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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有两种，一种是担惊害怕早有预感的，一种是突如其来毫无预兆的，后者更加令人痛苦愤怒难以承受。在强者眼中，灾难过后山会更青、天会更蓝；对弱者而言，灾难过后心若死灰、一地鸡毛。
又一个星期天，高泊刚放下碗就接到文馆长的电话，电话里一贯慢条斯理的文馆长此刻正心急火燎，从说话语气便能看出她已经方寸大乱惊慌失措。等高泊走进馆长办公室时，李月华和李临风已经先到，另外还有几张陌生面孔。
“‘读书人茶座’被取缔了！”李临风一见高泊进来，连忙迎上去小声说。
“什么？被取缔了？”高泊顿时惊叫一声。
“是的，‘读书人茶座’被取缔了！”一个高大肥胖满脸酒气的中年男子说。
“你是谁？凭什么取缔？”高泊问。
“我是国保大队副队长，取缔‘读书人茶座’是政法委的决定，今天即刻执行，你们要马上取消下午的非法聚会！”国保大队副队长骄横地回答。
“你们有文件吗？我们犯了哪一条国法？”高泊连连质问。这时，张伟彦和刘宏毅也陆续走进办公室。
“政法委电话通知了我们，政法委的命令就是国法！”国保大队副队长说。
“天大的笑话！没有正式文件恕难从命！”高泊说。
“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刘宏毅也紧跟着说。
“你是谁？”国保大队副队长问。
“我是律师，法律规定……”刘宏毅说。
“政法委就代表法律！你信不信？我马上就能取消你的律师资格！”国保副大队长气势汹汹地说，刘宏毅顿时像霜打的茄子——蔫了，默默地退到张伟彦后面。
“强盗逻辑！你能取消他的律师资格，你取消我的工人资格试试！‘读书人茶座’没干违法乱纪的事，凭什么取缔？”高泊淡定地说。
“政法委代表法律？这是宪法哪一条规定的？”张伟彦也说。
“你们坚持非法聚会，可要负法律责任！”国保大队副队长说，他带来的几位手下也在一旁帮腔。
“我负！”高泊和张伟彦异口同声地说。
这时，闻信赶来的读书会会员也开始起哄，那位公安干警更是摆出一副誓与“读书人茶座”共生死的架势，在与国保大队副队长据理力争。眼看场面就要失控，文馆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催促李临风和李月华快想办法。最后，文馆长将高泊、李临风和国保大队副队长约到另一个房间。
“事已至此，我看还是让我们办完这一期讨论会，下周我们停止‘读书人茶座’的活动。今天你们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如果有违法行为，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高泊说。
“那你们得保证下不为例。”国保大队副队长无奈地说。
“这我可以保证。其实你看看今天墙报上的内容，就知道我们的活动是有益于社会的。”高泊说。原来那一期的主题是“假如我中了百万大奖”，辩题是“先治愚后治贫——先治贫后治愚”。
后来，国保大队的人果然全程坐在后排旁听，充当了“读书人茶座”的义务保安，文馆长也长长地出了口气。
“读书人茶座”被“非法取缔”后，每周一次的茶楼聚会又开始了，这一次没有抱怨也没有分裂，大家的关系反倒更加紧密了。只是悲观消沉的气氛始终笼罩在大家头顶，高泊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
“大型讨论会搞不起来，我们弄些小型聚会也不错嘛。”在一次“观雾厅”茶会上高泊说。
“唉，云边是没指望了，我想到沿海大城市去闯闯。”唐心蕊说。
“我要走得更远，到大洋彼岸去看看！”李月华说，“不过你们放心，我即使不在云边，‘雾山茶楼’永远是你们的家。”
“你们都走了，我就成落单孤雁了。”白灵芝叹了口气说。
“你有李临风陪着，还怕孤单吗？我们离乡背井流落异乡才会孤单呢！”李月华说完，意味深长地瞥了高泊一眼。
“不行！这种没有自由的日子必须终结！”张伟彦忿忿不平地说。
“你能怎么办？揭竿而起吗？”王偲问张伟彦。
“我要……”张伟彦刚想说，看到高泊向他使眼色，连忙住了口。高泊是在提醒他在座的有陌生面孔，而且高泊也知道他已经打算全身心投入政治斗争中。
“大家不要气馁，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自由也一样。要看到现在毕竟比文革前好多了。”高泊说。
“高泊说得对！没事干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多读读书。”王实说。
“我们还可以唱歌跳舞谈情说爱，牢骚太盛防肠断呀！”刘宏毅说。
“只要有机会，还可以再办一个读书会，名字不重要，叫什么‘公孙龙ok’或者‘脱口秀’都行。”高泊说。
“这是个好主意！我有个学生在开酒店，我们到他那里去办脱口秀！”李临风边说边转过头问身边的人，“何志，他是你铁哥们，你看他会同意吗？”
“那可不一定。”何志回答。
何志比李临风小六岁，为人慷慨大方、诚实守信，长着一对机灵的小眼睛。在“读书人茶座”开办的半年中，他每次聚会风雨无阻准时到会，尽管他任教的地方离城有三十多里。他曾多次邀请大家到那位朋友酒店聚餐，但因为沉默寡言处事低调，很少被人关注。后来高泊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学习勤奋心怀大志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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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7 0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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