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表哥们讲述母亲‘梁家’过去的事》 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所听到的故事几乎都是与我无关或者是相隔甚远，然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节点上，由于社会领域的种种举措，带来了一种社会改革思潮的氛围。于是有了表哥们受邀进京拜访50年代初期——原内蒙古包头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杨德松’与母亲‘梁家’渊源的故事。 此故事，把民国与澧县城关镇以及当时‘梁家’与‘杨家’的人情和社会风貌等元素穿梭交织，多少带点历史的韵味，保留了一份心底的记忆与沧桑，从而散发出一种‘梁杨’两家不朽的传奇。当时，我有幸在场，又亲耳聆听了表哥们向‘梁家’尚键在的长辈即我母亲（四伢）汇报，整个过程，我依然记得是那么样清晰而又回味。所以，至今回想起来，连同自己整个的“精神世界”仿佛都被载上了一种心情的兴奋感。 故事中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距今都已经非常遥远了，但是，当 一位曾经由赤贫而转化为后来的权贵时，当这一位权贵与‘梁家’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时，过去和现在，贫穷与富贵以及一种攀附心理的纠缠转化内涵并呼之欲出。其实，贫穷与富有是融合成一种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不管是哪个年代都会存在的，世上的人，难免有穷有富。人贫穷时，便想要富贵，富贵时，就害怕失去。其实贫穷与富贵，都是流动的。 一般我很少用‘眉飞色舞’的形容词来描叙自己表哥们讲话的神态，因为我知道，对淋漓世风的批判中，人都有一种结识某种荣誉过后的那种炫耀，人活到世上，谁都得卑躬屈膝几回，过去讨厌别人脸上的讪笑、讨好、怂、俗，现在全出现在了自己脸上，有过之无不及。背上预料的包袱来‘趋炎附势，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虽无法高攀到获得实利的地步，但都只是充满着神秘感和崇拜感，因此以有机会结识来炫耀自己，使得虚荣心得到满足，就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心理状态，这都是人性的本能。 我试图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全世界，把‘梁家’与‘杨家’的人情和社会风貌融合成新的叙事结构，酿成一副深邃潜藏的影像画面，然而，昔日澧县城关镇上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二十一世纪寒冬的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些些零碎和模糊，即使算超强清醒的记忆，也已经是局部流失和经过删改的信息了，必然是残缺不全的重构物。 不管怎样，自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表哥们口里的故事和人物当初的确在常德澧县城关镇的‘梁家’大院子里发生过。 古镇是一种介于古城与古村之间的存在形式，多指商业居住性质的集镇。二、三十年代澧县的城关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保留了民国初期的风貌，古朴而精致。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中，以水路为主的交通起到无可替代作用，它的便捷几乎决定着绝大部分古镇的命运，澧水河也不例外，沿着水路两岸往往也是最发达地区，毗邻澧县的津市就有‘小上海’之称。 外公、外祖母、舅舅们和母親一大家子就居住在这整栋连片的澧水河畔，河边时常飘荡着几艘乌篷船，古镇沿着澧水河岸得以平静下来，远离了喧嚣，有种被遗忘的感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在这湘北边陲的小镇上凝固。清晨，细雨霏霏，走在小镇街道上，石板路被一夜雨水冲涮的格外干净，晨曦中河水泛着倒影，小街沿澧水河弯弯曲曲南北伸开，两边是住家和店铺，时辰不到开门的不多，偶尔飘来袅袅炊烟，真像一幅江南古镇水墨画。‘梁氏’家族的老宅子大门在城關鎮上有种超级的豪华和气派。清晨，两尊石狮子后门的大门声，咔吱、咔吱的被打开，门里带着几分神秘，一些佣人呼前扶后，外祖母踮着小脚迈起细细的碎步从后房往堂屋走到太师椅旁坐下，丫鬟替过水烟袋，外婆从中拿出一把烟丝放在铜质的烟箱里，然后又掐一支用细黄色草纸滚成的‘纸梅子’点燃水烟袋，叭、叭吸了几口，便则身望了一眼旁边厢房里杨德松之父‘老杨头’。 曾经听母亲说过；此人身板硬朗，做事勤快，但性格却十分固执，他有一个特点，不喜欢睡床铺，而更愿意睡在木凳子上，他长期把两条一米多长的老式长木凳拼在一起睡觉。据说他是外祖母的什么亲戚，投靠在梁家，吃喝、拉啥全部落在这老宅子里。可以说梁家对‘他’应该还是有养育照顾之恩。时近晌午，门外来往行人多了起来，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茶馆里传出常德汉剧和丝弦的声音，那舌尖顶着上颚，压住高亢近乎尖叫的旋律，在小镇上空徐徐回荡。 以前，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母亲从未提起过此类事情，改革开放，政治环境的宽松，加上表哥们谈论‘此事’，母亲偶尔才会扯起几句，真正知道‘杨家’这些细事，还是几个表哥进京见到这位远房亲戚之后的事了。于是，‘杨家’更多的细节并一一浮现出来。 ‘老杨头’有两个儿子，比母亲年纪稍大，但都没有读过书，估计家庭生活非常贫困，所以帮有钱人家打工，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生活的救命稻草，只是这根稻草在那个年代也开始逐渐下沉。大儿子的头顶上有些癞子，话语不多，人比较本分，而小儿子的性格却截然相反。他每天提个竹篮子在镇上一个炸油条老板那里批发些油条去卖，然后赚点小钱维持生活，这个小儿子得钱后常在一些地方去‘投舌子’一种赌博形式，甚至把卖油条的货款也赌输了，油条老板虽然也多次埋怨，但还是比较宽容，仍然赊账批油条给他让其继续去卖。试想，当时如果他们兄弟家境尚可，一定不会陷入这样的死局？这也许就是命运的造化？ 30年代初，随着世事风雨飘摇，生活所逼，两兄弟一起投了军听说是贺龙的部队，后来贺龙率红军攻打澧县县城，杨德松在混战中抢了一桶‘洋油’（其实叫煤油）放在梁家的后门，以感谢外婆、大舅舅对他们父亲的照顾。此事，表哥去北京时杨德松还亲自提起过：说那时候，红军还是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所以，他抢了别人的洋油后只能偷偷地放在‘梁家’宅子的后门，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拿到没有’？此事足见其人从小的狡黠和仗义。 时过境迁，长沙解放初期，澧县公安局找到了大舅舅家并且还送来一张照片，是一个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腰里别着一把手抢，照片上的人非常神气，此人就是多年失去联系的远房亲戚‘杨德松’。那个时候，应该说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了，现在来找他自己的父亲则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杨德松’把他父亲接去过幸福的日子时，老辈却扛着自己生活的习惯，燃尽了烛光并没有得到长久安享晚年的梦想，最终还是敌不过匆匆岁月和人间烟火而去世了。 大舅舅送走‘杨父’后不久，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因为大舅舅曾经当过澧县‘伪国大代表’，又是地方土豪劣绅，很难度过这一场政治的暴风骤雨。于是，他收拾金银软细，一个人往北方向逃跑，我想，此时他应该是投奔‘杨德松’而去了？大舅的一身的装束和口音终抵不过政治年代机警的民兵，刚刚下北京站就被盘查出来了，十足的南方口音马上就暴露了身份，最后只能以逃亡人员被扣住，不得已，大舅只好说是；找‘杨德松’司令员，于是，电话打到包头军分区，参谋长接后十分熟悉的说‘知道这件事’，因为‘杨德松’以前经常与参谋谈起他与‘梁家’的事，所以，参谋长也十分了解大舅舅的情况，一个电话拨给在北京协和医院疗养的‘杨司令’，并派车将大舅送到协和医院。听表哥说；他父亲当时在协和医院正碰见‘董必武’与‘杨德松’在一起，当时，董老看见大舅穿的衣服非常寒酸就跟杨德松说；‘帮他换一件衣’， 杨找人给大舅换一件军大衣后并一起回到包头。
| 
发表于 2021-1-25 12:26:47
收藏
发表于 2021-2-4 09:31:42
楼主
谢谢版主