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5.24”

雷午寨主

又到“5.24”

  明天就是“5.24”了，每到这一天，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感觉，是怀念、是痛恨、是纪念、还是缅怀？总之说不清楚。

  1969年的5月24日，中午12:44，一声汽笛，我们就离开了北京，说是“自愿报名”，其实大家心里明白，“你要不走，家人就一直要呆在“学习班”里，没完没了的学习12.21指示，不能“毕业”。”

  记得那天上火车，家里送我的人有哥哥、姐夫、妹妹，还有不满三岁大的外甥。父母年纪大了，见不得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只是在楼门口，向着要离家的我，挥了挥手。云南在他们眼里，就是瘴疠之地，我这一去，也不知道何日能回来了。父亲流着眼泪，母亲强忍着眼泪，扶着父亲向我摆了摆手，说了声“走吧！”。我头也不敢回，转过身子跟着哥哥，走向了车站。……那一天，天很蓝，阳光很强，路上行人很少，只是到了北京火车站，才见到了黑压压的人群。

  将随身行李放在车上以后，下车来与家人告别，话已经都说了，什么“到那里好好工作！”“注意身体！”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还是小外甥讲了一句“小舅舅给我带一只小猴子回来！”才把大家逗笑。童言无忌，不到三岁的他，还不知道、不理解大家沉重的心情。我怕他们回去坐车困难，就早早跟家人告别，躲上了车，忍着不去车窗前，家人看不到我，只好回去了，我冷眼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眼里的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在车上，学校来送我们的，除了工、军宣队的人，还有几位老师。其中一位老师，是军人家属，管档案的鲁毅老师，拉着我，说：“沈茂忠解放了！”这是最后解放的一位学校的干部，鲁老师的一句话，说明我们这几年在“运动”中，所坚持的“中小学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理念，是对的。大多数师生虽然心里赞同，但对于我们被打成“保皇派”、“反动组织”，无法表示。可见，当时压力之大。鲁老师拉着我的手，只讲了一句“保持优良传统。”我理解她的意思，在她眼里，我还是那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还是那个“敢于坚持自己观点、信仰”的好孩子。虽然，无法说出来，但她那眼神和紧握着我的手，说明了一切。

  到了车上，我才知道了，一起下云南的同学。除了替我报名的刘建，还有高三的女生王爱珍，高二的男生葛学义，比较熟悉的乔新生、郭森、一个班的李惠文、张爱华，三班的胡宇，几个高一的女生李美芳、王家瑞、诸红；初一的就多了：老师的孩子朱华、王兆芝；其他樊宜平、周晓璐、林立、乔建生、何维俊、谢敬民、赵小云、沈冀众；女生李蕴文、慕红、赵淑英、杨银芝、冯侠、王小平、浦秀凤、洪静云。还有洪静云的姐姐洪润芳，44中的孙如意。一共32人。

  现在这些人已经不在的有胡宇、孙如意、乔建生、王爱珍四个，正好是八分之一。与全体北京去云南知青去世人员比例相符合。

岁月蹉跎五十年，老眼昏花泪水干，回想当年离京日，青春一去不回还。

      ——纪念下乡四十九周年。

开心

潸然泪下

瑞丽江边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下乡离家的日子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山和水

复杂的心情，复杂的情怀。但还是纪念为好。我下乡是市工代会，红代会指定人选，否则，就要继续批斗我那“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拥有所谓叛徒身份”，解放前后一直忠心为党工作的父亲《因过去地下工作者的档案是保密的》，他们看不到，所以，就成了“叛徒”。我只有首批报名下乡。当时，其状况可想而知。但现在细想来，当初下乡未必是坏事。我在“别了，信阳！”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一位哲人说过，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很可能会是一种灾难。
好在现在我们生活都还可以，那就继续享受生活吧！祝好！

月映长弓

我们是毛主席1968年12月22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仅仅六天后就奔赴浏阳大围山区插队。那里是秋收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当时是一腔热血，义无反顾。

山和水

山和水 发表于 2018-6-12 19:28
复杂的心情，复杂的情怀。但还是纪念为好。我下乡是市工代会，红代会指定人选，否则，就要继续批斗我那“走 ...

正是在农村的生活，使我们知道了农民的勤劳，朴实，善良；知道了他们现代知识的匮乏，也使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特别是植物学上学的知识得以运用，并和他们结下友谊，更和同学们有了难忘的，同甘共苦所造就的深情。并由此确立了科学的人生观。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感谢那段难忘的生活；他增添了我们人生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