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一起成长11

宋效奇

       1968年毛主席宣布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布置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主持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开除岀党，为九大召开做准备。在山西，安排六十九军负责支左。                          69年1月5日，原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效组织人马在五一广场开会，宣布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称全省煤矿工人、钢铁工人、电力工人、铁路工人、机械工人和各行各业的产业工人杀上阵来，恢复战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夺取政权。
       当时，中央要开九大，群众造反组织正被驱逐岀政治舞台，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恢复后的总指挥部也掀不起大浪。但岀现了工人学生上街、冲击解放军，抢夺枪支的行为，山西仍武斗不止，直到1969年7。23布告发布，刘格平等调离山西, 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收缴两派武器，解散武斗队，落实干部政策，山西各方面工作有所进展。
       69年4月下旬，党的九大结束，省城太原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活动。早上我吃了早饭就带着弟弟妹妹到迎泽大街等着看游行队伍，省革委会主持的庆祝活动在五一广场开会后群众游行。在正式游行队伍前，有可能是宣称恢复后的总指挥部组织的游行队伍，他们打着煤矿工人、钢铁工人、机械工人等行业工人的旗号。自行组织的队伍也很有精神，也是分成若干方队。其中一个方队全是女同志，横竖排都在三四十人，身穿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服装，腰束皮带，肩扛钢枪，迈着整齐的步伐斗志昂扬地走过迎泽大街。
       省革委会组织的游行队伍走过来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看到中午，我带着弟妹回家热口饭吃就又来看群众游行，那天组织了多少人参加游行呢。我们边看，边向五一广场方向走，直到天已经擦黒，职工队伍才走完，才看到学生队伍经过广场主席台。五中的游行队伍前方还有一辆花车, 是用学校唯一的那辆卡车装饰的。那辆老爷车是五十年代政府拨付给学校的，多年来，我经常看到司机师傅在修车，很少看到开岀去过。
       70年2月，山西省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4月调整了省革委领导，各行各业生产逐步恢复，8月省城一万多名干部下放，省、市有精力推动知青下乡工作了。
       太原五中在文革中“复课闹革命”阶段，基本上也没有上过课，有时候同学们在教室里打打扑克，聊聊天，碰上老师谈谈闲话。我们的外语老师谢甲武是新加坡归国华侨，解放后只身回大陆工作，一开始在北京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后下放山西到了五中担任外语教师。可怜他直到七零年以后才结婚，二十多年孤身一人在山西工作，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文革一开始，说他家是资本家，在新加坡开设肥皂厂，二战期间他还为日寇当过翻译。谢老师谈话和我们说，那时候他家在新加坡有辆汽车真不是个事儿，他也是热血青年才会解放后回到祖国，他们从新加坡回来途经台湾海峡，当时海峡还被国民党封锁着。谢老师说当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他的两枚金戒指也未归还。当时祖国宣传中医银针能治疗小儿麻痹，他姐姐要带孩子回国治疗。他告诉不要回来。
       印尼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学生几十人也安排到五中，不知道上课不。附近后字部队大院的部队子弟也到五中，后由五中过渡参加了工作。五中革委会有一负责人是吕梁人，他的一个亲戚安排到我们班，然后参加了工作。有一部分同学到西山下了煤矿，时间不长，听说五中有两位高中同学在煤矿事故身亡。其中一位同学被垮下的煤层压住只露出上半身，呻吟了十多小时才逝去。另外一个同学是钢铁支柱倒下后倒在运煤皮带上支柱过来碰到头上致死。
       学校毕业到社会上我也参加过招工，那时我十六、七岁，体检时体重只有八十四斤，而招工体重要求最低九十斤。不知政审是否合格，体重就不够。太原还组织学生参加铁道建设兵团，就是后来说的铁道学兵，也有一些同学去了。他们走时，我去送行。看到太原五中原保守派头头，高三学生郑建平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背着一枝歩枪爬上车去，看岀来他发自内心的高兴。郑建平当年是学生中仅有的七个预备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当然听党总支的话，而他的对立面是强大的兵团井岗山，井冈山领导人是山西兵团总司令、省革委会常委、五中革命委员会主任，郑建平多年来遭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今天，大概是他几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我体检不合格，大人们也不会走后门，我的爷爷奶奶都是读书人，教书匠，我爷爷抗战前就是汾阳县立女子学校的校长，抗战开始离开汾阳参加抗日，四零年病逝。我的奶奶汾阳崇徳学校毕业后一直担任教师工作，她带的高小数学一直是汾阳县毕业班中成绩最好的。1957年在汾阳教育系统中第一位退休。我的父母亲都是由校门出来直接参加革命工作，只会教导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共产党走，我只剩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了。

天蓝

         大多数人不都去插队了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