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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全国开展起“三大讲”运动。 “三大讲”运动，一是大讲党受“四人帮”其害，国受“四人帮”其害，厂受“四人帮”其害，身受“四人帮”其害；二是大讲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三是大讲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这些都是虚的，别说一般人，就是那些在位的省、部长封疆大吏们，在“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谁敢和“四人帮”做斗争？ 中国人谁不知道“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红人？ “三大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肃整一些“文革”的积极分子，以及有过打、砸、抢行为的人，要他们“讲清楚”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 “三大讲”是官样文章，“讲清楚”才是实实在在的“拷”问。 “三大讲”、“讲清楚”，实际上是一场清算“四人帮”余党和小爪牙的政治运动。 运动要求“文革”中的活跃分子，自己讲、群众评、大家帮，组织审查处理。 显然，这是一场对“四人帮”在政治上、组织上、影响上的大清理。 我们这个边远山区小的林场，也要搞“三大讲”活动。 我原以为这只不是走走过场，我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准备随大流走过场，上面咋讲我咋讲。 却不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原来我们鲍家窝分场的“三大讲”“讲清楚”的对象，或者说是斗争对象，居然就是刚刚调来一年多的我！ 那天晚上，总场金隆奎书记特地来到鲍家窝分场，为此事慎重、严肃地找我谈了一次话。 金隆奎比我大十来岁，精明儒雅。我俩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与我不仅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棋友。 他很欣赏我的能力和直率，我和金隆奎也是那种交浅而能言深的朋友。 金隆奎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远东，有人检举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头头，甚至和“四人帮”还有联系。此事事关重大，你需要在全场干部职工大会上讲清楚。” 我知道这是场长黄本铣暗中所为，显然，因为住房问题，我扫了黄场长面子，他要报复。 我只是没想到黄本铣竟然利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运动来整我，下这么大的功夫，这是直接要将我打成阶级敌人，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我冷笑说：“金书记，这是黄场长对我的政治陷害。” 金书记说：“先别考虑别人是什么动机，你先跟我说说，你在原先的单位里，是不是造反派头头？” 我说：“也是也不是，我算是一个头头。但我不是造反派头头，我是保皇派头头。” 金隆奎是过来人，知道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区别。 我又给金隆奎一颗定心丸：“在整个‘文革’十年中，我在大圹圩农场不仅没做个任何打砸抢的事情，没迫害、打骂过任何人。而且，我还制止过武斗，营救过革命老干部。” 金书记说：“那就讲清楚嘛，讲清楚对你有好处。我们应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我冷笑说：“我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党。金书记，‘四人帮’难道不是共产党？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难道不是共产党？纵然是巧舌如簧、能口吐莲花的人，能把他们说成是国民党吗？” 金隆奎笑而不语，显然认同我的说法。 我说：“金书记，你相信我吗？” 金书记说：“我要是不相信你，还会找你谈心，要你讲清楚吗？” 我点点头，强硬地说：“别说什么讲清楚，就是政治陷害我都不怕，我见的多了。可这次叫我讲清楚，带有侮辱性。黄场长是利用职权，怀私报复。我忍不下这口气，我要在会议上当场掀桌子，看这个姓黄的能把我怎么样？” 金书记皱皱眉，说：“你别胡来，是我主持会议。” 我很惊奇：“哦，是你？是总场要斗我？” 金书记更正说：“不是斗你，是要你讲清楚，你要正确对待。” 我不满地说：“姓黄的想陷害我，却利用你来当枪使。” 金书记说：“谁也利用不了我，我是天堂寨林场总场党委书记，是职责所在。按上级文件的规定要求，这次‘三大讲’运动，凡是被人检举揭发的人，无论是谁，都得在大会上‘讲清楚’。远东，我们相处得不错，你就更不能例外，你不能让我为难，叫我陷于被动。” 金书记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 金书记又说：“你们分场党支部建议，说鲍家窝分场人少，开这个会议声势不够。要求我们总场来一些干部职工参加会议，壮大声势，我已经同意。你准备一下，要冷静点，讲清楚问题不是坏事。” 我明白了金隆奎书记的态度，便说：“好吧，我讲，你放心，我会将我在‘文革’中的一切行为，都讲清楚。” 这些年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领教着公权力被私用的可怕，再次承受着组织上和领导对我不怀好意地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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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4 18:55:10
发表于 2015-10-5 08: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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