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我收到谷志瑞夫人龚毅青一封信,说她和谷志瑞已经调到凤阳县工作,欢迎我有时间到她家做客。 尽管龚毅青是诚恳的,我也不打算再去她家做客。力所能及的助人于危难,是一个正常人很坦然的正常举动。如今他们官复原职,我再去叨扰,就有示功之嫌,大不合适。 因此我回了封信,表示问候,借口工作忙,婉辞了龚毅青的邀请。 后来谷志瑞担任滁州地委书记,又到北京任中组部办公厅主任,我就没有再与他们夫妇联系。 岳中林此时业已调到八团,即白米山农场,担任团长。 这些年国家大政飘忽不定,时左时右,令人担忧。有关“四人帮”在中央拉帮结派、陷害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帅的传言,也越来越多。 我们身在底层,不知道国家将向何处去,总感觉一切都不正常。 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十分渺茫。 邓小平的复出,让人觉得刘少奇死得太冤。既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都能复出,而官方公布“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料上,又看不出他有什么能服人的罪证,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主席,着这样不明不白被废黜了,被整死了。国政大事,几同儿戏,这不太玩笑了吗? 当然,这些想法,只能私下里跟好友们议论。以己推人,你有思想别人也有思想,很多事情,一目了然,不需要点明。 不言而喻,中国有很多人,从“九一三”林彪事件开始,开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了。 报纸、文件里毛主席的一些“最高指示”,依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经常前言不搭后语,愈来愈让人莫名其妙。报纸、画报上他老人家的照片,业已惨不忍睹,显见已经接近老年痴呆。 眼看毛泽东来日无多,大家都心照不宣。都在暗暗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祈祷毛泽东死后,国柄不要落入“四人帮”之手。 这时候,我更加迫切地想离开大圹圩。 一批一批的知青调离了大圹圩,仅我们三连,就有调到安徽(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的、马鞍山钢铁公司的、蚌埠麻纺厂的、淮北煤矿的、淮南轴承厂的这么多单位。虽然单位不尽人意,毕竟摆脱了露天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城市。 不说别的,仅生活上有电灯照明,就足以让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对我这种爱看书、爱写写画画的人来说,夜晚有一盏电灯照明,那是多么幸福啊。 对我来说,大圹圩令人难以忍受的,并不全是艰苦的工作和生存环境的恶劣,而是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片荒漠。这对于一个喜爱文化艺术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非常厌倦的。说严重点,是精神在受孤独的虐待。 我三番五次写信给我二姐和二姐夫,催促他们为我联系接收单位。我告诉他们,不必考虑接收单位的条件,即使是农林四场对口调动,我也愿意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工作、生活。 二姐和二姐夫自然会尽力为我奔走,但他们都是基层干部,没任何权力,什么时候能为我找到接收单位,谁也不敢打包票。我只能听天由命。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又发动了对历史小说《水浒》的批判。不知道古人施耐庵的《水浒》,又在什么地方触痛了他多疑而脆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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