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东山峰知青

《回味与思考》

翻看日历，方知道寒露已经过去了五天，霜降还有几日，但连续几天的小雨和寒风着实使我感觉到冬季已被憨实在心里了。窗户缝隙中窜进几丝丝寒意。入夜，秋风飒飒，秋水泱泱，半轮新月在乌云里飘移隐现。此刻，我则静静地坐在电脑桌前，享受着夜晚极致的宁静和孤独。这正如《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所说：‘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

深夜，喧嚣的城市终于沉睡了，远处一憧憧浅灰色般的水泥森林大厦在霓虹灯的闪烁下，静静地显出一种朦胧的秃废之美。只有书桌上的茶杯热气和手中的香烟在燃烧着夜晚的寂寞，寂寞又延续着我脑海里的孤独。它给了我思绪万千的权利，从光阴深处，把岁月中一朝一夕极为稔熟的人生劫数和事件不断地浮现在眼前。

我并非喜欢重复过去那些酸楚灰心的事，只是今晚的孤独中，阴沉的天空和半弯的月亮所揉发出的那种情绪触发我对；“社教”和“文革”中关于对待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思考和困惑。

为此，有必要将1968年9月21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给出路的政策是无产阶级政策》摘录如下；无产阶级的政策历来是：第一，注意阶级成分；第二，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现在来看，这个政策的正确与否，真还值得商榷。特别是‘重在政治表现’的落实到位，恐怕是令人扼腕叹息。

当时，这个政策对我来说的确是耳熟能详了，因为“文革”初期，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的形式，已经使我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子女非常恐惧了。每当出门或在宿舍外看天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再说话了。每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却不敢再看天。我拼命抓住‘重在政治表现’这句救命稻草的话，漂浮在阶级斗争的漩涡里挣扎。这种挣扎固定了我的话语，回想起来，我在写它们时，有一种顺便而议，随笔而流的百感丛生，愀然不乐之感。

那时，一讲起家庭出生，每个人立刻就会想起自己的生存与前途。‘成分’几乎成了直接影响着个人的命运。出生好的人，可能会吉星高照、顺水顺风。出生不好的人，将会命途多舛，甚至连生存都举步维艰。这是一种现象还是一个实际的政策，这样做有何实际意义呢？它的影响究竟多大持续了多久？真是命运造化弄人。我能理解人生中许多苦楚，也尝过年代对我的偏心，亦觉得，曾经儿时和青年时机的伙伴关系之所以终结，究其根本，是我都看清了，那条从前微弱但后来宽深的阶级成分划分和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的深沟。

已过甲子之年，按理，早已过了过分关注外貌、年龄、职业和过去的一些坎坎坷坷，但是在我每一次年龄阶段的寻常中，因为创伤贴在心里，偶尔还是会有种岁月的疑惑和沧桑感，可伤感袭来，仿佛快要窒息了。好累，心累。而最为直接的，就是令人联想起曾经拒绝和批判视野中的蹉跎岁月，尤其是“文革”时代的梦魇年代。

还是童年、少年时代，小学尚未毕业，阶级成分的划分“如火如荼”，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我似乎就变成了一片狼藉。周围，被窥视、被窃窃私语，讪笑所充塞的政治空间里让我无所遁形。

在此，有必要将‘划分阶级成份’做一个简单介绍；【划分阶级成份】是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即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分阶级成份。按规定，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为地主。其主要剥削方式是收取地租，占有或租人土地、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参加小部分劳动但主要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生的为富农。占有或租人土地、有相当工具、直接从事劳动并以此为生的是中农。租人土地来耕作、有不完全工具、受地主、受农剥削的是贫农。全无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是工人(含雇农)。同时，《决定》规定：18岁以下的少年和在校青年学生，一般不划成份，只划分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在土改后服从法令，努力生产，没有反动行为连续5年与3年以上者，可按有关程序改划成份。

终上所述，成分的划分即把所有的富人，不管其道德高低，善 恶与否，都划分为地、富、反、坏、右；把所有的穷人，也不论其道德高低善恶怎样，一律划分为工人、城市贫民、贫农、下中农。划分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出生好的即所谓‘红五类’。从此，头顶上戴上了一顶家庭出身“好”的光环。而地主、资本家、富农则截然相反，从此头顶一顶“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帽子被重重地压在心理上。

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我，其父母亲能接受高等教育肯定家中有其财力支持，而有财力必定是地主、资本家之类。但我是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听党的话，思想上一片爱国爱党之情，真想拥抱社会主义社会。多少次，我仰慕‘红领巾’低头不语，看着‘红卫兵’臂章羡慕不已，闪光的团徽淌着我的眼泪，党员的身份更是遥不可及。参军、读书、招工都被拒之门外。此后，我只能充塞在这种环境之中而黯然伤神。于是，我灵魂般祷告，祈求宽恕带有旧阶级烙印的痕迹不要跟随。然而，昨日的社会沉沦于宿舍、学校少年时代的伙伴们，却面面相觑依旧彼此充满了成分划分的仇恨而表面厮守，背地里却被指指点点，房门口被人贴上了父亲被楸斗挂牌的照片，一句‘你屋里被抄过家’的话，顿时让我肾上腺素猛增，心跳与血液流动加速，然后哑然失色，并悄悄的收起年少顽皮打架的习性。不久，‘处易备猝’的事件还是接二连三汹涌般涌来，最终冲垮我年少惴惴不安堆起的心理防线，事情，变得比《1968》年时被‘抄过家’还要糟糕。父亲被打成旧知识分子、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关押在单位猪棚里，工资也被扣发，母亲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两个姐姐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人，每个星期一元钱的伙食费成了我们全部的生活费用开支，就连走路、说话我都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生怕被别人抓住把柄上纲上线。记得有一次去附二医院挂号，出门后看见厕所旁围了许多人，听说是有人写了‘反动标语’，于是我马上绕道避开这是非之地。即使平常讲话，也得在前面加个定语，比喻说‘天气’变化，你得说；今天天气会变，而不能说‘会变天嗒’，否则就会厄运当头，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当时，我真是处在身体和精神崩溃的边缘。懵懂之年竟要与政治运动的邂逅到再遭遇人性丑陋之间的演变。这一切，让我措手不及，我抬头看着天空，再环顾四周，儿时出生好的伙伴有的都带了红小兵、红卫兵符号，年纪大一些的进了工厂甚至参了军，而他们的家长都是工人驻校‘宣传队’代表，就连他们在宿舍走廊上走路的声音都带着趾高气扬的响声，而我是万念俱灰，就连自己身边的母亲也被集中到河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学习而咫尺天涯。我也只悄悄地能躲在父母被隔离的日子里偷偷地哭泣。

72年，初中毕业后，16岁便下农村去当了知青。为了“将功赎罪”，我将从没干过苦力活的身体拼了性命式的图表现，挑比别人更多的土，扛比别人更重的东西，比别人出更多的工，连我回城的鉴定表上记载的（一到十月份出工为286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得到灵魂的救赎。虽然有时候意识处在垮掉的边缘上，但我仍然咬牙挺住体力劳动的摧残。最令我难以忍受的，还是政治上的歧视，精

神上的孤独，文化知识的缺乏。透过这些岁月的真实感受，我感觉自己每走一步都是负重而行。历史在身上鞭打出深深的伤口，折射出那个时代对人性欲望和需求的扭曲及压制。我懂的了幸存的可贵，知道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才会懂得不让苦难重来是多么重要，才会知道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