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翠竹坡 （长篇连载）

湖湘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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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泊回家后，立即开始谋划组建读书会的事。自己究竟为什么热衷此事？他没有细想，只觉得自己旺盛的精力需要找一个宣泄的渠道，既然他的直觉选择了这件事，他觉得一定八九不离十，就像三年前胡耀邦逝世的时候，他热衷于组建“云峰文学社”一样。其实办图书馆只是他的初级目标，他看中的是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大厅，他想如果能把偏远的昔日流放地改建成自由思想的集散地，那该是件多么令人惬意的幸事！名字在路上他已经想好，就叫“云端读书会”，寓意高端大气超凡脱俗。图书馆则取名“乐享图书馆”，灵感来自孔子名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预案很快出来了：启动资金两千元，书籍另外再筹集六千册，力图破万册大关。资金用来支付每月三百的房租（会议大厅可以长期免费借用），租书收入则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日常开销。高泊坚信读书会办起来后，图书馆会员将呈几何级数上升，如果坚持半年，情况一定会大为改观。难点在两千元启动资金对月工资只有四十六元的人来说，简直堪称天文数字，六千册图书也不是轻易能筹到的，所以高泊考虑联络更多人加盟。

说干就干，高泊马不停蹄地跑了一个星期，终于找到七个人愿意加盟，书籍也能筹到四千册（包括自己的一千册），预算中不足的部分他想等读书会开办以后再慢慢募集。在每人交足二百五十元后，高泊便在工人文化宫召开了第一次全体股东大会。

股东中有：市文联主席邓行健（高泊的大学同学），市宣传部干事杨建国（高泊作协笔友），叶知秋（高泊多年好友），另四人是“云峰文学社”成员李临风（大学讲师）、刘宏毅（律师）、张伟彦（师专教师）、王实（工人），加上高泊、王偲一共九人。

他们组成的是一个松散的类股份公司，既没有合同也没有章程，他们只有共同的信念与热情，凭着一颗红心和满腔热血，共同管理“乐享图书馆”和“云端读书会”（高泊拟的名字获全票通过）的日常事务，并相约凡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为了缴纳二百五十元股金，高泊可算费尽了周章，为了说服妻子，他特意将两人的同学邓行健请到家中做客。因为动用如此大一笔巨款（高泊半年工资）投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子公司”，韩山菊是一百万个不情愿，但她终究抵不住文联主席关于社会效益和个人价值的说教，抵不住丈夫信誓旦旦能赚大钱的保证，最后终于败下阵来。不过打那以后，韩山菊可没少拿“二百五”这个光荣称号来调侃高泊。

图书馆和会议大厅的布置工作很快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期间白灵芝和唐心蕊可谓功勋卓著，并不是她俩有三头六臂，而是她们调动了李临风和刘弘毅的积极性，看着两位英俊潇洒的男士与两位美丽贤淑的女士双双联手共同布置图书馆和会议大厅，这让高泊不由得笑在眼里喜在心头。

白灵芝已经迅速融入城市生活，韩山菊的妹妹很喜欢这个踏实肯干手艺精湛的新员工，适逢她已经怀上二胎，为逃避计划生育还与在机关当干部的丈夫办了假离婚，于是她便将缝纫店的生意全权委托给白灵芝。白灵芝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就来文化宫帮忙，活得充实而又愉悦，渐渐淡忘了白家坪那些烦人的糗事。

高泊与李临风、刘宏毅号称“云峰文学社”三剑客，他俩比高泊小十岁，个个高大帅气风流倜傥，李临风英俊而有些腼腆，刘宏毅潇洒略带几分油滑。文学社成立大会是在雾山生态公园举办的，会后他们结伴历时八小时登上雾山最高峰——云峰，在那儿纵情高呼：“‘云峰文学社’从此诞生了！”后来，他们又在学潮期间手挽手走上街头，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云端读书会”定于每周日下午举办，在是否收取茶水费的问题上，股东们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表决，结果五比四否决了高泊的动议。其实高泊也不想收取每杯五分的茶水费，他是担心“股份公司”产生经济危机才提出这一动议的，不过两个月后，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担心纯粹是杞人忧天。接着大家又选举唐心蕊兼任出纳、高泊担任会计，并确定借书证押金每本收取五元，一一表决后均获全票通过，然而，这三项却为往后读书会成员间的剧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龙行天下

热血沸腾心激动，
东奔西走张罗中，
终于顺利得成立，
松散联盟运作浓。

湖湘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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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读书会”的成立大会在十五天后召开。那一天，会议大厅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比任何一位明星的结婚庆典都要隆重喜庆。会议大厅外，张贴着一张由高泊拟定、王偲书写的“云端读书会”启示，他那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的字体把读书会不同凡响的格调展现得淋漓尽致：

“年轻的朋友，带上你的热情与希望，带上你的欢歌笑语，来到这片人间乐土！但愿你在这里找到你心仪的另一半，但愿你的理想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年老的朋友，带上你的沉思与坚韧，带上你的诙谐回忆，来到这个思想圣地！但愿你在这里找到失落的青春与童心，但愿你的夕阳梦结出最甜美的果实。

“来吧！让我们一起来——

               品一杯清茶

               阅二则快讯

               言三教真谛

               观四时风云

               读五车图书

               思六艺余韵

               开七窍蒙昧

               闻八方佳音

               会九州益友

               待十年树人  ”

会议大厅里摆满了桌椅板凳，大厅正面是主席台，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云端读书会’暨‘乐享图书馆’成立大会”。还不到下午两点，大厅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热水器和一次性茶杯摆放在进门左边，唐心蕊和白灵芝像两只灵巧的春燕一般，来回穿梭着给客人送茶倒水。下午两点整，大会正式开始。

主持人是李临风，他首先介绍了“云端读书会”和“乐享图书馆”的筹备过程，然后请刘弘毅致开幕词。原本大家是想推举高泊的，但刘宏毅自告奋勇争着要致开幕词，而高泊又再三推辞，说自己只想在幕后老老实实干活，致开幕词的重任便顺理成章地落到刘宏毅肩上。刘宏毅也的确不负众望，一晚上精心写出四大张讲演稿。

刘宏毅一上台，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用洪亮的男中音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演讲，此时，整个大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刘宏毅先从读书的重要性讲起，讲着、讲着，刚刚还悄无声息的大厅渐渐变得哄闹起来，李临风一看大事不妙，急忙来到高泊身边，悄悄对他说：

“还是你讲几句，这样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李临风说完，径直走到刘宏毅身边，不由分说地将他拉下主席台，那时候他才刚刚讲完一页稿纸。事已至此高泊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走到主席台前，临场发挥起来：

“有位哲人说过：‘两个人分担痛苦，痛苦会减半；两个人分享快乐，快乐会倍增。’今天，我们济济一堂，共同分担中华民族的苦难，共同分享各自的快乐，请问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痛苦不能承担？世界上还有谁的快乐比我们的快乐更大更热烈呢？

“‘云端读书会’不属于某个人、某个公司、某个组织，她属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云端读书会’也不会对某个人、某本书展开研讨，我们要研讨的是人生这本大书，因此，今天来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主角。我们奉行的人生格言是：友爱、包容、平等、自由。

“我衷心希望每位来宾都把‘云端读书会’当成自己的家，在这里畅所欲言说出内心真实的感受与体会，在这里互诉衷肠尽情展露真实的自我，让我们的生命更充实、更快乐、更辉煌！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高泊的话音刚落，台下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一位高大威猛年轻气盛的男子走上讲台，李临风连忙迎上前去，一边邀请一边示意大家安静。

“我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公安干警，很荣幸能成为‘云端读书会’的一员，我会周周回家与大家团聚，我还要忠实履行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公安干警的话一出口，台下又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

“很高兴能与大家相聚在‘云端读书会’，我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现在是《云边日报》一名记者，为了让我们这个家兴旺发达，我要跟踪报道每周六发生的所有激动人心的瞬间。”一位长发飘飘的年轻女郎说。

“云端读书会”的序幕，便在这种激情奔放的热烈氛围中慢慢拉开。

龙行天下

活动开始很热烈，
参与成员皆欣欢，
大家相互作介绍，
心情无不欢跃间。

湖湘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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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那天，李临风带来一位大学同学——成熟又成功的“雾江茶庄”老板李月华，她的打扮华丽而不失端庄、时髦而不失沉稳，她的目光犀利而不失温柔、欢快而略带忧愁。

散会后，李月华也留了下来，她一见王偲便亲热地叫了一声：

“王偲（cai）校长！”

“你又乱叫了，我是王偲（si）不是王偲（cai）！”王偲一板正经地纠正她。原来“偲”是多音字，读cai表示多才多艺，读si表示切磋和督促的样子。王偲讨厌别人把他的名读成cai。

“你都不算多才多艺，云边市没人敢称多才多艺了。我问你：这墙上和横幅上的字是不是你的墨宝？哪天我还要向你讨几个字挂到茶楼呢！”李月华说。

“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王偲回答。

“王老师，你千万别这么说。”高泊连忙说，“我们‘云端读书会’可是响当当的大雅之堂！配上你的字那叫双绝，比郴州三绝碑只少了一绝。”大家一听，连连夸起王偲的字来。

隔了一会，高泊问李月华：“你怎么认识王老师的？”

“王偲老师在云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十几年前他可是云边市大名鼎鼎的人物。你不知道吧？他曾是我们云边师范大学的校长，我和李临风都是他的学生，不过我们去学校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李月华对高泊说。这一次她将偲读成了si，可见刚才她是有意与王偲开玩笑，并非无意冒犯。

“那都是过眼云烟，何足挂齿？”王偲说。

“金钱、权力、名声当然是过眼云烟，真才实学、铮铮铁骨可不是过眼云烟。”李月华说，“王老师，听说广东有所大学请你去任教，你为什么不去？”

“我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让那些视我为眼中钉的贪官污吏们如鲠在喉寝食难安！”王偲语气决绝地说。

原来王偲有过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文革前他曾是省高等学府的高材生，红卫兵大串联时来到云边市，他和高泊一样也对云边一见钟情。毕业后他主动申请来云边市工作，他来云边也为了继续自己未完成的造反大业。文革中他曾经担任过云边市革委会副主任，兼任云边师范大学校长，任职期间他一心致力于为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平反，王偲妻子就是因为他为自己父亲平反的事，心怀感恩偷偷爱上他的，那时候她还是个情犊初开的十六岁小姑娘。此外王偲还运用手中权力大力反腐，因此得罪了不少地头蛇。

文革中王偲曾几度遭牢狱之灾，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矢志不渝。文革后他被开除公职，一个人孤零零摆了个租书摊，偶尔帮人写写对联贴补家用，他妻子是在他处于人生低谷时，向他伸出橄榄枝的。现在，他们已经有两个小孩，小的因为超生没钱交罚款，至今还是个无户籍的“黑人”。本来王偲可以离开云边去故乡省城另谋出路，但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要看着那些迫害自己的贪官污吏倒台，即使他们依然还在台上，他认为只要他在云边市，他们定会心惊肉跳惴惴不安。王偲对云边市官场太熟悉了，对那些贪赃枉法飞扬跋扈的政府官员，他会时不时在十字街头贴几张大字报，或者向上级机关投递署名的检举揭发信。王偲全家就靠妻子打打零工和他开租书店艰难度日。高泊得知王偲的遭遇后，对他的敬重与日俱增。

“高老师，你刚才那几句话讲得真好，连我这个心如止水的人都变得躁动不安了。”李月华转身对高泊说。

高泊看到一脸尴尬的刘宏毅正站在旁边，连忙对李月华说：

“你过奖了，大家都说得好，刘宏毅也一样。本来主持人打算安排一男一女的，唐心蕊和白灵芝没见过这种场面，不敢上台当主持，你愿意加入太好了，下一期的女主持人非你莫属，你可别放我们的鸽子啊！”

“既然你说读书会是大家的，那我场场必到，我一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到时候你别嫌我啰嗦就是了。”李月华说。

后来李月华果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当读书会开办到第四期的时候，会场已经人满为患，蜂拥而至的与会者把会议大厅挤得都快爆炸了，晚一点到的人尚可以见缝插针，更晚到的只好站在门外袖手旁观。这时候音响成了首要问题，没有麦克风和喇叭，站在后排的人简直如同听天书说盲文，既听不清也道不明。李月华看了，一声不吭买来一套五百多元的音响设备，大家要给她股份她也不接受，还说你们硬要给我股份，我就背回家去自己开一个人的读书会，与你们“云端读书会”分庭抗礼一决雌雄。

龙行天下

会场来了众精英，
都曾叱诧大风云，
一位巾帼最惊人，
自愿奉献付出纯。

湖湘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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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读书会”和“乐享图书馆”成立后，像坐上火箭一般直往前窜，其速度快得超乎所有人预料。读书会开办第四期时，里里外外挤得满满当当，高泊想租用文化宫大礼堂，一问每晚需要八百大洋，只好望洋兴叹。原来文化宫管理处只有管理大礼堂的责任，却没有使用大礼堂的权力，该权力属于市总工会。尽管如此，王经理依然拼尽全力争取过，无奈官小职卑无果而终。但是王经理依旧在职权范围内，给予了读书会巨大支持。首先他豁免了每月三百元房租以及水电费，其次每月从文化宫捉襟见肘的行政开支中，拿出三百元给“乐享图书馆”购买书籍。值得庆幸的是，年终评比时王经理的努力终于获得丰厚回报——文化宫相继荣获市、省级先进单位。这一切还得感谢新闻媒体的跟踪报道，因为上级领导只会从新闻报道中体察民情民意，却从不愿不想也不敢踏入读书会会场半步。

在读书会的强力推动下，图书馆藏书很快破万册，紧跟着又向两万册冲刺。图书主要来源还是靠会员募集，因为每月三百元购书款不过是杯水车薪。高泊让唐心蕊将募集来的图书一一登记，并留下捐赠者的联系方式，他担心这种非公非私的经营方式难以持久，如果将来无法维系，他必须给图书主人一个交代，这一先见之明在读书会分崩离析时解决了大问题。图书和会员的激增带来工作量的激增，于是图书室增加了一位女性员工，开馆时间也相应延长，管理员工资增加了六元，使之超过普通国营职工工资，以彰显她们的劳动价值。

为避免争抢话筒的现象，读书会规定每人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每晚不得超过三次（辩论除外）。在讨论“不谈敏感话题”一项规定时，股东们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为了让读书会存活时间能够更加长久，我建议在会场醒目位置张贴‘不谈敏感问题’的警示，各位的看法如何？”高泊首先发言。

“‘不谈敏感话题’是‘莫谈国事’的翻版，统统都是扼杀自由的大棒，我坚决反对！”年轻气盛的师专教师张伟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张伟彦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颇有古代政治家风范，他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掷地有声，仿佛肚子里装满了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随时可以拿出来砸烂谬误或坚持谬误的敌对分子。他看见文联主席邓行健和宣传部干事杨建国都没在场，说话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邓行健和杨建国是在读书会人满为患时，主动将自己的投票权转交给李月华和唐心蕊代劳（此事当然也通过了投票决定），两年后读书会轰然崩塌时，他俩都为自己当初的谨慎深感庆幸，当然这已是后话。

“如果不写这一警示，遇上几个愣头青信口开河危言耸听，那读书会就得关门大吉。”高泊说。

“可是这句话限制了人的自由，思想交流的前提是不被限制的自由，如果自由被限制了，思想交流也就不复存在，没有了思想的交流，读书会也就会名存实亡。”张伟彦说。

“思想交流是全方位的，所以自由也是全方位的。‘不谈敏感话题’是为了让更多话题可以进行交流，偏执于一两个敏感话题实际上反而限制了自由，你说对吗？况且，谁能担保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呢？”高泊说。

“言论自由就绝对正确！为什么我们要去限制？”张伟彦说。

“能用少许不自由换取更多自由，这样的买卖还是划算的，我们要做的正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何况有些话题我们可以在别场合展开，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高泊说。

“我赞成张伟彦的意见，决不能写‘不谈敏感问题’！”刘宏毅说，接着叶知秋、李临风、唐心蕊、李月华纷纷附和。

高泊眼见风向一边倒，顿时焦急万分，这时，没想到一贯沉默寡言的王实，猛然站起来说：

“我赞同高泊的提议！我认为‘不谈敏感问题’不能与扼制言论自由划等号，‘敏感’一词的字面解释是：‘生理上或心理上对外界事物反应很快’，因此‘敏感问题’说穿了就是某些大人物反感的某些概念与词汇罢了，这与问题的核心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只要能直击问题的核心，抛弃某些概念和词汇又有什么关系呢？例如秃头的阿Q忌讳‘光’，我们可以换成‘电灯泡’来比喻他的头，如果他敏感了，我们再换‘戈壁滩’，如果他又敏感了，我们再换‘叫花子的口袋’……这样既避开了他的忌讳，又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还能直击问题的核心，何乐而不为？”谁也没想到平日不善言辞的王实，此刻竟滔滔不绝说出这么一番高深的道理来，不由得大家不对他刮目相看，尤其是唐心蕊，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她此刻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

“我也赞同高泊的意见。我还要为王实精彩的剖析点赞！”王偲说。

王实中等身材、貌不惊人，外表与他的名字一样敦厚实诚，他酷爱读书极具内才，平日里沉默寡言不爱争强好胜，但往往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听完王实的分析，李临风、李月华纷纷倒向高泊一边，唐心蕊犹豫了一番，看到刘宏毅不断向她使眼色，最终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

最后表决五比四通过了高泊的提议，于是在大厅醒目位置贴上了“不谈敏感话题”的警示，这一次王偲死活不肯书写，高泊只好自己动笔，而且有意写得七歪八扭的，似乎暗示“敏感话题”在读书会是不受欢迎的，这点让张伟彦气愤了好几天。不过，正是因为有它护航，“云端读书会”才能坚持两年之久。

读书会每周日下午两点开始主题讨论，三点半到四点休息，休息时大家聊天唱歌讲笑话。四点半开始辩论，辩论前会员自愿分成正反方，五点半辩论结束。辩论结束后由没有加入辩论的人组成评委，每期评出最佳辩手，奖励一本新书。六点钟会议结束。

主题有：“我是谁”“假如我中了百万大奖”“怎样才能快乐”“什么是爱情”等等，辩题有：“义大于利——利大于义”“金钱是万能的——金钱不是万能的”“情人现象好——情人现象不好”“人性善——人性恶”等等。每次晚会结束前，拟定好下次的主题和辩题，并张贴在大门口以便大家早做准备。

龙行天下

会所火爆实在棒，
藏书也在提数量，
各项活动提前示，
各方支援在一堂。

湖湘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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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高泊到图书室借书，他看见刘宏毅和唐心蕊交谈甚欢，便独自去找书。这时王偲也进来了，他和刘宏毅唐心蕊打完招呼径直走向高泊，高泊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与他一同走出图书室。

“我看刘宏毅和唐心蕊的关系有点不正常，你比我年轻你去说说他们。我很担心唐心蕊，她太单纯了，又很痴情，弄出什么事来我可吃罪不起。”出了文化宫，王偲忧心忡忡地说。

“是呀，刘宏毅孩子都有了，不应该与她走得太近。但是唐心蕊看起来那么文静那么稳重，应该不会有事吧？”高泊说。

“你别看她外表文静，内心才不文静呢！她经常来租书，不懂的地方又爱问，一来二去我们便认识了。后来她告诉我她读高三时爱上班主任被迫退学，这件事我看她班主任难辞其咎，而他却啥事都没有，看来是她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唐心蕊就是那种一旦爱上就奋不顾身的女孩。”

“这么说来是得提醒她一下，过几天我就找她谈谈。”

说着说着，他们来到王偲的书店。书店大约二十多平米，隔成了两半，一半卖书一半租书，夫妻两齐心协力，生意越做越大。这还多亏了高泊的忠言，现在王偲转变了思路，不再只卖自己喜欢的书，加上他还包揽了文化宫和读书会会员的购书，经济压力已经大大缓解。

“文革后期，市里给你定的罪名是什么？”高泊问。

“整我的人想置我于死地，因为我对他们的底细了如指掌，他们把我关起来调查了八个月，先从武斗死人案件入手，结果敌对双方造反派头头都证明我劝阻过他们。我怎么会鼓吹暴力呢？我们的先祖老子和孔子都是反对暴力的，中华民族的和文化讲的就是一个仁字，当然这些不能对造反派头头讲，我用最高指示中关于讲团结要文斗不要武斗之类话引导他们。文革最混乱时，我像伊朗的宗教领袖一样，独自在市中心设了一间办公室，我不隶属任何一派，而任何一派头头都向我请教。后来整我的人实在没辙了，就说我紧跟四人帮，证据是我任市革委副主任时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那封信的第一个名字是毛泽东，其次才是王洪文和江青，我在信中反映了市里头头（无论倒台与否）以权谋私的情况，他们将毛泽东三个字涂掉，然后栽赃我与四人帮私下联络。这还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听说你在位时只干两件事——平反和反腐，这是真的吗？”

“我最看不惯一上台就以权谋私的人，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所以要求去师范学院当校长。”

“你小孩的户口还没上吗？要不找我爱人帮帮忙，她舅舅是市公安局长。”

“我就不去上户口，看他们拿我怎么样！上次区里有人动员我，说少罚点款，我对他说：‘不罚款我也不上，反正出丑的是你们不是我！’”看得出他依然余怒未消。

“上户口对孩子好，你不能拿孩子和他们赌气。”

听高泊这么一说，王偲终于接受了高泊的建议。过了不久，他儿子户口问题便解决了。

“王老师，你把自己的文革经历写下来吧，云边文革中的大事小事没你不知道的，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你的经历对未来的文革研究价值不可限量。”

“是呀，我也想写，但现在疲于为稻粱谋实在力不从心，等孩子大了再说吧。”王偲叹息道。王偲后来到底有没有完成这个心愿，这对高泊来说一直是个谜。他看到的是一个被四口之家的生活重担死死压着的底层知识分子，尽管他有别的方式摆脱困境，但由于始终坚守“君子固穷”的信念，结果落得终身贫困潦倒！高泊也说不清这对王偲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因为他至死都活得安详坦荡，如果让他改弦易辙，那他还能如此心安理得吗？不过高泊明白某段历史的缺失，对整个社会来说注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像珍稀物种一旦灭绝便不可再生一样。

龙行天下

知识分子风骨高，
生活却是比较糟，
高泊作为旁观者，
各种情况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