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思歌腾的故事

思歌腾的故事

几张汇款单

这是40多年前我在牧区下乡时，给家里汇款的几张收据，无意中被保留了下来，今天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并共同回忆那一段往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1969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三年了，我们这些本该毕业或升学或参加工作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仍留在校园里参加文革运动或逍遥或游荡在社会上无所事事。那时曾经提倡过一阵的复课闹革命，但大家的心已经散了，书再也读不进去，再也无心留在教室里上课学习。那时我家生活比较困难，主要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虽然大哥已经当了临时工，但收入微薄，并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所以渐渐地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或愿望吧，觉得自己不能总是呆在家里靠父母养活，应该为家做点什么。那时我家生活十分拮据，我总是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父亲发了工资，母亲要先拿出一部分还债，张家5元，李家十元的。剩下的钱也就够一家半个多月的开销，余下的日子又是靠母亲找街坊邻居你家五块、他家十元的拆借，如此循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一年我已经17岁了，觉得自己已经成年，应该为父母为家庭做点什么了。恰好那时正在提倡“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又恰好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这都使我备受鼓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可以帮助自己实现革命理想，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还可以外出挣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所以当学校动员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便义无反顾地报了名，并争取到第一批走，这便有了四年多的知青生活。

我们到内蒙草原的第一年，依靠国家拨款，我们知青每月可以领到十元的生活费（女生可能要多2元），生产队按照多半个劳力给我们记工分。第二年起，我们便和当地牧民一样同工同酬。像我们羊倌一个工10分，牛倌9分，下夜的（夜晚露宿外面看护畜群）9分，负责做饭的老板娘7分，马倌12分，一般的生产队干部及后勤人员等依据其贡献给8-10分不等。那时一个工（10分）大约2元左右，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经济实力不同而略有不同。我所在的阿尔山队在我们公社来说相对比较富裕，不过一个工也没有超过两块钱的时候。那时每个月生产队发给我们30元钱，有时是自己到队部去领，有时是队里的出纳按月发送到我们手中。那时牧区的消费水平很低廉，物质也很贫乏，有钱也买不到什么的东西。我们在蒙古包里放牧的知青，每月交给牧民家的生活费一般也就5-7元，自己开伙做饭的，也不过10元，像我这样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生活上也就没有什么开销了。所以每月都有结余，也就能每隔一段时间给家里寄点钱。每到年底还能分红，但那些年具体分红多少，或者干脆地说，队里给我们分过红没有，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因为，每年知青回家过年都要找队里借钱或者叫预支工资，一般都要借个一二百元。所以后来，1972年底草地知青被调离牧区重新安排工作的时候，据说多数人都是欠了生产队的债没还。因为那一年我提前回家没有赶上重新分配的日子，后来直接去了农场也没有回草原，所以我至今也不清楚我是否也亏欠了生产队的钱。

那时，在下乡的地方一天能够挣到两块钱，一个月能拿60元，这在知青中是不多见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知青每月工资大约32元，一般插队的知青，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一个工才几毛钱。记得那年回家时遇到许多同学，当他们听说我们一个工2元钱时都羡慕的不得了，那些到河北农村插队的同学说，他们一个工才一两毛钱，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口粮钱呢!每逢听到这些，便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牧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生活孤独、寂寞，但毕竟能够拿到一点钱，而且时不时地也能给家里寄点钱，也为父母排解过一些困难。

其实在牧区的几年，总共往家里寄去不过几百元，但确实帮助家里解决了不少问题。因为那时的钱，的确是钱，跟现在的概念可不一样。那时的几百元怎么也抵得上现在的几万元吧？

牧区的通讯落后，交通不便不是一般而是特别，它比内地起码落后了50年。那里的人们没见过飞机，没见过大海，很多现代的事情都没听说过，唯一常常挂在嘴边的也就是哪的草场好，谁家的羊群不错，谁的马好跑得快等等。所以那时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叫做“单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是一个模式，一样的无可改变的生活状态。那时往家里寄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寄钱都要骑马走上几十里路到公社。公社粮站的长志是满洲里知青也是我的知青好友，所以几乎每次我都把钱和地址留给他，由他再委托来公社的邮递员将钱带回旗里，再通过邮局电汇到我家。一周后邮递员来公社送信送报时，再把这收据通过长志交到我手中，而我也许几个月才能去公社一次，有时父亲来信告诉我钱已经收到了，而我还没拿到收据呢。

这几张泛黄的收据，圆形邮戳上面蒙汉文字清楚地显示着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时间有69年、70年和71年的，收汇员的印章也清晰可见，望着它们又不禁让我浮想联翩，所以写下这些，让自己铭记那一段艰苦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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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画展

   那天接到一位知青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今天上午将在位于北辰区天穆村的一所公寓院内举办由天津知青网主办的书画和知青老照片展，希望能届时参加，考虑到这是一次难得的知青朋友聚会，虽然个人有点困难，但还是表示尽量参加。

   今天上午，料理完家务琐事便匆匆地踏上赴约之路。路途还是挺远的，由天津的西南边到天津的东北边大约30多公里，途中倒了一次公交车，耗时近两个小时才到了目的地，此时已是中午时分。

   走进参展大厅，里面除了那些老知青的书画作品之外，我更深深地被那些老照片吸引，那些泛黄的老照片映照着曾经年轻的我们——40多年前奋斗在祖国边疆、草原上的身影，他们之中有的就是我年轻时的伙伴。再看看身旁来参观的老知青们一个个老态龙钟，怎不让人感慨万千？随机拍了几张照片，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吧，让我们共同回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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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前辈

  一位老朋友拿来一盘DVD让我抽时间看看。作为有着相似知青经历的老同学，她告诉我；这是她和老伴今年8月在扎兰屯拍摄的------45年前作为一名知青,他们曾在那里奋斗了很多年。这次重返第二故乡，是应当地政府的邀请去参加纪念扎兰屯天津知青下乡45周年和扎兰屯旗改市30周年庆祝活动的，此行共有300多名曾在此插队落户过的天津老知青参加。

  这几天，我抽空看完了这盘三个多小时的DV，视频拍摄的很好，特别是经过专业人员的编辑，图像清晰、内容翔实，有些内容我还反复看了几遍。首先我很羡慕她们夫妻二人能够再次携手重返第二故乡，5年前他们也曾回扎兰屯纪念下乡40年。从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和当地农民一直保持着亲密联系，虽然阔别多年，但当地的社员群众------曾经的贫下中农及其后代并没有忘记他们，对他们的到来给予了热情丰盛的款待，当地政府也为他们的扎兰屯之旅提供了免费的优厚的食宿条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欢歌笑语，尽显纯朴与豪放。这种真诚相待，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已是很少见了。

  但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在纪念与庆祝大会上扎兰屯市政府领导的讲话；他说45年前，作为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群体，2800名知青来到布特哈旗（现在改称扎兰屯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定时代的需要，你们在这里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付出了劳动和心血并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你们的到来促进了城乡、边疆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说，他代表当地政府和43万扎兰屯人民热烈欢迎知青前辈荣归故里，向来自天津的知青前辈表示感谢和敬意......。

  “知青前辈”，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谓。前辈常常是晚辈对于长辈的尊称。当地政府领导这样地称呼我们，让曾经知青的我感动非常。我想如果我在现场，一定会被领导者的这一称谓感动得热泪盈眶的。

  作为知青群体，这些人基本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确在年轻人面前可以称得上前辈。但再过20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会离开这个世界，新陈代谢客观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知青群体也将消亡，知青的后辈，他们的子孙们很可能也不会记住他们的前辈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甚至可以设想，再过若干年“知青”一词可能也只有交给历史学家去研讨和解读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1-22 21:58:0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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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时间

            年终总结

  2013年很快就过去了，越是到了这把年纪，时间过得就越快，这是我退休后的第一感觉。2013，是退休后的第二年，回想这一年，除了自己每周三天去某家私人医院上班继续发挥余热之外，也没做什么事情。原计划利用闲时整理一下自己过去的学习笔记，将它们用电脑打成文字保存在博客或QQ空间里，以便永久保存，顺便也做一次业务的总复习。另外还想将自己过去所写的一些回忆性的东西整理一下，但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随着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累，再加上缺乏点毅力，也就不得不中途放了下来。其实在家休息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还是惰性的关系吧，所以也就中止了，这一晃就是一年。

  其实到了晚年，才觉得时间的珍贵。有人说时间就是生命，这在青年时期很少会深刻地认识这一点，至多也就是知道时间的宝贵和要充分的利用罢了。细想起来这一生还是浪费了许多的时间，虚度了许多的年华。现在多多少少为自己一生的庸庸碌碌有些惋惜，但却没有后悔，也许是因为后悔也没有用的缘故吧？

  搜狐博客里有个倒计时的模块，通过它你可以知道你距离春节有多少天、离孩子入托幼儿园有多少天，或者距离结婚生子的日子还有多天等等。那一年我用它设置了自己的退休倒计时，从那时候起便感到了退休一天天地正向我走来，那种退休前的焦躁也就随之而来了。

   退休后，我又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倒计时，一个能够活到80岁的倒计时，我知道这个年龄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奢望——对于一个有着糖尿病、高血压甚或冠心病基础且一生坎坷的人来说，这几乎不大可能。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截止今天，我距离80岁还有6648天N小时N分N秒。有了倒计时，便有了紧迫感，便知道了要抓紧时间。

  2013年，我家最大的变化就是搬迁了。按照天津市政府的统一规划，我们原先居住的地方被文化中心地下枢纽工程征用，为了配合政府我们不得不搬离了出生于此又于此生活了大半生的故乡的故乡。虽然住房条件改善了，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还是倍感留恋的，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2014年马上到来了，愿新的一年仍然给我们带来好运，保佑我们大人孩子平安，祝福亲人们、朋友们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万事如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2-18 13:24: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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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字

  春节临近，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亲人、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度良宵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已故去多年的父母亲，他们由于疾病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我作为被他们曾经那么疼爱的儿子，却没有在他们的晚年让他们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是我永生的遗憾。

  我手里保存着一个草黄色的小布包，确切的说是一个大小约六、七公分的近似长方形的小布片片，它是四十多年前母亲用一小块旧布片缝制的。1969年4月25日清晨，天津火车站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片嘈杂。当时我们作为知识青年正准备登上时代的列车，远赴内蒙草原去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牧）的再教育。临别时刻，母亲轻轻地告诉我，她将一个小布包放在了我随身的背包里，里面放了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她让我收好，已备需用。母亲之所以在临别时刻告诉我这件事，主要是怕我不要这点钱粮，因为当时家境困难，而我又是一个很顾家的人。

  这个小布包上面有母亲用钢笔写的两行歪歪扭扭的字：“禹辰，内有十五斤全国粮票五块钱，这是妈妈亲笔写的。”记不清当年自己捧着这个小布包、看着母亲的字和那五块钱、十几斤全国粮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怎样的一种状态了。只不过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看似十分简陋的布包包却一直留在我身边，如此便成了母亲留给我的一个永久的纪念。

 

   现在想起来，上山下乡年代，的确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难以磨灭的印记。特别是那种离家后，父母对子女的牵挂和思念以及那种相思之苦，只有身处其境的人才能体会。曾记否？40年前的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知青不也正挤在人满为患列车上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踏上返乡之路，为的是回家过年与父母亲人团聚吗？只不过那时的知青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与现在的农民工则是从中心城市流向四面八方的农村和边远地区。他们流动的方向不同，但是回家的目的却是何等的相似。现在叫春运，其实这春运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上山下乡留给我的印记很多，但感触颇深之一，便是两地生活带来的思乡之苦。那时我们还很年轻，满怀着豪情壮志离开家乡，以为这一走便是永别。虽然身在边疆草原，环境艰苦，生活寂寞的时候也很想家、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人，甚至从报纸上看到天津两个字的时候都会很亲切很激动。但那时的我们满脑子充斥的都是很飘渺的那种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特别是在最初阶段，很多人都像张勇那样想着要扎根边疆一辈子、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事业。虽然想家但常短暂，也常会被其他所冲淡。但是作为我们知青的父母，他们对子女的担忧和想念之情之深切却是旁人不能感受的。那时候交通落后，通讯不便，唯一能够和亲人联系、沟通的方式便是书信。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些年父母写给我的一些家信，几乎每一封信，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们对我的挂念和涓涓深情，以致今天重温父母写给我的那些字都会让我心潮澎湃。有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那种父母对子女的真情，只有我们有了孩子、为人母为人父之后才会感悟的。

  我这里有一封1970年母亲写给我的信，它是随着父亲的信一同寄给我的，现摘要如下：

禹辰妈妈的好儿子：

你近来身体好吗？我很惦念你呀，自你和你二哥走后，直到现在妈妈没有一时忘下你们，我不敢给你写信，一想给你们写信心里就难过。自从你走后我的脑子坏啦，连你们的面目都想不起来啦，我的眼睛更坏啦，你知我心里是多么难过。自你走后，我心里是短了多少东西，连你爸爸也是这样，和傻子一样，遇到问题不会分析，所以我和你父亲很是想你。但是怎样想你也不敢叫你回来，恐怕耽误了你的前途，因此苦在妈妈的心里呀。你二姨的死，使我更难过，好几个儿子没看见就死啦，联想我将来也是如此呀......。

......妈妈的头发白了，我说不尽的想你，对于你二哥我还不太想，尤其是你我也明白你对妈妈的心，所以我狠心不叫你回来，因为你为了革命为了忠于毛主席。因此妈妈大力支持你的志愿呐。你几时回家我都能等你，你要安下心去工作，不要惦念着我，听见了吗？我就给你写这封信，以后我就不给你写信啦，因为我一给你写信，我的心实在难过，所以写不下去......。

                                     妈妈字

                                          70.4.7

  

  我自小就很懂事，学习也好，也很勤快，常主动帮着母亲做些家务像洗碗扫地收拾房间，七八岁的时候就会点炉子、洗衣服甚至蒸馒头了。所以在我们兄弟中，母亲对我更是关爱有佳。我走后，母亲对我的思念也就更为迫切。

  母亲祖籍静海县，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我姥姥家很穷，姥爷死得也很早。“闹日本”的时候，她们一家人逃难到了天津，后来便嫁给了开公交车的父亲。母亲有一点文化，能看书写字，这主要是解放后扫盲、参加识字班学的。母亲很开朗，在解放初期思想也很进步，她还积极参加街道里弄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工作者，那时候叫群众代表，简称代表，只不过都是义务的，不似现在有工资有报酬。她曾带领街坊四邻积极参加当时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受到了当时天津市政府的表彰。我这里保留了一份1951年由天津的第一任市长黄敬签发的奖状，这可是母亲一生所获得的最大荣誉。

 

  所以，母亲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妇女，在当时那个社会年代，思想还是很开明很进步的，以至于她对于我们上山下乡、远赴边疆的行动也给予了支持。只不过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让她的两个儿子都远离家门，一个去了有四千五百里之遥的内蒙草原，一个去了同样有数千公里的黑龙江建设兵团（那时候以为这一走便是天各一方，便是永别，她的孩子们再也回不来了。谁曾想到，若干年后会有知青大返城，历经磨难的我们，绝大数人又都回到了家乡）。这突然失去两个儿子，她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种对两个儿子的思念和担心，总是让她食不下，夜不眠以致严重影响了她的健康。

  如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也步入了老年，但父母的养育之恩特别是母亲对儿子的一片深情让我永志不忘。我曾经多次与他们相逢于梦中。但一直没有忘记的一个梦，则还是下乡的时候。1969年夏天，当时我们初到草原，十几名知青在新巴尔虎右旗一个叫东庙的地方脱坯盖房建知青点。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村落边缘的一个木结构的俄罗斯风格的小别墅了，有几间居室和地下室。那是队里一个牧主的私人住宅，但是被收归生产队所有，这在草原可是再高级不过的住处了。就是在这所别墅，我做过一个梦——梦见了我母亲，她握着我的手，禹辰、禹辰地呼唤我，我于梦中哭醒，而母亲握着我双手的那种感觉，那种温暖、柔柔的感觉仍存，以致后来回到家中还把这个梦讲给了母亲。而这个梦我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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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幸到江南旅行了一次。3月31日早8点在天津南站乘高铁约4个小时到达南京，此时有朋友接站，安排午饭，然后参观中山陵，有点遗憾的是因为是周一闭馆，所以没有参观孙中山先生的石棺。紧接着又去了总统府，令我惊讶的是过去国民党的总统府门楼竟然是这样矮小，不过也就两层楼高，说句干嘛的话，还不如现在的某些村镇政府甚至一些农家院的门楼大呢！在它门前，你很难想象当年解放南京时，解放军战士将八一军旗插上南京政府城楼的壮观景象。但是总统府内的建筑和花园，布局却是别具匠心，很质朴、很典雅也很漂亮，在这里我拍下了许多照片留做纪念。下午去了夫子庙，跟天津的古文化街意思差不多，晚上乘游艇游览了秦淮河，看了看两岸的夜景。这一天收获较大，感触较深的是高铁的速度和快捷。只是天津南站地处郊区比较偏远，给市内出行的人们多少带来些不方便。
   4月1日上午，到了扬州，浏览了瘦西湖和个园，深深被江南的秀丽景色所吸引，特别是许多南方的花草树木都是第一次所闻第一次所见。这瘦西湖是相对于杭州的西湖而言，因为它的小巧而称之为瘦，而西湖因为辽阔又有胖西湖之称。4月2日到了无锡，浏览了灵山，瞻仰了灵山大佛，观赏了介绍佛教内容的一些表演，参观了寺庙大殿。灵山，气势恢宏，相信它的造价也是相当可观的。下午去了位于太湖畔的无锡影视拍摄基地，据说很多古装剧比如三国、水浒都是在这里拍摄的。4月3日在苏州，浏览了的江南水乡——周庄和著名的拙政园。周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在现代化的今天很难再有这样的风水宝地了。而沈万三这个明朝初年江南的第一大财主，只是到了这里我才第一次听说。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嫉妒他的富有，因此总是找他[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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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扭。一次沈万三请朱元璋吃饭，有一道菜——猪蹄。朱元璋问沈万三这是什么？他如果回答说是猪蹄便有欺君之罪，因为猪和朱是同音的。但沈万三却机智的答；那是万山蹄。从此这万山蹄一举成名，成为了这一方的特产。这次南行，我也带回了两只万山蹄，肥而不腻，味道确实不错。
   4月3日晚5点结束了南方之旅，从苏州北站乘高铁返津，晚10点到达天津西站，11点到家。江南行，是第一次比较长时间的在祖国的长江一带旅行，可惜的是过长江大桥时由于有些雾或雾霾的关系，又是在汽车上，没有看清长江的真面目，多少有些遗憾。相对而言，江南，鱼米之乡，它的土特产、它的风景秀丽，花草树木，江河湖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似我们北方到处看到的都是光秃秃的，城市内更是黄土不见天，这不扬沙、不雾霾还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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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漫画
前些天，一位老同学拿来一本有关知青题材的漫画，她说这是她前不久在文化中心参观天津知青展时买的，她看了觉得挺好，便拿来也让我看看。漫画出自一位知青作者，正是过去的经历使他能够用神奇的画笔再现了当年的知青生活。40多年前，科技还不发达，生活水平不高，一个家庭能够拥有一部相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普通大众很少能够用影像记录下当年的生活，拍一张照片一般都要去照相馆，而当年知青们生活在边远的农村想拍上几张纪念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年我在牧区时就从没去过当地的照相馆，唯一的一次机会是在东庙时一位林场的青年工人用他的相机给我们知青拍了几张合影还有个人的骑马照，这也是牧区留给我的少之又少的纪念了。
我用了几天的时间，仔细地翻看着这本画册，随着漫画的内容也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那一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正是他老人家的一个号召，造就了一代知青青年，让狂热的青年学生们远赴他乡，而与之对应的一副“下乡大动员”让最初的自觉、自愿，变成了被迫与无奈的选择。我下乡半年后，1969年11月，父亲来信曾具体地写道：“关于天津近来的形势，主要是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以备战带动各项工作，人们的战备思想非常强。10月底前全市已全部完成挖防空洞的工作，每家都挖。另外对三届毕业生又进行一次总动员。学校配合工人、街道代表对尚未走的知识青年到家中去办学习班，家长的单位负责人也来参加办学习班，不分昼夜。家长和知识青年几时思想通了，学习班几时结束。然后当场退户口，派出所、街办事处、粮店都有夜班执勤，办理退户口手续。在办学习班期间，家长不得上班，待手续办妥后才能上班（对个别户）。目前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都退了户口，同时社会青年也都退了户口，10月底已有一部分去黑龙江七星泡建设兵团，其他待分配去向可能是邢台、邯郸。另外对临时工也进行上山下乡工作，全市已有部分厂的临时工已被解雇......”这幅漫画真真的是那个年代的生动写照。1971年回家过年，母亲跟我说，你们早点走还是对了，不然后来的大动员真让人受不了。所以，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十年浩劫一点也不过分，它不仅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落后了一大步，同时也耽误了无数的有志青年！
一副“如厕惊魂”，让我想起了那一年春节过后，我们在去农场途中转车时曾漫步在齐齐哈尔的大街上，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跟漫画所描绘的一模一样——我们如厕时望着一丈多深的茅坑，下面粪尿冻成了大冰坨子，让人看着真是眼晕——生怕掉了下去，而且蹲在上面方便时，那凛冽的寒风吹来，也着实让人不舒服。如今40多年过去了，东北除了农村、较大城市的厕所应该不是这样的了吧？
“信号弹”，如图所画，我们在牧区时，特别是1969年,那时我们跟苏联关系紧张，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草原的夜空特别是靠近山丘的地方经常有红色或白色的曳光弹升起。听牧民说，这是苏修特务和逃蒙集团分子在进行联系，虽然看着有点紧张，但在那人烟稀少且无深山密林的草原，怎么能藏得住苏修特务呢？这信号弹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至今也没弄明白。
一副“看电影”同样使我回想起在牧区看电影的机会几乎太少了，初到东庙时正值党的九大闭幕不久，曾在达赖公社院内看过新闻报道，从那里看到了九大闭幕的盛况和林彪被选为毛主席接班人的热烈场面。如今数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曾经位居一人之下的林彪为何要叛国投敌也实在让人费解。1972年夏天，为了庆贺牧区整建党的成功，在公社有过一次放映电影，好像是“英雄儿女”吧，那次看电影几乎成为草原牧民和知青们的一次盛会；在公社的空地上，聚集了很多的草地牧民，在露天屏幕的两侧都坐满了人，在草原能够看到电影，那是太难得了。那时草原还没有电，用的是那种小型的柴油发电机。到了阿荣旗格尼河农场以后，因为我们农场五队坐落在兴安公社的所在地，是人群聚居的地方，电力设施齐备，所以看电影的机会就多了些，只不过那时的电影基本上都是文革前拍摄的老电影，比如铁道卫士、上甘岭、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甚至还能看点当时的友好国家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电影比如“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宁死不屈”、“多瑙河之波”等。那时能在农村看场电影的确是件开心的事，它一般选择在公社或农场有重要活动的时候，电影也会通宵地连续放映几个，虽然翻来覆去地都是那些老片子，而且站在那里又冷、又困、又累，但这丝毫不减少大家的观看热情。
“基干民兵”，让我想起在草原第二年的春天，我们也曾作为基干民兵参加军训，那时公社只有一个名叫铁蛋的武装干事，是他组织我们知青分批集训，最后还每人实弹打靶3枪，用的是7.62步枪，扔了一个真的手榴弹。因为眼睛不好，我三枪共打了十几环。后来听说张勇在训练打靶时三枪命中了27环，这一成绩，在她牺牲后也成了被广为传颂的事迹之一。
一本知青漫画，又让我思绪万千，想起以往的事，真是人生如梦一晃就是许多年。如今科技发达，数码相机、摄像机、电脑等已经相当普及，人们随时可用它们记录下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闲暇时刻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放在电脑里浏览欣赏，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所以我便用这数码相机将这本知青漫画拍摄下来，同时也挑选几张放在本文的最后与大家分享，通过这本知青画册，同样希望唤起知青朋友们对那一段蹉跎岁月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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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草原
那天，知友老李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联系好去满洲里的往返机票，同时还联络了几个草地知青准备月底回草原看看，大约7天的时间，问我去不去？听着老李的声音，我内心纠结起来，到底去不去？记得几个月前和科尔伦通讯的几位编委见面时，老李就曾动员我夏天的时候一起回草原，5月中旬新右旗19届联谊会上黄花公社的几位知青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态度一直是犹豫不决。这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总是担心不能承受旅途的劳累，而且40多年过去了，当年认识的牧民大多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去了看谁呢？当然，那就看看大草原呗；到我们当年生活过的地方看看，看看黄花公社的旧址，到张勇墓祭奠，还要看看东庙，看看达赖湖，看看乌呼楚鲁（当年我们的大队仓库），看看莫盖吐那座让我好奇、敬畏了多年的、神秘的、远处看去黑呼呼的石头山，当然还要去西旗，去思歌腾广场和知青博物馆，有时间的话，还应该在满洲里逗留一下，最好再见一见当年的满洲里知青朋友。晚年的怀旧情结，促使我们这些老知青重回第二故乡，特别是十多年前就有许多草地知青不仅一次地重回草原，到当年生活的地方看看，会一会故人并将那美好的时刻用相机记录下来，这些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但老李在电话的另一端正在等待我的回音，我想还是当机立断吧。我说，我刚刚从青岛旅游回来，感到很疲劳，时间紧迫，我就不去了。放弃同老李他们回草原，的确有些遗憾，因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若想再回草原，可能也只有在梦里了。
梦回草原，的确有过很多次，足以见得年轻时那一段经历留给自己的印记是多么的深刻，这些年确曾多次在梦中梦见自己在冰天雪地里放牧羊群。但梦回草原也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比较冷的时候或者是睡觉时没有盖好被子，那种冷的感觉，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便让我回到了草原。但梦中的感受却不是欣喜和振奋，而是一种莫名的惶恐或惆怅，这可能是内心不再愿意回到过去、不愿再面对那一段艰难困苦的生活的原因吧？
这些年，似乎越来越愿意回忆过去，特别是那一段知青往事。随着步入了互联网，自己也常常把它们写出来发表在知青网上。工作或生活中遇上同龄人特别是有知青经历的人，也常常愿意和他们一起漫谈过去并在自己的工作职责内为他们提供更为便捷的帮助。巧的是在和这些人的攀谈中，竟也注定般地遇到了几位曾经同在西旗的知青朋友。那一次和一位输液的男病人闲谈，他说他曾在牧区下乡。出于好奇我问他在哪个盟、哪个旗？他说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西旗），杭乌拉公社，更为巧合的是说来说去我们还是一个小学的同学。你说，这世界是不是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还有一次，一个女病人主动地过来跟我说；听说您下乡时在西旗？我说是啊。她说，她也在西旗，东方红公社的，72年底被分配到绰尔河农场，她们两口子又在那里待了将近10年。前几年曾随新右旗联谊会的许多知青回了一趟西旗，参加了思歌腾广场和知青博物馆的落成典礼。她说，现在牧区的变化可大了，再也不似当年我们在那里时的样子了，牧民基本是定居放牧，很少骑马，放牧都改用摩托车或汽车了。一段草原知青的情结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那天又见到她，她说，最近想把身体好好地调整一下，准备7月份和她们公社的几个老知青驾车回农场看看。
我非常羡慕老知青们在他（她）们退休之后能够拿出时间重回草原，并藉此找寻自己当年的足迹，看望一下健在的草地牧民，。当年蒙族牧民曾给予过我们父兄般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都让我们多年不忘。
明天，老李他们就要出发了，奔赴遥远的但现在只不过是几个小时航程的边疆草原，我祝他们旅途顺利，平安快乐。

思歌腾的故事

                                       蓟县之旅  
  十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随单位同事们乘火车到蓟县农家院休闲三天，总费用每人200元，住2宿，七顿饭，管接送。地点距蓟县火车站20分钟车程，这里是一处宁静的山野村庄。住宿条件还可以，院前是一座三层小楼，后院还有个小二楼。居室宽敞明亮，一般2-3张床，有卫生间，可以淋浴，还有冷暖空调，有线电视等。大厅里有无限网络，可以上微信，还有卡拉OK，音响还可以，有一张乒乓球台。这几天的日子很开心，唱歌、打乒乓还爬了两次山，山虽然不算太高，但对自己的体质、身体状态也是一种很好的检验。   
    说是农家饭，其实多数食品都是从县城采购来的，也别说现在农家院太多了，来这里休闲的人也太多，村民有限的空间种的那点庄稼蔬菜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不过这农家饭还是很不错，吃起来挺可口，也很清淡，当然顿顿也有荤腥。唯一不足的是，这坐火车的人是太多了，不仅座无虚席，车厢里也站满了人。特别是返程路上，列车更是人满为患，空气混浊，这让人们想起了春运，况且这跑蓟县的火车还是那种很破旧的硬座车，很慢、几乎站站都停。这情这景也让我想起40了多年前——上山下乡年代回家或返回牧区时列车上的那种拥挤，特别是返程高峰时段，有时从列车门挤不上去，我们就从车窗往里爬，行李物品也从车窗扔进去。有一年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一段路程火车足足走了14个小时，车上人挨着人，就像高粱杆那样紧紧地贮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火车的衣架上、小台桌上甚至椅子底下都坐满了或躺满了人，14个小时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那个辛苦啊，至今令我难忘。
   蓟县之旅，短短3天，不足72小时，身居山野民宅，带给我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只可惜它给予我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时间太短暂了，让人意犹未尽

思歌腾的故事

                    我所知道的布日奈
2014年科尔伦通讯第17、18期刊登了振鸿的“我曾在牧主布日奈家放牧”一文，看后再次唤起我对牧区那一段往事的回忆，所以也很想写一篇关于布日奈及其家人的事。然而，毕竟过去了40多年，以往的事情虽留有印记但已很朦胧，所以唤起的记忆也是片段的、支离破碎的，很难说得准确、清晰。
很钦佩振鸿的记忆力，特别是对布日奈及其一家的描述我就知之甚少。我仅记得布日奈是我们队里的大牧主，属于四类分子，那时正被监督改造。从振鸿的文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布日奈是草原蒙族王爷的儿子，也第一次知道振鸿曾在他家放过羊。振鸿在文中说，他是唯一一个在布尔耐家放过羊的天津知青，我想这不太准确，因为我也在他家当过羊倌，而且时间很长。
那一年春天（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约是4月底或5月初吧，草原天气已经转暖，大地回春，那些地处北坡、光照较好的草场，枯草中已经渐渐地冒出了绿芽，此时草原也迎来了接羔的季节，也正是这个时候我被安排到了布日奈家去放羊。在此之前，跟布日奈一家已经有过接触，那是在牧区的第一年冬天我们在大队北边草场堆牛粪铲羊盘的时候曾经与他们一家相邻为伴，和布日奈的弟弟、喇嘛出身的乔德格也一起干过活而且相处的很好甚至可以说还有过一段友谊。对于那一段经历我曾撰写“银色的月光”一文做过叙述，也在咱们的克尔伦通讯上刊载过。
记忆中的布日奈当时正值壮年，年龄应该在50岁上下，中等身材、圆圆的黑黑的面孔，体魄很健壮。他不苟言笑，总是阴沉着脸，因为他的牧主身份属于阶级敌人之列，所以我总觉得他有点阴险也总有一种戒备心理。其实，说句良心话，他对我们知青还是很友善的，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总是慢吞吞的但很少有笑容。他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好像还受过高等教育。40多年前，正是文革动乱时期，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造反派、红卫兵、大批判、打砸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了那些领导干部被封为走资派、当权派受到批斗、冲击以外，那些在讲阶级讲出身的极左年代里成分不好的平民百姓，同样被分割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就成就了那个年代的黑五类或四类分子。布日奈以其牧主身份自然地被归属为四类分子，在文革中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冲击，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也再平常不过了。可以想象，一个过去受人尊敬或很有优越感的人，忽然间无端地受到了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连讲理的地方都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处申述、无法抗争，他的内心世界将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他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那种被压迫的日子何时是一个尽头，他无法知道，他看不到希望，他又怎能快乐起来？
我们自幼接受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同时受文革思潮的影响，当年也是满怀豪情壮志来到边疆草原要干革命、要成就一番事业的。记得从满洲里乘车前往西旗的路上我们许多人还头戴军帽、穿着草绿色军装、臂上佩戴着红卫兵袖标、手里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旗呢。但来到公社、分到生产队以后，草原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注定了我们这些“革命战士”被分散到了各家各户，即使到了几个劳动点，也是暂时的，人数也不多。所以自从到了生产队、自从到蒙古包放牧，我们便只有偃旗息鼓、自觉地开始了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尽快地适应环境，学会生存本领才是我们的本能。
很庆幸我们是在党的九大以后到达牧区的，似乎从那时起已经开始强调了安定团结，激烈的暴力运动也在收敛，所以自从成为知青以后大家也就没有太多过激行为的机会了。牧区几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参与什么大的运动，也没有把那些激烈的、极左的文革运动中的做法带到牧区施加于草地牧民，也就没有给蒙族牧民、特别是精神上、感情上带来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间加深了解、友好相处、更增添了友情，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草原情结？倒是1968年那一批到牧区的天津、满洲里的老知青们，他们赶上了牧区较为剧烈的政治运动的那一段时光；清理内人党、抓逃蒙集团、搞批斗、住牛棚等等，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进去，有些人参与其中也做了一些对不起草地牧民的事情。克尔伦通讯29期刊载叶志和大哥的“与牛鬼蛇神共同生活的日子”一文，就较为详尽地记录了那一段经历。
还是说说布日奈吧。布日奈的老婆与他年龄相近，但显得年轻漂亮，苗条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皮肤白皙，一笑俩酒窝，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属于美女之列——老美女吧。她也能说简单的汉语，我每次放羊回来她也总是问寒问暖。那时我刚从贫牧保德家出来，在他那里受了不少的窝囊气。保德是个典型的吝啬鬼，碍于他是贫牧，又是原生产队长马尼亚的妹夫，在他家我一直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所以到了牧主布日奈家备受热情关爱，一下子有了由地狱到了天堂的感觉，这真让我既有些感激又很觉感慨。唉，用现在的笑话来说，这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和布日奈生活在一起的除了他的兄弟乔德格外，还有儿子苏和巴特、女儿阿姆吉勒格勒，据说都是收养的而非他们亲生。苏和巴特结婚时，婚礼很热闹。亲友们来了很多，大家围坐在一起唱歌、大碗喝酒，猜拳行令，最后赛马，那情那景似乎还能展现在眼前。那时我当羊倌住在苏和巴特夫妇的蒙古包里，同居一室的还有乔德格、阿姆吉勒格勒。通常那小两口睡在东侧的小木板床上，靠蒙古包的北面，依次睡着阿姆吉勒格勒、乔德格和我。那时阿姆吉勒格勒正在热恋着，他的男友白银巴特呼，是队里的马倌。有时清晨醒来，发现原来睡着乔德格的地方已换成了白银巴特呼。
布日奈和苏和巴特两个蒙古包很长时间都在一起，他们一家人相处的也很和睦。只是到了苏和巴特的妻子生完小孩以后，他们才开始独立的生活和劳作，让我唯一记住的是他家婴儿的哭声，可能是奶水不足吧，经常整夜哭得我睡不好觉，所以说我在他家放牧的时间应该比较长。
布尔耐还有一个兄弟叫老森达布，据说也是一个大学生，在盟里工作，那一年苏和巴特结婚时见过面，也聊过天。我放羊骑的哈特马就是他调教出来的，故起名叫老森达布哈特。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振鸿的一文让我回忆起过去这段往事，而让我清晰想起的除了老布日奈那张黑黑的阴郁的脸庞以外，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就是那一年接羔时，一只山羊难产，羊羔腿先露出，无奈之下我用套马杆上的皮绳拴在露出的羊腿上愣是将羊羔从母体里拽了出来。生出小羊后，老山羊屁股后面拖着一堆囊状物趴在地上不动。老布日奈看到了告诉我，是我用力不当，将山羊的子宫给拽出来了。结果可想而知，山羊母子谁也活不了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布日奈家发生的这件事情我却没有忘记，而老布日奈当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有些埋怨的表情似乎也能展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