家们，他觉得世界是柔软的，世道人心是可以被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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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萧军的女儿萧耘时，我心中忐忑。让女儿谈父亲的前妻，总有那么点别扭。更何况萧军在建国后一路碰“钉子”，直到文革结束后，景况才好转一些。
   谈起萧红时，萧耘很坦诚，她觉得萧红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但部分萧红的研究者总把萧红说成一个受害者，被侮辱被欺凌、扒着男人过日子，她不喜欢他们这样丑化萧红。
活下来的萧军和其他的左翼作家们都被硬邦邦的世界弹了出来。
    文革期间，丁玲被打为反党分子，胡风是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是大右派，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这三个和萧红过从甚密的男人，被关在同一个牛棚。而他们共同导师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在妇代会上发言说，丁玲“恶毒的攻击党”，萧军是“坏分子”“咒骂党”。经受了文革的萧军，依然有个家训：他们家的孩子第一必须尊重共产党，第二必须尊重毛泽东，一点玩笑开不得。家里的第三代、第四代都遵守着这个家训。
    不久前，《萧军延安日记》出版。文革抄家时，这些日记被作为黑材料保管下来，批斗萧军用。萧军去世前，孩子们和萧军商量出版日记。萧军说，要么一字不改完整出版，要么就别出。最终，日记一字未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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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
    王实味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共产党治下的“革命圣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祸上身。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其实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用不了多久都会经历理想幻灭的过程，只是多数人不会像他那样公开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萧军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他也是牢骚满腹。之所以他会拍案而起，为他并不认识的王实味说几句公道话，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有许多同感，对延安的等级制、特权现象一样有诸多不满。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1941年5月12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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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②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