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扬州知青王家林文章《知青养老：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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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养老：迫在眉睫

一、中国社会老龄化概况

中国从21世纪初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通常60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10%，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了11.5%和7.6%。

201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政协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养老研究负责人透露；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己达2亿,占全国人口15.4%。中国三无老人(无子女、无老伴、无经济来源)3000万；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半失能老人3000万；空巢老人1亿人。

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统计；空巢老人占60岁以上老人50%，预计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90%。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吳玉韶说；失能老人的照料己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现在失能老人的护理大部分还是靠家庭解决，而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空巢，靠独生子女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问题越来越难。

来之中国民政部统计表明：从2010年起，中国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900万。预计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37亿。约占总人口30%以上。也就是说每3、4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中国“老去”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已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二分之一。

对此,民政部的有关人士不无担忧地说：“中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化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想象。”

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2040年，中国青壮年人口与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而在2000年比例为6.4：1。据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老化是个普遍问题，但中国可能是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大国。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网站预计：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年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为9.96亿人，随后逐年减少。2045年将减少到8.29亿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2015年的1.3亿人上升到3.23亿人。养老金运转下去的难度将剧增。

  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曾提出；就养老而言，中国至少面临以下问题：中国老龄人口基数过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3亿。2025年达到3亿。2035年会出现不足两名纳稅人养活一名养老金领取人。

老龄人口呈现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加之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而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中国面临养老压力空前沉重。

上海号称中国“头发最白”的城市，因为知青返城政策，回城知青达120万，目前这些知青基本都已进入老龄阶段。2010年上海户籍人口刚过1400万人,其中378万人是离退休人员.沪籍就业人员542.87万人,社会养老负担非常重,几乎接近1.5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2013年底，人口中有超过20%逾60岁，沪籍老龄人口达400万人，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40%。北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也超过15%。

  江苏早在1986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13年，截至2013年底，全省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近15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9.65%，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近五个百分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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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老龄人口120万人，剔除驻军、大专院校学生人口，实际老龄化率达20%。
以扬州为例，2014年总人口为569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98万人,占总人口21%。80岁以上人口占12%,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占60%左右。社会老年化状况十分严峻。加強社会养老福利事业刻不容缓。
日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表示，1990年18个中国人养一个老人，2000年10个养一个，现在3个养一个，很快就将2个养一个，“银发潮”来袭 中国已步入老龄社会。中国社会养老，是全社会民众最为关心的大事。
近四年的“人民网”全国两会调查显示，“养老保障”连续居网友关注度之首。养老问题为何民众关注度，尤其知青关注度如此之高？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有极大关系。
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养老制度尚不健全，还存在弊端和缺陷。 国务院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在《比较》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谈到中国社保体制改革应借鉴其他大国经验，逐步实现养老保障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管理责任要上划。文章称，县、市统筹不符合经济规律，越走麻烦越大，因为养老保障制度本身漏洞太大。
2014年初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京举办了“2014年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聚焦城镇化与中国家庭幸福”论坛。该论坛发布报告：养老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养老担忧成为城乡家庭的共同担忧。经调查,有27.29%的家庭对养老保障不满意。

二、知青老年化状况

中国社会养老形势严峻，其中知青老龄化状态及养老形势尤为严峻。
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不完善，不尽人意的“阵痛”，诸如基尼系数过高，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缴纳社保金，退休养老金领取歧视性双轨制，社会养老资源稀缺匮乏，知青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60岁至70年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到70%左右。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亏损倒闭、破产、改制。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其中知青占75%左右。21世纪初至今退休的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三分之二。
一位国情专家分析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章指出，“中国有两次失业高峰。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是1990年后期。其中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经历的下岗职工。”
回到城里的知青已经边缘化了，在生活道路上不断遇到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历史的陈年老账无法细算和补偿。
许多知青“从下放到下岗”，在当今改革年代的艰难遭遇，“知青”中的许多人40多岁就被迫下岗、不但不能从改革中受益、反而成为被“改革卸下的包袱”，针对这上山下乡的“后遗症”，必须大声疾呼：“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要“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在”。
年青是人的最大财富与资本，俗语道；“靑春似金”，人老了，就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弱势群体，退休后，退出社会舞台，就是社会边缘群体，俗语道；风烛残年，既使退休前居一定官位，拥有一些权势，聚一笔钱财，也许退休前混得好一些，退休后过得好一些，但是年衰退休后愈会有一种失落感，苍凉感，依靠感。反差愈大。知青絕大多数都处社会低层，再加上体弱多病，许多老知青子女不在身边，空巢孤寡老人，年龄一年年老了，以后咋办？我们老知靑想到这些，心里发怵。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老知青刘晓萌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中说；”现在城市的底层，被边缘化的贫民，很多都是当年的知青。前几天看到知青作家梁晓声有个谈话，他说85%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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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处在社会底层。落入底层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有的原本就是工农子女，家境差、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农村呆的时间较长，后来没能升入大学；再有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觉得不能忘记这些人。他们落到今日的境地，当初政策的制定者要负很大责任”。
【二】、知青老人中的絕大多数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退休金低，养老金仅够维持自身生活，若患病或需要护理，则会捉襟见肘，无力承担，陷入窘困境地。2013年2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调查显示，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絕大多数知青未富先老，退休后，失去年龄优势，退休金低，社会保障低，沦为社会最低层庞大的知青弱势群体。
学者杨娟、李实在《世界经济文汇》2011年第5期刊登《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文革”的十年浩劫造就了一代特殊的人群——知青。经历了经济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几次震荡：年轻时遭遇“文革”而不得不到艰苦的农村或农场锻炼，中年时可能因为教育程度所限而面临下岗的困境，晚年时其子女的就业状况又出现严峻的挑战。
“下乡”使知青们的教育中断，从而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会随着教育水平或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增长，所以“下乡”会对知青的收入起显著的负作用。
“文革”造成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断类似于欧洲国家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年轻人的教育投入，也使其收入遭到损失。
本文通过运用经济和统计的分析方法，估计了下乡经历对知青工资的影响。发现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低收入知青群体的差距非常大，也就是说一部分知青的生活将非常艰难。对排除政策补偿的工资进行OLS 的回归结果表明，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
【三】、中国1979年以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知青家庭基本上都是生育一个子女，知青老龄化后，许多知青子女不在身边，养老靠子女成为一种奢求。知青老人中空巢现象很普遍。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知青老人已逐渐进入半失能、失能状况。知青晚年养老，举歩维艰。有时出现一些凄惨的情景。

三、知青养老抽样调查

笔者是一位曾经下放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老知青，耳闻目睹周边熟悉的部分知青老年旳艰辛凄凉，密切关注知青老年生活状况，自发做知青老年生存状况调研，2014年3月对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四营26连、28连、30连的扬州知青返城后的状况及养老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当年下放这3个连队的知青还有无锡、连云港、江阴、徐州等地的知青，他们主要来之煤矿、盐场职工子女，还有社会青年，只有初小文化，有的还是文盲。他们目前的状况还不如扬州知青。三个连队400个扬州知青，其中四分之一是在校学生，大多数是六八届初中生，有少数六六、六七届初中生，还有少数老三届高中生，中专生。有四分之三的知青是社会青少年，还有许多小学生，1969年3月下放时，年龄只有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有的还是文盲，不能称之为知青。下放时许多知青身高只有一米三、四。体重只有六、七十斤。当年有领导来连队视察说；这好象来到小学校。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这批知青都成为六十多岁的老人，经调査分析，分四种类型；
【一】、特困户、有的知青经济条件差，终生未娶，无子女，孤寡老人；有的知青丧偶，40多岁下岗，身患疾病，每月只有300多元生活费。子女也是普通工人，收入较低。
特困户有18人，占调查知青总数400人的4.5%。
【二】、贫困户、有的夫妻双方是知青，都是下岗、退休职工，单位倒闭或卖给私人老板、原单位领导层。职工身份置換，买断工龄，一次性拿2万至3万买断金，失业回家，五金一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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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己交，或由原单位交，但由个人打借条，退休后在退休金中扣除，失业后又重找工作，但都是无技术含量，劳动量大、报酬低的工作，还要供子女上学，赡养老人。生活窘困。
贫困户有365人，占调查人数的91.5%。
特困户与贫困户合计有383人，占调查人数的95.75%。
【三】、富裕户、知青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原企、事业单位，垄断央企的领导人、中层干部、教师，退休前收入颇丰，退休后，退休金5000元以上, 除医保、退休金外, 还有商业保险和年金制。这样的知青户有9人。占调查知青的2.25%。
【四】、富足户、有极少数知青回城后，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经商办企业，经过努力拼搏，事业有成，成为知青中成功人士，经济富足。这样的知青有3人。占调查知青的0.75%。
富裕户与富足户合计有12人，占调査人数的3%。
以上知青养老状况调查综合分析，是全国知青老年生存状况的一个基本缩影，具有一定旳代表性。且江苏属全国经济发达地区, 知青养老状况可能较其它地区要好些。

四、 知靑养老调查综合分析及特征

知青养老抽样调查综合分析结果验证了(二、知青老年化生活状况) ，且具休化，形象化。具有如下特征；
【一】、贫困户占絕大多数
特困户与贫困户占95.75%，占调查知青的絕大多数。清华大学教授李強曾讲；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民众有55%；中层阶级占30%左右。按照李强教授的分析，知青的贫因比率是李強教授分析比率的0.75倍。知青老人的絕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低退休金仅能维持日常简单生活，平时的文化生活，休闲旅游，定期体检等有品质的生活需求，只是一种奢求。若患病，需要治疗护理，或生活失去自理能力，那必然陷入非常窘迫凄凉的境遇。现在老人中常见的心血管病，只要住院检查治疗10多天，就得花费10000多元，除去医保报销70%，病人还要自费30%，另还要付“门槛”费800元。如果动手术，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红包”，动辄几万，十几万。这对于只拿1000多元退休金，勉強度日的知青老人，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有的知青自嘲；“小病拖，大病扛，等着见阎王”。
有一位男知青出身贫寒，身患肺结核, 内风湿病，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孤寡老人，长期臥床，生活不能自理，也无钱到医院治疗护理，扬州仅有一家公办福利老人院远在郊区，床位早滿，排队在10年后才能轮到，而且不收失能老人。这位知青只能孤身躺在家中死拖活捱，仅靠社区隔三叉五送顿饭，一顿饭要吃一、二天，知青也组织起来，常去送饭护理，但这都是“浮云”，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能给予长期有保障的治疗护理和生活照应，这才是“王道”。而且这“王道” 只能，也应该由政府“布施” 。2013年这位长期臥床患病的知青死在家里一星期才被人发现，是知青和社区派人把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火化后骨灰无人要，也无人安葬，社区要知青把骨灰带走。这个“三无”知青老人最后无依无靠终結生命的凄惨境遇，是社会的缺失和耻辱。
有一位女知青刘春兰1969年3月下放，下放前就有严重哮喘病，说话走路都喘得厉害，下放后根本不能参加体力劳动, 连队分配她看菜园，回城后分配在社办厂工作，工资低，无钱治病，九十年代下岗后，女儿失业，丈夫踏三轮车，生活更为窘迫困难。日常简单生活都难以为继，更无从谈起到医院治病，她也不参加知青聚会，在极度贫困中苟延残喘，对生活失去信心，心情极度痛苦絕望，最终上吊自尽。
还有一双知青夫妇，女儿在国外工作，这一对空巢老人退休金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生活艰苦，无钱进行身体健康检查，保健护理，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后相继患小中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女儿回来陪伴护理照顾一段时间后也回去了，这对知青老人经过治疗，稍有恢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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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便，只有半自理能力。后来知青组织爱心小组，轮流帮助他们买菜、烧饭，料理家务。扬州电视台还专门作报道表扬。
类似以上事例不胜毕举，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现象还会越来越多，类似的知青老人不幸窘境还会发生。
【二】、富裕户少，有的因病致贫。
  知青调查中富裕户、富足户只有12人，占调查知青的3%。按清华大学李強教授“城市中层阶级占30%”的推断，若富裕户就相当于城市中层阶级，知青中层阶级只占城市中层阶级旳十分之一。调查的400个知青中，沒有一个公务员编制，只有两人虽在市级局机关担任中层干部，但只是亊业编制，虽然在职时工资待遇与公务员相差不大，但退休后待遇与公务员退休差距较大，退休金只有公务员编制的同等退休人员的60%左右。但要比贫困户知青的退休金高一倍多，医疗保障，生活质量也要好得多，但有时也脆弱，因为年青的优势失去后，随之而伴的必然是年老体弱或患病，己是弱势群体，老年人自然产生依靠感，依靠子女，知青絕大多教是独生子女，据统计；知青中近三分之一是空巢老人，子女在外地工作，有钱稍好些，老人可以进私办养老院，但一旦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或需要治病护理，养老院是不负责旳。既使养老金稍多些，一旦患上大病，也会陷入窘境。
一双知青夫妇，妻子不到50岁患乳腺癌死亡，男知青在中学当教师，退休后，退休金有4000多元，不幸65岁患肌肉萎缩症(渐冻人症)，后期瘫痪在床，呼吸靠呼吸机，大小便失禁，每个月需要服7000元进口药,花费呼吸机费用7000元,只能报销一半医药费用。儿子远在西安工作。请假回家服侍照顾父亲，但不可能长期请假在家服侍病人，全天候护理工很难找，而且工资价格很昂贵，儿子无奈，只有将瘫痪在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父亲，用担架抬上火车，带到千里之外的西安，安置在身旁，一边工作，一边照应父亲。
一位男知青在农场是排长，身強体壮，重活脏活带头干。因经常冷天下河挖方、捞水草、插稻秧，三夏时，每天能插1.5亩秧，是连队插秧冠军。后患上严重关节炎。疼时睡不着觉，就打封闭针，吃激素药，照常下水田劳动。回城后，恢复高考，凭自身努力，考上大学，后在事业单位当中层干部。但在农场落下的关节炎日趋严重，关节变型肿大，经常疼痛，行动不便，后发展为臥床不起，需要人照顾护理，妻子提前退休在家照顾护理丈夫。后来妻子又患心脏病也需要人照顾，先找保姆护理两位老人，保姆也显太累，连換几个保姆，时间不长就走了，儿子只有长期请假在家照顾父母。一个富裕家庭因病致贫，并陷入收不敷出的困境。
还有一位知青回城后在中学当体育老师，50岁时患上肺癌，开刀动手术后，一直在家休息，每年有几次在医院检查治疗，医治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加起来，开支巨大，仅每天吃的一种抗癌药，就有620元，而且不能间断，每月开支近2万元。虽然每月有5000多元退休金，但远远收不抵支。儿子因此30多岁而沒有结婚。去年这位老知青去世后，家里欠下亲戚不少债务。
【三】、知青家庭独生子女居多、空巢现象普遍
上世纪七十年代下半叶是大批知青返城工作、结婚的高峰期，恰在这时期，1979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知青结婚后都是生育一个子女。21世纪中国进入老年化时代，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开始进入老年化时代，社会养老福利设施不完善，社会养老资源奇缺，养老福利政策不配套，不健全的巨大困扰，独生子女政策，又使“养儿防老，养老靠子女”的传统社会理念受到冲击。现在知青二代又进入结婚年龄，许多知青家庭又呈现“4+2+1模式”，即两个年青人夫妻要赡养照理四个老人，扶养一个子女，知青老人中空巢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随着知青年龄逐步衰老，身体日趋老化，疾病也逐步染身，需要身旁有人照顾陪伴护理。许多知靑退休金低，条件差，难以维持养老治病，就是经济富裕，身边无子女照顾，养老也会陷入困境，举步维艰。以上众多知青养老窘事。说明两个困扰。一是经济拮据；二是无人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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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贫困或富裕与文化程度相应
调查了解的400个知青中，文化程度与贫困、富裕程度相应相陈。半文盲、初小文化占67%至今还有老知青不识字；初中文化占28%，其中絕大多数是68届初中文化水平，其实只有初一文化水平；高中以上文化占5%。1969年初下放时，絕大多数知青只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都是在校中、小学生或社会青年，确实讲都是学龄儿童、青少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回城后，大部分分配在社办集体工厂，商业单位工作，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处于城市边缘群体。九十年代初，大批企业关停并转，许多知青失业在家，有的知青二次就业，因年龄偏大，文化低，无技术，只能干脏累活，有的在路边摆摊卖小吃，有的卖水果，有的当保姆、干钟点工，有的踏三轮车，有的当营业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退休后，迫于生计，许多知青不顾年老体弱，还在打工挣钱。
也有个别知青，不甘现状，参加自学高考，上电大、职大、职校、函授，重新走进课堂，拿起文化课本学习，经过拼搏努力，获得大专以上学历文凭，学得专业技术，跻跃到机关、学校、央企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待遇优厚，如今这部分人在校长、厂长、教师、央企管理层岗位上退休。退休金相对较高，生活境况相对较好。
被许多知青称为“中国知青第一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1979年带领发起云南建设兵团的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5万知青，反抗兵团领导暴虐迫害知青，要求返城的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社会底层人士的维权运动。并罕见地取得成功。
回城后,丁惠民又试图树起为全国知青维权的旗号,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为知青维权四处奔波，定居重庆后,发布给当时主政重庆的薄熙来的公开信,要求落实政策,解决知青返城后生活、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并组织老知青上访。被薄熙来、王立军违法抓去劳教,2013年彻底平反且赔偿。2014年3月,丁惠民与上海知青张帆等人巡访全国10多个省市,了解“后知青时代”知青的养老生活状况。了解到千千万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知青生活窘迫,经济拮据，有的因种种原因陷入凄惨的境遇。随行的上海知青张帆的《后知青时代巡访纪行》：在山东省的知青群体中，有不少人是下乡上山到兰州军区青海建设兵团、甘肃建设兵团的。这些当年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们，正含苞待放，却被发配到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屯垦戍边中流血流汗、耗损着美好的青春与健康的身体，有些甚至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到头来两鬓苍白，满脸邹纹地返回家乡，却享受不到或不足的应有退休社保待遇？甚至有些“回乡知青”，在家里捡破烂过日子的，也大有人在！
5月7日上午，召开“部分青岛知青座谈会”。好几个山东革命老区的老头老太“知青”愤愤发言：我们还是未成年人时，就响应毛主席号召，听党的话，到祖国遥远的边疆、高寒山区“战天斗地”，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当时国家“一穷二白”，我们体谅政府的难处，多吃点苦、多受点罪也熬过来了。何况对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可现在人老了，背驼了、眼也花了，这个“班”接不成不说（也不可能再允许这种愚弄百姓、忽悠“接班”之类糗事了），而且连“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份也挨不上？ 那总该让我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了吧？（其实，这本该是政府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至少，也能让我们这些“有功之臣”老有所乐吧？但是，面对“知青”们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已经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现实，您能乐得起来吗？！
在与广东高州知青的座谈中，有不少年近七十的老“知青”提出，现在政府完全有条件给十年文革中丧失了青春和读书机会的“知青”支付补偿金！国家有钱了，光存在美国银行就有数万亿美元；援助、支援非洲国家的，一出手就是数百亿美元。对区区一千七百多万的中国知青同胞来说，给每个上山下乡的“知青”正式下乡一年，即支付3-5万元人民币，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在北京，我与老丁抽空到正义路上的北京市信访办，会见了下乡插队的北京知青，也看到近千名下乡各地的北京老头老太“知青”排队、围聚在市信访办门前……，不由感慨万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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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金水桥畔呼万岁；看今朝，正义路上觅公正”？真是“今非昔比”啊！
经过调查了解,有为数不少的患病老年知青生活惨状,绝望自杀、因无业无收入经济困窘罹患疯癫及神智不常, 卖房看病, 居无定所, 陷入絕境。，导致感情破裂而妻离子散，或因无力还债而自杀轻生、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或心力枯竭精神失常，或信仰坍塌而遁入空门，真乃人间悲剧。命运对待他们太不公平。
调查中，老知青的哀戚悲恸之声不绝于耳。听者无不声泪俱下，肝肠寸断。目前，他们已经完全沦为“四不管”（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不管，企业单位不管，街道乡村居委会不管，民政福利部门不管）的弃儿、“八无”（无身份、无职业丶无收入、无养老保险丶无医保丶无钱治病救命、居无定所丶无家可归、无人过问）之弱势群体，沦落到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无法生存。
昔日风华正茂的知青，响应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 中断学业，耗费宝贵青春年华，回城后，为了生存，养家糊口，许多知青自行就业，有卖血、踏三轮车当“车夫”、给人看门打更当“更夫”、四处流浪干零活丶打“短工”、当“保姆”、“老牧童”、“老厨娘”甚至还有乞讨丶流浪……。
现在知靑都老了，干不动了，漂不动了，风烛残年之时无依无靠，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老知青生存状况恶劣。
2014年9月26号,我随著名知青作家刘晓杭到淅江宁波调研考察知青活动状况,宁波老知青蔡爱琴接待我们,她感慨万千回忆到；16岁下放大兴安岭,南方的小姑娘刚到北彊边陲,迎接她们的就像电影《林海雪原》中茫茫白雪,那里是高寒禁区,不适合人类生存,连有供即保障的部队冬天都撤走了，我们未成年的知青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忍着难以承受的痛苦，砍伐树木，砍不动,就跪在地上砍锯,冻得腿站不起来，手冻得像遭到野兽撕咬得钻心痛，许多知青小小年龄,就患上了“老寒腿”，阴雨天隐隐作痛,行动不便。由于知青初来乍到,没有砍伐经验,经常面临生死危险,巨大树砍锯后,要求“顺山倒”，知青锯得“逆山倒”，当地人叫做“回头棒子”，巨大树木倒向人群,非常危险。有一位19岁的上海知青就是被“逆山倒”的大树当场砸死，现场惨不忍睹。在一路随行中,蔡爱琴走路跛拐,行动十分不便,她说子女不在身边,老俩口是空巢老人,且越来越老,生活行居越来越不方便，将来咋办？
2014年10月28日淅江嘉兴市《南湖晚报》刋登一条令人愕然悲痛的消息,一对空巢老人在家死亡十天无人知晓。10月25日晚上，嘉兴最早的廉租房小区——菱香坊，一对空巢老夫妻，一个趴在地上，一个仰面躺在床上，已双双没了气息。73岁的陈老伯死亡时间已有10天左右，而66岁的老伴（返城下岗后、退休知青）死亡两天。陈老伯患有老年痴呆症，跌地瘁死，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伴无人照顾，死于脱水和饥饿。陈老伯的独生儿子在上海工作。
我们不知道，陈老伯和老伴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曾瞑目。在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他们是极其渴望儿子的回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和医疗抢救部门的驾临。若能如此，说不定还有还转的可能，至少陈妈妈不至于因为无人照顾，而活活因脱水和饥饿致死。
早在2009年1月，也是在这里，一名60岁的独居老人，也是退休老知青，在家中离世，无人知晓。
2014年11月24日微信公众平台《网际传媒》发布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悲惨消息：蚌埠市国强街的一幢居民楼的顶楼一住户，发生一起惨剧，一名六十多岁，曾下放的老知青王师付独自死在家里，一周后才被邻居发现。据了解，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老伴已去世，王师付独自一人独自在家，孤寂无聊,养了几条狗相依为伴。
有一天邻居发现异常,王师付家中白天灯也亮着,也没有狗叫声,也不见王师付外出遛狗，房间传透出一股难嗅的异味。邻居喊来派出所民警和开鎖匠，打开王师付家门，大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老人已死近十天，尸体腐烂发臭，早已饿极的几条狗把王师付撕咬得血肉淋漓，肠、肺咬拽得满处都是，几乎只剩骨架，非常恐怖。饥饿极了的几条狗早已分食了早已死去的主人。

雪纷纷

天津一位在内蒙古兵团救火中严重烧伤毀容，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女知青，终身未嫁，惨淡度日，孤寂凄凉，极度悲愤下发出了《一个老知青的哀求》絕命书，哀问苍天、啼血泪诉，生不如死。
被内蒙古建设兵团授予“扑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在1969年扑火草原大火的“扑火英雄连”副连长李某，1979年返城后，因救火毀容伤残，只能在集休性质小厂干活，上世纪90年代，工厂倒闭，李某失业，年老体弱无处工作，但要养家糊口，只好四处飘流找零活，拼命挣上几十元，勉强度日过几天，现已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乙肝等各种疾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家等死。
又如巾帼英雄赵春梅，15岁就下乡，工作拚命干，曾10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先进知青代表”称号，多次省城, 市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及劳模表彰大会，并被提拔担任县知青办副主任,还当选全省第妇代会代表。1979年回城后, 在社办厂工作。工厂倒闭后，为生计在社会上干零活，月薪不过300元，现年63岁，目前已无劳动能力，生活完全无来源，昔日“花木兰”，成为“下岗”无人管，生病无钱看，衣食无着的穷老太，境遇之悲惨，令人哀叹！
千千万万的知青下放期间,曾长年累月在边疆、海岛、高原与荒漠戈壁、艰苦特殊之恶劣环境为伴，长期承担常人难以承受的原始重体力劳动，风餐露宿，顶风沙，战严寒，磨爬滚打……，干到伤痛刻满全身，病魔缠身，落下终身烦恼与痛苦。随着年龄增长，愈未愈重，甚至导致残疾与絕症。到了风烛残年之时，治病只能望医止步，望药兴叹，要救命只能靠“乞呼救助”，这种“乞救”让老知青们不敢轻易就医、住院、买药、治病。求医之路难于上青天，无钱治病含恨九泉，落得个夫债妻还，父债子还，这样的悲剧已经开始发生在许多老知青身上，有许多身患重病的老知青在生病时，或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际，去相关部门, 或曾经工作的单位，磕头下跪流眼泪，东奔西跑批条子，哀求施舍与恩赐，其结果无非两种：一是等“条子”批下来，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重病拖至病危，病危者早已仰望长天，撒手人寰了……；二是需看钱入院，量费治病，费尽医止,眼睁睁地看着死,等着死。
作为地方政府，尤其是社区对此应负有责任。这接连发生的悲剧，拷问着政府的养老水平与能力，拷问着社会的良心与道德。
知青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在动荡、折腾中度过，难道晚年还在孤独、无助、寂寥中度过吗！？
今年春节山东沂蒙老区的老知青写给上任后到沂蒙老区视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一封信,反映已到人生晚年老知青的困难境际。
请求信写道；我们沂蒙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都是1964——1968年从山东淄博、济南、青岛三个城市到沂蒙山区集体下乡插队的知青，1979年落实政策回城，大多数安置到当地社办五小企业，效益不好，后又纷纷下了岗，艰难渡日。到了退休年龄，自己又花钱买了工龄，才办了退休，所以大多数知青退休金不高，有的只有1500元，还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由于经济拮据，退休知青自己买不起医疗保险，所以，至今有相当一部分老知青没有医保，有的因常年有病，卧病在床，得不到及时治疗。知青子女由于受教育较少，跟着母亲出来农转非较晚，大多数没有安置工作，即使安排了工作，后又纷纷下岗，我们沂蒙知青中的大多数，至今还生活在贫困线下。
上海市人大代表李飞康根据广大老知青及亲戚的呼声，在上海市人代会上提出;补偿知青下乡期间的损失应列入国务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许多老知青都表示积极赞成李飞康有关呼吁政府给予老知青的补偿提案,尤其是要向下乡时属未成年的68、69、70届初中毕业生要给予重点补偿；要知道知青在义务教育阶段被强制剥夺读书学习权利,无奈地上山下乡还不满十五岁,繁重的体力劳动,缺吃少穿,担惊受怕的日子,曾伤害了多少我们未成年人的身心!要求国家给一些补偿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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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今已有45年了。当时，上海的六六、六七届初高中学生，除部份去了工厂，将近一半去了农村。尤其是六八、六九届初高中学生，无论是刚成年的或是未成年的，以“一片红”的形式，全都被上山下乡了。在国家面临的危难之际，上海知青以上山下乡的方式，为社会的稳定承担了义务。一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专家指出：没有老三届学生的上山下乡，当时的城市将会更乱更加动荡，社会更加混乱。仅就这一点来讲，知青是有功的。
  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十年下乡期间，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给知青的健康、尤其是对一大批未成年人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知青在农村，看病吃饭的钱；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要靠父母资助。当时所遇到的困难，都由知青的父母承担了。一贫如洗的知青回城后，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没有一技之长，在后来的的改革中又遭遇了下岗失业的厄运。
  现在，知青要求经济补偿，就是对“分配讲公平”对“还旧债”的理解，党和政府有责任回应知青的呼声，也有责任为以往政府的过错埋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做了不少为纠错而埋单的好事，如“将知青在插队期间的务农时间也计算工龄”就是其中一例，但这是不够的。
  知青在农村中遭受的苦难，绝非那些“农家乐”式的、花花草草的回忆录所描述的那样。真实的知青生活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是“很苦”的，就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歧山说的那样“尝过挨饿的滋味”。
  如今，贡献了美好青春的一代知青已成了老龄族一员。收入低病痛多，知青的现状让人看了心酸。为了抚平一代知青心中的伤痛，建议采用对下乡期间的工龄进行补贴的方式，还历史欠下的一笔旧账。
  工龄补贴，是对知青的实际务农时间作出补偿。所谓实际务农时间，是指在农村、农场的实际干活时间；凡是在上山下乡期间上学参军的、进工厂进机关的，只要是脱离了农村、农场的，这段时间不能算作务农时间，要剔除出去。用通俗的话说，叫有一年算一年，有一年补一年。
  提出工龄补贴的方式，考虑其简便易行容易操作，至于补多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次，要向下乡时属未成年的68、69、70届初中毕业生要给予重点补偿；更要给予在农村、农场期间因干活、或因遭遇错误处理而受伤致残的、病故的、失踪的、牺牲的知青父母一次性补偿，这一点在79年后的35年里被遗漏了。
  第三，经济补偿的事项由当年知青输出地的政府承担。大批知青去农村后，所在的城市因此减轻了负担，是得益者。现在，为当年的知青提供帮助也是合情合理的。
  实施补偿，体现的是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理念。尽早的为在苦难中熬过来的一代人给予帮助，是时候了。
  2008年12月16日人民网和中国政协新闻网刋登文章《民革中央：关注并解决“老知青”的养老保险问题》：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从城镇上山下乡到农村当知青的这一大批人。目前，这一大批人中的大多数已到了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他们中的许多人返城后工资不高，退休后收入就更少，还有不少人因企业的关、停、并、转下岗而多年生活无着落，因而成为社会又一新的困难群体。
“老知青”中的特困群体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在大多数地方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从有关媒体看，这个问题不仅在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大城市存在，而且在不少中、小城市和城镇同样比较突出。目前从不少渠道反映的信息看，“老知青”问题在不少地方解决得并不如意。为此，我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对“老知青”给予更多的关注，妥善解决“老知青”社会养老问题，把它看做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民革中央文章呼吁和建议：各地政府制定出台有关政策规定，原城市下乡知青“农转非”后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市居民“低保”时，其知青身份和下乡年限以原劳动(知青办)管理部门审核认定的结果为准。具体操作办法应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同时，通过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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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面出台的相应政策，规定各级劳动保障、民政、财政等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将已经“农转非”的下乡知青作为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市居民“低保”覆盖面的重点，尽快纳入保障范围，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
  各地政府制定出台有关政策规定，原城市下乡知青凡从2007年1月起，办理时男未超过65周岁、女未超过60周岁的老知青，均可从1996年后参加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和下乡插队年限累计达到15年以上的，退休时可按月享受养老金；对以前以个体工商户身份参了保并已退休的老知青，增加下乡插队年限重新计算其养老金待遇。
  原城市下乡知青“农转非”后被招用为企业职工的，要按照国家和各省、市、区现行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其下乡期间的年限视作缴费年限，与“农转非”后的连续工龄和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缴费年限，在达到规定退休年龄时按规定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
  原城市下乡知青“农转非”后在达到规定退休年龄前一直没有就业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在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条款规定后仍然符合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还可以按照国家和各地有关规定纳入户口所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五、知青养老困境原因的探究剖析

究其知青养老困境，我认为有四个缺位，即主体缺位、政策缺位、资金缺位、资源缺位。还有贫富差距过大。
【一】、养老主体缺位
中国有句俗语，“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进入老年后 必然有一种依赖感，究竟依赖谁？中国的计生宣传是这样说的。80年代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变成，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新世纪后，养老不能靠政府。
中国专统养老理念“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现代中国社会显然不现实，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中国家庭普遍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三口小家庭，独生子女结婚后，呈“4+2+1”倒三角模式，即一双年轻夫妇即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扶养1个小孩，还要工作挣钱。显然家庭负担很重，力不从心。有人戏称；独生子女的一生将是：无比幸福的童年、无比沉重的中年、无比凄惨的晚年。
养老靠社会，实质就是靠社会慈善公益组织，显然更不现实，不靠谱，我国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组织还不完善，人们公益慈善意识不强，捐助慈善只是在大灾大难发生时老百姓、企业家的偶然善举，不可能支撑起日常的、永久性的社会养老开支。
  2014年6月26日《南方周末》刋登文章《社保直接交爹娘？》写道：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讲；“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來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邓小平以上讲话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12年后的今天才公开发表。说明当时发表不合时宜，会引起社会民众的不满与议论。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吳玉韶曾讲；“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強化家庭养老功能，这可能比多增加多少养老投资，多建养老机构更有意义。当前既要強调政府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承担责任。又要警愓政府责任放大。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望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
2014年3月14日全国两会代表(部委官员)答记者问；“社会养老不能靠政府，要靠家庭”。
中国是有几千年“养儿防老”的传统，但那时还有“父母在,不远游”，“以孝为大”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